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信仰与财富
第一部、背景
第2章、古人的智慧
远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地中海周围的人就已经在「财富的意义」、「如何获取、运用及分配财富」等议题上，下过一番工夫。希腊人、罗马人和犹太人无不费尽心力思考、辩论，日后基督徒作家们就根据这些资料描绘出先人的财富观。
希腊人
追溯到远古的希腊，我们发现其中有一学派赞成财富共有，那就是毕达哥拉斯派。由于他们坚持财产必须共有，使这派学说在观念上相当前卫，至少在宗教哲学方面是如此。根据亚里斯多德的探讨，迦克敦的费勒思（Phaleas of Chal——cedon）是第一个主张土地重新分配，以期达到财富均等，并制订古代宪法的人——影响最深、最受人瞩目的是斯巴达和克里特——在他们的宪法中有类似的条款。@1
公元前三九二年，雅典作家亚里斯多芬尼斯的喜剧「妇女会」（The Assembly of Women）问世。在剧本里，亚里斯多芬尼斯竭尽讽刺之能事，挖苦这些议案，剧中一群女人乔装成男性，出现在议事堂上，企图掌权，并承诺拯救雅典。她们所通过的议案，在亚里斯多芬尼斯眼中，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荒诞可哂，一无是处，妇女会里的首脑人物巴丽丝革拉，对她们所做成的议案解释如下：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切，我们揭橥的信念是「财产公有」；从此不再有贫富之分；一个人拥有一大片土地的收成，另一个人却一无所有，连葬身之地也没有的景象不再出现；也不再有人仆婢如云，另一家人却门可罗雀；我执政的理念就是人人一样、处处平等、财富相同等等—–
我决定从整顿土地、金钱及一切私有财产开始，所有的私产全归公家所有。从此我们过的是共产的幸福日子，我们运用智慧一同管理、运用—–@2
此番在亚里斯多芬尼斯眼中毫无意义的议案，在巴丽丝革拉大放厥词中，可以明白：「从此穷人不但可以不必辛勤工作，而且大可以游手好闲，反正物资充裕，生活容易，面包、咸鱼、蛋糕、衣服、酒、各类日用品都唾手可得。」@3然后喜剧的后半段，描述这个毫无意义的议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当然，议案终遭唾弃。
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第一个被视为伟大的乌托邦社会是柏拉图的《共和国》。柏拉图在《共和国》里的主张，正是二十年前亚里斯多芬尼斯曾痛加针砭的观点，是不是早在他们的作品发表之前，剧作家就已风闻哲学家的看法？或者这样的观念在古希腊已经十分普遍？我们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柏拉图的对话始于苏格拉底和两个青年之间的讨论，主题是快乐是否系于正义之上？两青年就此观点力战苏格拉底，辩称正义之士因遭人误会和忌妒，往往受到曲解及错待；而狡诈的不义之人，却享尽诸般好处，且处处抵制正义之士。坚守正义有什么报偿呢？两青年质疑道。他们知道苏格拉底相信人死后有来生，但那绝非他们可以接受的答案，到底今生的快乐何在？
苏格拉底始终未曾回答他们的问题。反倒提出问题来了解正义究竟为何物？他深信持守正义的人一定比不守正义的人快乐，这意味着持守正义的人，就如正义本身，其快乐源于内在的和谐。关于这一点，苏格拉底亦明确指出，这种境界常常无处可寻，而只存在于心思纯净的领域里，一个人可以把心思纯净作为生活的指导原则。此乃柏拉图对话的主题。
柏拉图深信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的适于各种情况。他把人归类为三种：统治者、拥护者（又称为「帮助者」，因他们追随统治者）以及劳动阶级——农夫与工匠。@4他们的不同系与生俱来，而且无法改变，「当你们在一起称兄道弟的时候，我们要揭开一个真相，就是上帝把你们造成统治者，这是属于金的层次，此一阶层占着最大的优势——而帮助者是银，铁和铜则是农夫与工匠。」@5
然而与生俱来的不同，并不意味后人必定继承，所以统治阶级必须谨慎的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分封爵位给下一代的时候更要小心谨慎。
正因你们都是亲族，大多数的人都会养育与自己同类的后代，但有时候事与愿违，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父亲，可能会培育出一个银质子嗣，或者一个属金的后代，却来自一个银质祖先，其余的也可依此类推。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必须戒慎恐惧、小心密切的注意自己的后嗣中，是否潜藏着其他金属的因子，如果儿子们中，不幸有铜或铁出现，就必须依其本性，痛定思痛的把他们划归工匠或农人群中。或者，儿子们中若意外的出现了金或银的特质，那可要大大的尊荣一番，把他们捧入云端—–@6
知道人人都有其个别差异性，对了解柏拉图在《共和国》里强调的财产共有制度极为重要。它并未扩及到所有公民，而是指两个高阶层的统治者和军人或保护者而言，柏拉图指出保护者与统治者的差异并非显而易见，有时候保护者甚至证明他们比统治者更适合统治。@7
宣告有些人是天生的保护者，甚或是统治者，并不意味着要供给安舒的环境或相当的报酬给他们，这两种较高层次的社会阶级将会得到国家的供养，@8但所得的报酬绝不是金钱与赞美而已，相反的，他们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是为了避免被本质不若他们的人统治而产生的痛苦。@9结果，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天生统治者」，反倒是最不适任的统治阶级。
为了达到各项生存目的而与别人合作，实属必要，是统治阶级产生的原由。@10然而，这并不表示那些在物质上获得满足的人，就应该比别人更尊贵，相反的，一般认为人生在世可以追求的三大目标——利益、成功和智慧——以利益最不受人称道。@11柏拉图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承认物质的需求十分重要，即使是那些天生的哲学家，也必须尝到利益与成功的果实。不过柏拉图也用极大的篇幅，质问为了获利而腐败的个人及社会：
显然有些人不再满意现有的生活方式，而只作不着边际的想象，是不是该添个沙发啦、买张桌子啦、或是其他的家具啦，还有调味品、没药、香料、女孩、蛋糕什么的——各式各样，只要能想得到。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房子、衣服和鞋子，已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一味的讲究油漆的颜色，绣怎样的花边，如何取得黄金、象牙和类似的装饰品，我们必须这么做吗？—–
那么我们是否不应该再扩展整个城市？因为健全的状况已经不再，然而我们必须继续发展，并不是扩充市容面积，而且是发展建设，让各方面都要超越民生基本的需求，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12
所以，随着物换星移，他们不断的追求财富，结果拥有愈多财富，道德就愈加低落。哦，但愿财富与道德不会互相矛盾、牴触，正如把它们放在天平上，能够平衡而没有任何一方是倾斜的！@13
柏拉图坚信过度追求财富所产生的腐败，是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里的原因。@14惟有财产共有，人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得以满足，统治阶级才能免于腐败。
柏拉图对政治腐败的恐惧，也是使他倾向共产主义的原因，他甚至主张所有的女人属于所有的男人，反之亦然。柏拉图的目的绝非鼓励杂交，亦非提倡我们今日所谓的「自由恋爱」，其目的在为自己的城邦谋求福利。他一开始就排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为的是避免父亲们只对自己的孩子另眼相看，同时不让父亲们把财产和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孩子。为了生育才产生的婚姻受到严格的管制，而只有比较「好」的子嗣方可存留下来。柏拉图甚至引用猎狗与斗鸡的繁殖方式为例，阐明此法甚佳。那么如何完成呢？——甚或如何进行呢？——这个秘密看来只有统治阶层才知道了！决定婚配对象的一个方法就是抽签，并且确定所有的签都是统治阶层设计安排的——换句话说，根本就是个作弊的大骗局。@15《共和国》发表后约四十年，柏拉图的另一著作《法律》问世，在《法律》一书中，柏拉图调整了他相当极端的观点，使婚姻较具传统意义。@16不过，不论是《共和国》或《法律》，它们的目标都是为国家谋求利益。
基于相同的理由，柏拉图对慢性病可是一点耐心也没有。他认为医疗资源应该只用于那些可以再从事生产之人的身上，至于那些无法痊愈的，就不该接受治疗，免得延长痛苦，致使生命愈加悲惨，或者生育同样悲惨的孩子，这样的人对他自己和国家都是无甚用处的。@17
在《法律》一书中，柏拉图对理想国度的经济秩序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在书中，他理所当然的认为国家应该保有奴隶与外商的制度，也曾提及其他阶层的公民。就如同在「共和国」一书所谈到的一样，财物都归少数的统治阶级所有，那些耕田种地的人，因为不同意土地公有而不事生产，显然这是超越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与教育」。@18土地的确是「整个社会的公有财产」，@19同时「凡是买卖房子或土地的人，就让他为了自己的行为，课他适当的罚金」。@20
为了治理国家，对家庭也有一些规定和限制。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只能有一个男性继承人，因为要使人数固定，超过规定数目的儿子，必须分派给没有儿子的家庭，如果男孩太多，这些「多出来」的男孩就会被送去建立一个新殖民地。不过由于家长们的数目并不那么均等，因此政府决定以抽签解决问题，以每人最少的签数为准，但有些人的签数竟高达四次之多。公民的财富会随着指数上下移动，却不会滑落到贫穷的地步；若是有人的财产超出一般平均值的上限，那么超过的部分就归国家所有，@21这么做的理由是，赤贫与富余都会造成国家的腐败，饥寒起盗心，而饱暖思淫欲；前者诱人犯罪迷失，后者腐蚀人心，趋向怠惰奢侈。@22
至于劳工阶级，政府总是严格管控，公民非但不能自己直接从事商业或技术行业，就是透过他们的奴隶也不能。@23为了要有人做这些工作，他们鼓励外国劳工进城，但条件是外劳不能滞留二十年以上，除非有特殊状况。柏拉图关于贸易与技术的负面想法，系沿袭旧制，他认为这些规定有其必要性，但仍会腐蚀执行这些规定的人：
思考到国内零售贸易的基本功能时，我相信它绝不是一椿为害国家人民的勾当，反倒能造福人群，增进国家福祉。一个人若能影响所有日用品集散的平均与适量，岂不是功劳一件？我们得提醒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实因使用同一种货币的缘故。我们要知道，这个功能是商业造成的。同样的，薪水阶级、旅店主人、各行各业的人或多或少都尽了一份心力，使商品在供给与分配上能够更加均等。那么，为什么这个行业没有优良信用与名声呢？原因何在？
我们当中没有多少人在有机会增加财富，或有获利先机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清醒冷静，因为这和人性的倾向原本就是相违背的——他们所期望的是大发利市——所以可以选择获取合理的利润时，他们很可能会选择暴利，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零售商、生意人、旅店主人—–那么不受欢迎，甚至被视为社会中之渣滓的原因了—–在商言商，一个人若在一个远离人烟的偏僻地方，设立起他的基地，在那里他殷殷款待饱尝饥饿之苦的旅人，准备一个温暖的住所，给从暴风雨中逃离出来的难友，提供他们风雨中的宁静，酷暑里的清凉。但下一个场景是什么？他可能待他的顾客如同朋友吗？可能加开一个盛大的宴会以为招待吗？不然！恐怕他会待他们如同落在他手里的战俘，打算以最严苛、最不法、最恶毒的条件换取赎金。@24
以发行信用来做买卖是严加禁止的。@25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工匠工作完毕才收到所得，这个方式可视为信用。但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要求别人为他工作，却不立刻付现，就要遭到百分之百的罚款；一年后若还未偿还，罚款提高到每个月百分之十六点六六！显然，超高的罚款比率，远较贷款的利息高。@26若有幸向朋友借贷，是可以不付利息的，因为他们无权签合约，所以还款亦不受制于法律。@27
最后，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惟有政府拥有宝贵的金属或货币，这些金属与货币可以在境外流通使用，而住在境内的老百姓进行交易时，只能用一般当地的货币。如果有人到国外旅行，或为国家进口一些必需品，政府就会发给他们等值的希腊共同币，但条件是旅行者一旦回国，就得缴回未用完的希腊共同币，政府会归还当地的货币给他们。@28
从以上种种可以明显的看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共产社会，它听命于一位有高度智慧的知识精英，一切决定取决于个人的愿望和喜好之上。柏拉图坚持的财产共有——其实只限于在统治阶级之间流通——强调的不是分配的公平性，而是适合的国家秩序，赤贫在理想社会是严遭禁止的，因为赤贫会撼动社会基层，以致动摇国本。至于统治阶层，有两个理由使柏拉图认为他们应该共产：其一，这么做使他们避免嫉妒和纷争，这也是会动摇国本的，须从优良政府的条件中排除；其二，因为统治阶层都必须是哲学家，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不受物惩所惑，而置身物质世界之外。
关于社会秩序的各个议题，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与柏拉图相左。他赞成柏拉图对国家和社会的看法，也同意不让奴隶、外籍人士、工匠拥有公民身份，亚里斯多德把这些人的能力视同黄口小儿一般，根本无法负起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29但是他强烈反对财产共有的想法。@30
亚里斯多德亦提出许多不赞成财产共有的理由。首先，最典型的保守论点是，现行制度已经行之有年，不应轻言废止。「我们不该轻看累积了多年的经验；这些年来，这些制度如果够好，人们绝对不会不知道。」@31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力求改善社会秩序，而是必须在现有的架构里谋求更好的方式。「现行制度若因有良好的习惯和法律，会显得更完善，人民会在这两种制度下蒙福。」@32但也不排除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让朋友随意支配使用，就如斯巴达人互通一切的情形相似，包括彼此的奴隶、马匹、狗，只要他们有就分享。@33
此外，财产共有也可能会破坏自由分享的可行性，人人赖以与朋友及客人分享真正属于他们的东西。@34一同拥有物质的喜悦总会过去，到时候人人就会浪费时间，彼此抱怨那些坐享其成的人。@35
同时，没有私人财产亦会导致全面的管理失当：
因为财产共有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会不用心去照顾公共的财产。人人都只照顾他自己，却难得思考大家的共同利益；只考虑到自己的好处，容易忽略应尽的责任，而指望别人去履行义务。@36
亚里斯多德反对柏拉图「理想国」最有力的是他的国家观念及其功能，在「理想国」里，处处都是管理，牵制过了头：
苏格拉底在他一开始描述的「合一」，就是个错误。合一应该在家庭与国家，有其必要，但也有层面的不同，国家如果只有一个声音，就会不像国家，没有真正的存在的次等国家。这种情形犹如音乐里的和声变为齐唱，或像诗歌里的押韵变成同一韵脚。对于国家而言，我赞成多元化。@37
在相同主题下的这么多辩论中，争论的分歧点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国家机能如何运作之不同。柏拉图支持财产共有的理想，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更好的国家；而亚里斯多德却全然反对这个看法，因为他相信一个国家的本质，必定是多元丰富的，而这正是柏拉图欲摧毁的。因此亚里斯多德并不赞成无限制的累积财富。他寄望每一个国家都有「三个阶层来组成：一个阶层极端富有，另一个阶层极端贫穷，其余的属于中产阶级」。@38这三种阶层里，极富和极贫都会对个人与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极富和极贫都必须避免，惟有中产阶级才是城邦的中坚。
那些拥有太多幸福的财货、实力、财产、朋友的人，通常不愿意也不能服从威权。这种弊病始于家庭；因为他们从小就已习惯了在奢侈浪费中长大，即使在学校也从来没有学会服从的习惯。而另一极端的穷人则备受轻视，所以富有阶层不懂服从，却只会独裁统治；贫穷阶层不知如何管理，只有饱受他人驾御如同奴隶。于是新兴的城市没自由人，只有颐指气使的主人及卑微受欺的奴隶，前者自高自大，后者嫉妒别人—–然而城市理当在尽一切努力整合平等权利和类同性高的人，便是一般之中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有必要由中产阶级组成，才是最佳结构的原因。@39
尽管亚里斯多德大肆反对柏拉图共产国家的蓝图，但他也反对无限制累积财富是椿好事的概念。相反的，他清楚的区分良好管理自然界上天的礼物（经济）与致富的艺术（理财学）的不同。虽然，他使用「理财学」意义不单只有一个，但他总是谴责那些追求此道的人。某人管理遗产，让遗产有最高的增值是一回事；然而为了累积财富而从事买卖和银钱借贷，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两种生财的方法—–；其一是管理家庭经济，其二是投入零售业；前者是必须而且荣誉的，但是因聚饮而进行交易则是受谴责的，毕竟它不是一件自然的事，其方法是一个人因剥削另一个人而获利。最令人不齿的是高利贷，是钱滚钱，没有实物产生。钱财原本的作用是为交换的目的，不是生息，而且「利息」就是用钱生钱，以钱为生财之母，所以我认为生财之道中，以借贷获利最为不正常。@40
亚里斯多德认为分配均等并不等于公平或公义，真正的公平乃是按照个人功过所做的分配；反之，分配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功绩，却获颁同样的财物或荣誉就是不公平，正如同不基于功绩，却给予不同赏赐，是一样的不公平。「所以，所谓公平，就是按贡献的比例来分配：而不公平当然就是不按比例分配。」一旦发生不公平的现象，「行不义的人获得太多，而行事正直的人，却给的偏少刻薄」。@41
我们可以再说许多亚里斯多德看问题的那些观点，亚里斯多德相信「过多」是问题的所在，日后均成了经济理论探讨的主题，诸如：垄断事业、价格的功能，以及该如何管制、操纵，并其他关于金钱价值的各种理论。在这些议题里，亚里斯多德提出的观点极少，并且未逾越前人的思考，留给后来注释者的看法也分歧。日后许多参考资料出现在「经济学」里面，这是亚里斯多德学派出的一本书，也许很忠实，也许不忠实的报导该派宗师实际所教导的道理。
至于国家应有秩序的问题，犬儒学派显然赞同柏拉图——至少后来的犬儒学派是如此，因为创始人的理论已经很难确定——想必与原始的观点相距甚远。他们对私有财产一定要废除的看法，与柏拉图如出一辙；宣称家庭和婚姻在理想国中毫无地位，也和柏拉图在《共和国》而非《法律》里的看法相同，只不过他们破除旧制的言论更甚于柏拉图，甚至鼓吹废除国家体制。相反的，柏拉图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有秩序的国家，而犬儒学派的愿景则是原始、自然、简单、返璞归真，既无国家的存在，也无法律的规范。
我们关心的另一个议题是，伊壁鸠鲁的理论——和犬儒学派一样，大部分的理论到后来都遭扭曲破坏——只留下一些传统的智慧话语罢了。伊壁鸠鲁反对随着财富扩张而来的永无休止的纷争，以及因贫穷而产生的困境，因为「若以生命的自然意义来衡量，贫穷其实是一大财富，而极大的财富反而是一大贫穷」。@42因为贫穷缺乏带给人的渴望追求，超过因拥有而带来的快乐。@43人的愿望可分为三大类别：自然且需要、自然但不需要、既不自然又不需要。@44一个人应寻求第一类的满足，并有时在某些情况之下，达到第二类需要和满足；但大富都是属于第三类，所以必须避免。最后，伊壁鸠鲁驳斥财产必须共有的理念。不过，他反对的理由与亚里斯多德和亚里斯多芬尼斯不同，不是因为财产共有会对国家或经济有损，而是共同的所有权是一个不信任的象征。伊壁鸠鲁认为：友谊与信任是在财产不须倚赖共有的制度而存在的。@45
第一代斯多噶学派教师所提倡的教义已经很难知道，因为存留至今的文献都是断简残篇、支离破碎，而且出自好几位该派哲学家的手笔，哲诺（Zeno）就是其中之一。显然哲诺拟定的国家体制，十分接近柏拉图的「共和国」。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他讨论的不是希腊城邦，而是属于全球性的国家，是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因为他说：「我们是同在一片青草地上的羊群」。@46在他那部全球适用的《共和国》里——书名如今已失传了——讲到人人都该「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之外，连婚姻也不例外。@47这个国家无需发行货币，因为财产共有，具传统意义的「贸易」遂不存在。@48不过，其他片断的文献里，提到哲诺视某希腊城邦的公民拥有私人财物为当然，有些人对此明显的矛盾解释作：哲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所改变。@49显然哲诺向往的是理想国的一个例子，而他自己却仍活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50
哲诺也坚信希腊哲学里的共有观念，财富只会造成妨碍，而不能给人智慧。他节录「克里特与鞋匠的轶事」中的一段，并且大加赞同。故事说到克里特正大声朗诵亚里斯多德献给塞浦路斯王的颂词，其中哲学大师告诫国王，由于他拥有的财富过多，使他无法致力哲学研究。接着克里特注意到鞋匠正凝神聆听，便宣称鞋匠比塞浦路斯王更适合哲学。@51哲诺也同意克里特对商场的看法，大意是买方与卖方彼此嫉妒，都想从对方赚取所有，而克里特不买也不卖，所以心灵自由，不受任何拘束。@52
在现有的秩序中，并没有所谓的财产共有社会，所以哲学家们必须寻找原则，以便安顿其生活。有些斯多噶派学者赞成「万般皆下品，惟有品德高」的概念，奇讴的亚瑞斯顿（Ariston of Chios）即是其中之一。@53当然这种观点很难让人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除非要做的选择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其他的斯多噶派学者——哲诺及其后起之秀——则引用一种分辨对错的方法。@54于是当他们宣告健康与财物有其终极的差异性时，遂建立起一套财物价值尺度来相比较，在此套标准里，财富列为可以追求的项目之一，虽然其与德性无啥关联。然而财富必须受到限制才好，因过剩的财富——尤其是一意追求——就违反自然了。所以，哲学家们要禁戒自己以各种手段获取财富，他们并发现最适合哲学家从事的工作有三项：管理、教导及写好书。@55无论如何，一个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夺取了属于别人的东西，正如同一个在田径场上赛跑的选手，不得为了夺魁而绊倒或推挤别人，是一样的道理。@56
后来的柏拉图学者对柏拉图原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增添。一般说来，他们很少再注意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愿景，而较多注意在现今经济秩序中的个人道德。因此，正当中世纪和新柏拉图主义渐渐倾向神秘主义的时候，他们亦对只在乎物质世界的人，投以轻视的眼光。
史学家蒲鲁他克（Plutarch）多次重复同样的声明，即财富会产生的虚荣与腐败。蒲鲁他克辩才无碍，掷地有声，胜过众人，他深信持续不断的追求财富，简直就是一种疾病，起因于内心的纷乱，而非对钱财的真正需求。
面对干渴的人，你一定会期望这个没有东西可喝的人，能够找到可以解除干渴的饮料，结果这个人竟然喝了又喝，即使已经喝够了，还是不停的喝，我们可以断言：他绝对会呕吐！造成这个人痛苦不堪的原因，不是物资短缺，而是他那不自然的刺激和燥热。同理，所有追求财富的人也是这样@57。
谈到幸福的生活一事，其实富人并不见得比不如他们富裕的人更幸福，因为就算是最富有的人，所能买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些实质的东西罢了！@58其实，他们才不幸呢！因为过剩的财富里，有一股强大的腐败力量。蒲鲁他克说，这就是为什么李卡格斯反对用锯子和斧头以外的工具来变花样。他之所以反对，乃因「他知道这种粗工绝不能制作出一张精致的沙发来」。在这样的房子里，为了与简单朴实的家具和餐具相称，主人端上桌的往往是清爽无华的粗茶淡饭。这个次序相当重要，因为「任何奢侈浪费的态度与挥霍无度的行为，都会使生活趋于邪恶」。@59贪婪是道德上的缺陷，令人嫌恶，就像「毒蛇、蟑螂、蜘蛛一样，比熊和狮子更使人不快，因为它们伤人于无意之间，正如人因吝啬及偏狭所产生的贪婪，比因奢侈挥霍而产生的贪婪，更加令人作呕是一样的，那是因为对无权无业的人进行强取豪夺」。@60和前人一样，蒲鲁他克谴责借贷求利的行径。借贷本来就是违反基本的自然原则，「泡沫产生泡沫；对有些人，利息来自并不存在的东西」。@61然而，最重要的是，向人借贷的人，应该明白借贷行为毫无意义：
借贷是一种极其愚蠢、无意义的行为。你有钱吗？不要借给人，因为你没有这个需要。你没有钱吗？不要向人借，因为你无力偿还—–无法背负贫穷的重担，这个重担连富人也不胜负荷，更不愿在你的背上贴着「欠债」的标签—–维生的方式很多，可以教书、护送小孩上学、当警卫、水手或船员；这些都是高尚的工作，配得支付薪水@62。
蒲鲁他克却不支持柏拉图「理想国」里，国家管制百姓经济的方案。相反的，他常提到一些有关个人主义的词汇，而很少，甚至没有讲到政府在经济方面应扮演的角色。他的论文中，最接近这方面的是《政策守则》，在这篇论文中，他宣称「在人际生活中，济助朋友并有通财之义，是毫不丢人之事」。@63
亚历山大城的斐罗（Philo）是个犹太人，与耶稣同一时代。他苦心孤诣的寻找犹太传统及柏拉图理想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他所代表的是柏拉图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我们对他所讨论的议题有极大的兴趣。在他的论述里，我们发现有相当大的篇幅是与辛尼加（Seneca）的理论重叠的——关于辛尼加，我们在这里必须作个简单的说明——他既拥有庞大的个人财产，又滔滔不绝的痛斥财富，集两者于一身，是个令人惊异的人物。@64斐罗系出名门，家道丰富，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中，为人所知，他的兄弟是个税吏，因此富裕到能够为耶路撒冷圣殿的九个大门，提供贵重金属材料，还有余力借巨额贷款给希律王亚基帕。斐罗自己则非常关心与他相同信仰的朋友的财富。有一次，他们遭侵占，斐罗就上罗马的衙门要求补偿。
但是我们也在斐罗的其他论述里发现，他提倡放弃财产，就像他赞美爱色尼派人，因为「他们刻意使自己没有钱财、没有土地，并非他们没有机会获得钱财、土地」；@65他在别处尚称：「这些不让自己有财产的人，他们的心原本存在物质世界里，一旦放弃，就与超越物质的上帝有密切的连结，他们深信，拥有上帝，是惟一的产业。」@66
矛盾之处值得深入探讨。原来地中海东岸有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贵族都认为财富是引人作恶的，显然斐罗接受了这个传统。然而，让斐罗一面拥有财富，一面轻视财富，其真正的理由是，柏拉图主义在斐罗时代的财富观就是如此。柏拉图曾把必朽的肉体与永存的灵魂作过比较，到了斐罗，自然把二者的对比更加凸显。当代柏拉图主义的信徒相信灵魂是幸福与道德的中心，虽然身体与其福祉有其意义，但最终还是灵魂及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环境里，有关财富的重要议题不是谁有钱，而是意志所占的角色，内在的态度远胜于外在实质的拥有。爱色尼派人之所以受人鼓掌喝采，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甘于贫穷，乐于贫穷。愿意放弃财产的人都该大受赞扬，不是因为他们放弃那么多，而是他们的心志带出了行动。真正的智慧与品德是内在的事，财富问题不在于财富本身，而在于一个人是倾向选择智慧呢，还是选择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事物？
现在我们明白斐罗的财富观，正当财富一再遭到传统的口诛笔伐之际，我们于是发现，指财富为邪恶，不再和以前一样有相同的意义，真正重要的，其实是灵魂深处的生命。当然同时拥有品德与财富也是可能的，对财富之恶的探讨，愈加高明。因为生命之智慧与品德已然内化，而且个别化了。
到了普罗提纳斯时代，由于整个探究方向个别化，并且内化成为个人的方向发展的结果，使普罗提纳斯无法探讨经济问题，而不是他缺乏探讨的能力。
简言之，当我们结束希腊哲人对财富及其分配的各种想法时，显然许多辩论的议题，都与理想国的优先次序应该如何架构有关。很多同意柏拉图财产共有的人，都认为财产应受国家定规管理；另一方面，亚里斯多德却又捍卫私有财产；然而，所有的人都赞成，任何人都不应该握有太多财富。基本上来说，对节制财富的累积，这方面的调整的呼吁，以及对财富观感不良的评论，在希腊人的著述里相当普遍。然而，随着物换星移，这类论点竟转变成老生常谈，毫无新意，所以有些人尽管口诛笔伐，大肆批评财富误人，却也同时拥有极多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