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中世纪教会史

147、宗教改革的前驱。Wiclif（威克里夫）及其在英国的影响

147.1在14、15世纪的欧洲社会中，教会的纪律水平的下降，教会大分裂的不幸时期以及一种彻底的宗教改革的缺少这类因素都有利于大规模的异端运动的形成。这些运动的创始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宗教改革之前的改革者”，或更好称为“宗教改革的前驱”，因为他们在一些基本的观点上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者有相同的看法，比如他们片面地突出《圣经》为信仰的来源，他们放弃教会的传统和教会的圣统制，他们强调“爱国因素”并反对普世性的罗马教会。早一些，Marsilius dePadua（马西留斯）和Wilhelmus Occam（奥康）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原则—这些原则跨出了教会传统的框架，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参见139.2；145.3）。然而，最著名的“改革前驱”之一是英国人John Wycliffe（＝Wiclif，威克里夫，约1320——1384年），他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家庭，在Oxford（牛津）大学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哲学和神学教师，并任职于收入很高的王家堂区Lutterworth（路特沃斯）。他深受Thomas de Bradwardine（布拉德瓦丁，参见145.4b）及奥古斯丁学派的影响，但他自己的思想并不是很一致，也缺乏严密的和逻辑，而具有很多主观主义的、不逻辑的因素，又呈现出一种片面的灵性主义（einseitiger Spiritualismus）。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英国已经存在着一种“国家办教会”或“政教合一”的倾向（参见107.5；140.3），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国度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思想为Wycliffe（威克里夫）的政治活动和改革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教宗Urbanus V（乌尔巴努斯五世）所要求的“封地税”已经没有交给教廷33年之久，而在Eduardus III（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统治内，英国国会正式宣布放弃这种税（1366年）。那位爱国者Wycliffe（威克里夫）认同英国人针对教廷提出的种种谴责和措施，而他自己的主张导致他和教会的组织结构及传统的信条形成尖锐的对立。自从1376年以来，他在伦敦的讲道词并在一些著作中（比如De divino dominio《神圣的权力》，De civili dominio《社会权力》，De decem praeceptis《十个诫命》）提出这样的说法：对教会来说，人间的权力和世俗的财产必然会导致腐败，教会的财产不符合基督和宗徒／使徒的教导。教会必须是穷困的教会，最好应该让国度没收教会的财产，使之成为国有的产业，而国度应该为圣职人员提供生活费。他认为，征收annatae（年度税，参见140.1）和大赦税都应该说是“圣职买卖”。他特别反对各地隐修院的财产，甚至反对隐修生活本身。他称修会为secta（“教派”，“邪教”）。

147.2这位学者的看法在民间很受欢迎，贵族们和王家也很支持他的说法。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战争为英国带来了很多不幸和灾难，所以一种“全面的充公”运动对政府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考虑。虽然英国的修会团体向罗马写了一些报告，而教宗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也于1377年5月谴责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18个命题为错误的、威胁教会和社会的，但在英国的影响并不大。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进行调查后，于1378年3月仅仅警告了Wycliffe（威克里夫）一次，因为他害怕王宫和民众。在1378年9月，教会的大分裂暴发了，而Wycliffe（威克里夫）不仅攻击了Clemens VII（克雷孟七世），而且也抨击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和宗座本身，并在一些很尖锐的文献中（De ecclesia《论教会》，De potestate papae《教宗的权力》）说，教会不是圣统制和平信徒的大团体，而是那些“预定的人”的无形团体。他认为，除非上主先“绝罚”一个人，否则某一个教宗或主教的绝罚是无效的。根据他的主张，基督才是真正的教宗，而每一个“被召选的人”都在上主面前是一个真正的司祭。在一些晚期的著作中，他甚至称宗座为“反基督”的机构。他放弃教会的传统，并认为唯独《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基础和标准，《圣经》是“上主的法律／律法”，所以它对世俗的统治也是最终的标准（参见他的De veritate sacrae scripturae《论圣经的真理》）。为了给所有的人阅读《圣经》的机会，他还根据拉丁语的Vulgata（《通俗本》）组织人将《圣经》译成英语，而《新约》大概是由他自己翻译的。他的拥护者很敬佩他，称他为doctor evangelicus（福音博士）。在感恩祭的理论方面，他放弃了“体变说”（transsubstantiatio）—这一点引起很大的争论和震荡—并认为，在祝圣后的面饼和葡萄酒仍然是面饼和葡萄酒（所谓的remanentia，参见他的De eucharistia tractatus maior《论感恩祭》）。他说，信徒们仅仅以精神性的方式接受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他说，私人告解只是晚期的发明，而司铎们的独身制是不道德的、有害的。他反对“大赦”、对圣人／圣徒的尊敬、对圣髑和圣像的尊敬，反对朝圣活动和为亡者举行的弥撒，又根据《玛窦／马太福音》10章的榜样派遣一些“穷困的司铎”（poor priests，后来他也派遣平信徒）两个两个地出去，向民众宣布“上主的法律”。英国的公教徒称这些讲道者是Lollardi（罗拉迪，即“撒野草者”，从lollium野草）。那些革新者的讲道带来很多刺激，所以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1381年的灾难性农民叛乱。由于这些可怕的混乱，于1382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主教会议（所谓的“地震会议）谴责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24个主张，认为14个主张是异端，10个观点是错误的。他在牛津大学工作的朋友们被迫回收他们的主张或被绝罚。他自己一直到去世的时候（1384年）生活在Lutterworth（路特沃斯）堂区，没有受干扰，还继续发表了一些尖锐的文章，部分是英语的，部分是拉丁语的。他的主要著作之一Trialogus（《三部书》）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他其中总结了自己的教导体系。在他逝世后，他的思想进一步渗透了整个社会。只有在那属于Lancaster（兰开斯特）王朝的Henricus IV（亨利四世，1399——1413年）的统治下，教会和政府才开始共同镇压这个新的主张。根据1400年的国会文献De haeretico comburendo（《论异端人士的烧死》），英国开始有宗教裁判所（在此之前，英国地区似乎没有这个机构）。一些顽固不化的Lollardi（罗拉迪）人被烧死，但Wycliffe（威克里夫）的思想在暗地里继续存在，为16世纪的宗教革新作了准备。这个运动直接影响了波希米亚的运动，因为部分的Wycliffe（威克里夫）派人士逃到那里。当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于1415年谴责Hus（胡斯）的主张时，顺便也审判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45条主张（参见148.3）。他的遗体于1427年从Lutterworth（路特沃斯）的墓中被挖出并被烧毁。在英国，从神学的角度反驳Wycliffe（威克里夫）的人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人是一位Carmelita（加尔默罗会会士），即Thomas Netter（内特，1431年去世），他在他的主要著作Doctrinale antiquitatum fidei ecclesiae catholicae（《大公教会信仰古代文献集》，1415年——1429年）中根据深入的《圣经》研究和可靠的文献基础否定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种种主张。

148、Hus（胡斯）及波希米亚的教会改革与社会改革

148.1在波希米亚地区，Wycliffe（威克里夫）那些反对教会的教导找到了很有利的社会条件。在那里还存在一些早期的教派的残余团体，尤其是Cathari（清洁派）和Waldenses（瓦尔多派，被称为Winkeler“角落人”）的人，他们私下活动。一般的民众没有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圣职人员在多方面受了世俗化的影响；比如，他们忽略了“必须居住在自己教区”的规定，忽略了各种牧灵任务，没有遵守独身原则，而教会的长上（波希米亚的主教多是德国人）过着一个引起批评和抱怨的生活。一些人在波希米亚也针对宗座和圣统制采取一种很自信的、独立的态度。在另一方面，一些人也愿意诚心地推动一些改革。这种改革的支持者主要是奥古斯丁会圣职团的成员和一些Carthusii（加尔都西会会士），这些人的灵修与荷兰的devotiomoderna（现代灵修，参见151.3a）很相似。然而，这些改革的努力没有影响广大群众。在1350年后，一些改革讲道家非常尖锐地抨击波希米亚教会的问题，但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公教会的共同基础。这些人是奥古斯丁会会士Conradus deWaldhausen（康拉德，1369年去世），以及Praga（布拉格）圣职团的成员Milic de Kremsier（米里基，1373年去世）和Mathias de Janow（玛迪亚，1394年去世）。然而，在教导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是Jan Hus（＝Johannes Huss约翰内斯·胡斯），他在布拉格大学当哲学教师（1396年），并在当地的Bethlehemskapelle（白冷城／伯利恒教堂）当一个讲道师（1402年）。他来自平民家庭，通过个人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个人生活很廉洁，纪律严格，具有良好的口才，有自信心和情感化的倾向。他意识到波希米亚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开始反抗德国的影响，而他热烈地支持自己民族的奋斗。他不仅仅激烈抨击教会的缺陷和圣职人员的罪行，而且似乎也完全接受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教导。布拉格大学和牛津大学本来就有很多来往，而在1382年，英国的Richard II（理查德二世）和波希米亚王Wenzeslaus（文策老）的妹妹Anna de Luxemburg（亚纳）结婚，所以英国和波希米亚的关系更密切，而Wycliffe（威克里夫）的主张很早就已传到波希米亚。Hus（胡斯）的观点也完全依赖于Wycliffe（威克里夫）的主张，只是在感恩祭理论方面，他保持“体变”（“本体上的变化”）的传统观点。Hus（胡斯）认为，讲道比任何圣事都重要，又说圣事的效力取决于施行圣事人的圣德（这一点和Wycliffe威克里夫不同）。虽然如此，Hus（胡斯）始终说他从来没有离开大公教会的正统信仰。

148.2虽然他的主张不符合真理和正义的原则，但Hus（胡斯）依然很勇敢地和热切地宣传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教导；不久后，他也遇到抵抗和反驳。Carolus IV（查理四世）于1348年在Praga（布拉格）建立的大学—大部分的教师当时仍然是德国人—于1403年谴责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45条命题，其中包括伦敦会议谴责的24条（参见147.2）。虽然如此，Hus（胡斯）的宣传在波希米亚人中的煽动活动继续进行，对Wenceslaus（文策老）王也有所影响。他于1409年彻底地改变了布拉格大学的校规：原来的投票制度是每一个民族（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都有一票，现在三票属于波希米亚人，一票属于外地人。德国人的反对是无效的。当时大约有1000个教师和学生一起离开了布拉格大学并在Leipzig（莱比锡）建立了莱比锡大学（1409—1410年）。布拉格的总主教Sbinko（斯宾克）想控制这个运动，所以他下令烧毁Wycliffe（威克里夫）的部分著作，禁止人们在教堂以外讲道，又绝罚了Hus（胡斯）和他的朋友（1410年），并于1411年对于Praga（布拉格）宣布了interdictum（“禁罚”）的禁令。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大。当时，Pisa（比萨）的教宗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需要抵抗Neapolis（那不勒斯）王Ladislaus（拉迪斯劳，参见142.1），所以他在波希米亚也宣布了一个“十字军大赦”，希望波希米亚人会支持他。此时，Hus（胡斯）和他的追随者激烈地反对教宗有关的诏书，而因此在布拉格暴发了一些暴动。某一个Wok von Waldstein（沃克）率领一些暴民在布拉格烧毁了教宗的诏书。因此，教宗向Hus（胡斯）郑重地宣布了绝罚，又向他的居住地宣布“禁令”（1412年）。Hus（胡斯）向一个大公会议申诉，又向“最高的审判者”—基督—申诉。他被迫离开布拉格，但一个贵族支持者在Austie（奥斯迪）附近庇护他。波希米亚人民一群一群地去那个地方，要求见到他。当时Hus（胡斯）编写他的主要著作De ecclesia（《论教会》），其中在很多方面引用了Wycliffe（威克里夫）同名著作的内容。Hus（胡斯）在其中说，如果一些教会长上或世俗长上违背“基督的法律”，他们的权力是不正义的，而任何人都应该抵抗他们的命令。他又说，没有任何犯重罪（“死罪”）的人可以当教会长上或世俗长上。根据他的看法，教会的“绝罚”和教会的其他惩罚不符合基督的精神。不久后，Hus（胡斯）的派别在波希米亚似乎完全占了上风。

148.3一个民族似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教会团体—这个现象深深地震撼了欧洲人的合一意识。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参见142），国王Wenceslaus（文策老）的弟兄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未来的波希米亚统治者—非常努力地想解决波希米亚教会的分裂。他邀请Hus（胡斯）去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并为他写了一封“保证安全的信”（Geleitsbrief）。因此，Hus（胡斯）早于1414年11月初就来到Constantia（康斯坦茨），他希望他的主张被接受为正统的信仰，又想影响那些参与会议的人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是被绝罚的人，但仍然举行弥撒、讲道，又因为他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波希米亚对手反对他，所以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一些相当严厉的折磨，虽然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提出反对。会议在1415年5月4日的第8次大会中又谴责了Wycliffe（威克里夫）那45条命题，这就意味着Hus（胡斯）将会受同样的审判。然而，因为他拒绝收回任何主张，在第15次的大会中（1415年7月6日）被审判为“顽固不化的异端者”，他的圣职身份被撤销，1他被交给世俗的权力，在同一天被烧死。他很勇敢地面对死亡，临终作虔诚的祈祷。他的朋友和支持者，Hieronymus de Praga（布拉格的热罗尼莫）教师在1416年5月30日也同样被处以死刑——他没有著作，以粗暴的方式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地区传播Hus（胡斯）的教导。这个人原来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收回了他的主张，但后来又肯定了原来的观点。

皇帝Sigmund（西格蒙德）给Hus（胡斯）写的“保证安全信”曾经引起过很多讨论。实际上，这封信只有政治上的意义，没有严格法律效果，所以它似乎等于只是一种“通行证”或“护照”。其中提到的“自由地回家”（libere redire）也曾经被理解为一种形式化的套语。除此之外，皇帝还在口头上向Hus（胡斯）许诺被听审的权利，而如果他不接受会议的审判，他还有自由回家的权利（根据Hus胡斯的说法，皇帝确实作了这些许诺）。然而，皇帝的许诺无法保护Hus（胡斯）不受教会的合法措施。因此，该大会议也在皇帝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利，他们在第19次会议（1415年9月23日）也作出这方面的声明。另一方面，皇帝无法采取很严厉的措施，否则他会威胁该会议的主要目标：恢复基督宗教世界的合一。

148.4虽然Hus（胡斯）的处死也许根据当时的教会法律和世俗法律是无可指责的，但在波希米亚的人感觉到这种审判是一个国耻，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混乱。那些不支持Hus（胡斯）的圣职人员大部分被驱逐，而Praga（布拉格）的总主教Conradus（孔拉德）自己也受到威胁。波希米亚的女王Sophia（苏斐亚）和另一些贵族女士公开支持Hus（胡斯），称他是国家英雄和殉道士。似乎所有的波希米亚贵族人士都支持向Constantia（康斯坦茨）写的公开信，其中肯定Hus（胡斯）的信仰是正统的信仰，认为“波希米亚异端”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和“地狱的产物”。同时，他们形成一个贵族联会（Herrenbund），其目标是确保讲道的自由、不受主教权力的干扰以及不受不公平的绝罚。在此之前，布拉格的教师和司铎Jacobus de Mies（雅各伯，因为身材不高被称为Jacobellu1s“小雅各”）以及另一些司铎已经允许了平信徒接受圣爵（即喝基督的圣血），而这个“平信徒接受圣爵”的因素现在成为Hus（胡斯）派普遍施用的象征。国王Wenceslaus（文策老）和以前一样没有认真地抵抗这个运动，而那个组织起来的“公教贵族联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胡斯派在几年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整个地区。最后，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和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教宗劝勉Wenzeslaus（文策老）王采取一些措施，所以他开始反对Hus（胡斯）派的领导，于1419年恢复了那些被驱逐的公教圣职人员的地位，但这就引起叛乱。借1419年7月30日的一次“圣爵游行”的机会，两个骑士（Nicolausde Pistna和Johannes Zizka）在Praga——Neustadt（布拉格——新城）率领了一群人将7位布拉格议会会员从市政厅的窗口扔出去，这样杀死了他们。国王Wenceslaus（文策老）感到很激动并因此中风，并于1419年8月16日去世。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是他的继承人，他于1420年7月底在布拉格被加冕为国王，但胡斯派的人不接受他，因为他们说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胡斯的杀手。从此开始了那些可怕的胡斯战争（1420年—1431年）。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的一个诏书于1420年呼吁人们共同镇压那些叛乱者，但这反过来更刺激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爱国热忱。那个极端的胡斯派在Tabor（塔伯尔）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所以他们也被称为Taboriti（塔伯尔派）。他们的军事领导是那位具有才华的Zizka（西斯卡，1424年去世），所以他们能够打退皇帝的军队。与他们不同，布拉格的居民，大学中的学者和贵族们的态度就没有那么极端了，他们被称为Utraquistae（双形派）或Calixtines（圣爵派），因为他们继续要求“以双种形式接受圣体”（拉丁语：sub utraquespecie）。这些“双形派”的人愿意和教会及国王达成共识。然而，“塔伯尔派”的极端要求远远超过Wycliffe（威克里夫）和Hus（胡斯）的任何主张。他们不仅放弃了一切在《圣经》中没有根据的教会习惯、圣事和节日，而且部分上甚至期待了一种“末日的状态”，他们想取消任何阶级的差异，想取消任何隶属关系。无论他们占领什么地区，他们就颠覆整个教会和社会秩序，他们残暴地毁灭了很多教堂和隐修院，残酷地杀害了很多司铎、修士和修女，称他们为“神圣法律的敌人”。波希米亚的教产大多都落人贵族们的手里。自从1427年，这些“塔伯尔派”人在那个严厉的（原来当过公教司铎的）Andreas Prokop（普罗克普）的率领下甚至开始攻击别的地区，他们在匈牙利、奥地利、西里西亚、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侵袭，烧杀无数无辜的人。他们的暴徒甚至到达了北海。

148.5作为特使的Cesarini（切撒瑞尼）枢机在1431年8月率领了一个十字军军队到波希米亚，但皇帝的士兵在Taus（陶斯）逃跑了，所以皇帝和教会的领导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武力克服Hus（胡斯）派，所以要和他们进行谈判。实际上，波希米亚的这些革命者（胡斯派）仅仅对外面保持团结，但在内部也互相残杀。在Basileia（巴塞尔）举行的大会（143.1）邀请他们来，所以于1433年初有15位代表（他们代表不同的胡斯派）和他们的随从来到Basileia（巴塞尔）。他们的主要人物是神学家Johannes de Rokycana（若克扎纳），他原来是布拉格Teynkirche（特恩教堂）的司铎，代表Utraquistae（“双形派”）的温和立场；Prokop（普罗克普）是极端派的将军，而Nicolaus de Pilgram（尼苛劳／尼哥拉）是Taboritae（“塔伯尔派”）的主教。他们的要求与1420年在Articuli Pragenses（布拉格条例）中提出的四个要求是一样的：他们要求（1）自由讲道的权利，（2）平信徒可以从圣爵中领受圣血，（3）圣职人员不可以有世俗的权力或财产，（4）一切重罪和违背“神圣法律”的行动应该受惩罚。在一些讲演和没有结果的辩论后，双方在布拉格继续这些谈判，并在1433年11月30日在Compactatae Pragenses（《布拉格条约》）中终于签订了一个共同的规定。那四个要求也被允许，但有所限制：平信徒可以接受圣爵，但需要司铎们教导信徒说，基督在圣体和圣血中都完整地临在。自由的讲道权利只给予那些有能力的，并且被批准的司铎。重罪的惩罚（尤其是公开被知道的重罪）需要通过合法的长上，不可以进行私人的惩罚。圣职人员可以有财产，但应该按照教父们的原则管理它们。那些“塔伯尔派”的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条约，而“双形派”和大公教会的军队一起在Lipan（里盘）毁灭了极端派的军队（1434年5月）。他们的领导Prokop（普罗克普）阵亡。在Iglau（伊格劳）的全国会议（1436年）承认并宣布《布拉格条约》并肯定Sigmund（西格蒙德）为波希米亚之王。

148.6在那次和平条约后，“Husiti”（胡斯派）这个称呼逐渐消失。那些接受圣爵的平信徒被称为Calixtines（圣爵派）或Utraquistae（双形派），其他生活在波希米亚的公教徒被称为Subunistae（准合一的）或Unistae（合一的）。然而，该国的教会情况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太明朗。那位“双形派”的Rokycana（若克扎纳，1471年去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讲演家和爱国人士，而国会的会议于1435年选择他为布拉格总主教，但教宗始终没有肯定他。伟大的方济各会讲道家Johannes de Capestrano（约翰内斯，参见156.3）在1451年和1454年回应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的邀请，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进行一种针对胡斯派的民众宣讲活动（Husitenmission），但他获得的效果不太大。波希米亚的国王Georg Podiebrad（波迪布拉德，1458—1471年）原来是一个胡斯派领导，而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教宗于1466年宣布他为一个顽固的异端者，弹劾他并向他发动了十字军运动。只有1485年在Kuttenberg（库滕贝格）的和平条约中才恢复了外在的和平。部分的原来属于胡斯派的人不满足于“平信徒接受圣爵”的规定，他们脱离了“双形派”的国教并寻求新的教宗生活形式，其中最有名的是Peter Chelcizki（海尔奇茨基），他是一个富有的农夫并要求一种宁静无社交的生活，只允许耕种和手工业，要求一个贫穷的教会和最朴素的礼仪，严格的纪律，与世俗的权力不要有关系；他放弃誓言，反对死刑、兵役、任公职等。Rokycana（若克扎纳）的一个侄子，名为Gregor（额我略／贵格利）领导这些有共同愿望的信徒，他们于1458年在波希米亚东部的森林地区定居。在那里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就是所谓的波希米亚弟兄会或Unitasfratrum（弟兄会）。通过一个Waldo（瓦尔多）派的司铎，他们祝圣了自己的司铎。虽然“双形派”和公教会都镇压和迫害他们，但他们依然能够继续生存并自从15世纪末以来（1494年在Reichenau赖兴瑙的会议）放弃了他们“脱离社会”的态度。他们开始比较积极地面对社会、国度和科学。他们甚至特别培养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印刷技术，这样传播了他们的精神。由于波希米亚在Schmalkald（施马尔卡德）战争中的态度，他们中有很多人被迫移民到波兰（1548年），其他的与路德派合并，形成Confessio Bohemica（波希米亚教会，1575年）。在“白山交战”后（1621年），波希米亚的公教化（Rekatholisierung）很严格地被落实，而Ferdinandus II（菲迪南二世）皇帝的敕令（Restitutionsedict，1629年）也禁止公教徒接受“双形”的圣体。然而，Hus（胡斯）的精神在波希米亚地区从来没有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