07信仰与财富
第三世纪的危机
雅里斯底德发表《演讲》的时候，可能正是罗马帝国史上的全盛时期，日后，吉朋称那段时间是：「人类最幸福富庶的日子」，然而这段时期，即使是雅里斯底德最引以为傲的时期，整个帝国其实已经压力重重，而且叛乱四起；除了上述的之外，帝国各地烽火频传。当帝国的体质良好，能够包容内忧外患时，这些暴动被当作地方事件，或是各省事件来处理，而帝国也因为有庞大的资源而能够力克困难。雅里斯底德时代过后不久，另有问题发生——尤其国外敌人的入侵——这时内忧与外患在在威胁着帝国的生命存亡，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基层造成第三世纪的危机，其实危机早从第二世纪就开始了。
危机来自另外一大来源。罗马帝国始终都沉浸在古代共和国是他们前身的神话里。理论上，政府握在罗马元老院和百姓的手中，主前一世纪的内战，和凯撒大帝登基战争中，理论逐渐演变成神话：奥古士都成为帝国惟一的统治者之后，他呼吁他的实权应来自元老院，实际却从握有军权而来，所以可以说，奥古士都因握有军权，才有国家大权，元老院欣然同意，神话遂持续了好几个世代，但实情并非如此。
一般而言，第一世纪的军人对罗马和富裕国家的委身仍然十分强烈，他们遵守命令，不单单是对皇帝，对元老院也是忠心耿耿，他们手中的实权受到百姓敬重爱戴。公元六十九年，被称为「四个皇帝统治期间」，62可说是多事之秋的先兆，不久，尼禄皇帝身亡后的混乱随之而来，各地的军队分别拥护自己的王，元老院立刻同意核准。一旦尘埃落定，维斯帕先窜起，入主帝国，成为惟一的统治者，由于前车之鉴众多，最后的决定将完全取决于军队，元老院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不过必须记得的是，当时的军队是清一色的罗马公民——以他们的传统为荣为傲的一个族群——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享有特权，不因为他们是军人，而因为他们是罗马公民。
后来情况有所改变，愈来愈多祖籍罗马的公民，决定不再从军，而要尽情享受他们的公民特权和财富。另有文献指出意大利的人口日益减少，特别是那些传统的富裕家族，他们希望把产业集中在少数继承人的身上，所以不让他们参军，因此，核准更多人成为罗马公民实属必要，以便征召足够的贫民投靠军旅，为国效命。显然，惟有罗马公民才能从军的神话，造成先成为公民，再征召入伍。公元二一二年，加利古勒皇帝核准帝国里所有的自由居民都拥有公民权，对军人来说，这个决策给予他们的身份与尊严，不是成为公民才有的，因为得到公民权已日渐普遍，而是军职使他们拥有身份和尊严。这些人视为最宝贵的不是罗马传统，或是代表国家，反倒是他们在军事上的成就，以及带领他们出生入死的将领。军人因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总是随时准备插手管事，宣告他们的将领为皇帝，并以武力与内战解决政治纷争。
更严重的不安因素，是罗马版图的扩展趋于停滞，甚至结束。征服其他省份带来额外的财富，基本上享有新财富资源的是高层社会人士，他们制造了一个假象，以为罗马政府使其臣民愈加富有。的确，意大利被罗马征服不久，高卢的财富就开始流进意大利了，日后，高卢与西班牙轮流从其他新近征服的省份获取财富，然而，这个过程并不能持续不断。一旦停下来，帝国拓展边界的美梦就成泡影，衰退即刻在这些曾经因早期的征服而大获其利的区域开始——首当其冲的是意大利，继而是南部的高卢和西班牙，还有许多帝国曾苦心经营打造的城市。以前因为经济扩展所造成的危机，主要不是由于制造与分配的方法不佳，根本就是扩展的策略有待商榷，当政策不够完善，经济制度的弱点就暴露出来。
新的环境趋势与新军种组合起来的因素，导致败亡。在军队服役期满四分之一世纪的军人，期待能够退役享受安乐的生活，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到了第二世纪末期，这个如意算盘愈来愈有困难，军队里产生许许多多的不满，追究原因，在于领导失败，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答案！
雅里斯底德在其《演讲》中，提到的那位幸福王国里的皇帝，即安东尼·皮尔斯（Antoninus Pius），卒于公元一六一年，他的养子马可斯·欧瑞利斯（Marcus Aurelius）继位后，帝国里的混乱就开始浮出台面了。一年，德国「蛮子」大军压境，在东界跨过多瑙河入侵帝国，其中一个纵队侵入巴尔干半岛和荒原，几乎直捣最南的雅典，另一个纵队更为彪悍，穿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幸而罗马军团从东方乘胜班师回朝，及时解救帝国于即将崩亡之际，即使如此，帝国依然不惜以耗损国库的长期战役，夺回多瑙河流域的失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可斯·欧瑞利斯颁布了两个策略，以利在随后的几年中，快速完成：第一，他不得不动用国家更多的财富，建设防御工事；第二，他核准德国人在帝国边境大规模的移民，这两种方法奥古士都曾使用过，马可斯·欧瑞利斯则更进一步。
身为马可斯·欧瑞利斯的儿子及继承人的柯蒙德斯，在公元一九二年惨遭暗杀，继之而起的是长期的政治动乱与内战。他的继承人百提纳斯在执政三个月后也被暗算身亡，下一任皇帝朱利安斯（Didius Julianus）为时更短，仅仅在位九个星期。公元一九七年，塞弗流（Severus）终于获得惟一而且是毫无争议的皇帝宝座，那时候，元老院已经形同虚设，不起任何作用，只要握有军权就有天下！塞弗流显然深谙此中道理，他把原先的三十个军团扩充为三十三个，另外还给他们庞大的后备分队，他提高军人的薪资所得，提升他们职业军人的官阶，而不是传统的贵族阶级而已，并让一个军团驻扎在罗马附近——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变动，直到那时候，都还没有任何一个军团驻守在意大利。因为这些都需要增加税收才能维持，也因为重税都落在包括自由地主的中下阶层身上，所以中下阶层不免日渐匮乏，造成民生凋敝。
塞弗流的继承人继续沿用这些政策，其子加利古勒核准帝国中所有的自由居民为罗马公民，因此公民权不再是荣誉与身份的象征，这时只要体位合格就可以进入军团。一旦一个帝国过去是藉着征服敌人而使其国民富有，到了不再需要动用武力的时候，就必须开始支付国防设施了。早年的军旅可以由他们攻城掠地所得的战利品而自给自足，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无处可以争战，反倒成了一支排水管，把国家、社会的的财富一点一滴的消耗殆尽。
全国军事化暂时阻止了日耳曼人的侵略攻势，却无法平息内部的动乱。塞弗流王朝的末代皇帝亚历山大·塞弗流在公元二三五年被自己的同袍谋杀。随后，军方宣布他们的同乡，来自楚心安，一个名叫麦克思明纳斯（Maximinus）的佃农为王，三年后历史重演，麦克思明纳斯同样遭到被谋害的命运，麦克思明纳斯登基之初，元老院根本就不承认他的法统地位，主张由他们自己派系的人马继承王位，而非洲军团也有相同的动作。因此单单是公元二三八那一年，就有七个皇帝兴起、衰亡。从此以后，又曾出现几个不受争议的皇帝，出任帝国的统治者，不过为期都不长，直到戴克理先在二八四年继任王位。
在此过渡时期里，大部分领土的实权，都已不在罗马帝国手中。西部在普士图门（Postumus）及其继承人的掌控之下，高卢的大部分领土、西班牙及不列颠，构成了一个看似与帝国毫无关联的政权，为期十四年（公元259——273年），始终都不听命于罗马皇帝；东部绿洲城，帕尔麦拉的季诺碧雅（Zenobia）女王，宣布脱离罗马独立，而且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到埃及、叙利亚、米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到了奥里连（Aurelian）皇帝当权的时候（公元270——275年），大举收复了这两个政权，他的丰功伟业，使他得到「重建世界之王」的尊号，但到了这个地步，帝国不得不放弃多瑙河流域的广袤地域，缩小国土，重建防御工事。
简言之，从柯蒙德斯过世到戴克理先，长期以来罗马帝国饱经忧患，即使能够避免，也不过为期短暂，先是塞弗流王朝，随后是奥里连的时代，为了阻止蛮族横渡莱茵河和多瑙河而来，入侵帝国，也为了终结国内纷争，罗马展开全国军事化，初期正是雅里斯底德发表《演讲》的时候，随后罗马公民权是人人觊觎的目标，而元老院仍然是贵族精英统治的象征，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军团的将领和罗马皇帝均来自他们的社会阶层，但是皇帝是选出来的神话依然存在。忧患结束之前，元老院早已式微，其权力地位无论在实质上、象征上都不若当年，那时是军方当权，掌控全国。传统上，军方的高级将领都保留给元老院里的成员，可是到了公元二六O年，情势整个改观，当皇帝宝座虚位以待——甚至有人在位——军方都会推举他们尊崇的将领出来，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
这些改变对帝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人口激增，也不仅是政治问题。63塞弗流王朝之所以对此一危机能有短暂的阻止，是因他们将社会的优先秩序重新做了一番组合排列。此后，凡是预算增加的部分，全都用在国防设施上，军团、后备军队所增加的数目，和军人的调薪总额，都是一大沉重的负担。后来军事扩张停止的同时，最重要的财富新来源也告中断。军方逐渐意识到他们已经获得立王或废王的力量，于是开始对新王的要求愈来愈严苛。通常罗马皇帝和军事将领在登基或战胜的时候，都有核发奖金给军队作为津贴的习惯，导致日后军方发现了一个永久有效的借口，因而要求核发奖金、加薪及其他的福利，需索无度。
为了延续皇室的命脉，国库始终需钱孔亟，这时已经没有富裕的邻国可供他们强取豪夺，皇帝只能依靠两个解决方案：货币贬值和增加税收。
货币贬值是一个最方便的权宜之计，以便在国家财产上有明显的增加，使所有的支付都成为必须。只要一点大家不易察觉的小改变，就可以使国家财政看起来很充裕，由于这个方案简单直接，而且碍于时局艰困，币值低劣到令人不齿的地步！后来，百姓开始囤积贵重的金属，同时拒绝使用新发行的贬值货币，也许曾有几百份皇帝诏书，正像下列这份公元二六〇年，埃及境内的欧克斯瑞可斯（Oxyrhyncus）地区省长所颁布的一样：
兹因公职人员联合指控银行业者关闭银行，作为拒绝皇帝发行币值的手段，故特此发表声明，所有的银行业者均必须开门营业，接受和兑换现有银钱，除非那是伪钞，这个命令不只限于银行业，而是各行各业都须遵守，若是知者再犯必有重罚，罚规系由省长阁下事先制定。
这份诏书提到「事先制定」罚规的真相，显示出，其实规定并不能强迫百姓接受他们不愿信任的货币。银行业者、商人和其他地位不够显著的从业人员或者能够暂时被迫屈服，直到破产或完全停业。但是军方人士却有其权势，他们经常坚持使用有效货币，尤其是由统治者「提供」给他们的奖金、津贴，最后，连政府也开始拒绝使用贬值的货币，即使是他们发行的，迫于情势，不得不重新制定新法，可以用现货缴纳税款。
高税收是政府因应军方用度逐年增加的对策。首先，政府公布全力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于是巧立名目的课征新税，但是却无法应付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于是政府改变税收方式，以现货缴纳税款也可以；政府始终期盼百姓在紧急状况时，能够提供军粮与军需。古时候，在这种景况里被迫捐献的人，往往捐的都是战利品，但如今，罗马帝国只拥有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战利品了，而且紧急状况成了平时现象，病态变成常态。更糟糕的是，紧急状况也会造成不定时的课税，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军团驻扎在某一个人田产附近，那么这个人的税必然暴增，甚至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如果一个人的田地位置偏僻，不易到达，距离军团甚远，那么他的税赋也相对大幅减少。
税赋已经超过百姓的能力了，生产阶级对新秩序又心生埋怨，于是很多人停止劳动生产，从田地逃走的农民日益增加，其过程史上记载得很清楚，逃进埃及的农民或农奴比比皆是，其数量竟创下历年新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政府一连颁布了好几次诏书，试图驱逐在城里没有事业的埃及人，65所以许多在城市里遭到驱逐命运的人，就逃往另一个城市，或在旷野找寻避难所，因为旷野是罗马当局鞭长莫及的地方。
已开垦耕种的农田增加税赋重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军压境，侵略不断的横渡莱茵河及多瑙河而来。旧有的边界防御系统是海仲恩及其他几个皇帝，在帝国向外扩张极盛时期的遗迹，当然还保有着它的功效，边界防御的原始目的在于捍卫国土，吓阻边境附近体制较小、乱无纲纪的「野蛮人」入侵帝国。当时，防御系统堪称「边境之墻」，顺着蜿蜒的河流，可以看到散布如星棋，由常备军驻守的防御工事；如果侵略者胆敢跨越这么强劲的防御工事，也足以在他们造成破坏之前就遭到歼灭。在第二世纪后叶及第三世纪间内战时期，许多王位的竞争者都发现，让常备军随侍左右是有其必要的，部分因素是惟恐他们武力在握，酝酿叛乱。这个时候，蛮族侵略者已较有组织，侵略部队也远比从前庞大，边界防御的系统再也无法阻止他们。一旦战事爆发，就不可收拾，除非皇帝或他所信任的人调派常备军去镇压蛮族部队。格斗、掠夺事件，在帝国境内层出不穷，边界的农作、牲畜和居民，全受到意外而猛烈的突击，无一幸免，因此边境田地往往遭到弃置，再度成为森林或沼泽。从本来是物产丰饶的田地，沦为弃置的荒原后，就遭到增加税赋的处分，为的是让耕地能够重生，恢复旧观。
不只是蛮族侵略者蹂躏土地，就是罗马军团及其后备军也在似乎永无终止的内战时期，前前后后的行军，对土地造成同样的结果，即使在帝国的心脏地带亦不例外。“于是边界诸省和整个帝国的田地都荒凉了。
为了要让土地恢复旧观，继续耕种，帝国提供土地给越过边境而来的移民。通常由帝国统一管理这些移民，而不是任由某一族群在某些土地上安居，让他们与亲戚朝夕相处，乃由帝国统一管理，以防他们里应外合，再生叛乱。然而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因为罗马的军事武力已从田地里赶走了许多人，最后连新居民也遭驱散。
大灾难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帝国，甚至在北非境内，一个受到十分完善保护的地区，也惨遭日耳曼人的袭击，当地居民始终活在恐惧和随时会死亡的阴影里。当地幸存的基督徒著作提到，有人指控罗马遭到如此浩劫，是因为它背叛了往日信奉的神祇。第二世纪末，迦太基的异教徒曾经指控基督徒造成旧秩序的瓦解与粉碎，当时帝国的危机尚未那么强烈，以致特土良会这样认为：因为过去一直都在如此的灾祸中，所以现今也不会比以往差。”但到了第三世纪中叶，在多年的内乱不断、纲纪不彰之后，居普良已经认为当代的情形简直就是每况愈下，他解释说，世界日益老迈，病痛日益严重。8阿诺比斯在戴克理先复辟之后，撰文表示他支持特土良的观点，当今所有的灾难都是过去的翻版，全不是新的。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