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中世纪教会史
第三段、中世纪的晚期（1294年—1517年）
教会和宗教生活的衰微，宗座权力的衰退。改革的要求。
信仰分裂的预兆
概论
第14世纪的开始意味着“中世纪秋季”的开始，就是说在普遍的社会和教会历史上发生一个关键的转折。西欧的基本社会因素和种种秩序原则逐渐解体，而另一些组织和原则取而代之。在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度”和“地区性”的理念与原来的“普遍共同体”形成对比，而在宗教生活中，个体的个人努力与团体的约束和传统精神形成一种对立。各个欧洲民族的独立化和平信徒化（Laisierung）一步一步地取消了圣职人员在政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中世纪全盛时期的世界观是一种一致的、封闭的世界观，但现在有很多人感觉到不安和种种原则的动摇，尤其在知识圈子当中是这样的。虽然教会仍然是第一个和最强大的文化力量，但人们现在不再认为，国度和文化与教会都有最密切的关系。教会生活本身显然也处于一种可疑的危险和转变的状态中。一方面，一种内心的、崇高的神秘思想仍然吸引着一些人并且带给他们幸福，但另一方面有一些人陷入了一种太强烈的个人主义并越来越尖锐地谴责传统的教会教导和教会的制度。在这个新阶段的开始，法国严重地打击了罗马宗座对于世界统治的要求，并在长达70年的Avignon（阿维尼翁）流亡时期，受到更多法国政权的压力。皇帝的制度（德国皇帝）本身也失去了普遍的特征，因为各地的民族国度都追求独立的发展，所以皇帝也无法协助教宗。一方面存在着许多“国家教会”或“政府控制教会”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又有罗马教廷的一些夸大的要求和理想。罗马主教的“主席权”思想被削弱，这是因为某些人很严肃地想改变教会的制度为一种“民主制度”，但更多是因为西欧40年的教会分裂（1378—1417年）的种种争论和冲突为罗马教宗的权威造成很大的损失，更为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在圣职人员、隐修会和平信徒中的缺陷和弊病越来越多，而要求教会“在头部和肢体的改革”的号召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热切渴望。这个要求在中世纪晚期随时都被提出来了。但虽然某些人作出种种努力，某些主教会议愿意推动改革，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自从第14世纪开始，一些批评性的和主观主义的世界观体系渗透和危害了教会的科学（神学研究）；尤其Nominalismus（唯名论）分裂了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和谐。Wycliffe（威克里夫）和Hus（胡斯）的异端性运动影响了全英国和波希米亚。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而这些运动后来传遍欧洲。它们提出了新的教育目标和生活理想，更强调个人主义和平信徒的因素，并或多或少反对教会传统所指导的教育和文化。虽然教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但在那些罗曼国度（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中，教会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而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一种未来改革的种子。与此不同，在德国有某些特殊的因素碰到一起，这样逐渐准备了一个灾难性的分裂，这个分裂将会终止西欧教会的合一。
第一章、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期的宗座。
改革问题和大公会议至上主义
137、教宗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与法国的冲突
历代教宗：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1294—1303年）；Benedictus XI（本笃／本尼狄克十一世，1303——1304年）
137.1在那位“天使教宗”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自愿地退职后（参见125.4），枢机们在一天内就选出了教宗，就是那位最能干的枢机主教BenedictusGaetani（格塔尼），他取名为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1294——1303年）。他的任期意味着教宗史上的转折点，因为从他开始，罗马宗座进入了衰弱的时期。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是一个壮年人，很有精力和意志力，有统治的才干，又是一位有学问的教会法学家（参见110.3）。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宗教信仰情感不是很深，他的性格严厉暴躁，他不太会顾及别人，想用武力来推行自己的观点，他的决定和行动太突然和不冷静，有贪财的问题，又多次重用自己的亲戚。他的表现和表达方式导致很多人对他怀有反感和敌意。同时，那个时代已经和以前不同，他仍然在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意义上要求对全世界的领导权，但13世纪末的人已经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137.2不久后，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教宗和法国发生了冲突，但当时的法国是最强大的和最统一的国度。当时正是法国和英国的战争时期，而教宗想在双方中间充当调停者，因为他想利用这些国家的精力来组织一个新的十字军运动，但双方都拒绝他的要求。教会法早规定圣职人员不需要向世俗国君纳税，但这两个国度都因战争的缘故向圣职人员要求资助并收税。因此，教宗于1296年写了一篇语气不太礼貌的诏书（名为Clericis laicos《圣职人员向平信徒······》），其中禁止圣职人员（如果没有教宗的许可）向平信徒（包括国君和公务员）交纳任何税。平信徒不可以从教会财产要求任何利益，谁违背这个规定，谁就遭受绝罚。然而，英国（Eduardus I爱德华，1272—1307年）和法国都没有遵守这个规定。法国的Philippus IV（“美男子”菲利普，1285—1314年）甚至采取了一些反对教宗的措施，因为他禁止从法国带走白银和其他的财宝，又从法国驱逐了外国人，就是教廷的收税员（参见110.2f）以及那些负责教廷财务的意大利银行人员。此后，教宗宣布他的诏书不影响圣职人员对封地主的义务，又允许圣职人员“主动地”给国王送一些礼物。如果有人“很客气地要求”也可以给予这些礼物，而且如果国王处于急需的情况中，他可以不用询问宗座就能征税。这样，教宗似乎完全收回了原来的禁令，而教廷和法国的关系又恢复了，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的。为了表达双方的和平，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教宗于1297年将Ludovicus IX（路易九世）宣布为圣人（参见126.4，5；128.2）—这个法国国王就是Philippus（菲利普）的祖父。
与法国的冲突结束了，但教宗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那时又与一个庞大的罗马家族（Colonna科罗纳家族）发生了长期的争吵。两位枢机（Jacobus雅各伯和Petrus伯多禄／彼得）属于这个家族，而教宗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得罪了他们。因为教宗也干涉了他们的一个遗产问题，所以他们对他更加怨恨。更灾难性的因素是这样的：Colonna（科罗纳）家族和Fredericus III de Sicilia（腓特烈三世）国王有关系，他来自Aragon（阿拉贡）王朝（125.3），而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虽然先反对他且绝罚了他（1296年），但后来仍然不得不承认他（1302年）。Colonna（科罗纳）家族也和意大利的皇帝派（Ghibellines）有一些秘密的联系。一件无耻的行动使这个冲突暴发：Romagna（罗曼纳）地区的伯爵Stephan Colonna（斯特凡努斯·科罗纳）于1297年5月抢夺了宗座的财宝。教宗要求这两个枢机在他的法院中受审判并要求Colonna（科罗纳）家族交出他们的堡垒，但这个家族并没有顺从教宗，而是公开地反对他。他们写了一些公开的控诉书，其中否定教宗的选举的正当性，说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没有正式退位，向一个大公主教会议申诉，又要求重新选教宗。方济各会的“灵性派”（参见129.3；151.1）和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131.1）支持这个家族。教宗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在一个诏书中宣布，Colonna（科罗纳）将丧失一切地位和财产，呼吁人们镇压他们，并毁灭了他们的主要基地Palestrina（帕勒斯特瑞纳，1298年）。Gaetani（格塔尼）家族的人（即教宗的亲戚）侵占了Colonna（科罗纳）人的财产，而这个被镇压的家族的成员逃到国外，尤其逃到法国，他们从那里传播各种反对教宗的思想。
137.3对于法国来说，教宗的权威已经衰弱了，但对于德国地区来讲，教宗的权威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Rudolphus de Habsburg（鲁道夫）皇帝的继承人是Adolphus de Nassau（阿多夫，1292—1298年），而奥地利的Albrecht I（阿尔布瑞克特一世，1298—1308年）起来反对他；在这样的情况下，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教宗和以前的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教宗一样有机会在德国皇帝选择的争论中充当裁判者。在Goellheim（格勒海姆）交战后（1298年），Albrecht（阿尔布瑞克特）被普遍承认为德国国王，他请求教宗肯定他，而教宗最终也确认他，所以他派遣一些代表，于1303年向教宗宣发了一个誓，其中承诺将要服从教宗、保护教宗和确保教宗的安全。1300年，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教宗在罗马庆祝了第一次大的“百年大赦”（Jubilaeumsablass，参见152.2），这就吸引了无数的朝圣者去罗马。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仍然显示出教宗的崇高地位和威望，但不久后，教宗又和法国发生冲突，而这次的失败比第一个政治性挫折更严重。“美男子”王Philippus（菲利普）于1301年逮捕了Pamiers（帕米尔）的主教Bernhardus de Saisset（伯尔纳德·塞色），因为这个人在说话方面不谨慎。国王唆使人控告这个主教并在法院中准备审判他。教宗不仅要求国王马上释放这个主教，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反对国王的措施。他恢复了以前的“禁止纳税”的命令，又召集一些法国主教、神学家和法学家于1302年11月1日来罗马开一个主教会，因为他想和他们谈论“确保教会的自由，改变国王态度和法国制度以及消除当时的极端弊病”。教宗在1301年12月5日还发表了Ausculta fili charissime（《可爱的儿子，聆听！》）诏书，其中要求国王亲自去罗马受审，因为他镇压了圣职人员，而他的统治是一个独裁者的统治。实际上，法国国王的统治确实有很多缺陷，而一些有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性格的中世纪教宗会感觉到，他应该来审判这样的国王。然而，法国在一段时间很重视自己的力量和和祖国的伟大，所以他们要尽力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而Philippus（菲利普）也是一位很冷静地打算盘的人，他不怕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他认为国王的权力是无所不包的和完全独立的，而且他也善于拉拢法国人民和圣职人员，使他们大多人都支持国王的立场。一些杰出的顾问和法学家（legistae）支持
他，他们根据罗马法的精神提出一个独立的国度和一个不依赖教会的王权制度。这些人在宣读Ausculta（《可爱的儿子，聆听！》）后，马上烧毁了它，而国王的秘书Peter Flotte（弗罗特）撰写了一个伪造的“诏书”，题为Deum time（《敬畏神》），其以严厉的语气说，国王甚至在世俗的问题上也要服从于教宗。另外，法国人又伪造一个“回信”（据说是国王向教宗的“回信”），向很多地方的人传播这种侮辱教宗的“回信”（Sciat maxima tua fatuitas，in temporalibus nos alicui non subesse···“你是最愚蠢的人，你应该知道国王在世俗的事务上不需要服从任何人······”）。这种宣传有很大的效果，因为法国人的爱国情绪被激动起来。在1302年的巴黎的“国度代表会”（有贵族、圣职人员和城民的代表）支持国王的态度并向罗马写了一封抗议信。国王Philippus（菲利普）禁止人们去参与罗马的主教会议。在这样的条件下，罗马的枢机们表示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认为，教会在世俗的事务上只有“间接的权威性”（potestas indirecta ecclesiae in temporalia，参见111.2）。但这种缓和似乎不能代表教宗的立场，因为他继续用很严厉的话语在法国国王面前肯定自己的立场，又说他将要罢免国王。参与罗马的主教会议仍然有40位法国教会的领导人物（他们违背了国王的禁令去了罗马），而在这次主教会议上，教宗于1302年11月18日宣布了一个著名的诏书：Unam sanctam（《唯一至圣》，开头是：Unam sanctam ecclesiam catholicam et ipsam apostolicam urgente fide credere cogimur et tenere“我们必须热忱地相信和坚守唯一神圣的、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教会”）。这部诏书等于是教宗的统治或“教宗在教会和国家政治上的权威性”的典型文献—自从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以来，这种“教宗的崇高权威性”形成了（参见104.2；111.3），而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用很严厉的言词来肯定这个立场。
这个Unam sanctam（《唯一至圣》）诏书记载于教会法规文集中（参见Corpusiuris canonici c．1，Extravag．comm．I，8）。它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教会法律教导并根据一些来自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圣Bernardus（伯尔纳德）、Hugo de St.Victor（圣维克托的胡格）、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和Aegidius Romanus（艾吉丢，参见139.2；145.4b）的语句提出这样的立场：只存在一个神圣的、大公的和宗徒／使徒传下来的教会；在教会以外，人们无法得救。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元首，就是基督和他的代表人。教会掌握着两把剑，就是精神性的和世俗的权柄。教会自己施用精神性的剑。国君和骑士们必须为了教会的利益，并且“按照教
会的指挥和许可”（ad nutum et patientiam sacerdotis）施用世俗的权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教宗。如果世俗的权力表现不好，精神性的权力应该“整顿”（instituere）世俗的权力。两个权力必须有这样的关系，才能符合天主的圣意。如果有别的态度就必然会导致摩尼教的二元论（两个原则的对立）。这部诏书最的一句话隆重地总结前面的论述:Porro subesse Romano pontifici omni humanae creaturae declaramus,dicimus et definimus,omnino esse de necessitate salutis“我们向一切人宣布、指出和规定，必须服从罗马教宗，才能够得救。”很多人曾经讨论过这句话；它本身没有包含什么新的因素。这句话只在宗教生活中强调教宗的首席权，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信条上的特征。但如果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想扩张教宗的权力到世俗的范围上——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这些——那么这种要求仅仅有历史性的效力（只在当时的历史有意义），而不是一个永恒的信条。
137.4法国国王Philippus（菲利普）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此以后很坚定地推动一些推翻教宗的活动。在1303年6月，一个在巴黎召开的会议针对教宗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控诉。这个会议显然受到一些Colonna（科罗纳）家族人士的影响，参与的人是一些主教和男爵，但国王也在场。这些人说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教宗是一个持异端的人、亵渎神的人、圣职买卖者，他的生活不道德，他进行魔术，又暗杀了前任教宗等等，因此他不可能是教会的正式首长。这些人还要求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审判教宗。他们这些控诉是十分过分的，甚至部分上是可笑的。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在夏季居住地Anagni（阿纳尼）召集了枢机们并在他们面前马上发誓说这一切控诉都是虚构的。他说在9月8日的圣母节将要宣布法国国王Philippus（菲利普）被绝罚。然而，在9月7日，法国的宰相Wilhelmus de Nogaret（诺加雷）和那位心怀报复渴望的Sciarra（=Jacobus）Colonna（科罗纳）一起和一群雇佣兵在Anagni（阿纳尼）攻击和逮捕了教宗。他们想强迫他退位，但他愤怒地拒绝了这种要求，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第三天，Anagni（阿纳尼）的居民们解放了教宗，使他安全地返回罗马。然而，这几天的动荡不安为那位早已患病的教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几个星期后这位教宗便逝世了（1303年10月11日）。在他的任期内，罗马宗座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创伤。他的继承人Benedictus XI（本笃/本尼狄克十一世，1303—1304年）原来当过道明会的总会长。他是一个温和的、爱好和平的人，他肯定了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的原则，但在作法上做了调整。他认为，自己代表的那位是“本来要怜悯和宽容人的［基督］”
（cuius est proprium misereri et parcere），所以他收回了对Colonna（科罗纳）的部分禁令，收回Philippus（菲利普）的绝罚，又收回前任教宗针对国度要作的种种判断。同时他绝罚Anagni（阿纳尼）的突击者。这位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教宗离开动荡不安的罗马去Perugia（佩鲁贾），但不久后在那里去世。法国的Philippus（菲利普）王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愤恨，他不愿意和宗座和好，所以下一任教宗依然需要面对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教宗引起的争论的不良后果。
一些学者曾经认为，反对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的部分控诉有一定的根据，比如说他是一个异端者，因为当Benedictus Gaetani（格塔尼）在巴黎当学生时，他曾经受了Siger de Brabant（希格尔）的Averroismus（阿威罗伊主义）或其他的哲学家的影响（参见135.1）。根据这种泛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教宗后来据说曾经表达了一些怀疑灵魂不死，怀疑死人复活，怀疑圣体圣事的观点。然而另一些研究证明，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针对教宗的控诉资料似乎完全来自那些对教宗怀着敌意的人，就是Colonna（科罗纳）家族的人和拥护Philippus（菲利普）王的人。这些控诉基本上都是谣言、传说和缺少证据的诬告。教宗的敌人会利用“异端人”的武力来反对教宗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根据当时的神学教导（参见ThomasAquinas，Summa Theologiae II，2q．39a．3）和第13世纪的教会法学家的说法，一个持异端的人无法当教宗。然而，Bonifatius（波尼法爵）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在其任期中写的文献都表明，他是一个持正统信仰的教宗。他是一个急性的人，所以说假话也不符合他的基本态度。Dante（但丁）也没有说他是一个持异端的人，虽然但丁在别的方面尖锐地批评这位教宗并将他放到地狱中，因为他是一个Simonista（“圣职买卖者”，参见《神曲》Div．Comm．，Inferno XIX，53ff；XXVII，85ff）。上述控诉的基础可能是一些不谨慎的话（所谓的diaboliae“骂人的话”，正如Aragonia阿拉贡的使者所报告的）—他大概确实经常说了一些不圆通的话。也许他的精神状态不完全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