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中世纪教会史
136、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教会和文化
136.1教会文化在中世纪的兴旺时期应该是1150年到1250年这一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内的教会生活和早期的中世纪一样，呈现出很多矛盾的现象。硬的和软的因素，善和恶在很多地方是同时存在的或相辅相成的。我们能看到最纯粹的责任感和最崇高的宗教热忱，但也会发现漠不关心、冷淡，甚至怀疑主义。一些人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或进行各种刻苦和苦修，但另一些人却陷入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中。某些文献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温和的灵修生活，但又存在着粗心、野心、无道德或阴森的狂热。当时，人们的意志力拥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在善或在恶方面，而中世纪那些没有经过驯服的自然冲动很容易跨出神圣秩序的界限。毫无疑问，在第12、13世纪的基督徒社会制度中也存在着很多“裂缝”，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争论；很多残酷的战争和家族之间的敌意；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之间的战争以及毫不犹豫地利用宗教性的武器来追求政治目标；外教传统的思想和习俗仍然存在（尤其在北欧和东欧地区）；贵族人的宫廷文化和文学的败坏（尤其在法国南部）；一种具有开放思想的平信徒阶层的崛起，这些平信徒有意识地脱离了教会的指导；一些部分上有无政府论倾向的异端团体，而这些异端人士面对了武力镇压。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片面地美化中世纪为“基督宗教的理想时期”，但同时也不应该夸大地描述中世纪的缺陷，因为中世纪全盛时期的亮点也有，而且这些优点甚至比阴暗面更多更大。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基督宗教的精神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基督信仰渗透整个公共生活、私人生活、政治和社会生活、学术生活和艺术，并在各个领域中唤起了种种新的创造力。人们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创造了一种优美的和谐状态，甚至在理论上，而且在很多方面这个和谐也包括实践的领域。教会和世俗权力在自己的机构中具有一种代表性和一致性。中世纪的秩序感（der Ordo—Gedanke）和与神的关系支配着个别事物彼此的关系和个别人对于整体的态度。在各种民族的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精神和团体精神(Universalismus und Gemeinschaftssinn)。西欧的所有民族都感觉到他们在最高的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指导下形成一个“基督宗教的共同体”（einCorpus Christianum）。人们普遍有一种“乐意相信”和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愿意服从教会的权威”的态度，虽然有个别的例外，这种普遍的态度是不可争辩的。这种信仰精神产生了很多崇高的文化成就，比如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经院思想、神秘主义、大学）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第13世纪可以称为圣人和英雄的世纪，伟大诗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时代。比如像Franciscus de Assisio（圣方济各/法兰西斯）、Dominicus（圣道明）、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法国的国王Ludovicus IX Sanctus（路易九世）和他的母亲Blanca（布兰卡，1252年去世）、Elisabeth de Thuringia（依撒伯尔/伊丽沙白，参见128.2）、Silesia（西里西亚）的女公爵Hedwigis（赫德维格，1243年去世）、Gertrudis Magna（大格尔图德）、Mechtildis de Hackeborn（梅希尔特，参见133.5）等伟大的人物——他们只是少数几个例子——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受到尊重和敬佩。然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他们都有一群一群效法他们的男女学生。
136.2第12、13世纪在“爱神”和“爱人”方面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美丽果实。无论是罗马式的或哥特式的大教堂都表明了这一点，因为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参与了这些教堂的建设（参见133.8）—这些大堂一直到今天都见证了中世纪的人对于信仰的热忱。人们建立了无数的慈善机构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医院、穷人院、孤儿院、客栈、麻风病院等。对于穷人和受苦者的爱促进那些人奉献钱建立一些慈善机构，而在一些地方这种投资的效力仍然存在。教会推动的施舍在很多地方帮助了穷人；教会宣布的“大赦”（参见119.4）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人们施舍。当时的医疗工作，对穷人和病人的照顾似乎全都是教会肩负的。很多修会团体或弟兄会（参见117.3；118）特别投入于这种慈善工作。
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基督宗教的精神已经成为民间的精神，而各民族的新兴文学传统（法国的法语文学、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学）都表明了这一点。不仅仅圣职人员的文学作品，而且骑士阶层或平信徒的文学风格也同样转向一些永恒的原则或理想。宗教信仰为各种文学形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圣杯”（grail＝最后晚餐的圣杯）、圣母歌（赞美玛利亚之歌）、传奇、圣歌、教会歌曲、宗教话剧等。因为人们的信仰更热切，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有更大的深度和丰富的表现，这就对文学创造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有直接的利益。在中世纪全盛时期的结束有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世界文学最早的大师之一，即Dante Alighieri（但丁）。他1265年出生在Florentia（佛罗伦萨），被驱逐很多年，后来在Ravenna（拉文纳）去世（1321年）。他的名著是Commedia（后来称Divina Commedia《神曲》，1307——1321年成书），在书中他描述一种精神性的旅程，就是去地狱（inferno）、炼狱（purgatorio）和天堂（paradiso）的“神视”（visio），指导诗人的是Vergilius（维吉尔），最后是他年轻时候崇拜的Beatrice（贝亚特瑞斯）女士。在这个著作中，Dante（但丁）用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但仍然有普遍意义的方式来阐述中世纪世界观最深的问题。《神曲》等于是一个诗化的“大全”，它和经院思想家们的“大全”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也依靠着托马斯哲学和神学的体系，但有个别的因素（宇宙论、关于理性的理论、光学）也受了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大约在Dante（但丁）的时代，一位德国（来自Hessen赫森）的圣职人员写了一个德语的《圣经》史诗（名为Die Erloesung《救恩史》），篇幅当然比《神曲》小多了。这部著作概括了整个救恩史，从人的创造一直到世界审判，也同样表明德语文学对于基督信仰的承受。
136.3教会生活和宗教生活无法在整个13世纪都维持其高水平。早在1250年有一些不良发展趋势的迹象。教宗和Staufer（施陶费尔）皇朝之间的搏斗对公共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有不好的影响。皇帝的地位再没有以前的崇高权威和普遍意义，而罗马的宗座的权威性也衰退了。法国这种“民族—国度”（nation—state）逐渐变得强大并开始在政治上控制罗马宗座。西欧各个民族大家庭的关联越来越松散。人们开始更重视世俗的世界，平信徒们想限制教会的影响，在这个运动起重要作用的人是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和他的圈子，其影响也比较广泛。比如，当时出现了一些尖锐批评或讽刺圣职人员和隐修士的文献和讽刺诗，但在早期这样的文章非常罕见。那位隐修院长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131.1）所传播的“未来的精神性教会”的想法在他的部分拥护者内心中创造了一种“革命”思想。很多古老修会的隐修院似乎放弃了原来的目标，而那些新兴的修会也不久后放弃了初期的严格性和热忱。主教们和大堂的圣职人员大部分来自贵族家庭，他们在很多地方过着一个相当世俗化的生活（参见112.1）。很多堂区圣职人员和下层圣职人员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他们依赖于他们的长上，也没有受到比较好的职业训练（参见89.1），甚至有时候缺少基本的道德规律。因此，教宗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在1245年在Lyon（里昂）召开的主教会议上说（参见124.5），上层和下层圣职人员的罪是教会“五伤”之一，也是最痛苦的问题。教宗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在第二个普遍的Lyon（里昂）主教会议上说，很多教会长上的恶习导致了全世界的败坏（参见125.1）。
在英国Lincoln（林肯）城任主教的Grosseteste（格劳斯泰特，参见135.3a）曾经在1250年在一个著名的讲演————De corruptelis ecclesiae《论教会的腐败问题》——表达了对教会生活的担忧。当时，Grosseteste（格劳斯泰特）在Lyon（里昂）向教宗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很坦诚地提出关于那些种种“免税规定”、“津贴”和“募捐”运动（参见110.2g）的批评，但他的批评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1274年在Lyon（里昂）举行的主教会议上，原先当过道明会总会长的Humbertus de Romans（亨伯特，参见124.4；125.1）提交了一个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教宗委托他写的改革文献（Opus tripartitum《三部书》），其中批评宗座空位的时期太长，教会节日太多（参见119.6），教会长上的虚荣心和教育的缺乏，部分堂区司铎的生活不相称，他们的无知，圣职人员对于“应该居住在教堂”的原则的忽略，以及那些收奉献人员的不良表现（参见133.2）。来自同样时期的改革文献（所谓的Collectio descandalis ecclesiae《教会丑闻集》）——这大概是法国方济各会会士Gilbertus de Tournai（格尔贝特）写的—很悲观地描述了当时教会的情况。那位来自德国南部Passau（帕骚）的司铎和宗教裁判所人员（所谓的Passauer Anonymus）大约在1260年在他的De occasionibus errorum haereticorum（《论异端错误的来源》）中特别批评人们在管理圣事方面的滥用现象，对于伪造的圣物的崇拜，太多次和太快宣布某人被“绝罚”以及部分圣职人员的贪财。巴黎的神学家Gottfried de Fontaines（戈特夫里德，1306年去世）——他是Henricus de Ghent（亨利，参见135.3c）的学生—也尖锐地谴责当时代教会的一些情况：主教们更多投入于政治事务或致力于保卫教会的财产和权利，但他们不注意他们羊群的精神性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人问他：教宗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法学家还是一个良好的神学家，而在他的Quodlibeta（《某些问题》）中，Gottfried（戈特夫里德）说，一个神学家比一个法学家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