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古代教会史
59、“基督一志论”的争论和第6届大公会议（680/681年）
君士坦丁堡692年的主教会议
59.1从6世纪末以来，一些严重的灾难一次又一次刷过拜占庭帝国：Avari（阿瓦尔人）和Slavi（斯拉夫人）侵略了巴尔干半岛并威胁了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波斯人的军队毁坏了叙利亚和埃及地区，并在小亚细亚一直征服Bosporus（博斯普鲁斯）和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地区。一个新的朝代（610—717年）的创立者，Heraclius（赫拉克利乌斯皇帝，610—641年），很勇敢地抵抗了波斯人9年之久，他能够克服他们，能够恢复对耶路撒冷的统治（628/629年），并能找回他们夺走的圣十字架。不过在晚年，这个皇帝还必须看到因伊斯兰教的胜利（参见45.2），他帝国最宝贵的东方地区沦陷了。因为他受那么多压力，皇帝当然很想尽量恢复帝国内部的统一，很想吸引叙利亚和埃及教会的“基督一性论者”。在他看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单一能力说”(monenergismus/monoenergismus)或“基督一志论”（monotheletismus）是一个适合的渠道。当时出现了这样的疑问：救世主是否有双方面的能力（energeia=意志的能力）和两种意志（thelema=意志力）或只有一个能力和一个意志？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的信经（参见55.2）肯定了基督两个性体是完整的，所以他好像有两个意志。然而，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Sergius（塞尔基乌斯，610—638年）根据“二性一位的结合”（unio hypostatica）的原则，在619年以后认为，在基督内只有一个“既神又人的”能力(eine gottmenschliche Energie,mia theandrike energeia–这个说法来自PseudoDionysius(狄奥尼修斯) Areopagita[伪丢尼修斯]第4封信,所以它很有权威性,参见77.1）。Sergius（塞尔基乌斯）也影响了Phasis（发西斯，在Lazia，Colehis地区）的主教Cyrus（居鲁士/古列）接受了这个说法；皇帝于631年任命Cyrus（居鲁士）为Alexandria（亚历山太）（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而依靠这个“单一能力”说法，这位宗主教确实和当地的Theodosiani/Severiani（狄奥多西派/塞维鲁派，参见55.5）达成合一。由于皇帝的亲自努力，在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者”也逐渐与帝国的教会合一了。
59.2然而，在同样的时代，这个新的教导又遇到了坚定的抗议。一位渊博的巴勒斯坦的隐修士Sophronius（索福若尼乌斯，参见77.3）谴责了这个说法，并认为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基督一性论”或Apollinaris（亚波里拿留）mus（阿波利纳里/亚波里纳留主义）。当他于634年成为Jerusalem（耶路撒冷）的宗主教时，他在“上任文件”中详细地谈论两个“能力”的观点。由于这种反对意见，首都的主教想放弃“单一能力”的说法，但在别的方面，他仍然坚持那些太过分靠近“基督一性论者”的观点。通过一份很圆通的（schlau berechnend）文件，Sergius（塞尔基乌斯）也拉拢了HonoriusI（霍诺利乌斯）教宗（625—638年）。因为这个教宗在思辨性的问题上没有高深的知识，也仅仅掌握单方面的信息，所以他向Sergius（塞尔基乌斯）写了两封信，其中基本上赞同他的观点，虽然他自己的思想既不是“单一能力论”，又不是“基督一志论”（见下），并且要求，最好不要提那些引起争论的新说法（就是关于“一个能力”或“两个能力”的新说法）。然而，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人现在走得更远。Sergius（塞尔基乌斯）宗主教编写了一个“信经”（名为Ekthesis），而Heraklius（赫拉克利乌斯）皇帝颁布了它（638年）；这个“信经”放弃了那种不太危险的monoenergismus（单一能力说），但坚定地教导了那种更危险的monotheletismus（基督一志说，“hen thelema”一个意志）—早就有一位属“基督一性论”派的主教，就是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Dioscorus（狄奥斯科罗斯／狄奥斯库若，参见55.2），他曾经提出了这种教导。东方的主教们似乎都接受了这个新规定，但在西方，这个“基督一志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和抵抗。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于638年去世，而他的继承人-Severinus塞维利努斯教宗（640年），Johannes（约翰） IV若望／约翰四世（640—642年）教宗，Theodorus I特奥多鲁斯一世（642—649年）教宗—都反对这个新说法。因此，Heraclius（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子，Constans II（君士坦斯二世）皇帝（641—668年）收回了这个文件的规定（Ekthesis）。但是，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Paulus（保罗）的建议下，这个皇帝又于648年颁布了一个新的“信仰文件”（所谓的Typus《典型》文件），但这个文件也没有带来和平。皇帝在其中禁止人们争论“一个或两个”意志或能力，并要求信徒坚持传统的旧说法。不服从的人要受严厉的惩罚，而皇帝的确实践了“惩罚”的威胁。教宗Martinus I（马丁努斯／马丁一世，649—653年）在649年在Lateran（拉特兰）召开的大规模的主教会议上强调，在基督内有“两个自然的意志和能力”，并开除了新异端的发起人：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Sergius（塞尔基乌斯）、Pyrrhus（皮罗）、Paulus（保罗）和Alexandria（亚历山太）（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Cyrus（居鲁士／古列）。皇帝早就对教宗有反感，因为这个教宗没有邀请皇帝批准他的选择就先被祝圣为主教（参见60.3），现在用暴力对付罗马的主教。Martinus（马丁努斯）教宗被逮捕，于653年被押送到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被审判为“叛徒”，遭受侮辱和虐待，最后（654年）被流放到Crimea（克里米亚半岛）的Cherson（科尔逊），他在那里病死（655年9月16日或656年4月13日？）。另一些在东方支持“两个意志”的理论的人也遭受类似的待遇。当时最伟大的希腊神学家是隐修院院长Maximus confessor（告解神父）（马克西莫斯／马西摩，参见77.2）；他和他的学生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一个隐修者，以及罗马在东方的代表（apocrisiarius），三个人一起遭受殴打，他们的舌头被割除，他们的右手也被切断。这样他们于662年被流放到Colchis（科尔基斯）（黑海地区）的Lazia（拉西亚）。Maximus（马克西莫斯）在那里于662年8月去世，他是正统信仰的殉道者。
59.3拜占庭的皇帝Constans II（君士坦斯二世）于668年在Syracuse（西拉库撒）被暗杀后，他的儿子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IV Pogonatus（君士坦丁努斯·波格纳图斯）终于改变了政策。他与阿拉伯人和Avari（阿瓦尔人）于678年签订一些和平条约，又为了恢复教会在帝国内的合一想举行一次公国性的主教会议，因为由于前面的种种争论，意大利也似乎想脱离拜占庭帝国。Agathus（阿伽图斯）教宗（678—681年）很欢迎这种建议，并要求西方教会在一些主教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在罗马的Lateranus（拉特兰）举办了一次主教会议，并派遣了一些代表到东方；这些代表带着教宗关于基督两个自然意志和两个能力的一份详细的训导书。那次的全帝国范围主教会议—大约有170位主教参与—从680年11月到681年9月召开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拱顶大厅（被称Trullos，所以那次会议被称为Concilium Trulla（特鲁利）num）。这个主教会议从一开始称自己为“大公会议”（第6届大公会议）并且完成了它的任务。“基督一志论”的顽固代表，Antiochia（安提阿）的Macarius（马卡流斯）宗主教和他的学生Slephanus（司提反）被罢免和谴责，另外受谴责的是“基督一志论异端的发起人的首脑”，即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们Sergius（塞尔基乌斯）、Pyrrhus（皮罗）、Paulus（保罗）、Petrus（彼得）以及Alexandria（亚历山太）（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宗主教Cyrus（居鲁士／古列）；与他们一起被谴责的是“旧罗马”的主教Honorius（霍诺利乌斯，即Honorius教宗），因为他在他写给Sergius（塞尔基乌斯）的信中都接受了Sergius（塞氏）的观点并肯定了这些异端性的教导。这些被谴责的人的著作都应该被烧毁，因为它们对人们的灵魂会造成一种损害。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个“信经”，其对于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信经》加上了一句：“我们根据教父们的教导信两个自然的意志和两个自然的能力，它们是不分裂的，不转化的，不区分的，不混合的（dyo physikas theleseis etoi thelemata···kai dyo physikas energeias adiairetos，atreptos，ameristos，asynchytos），但这两个意志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的意志服从于神的意志。”
59.4关于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的堕落曾经有很多讨论。在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时，这一个案被视为宣布“教宗的不可错误性”（infallibilitaspapae）的最大阻碍。有的历史学家（如Baronius）甚至认为，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会议没有谴责教宗，而他们的文件是后人改写的（比如代替Honorius应该写Theodorus de Constantinopolis）。从信理学（Dogmatics，亦译“教义学”）的角度来看，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那两封信（见上59.2）—这两封信受到会议的谴责—不应该被视为“终极的，靠教导权作出的正式决定”（nicht als definitive，lehraMt太liche Entscheidung anzusehen)。[.—–]
59.5在Justinianus II（尤斯提尼安二世）被暗杀后，那个夺取政权的Philippicus Bardanes（菲律皮库斯·巴德三内斯，711—713年）再一次想支持“基督一志论”的异端，并于712年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其中谴责了“第6届大公会议”的决定。但是，一年后，Anastasius II（阿纳斯大修／亚拿斯大修）皇帝（713—715年）又恢复了Trulla（特鲁利）num（特鲁拉）会议（680／681年）的有效性。从此以后，唯一存在“基督一志论”信徒的地方是Libanon（里巴能）和（后来）Cyprus（塞浦路斯）地区的Maroniti（马罗尼提）教会—他们的名字来自一个独修者和隐修团体的建立者Maron（马伦，据说生活在4或5世纪）。这个教会团体的大多数人（大约4万人）于1181年皈依了西方的教会（根据Wilhelm de Tyrus总主教的记载），其他的信徒于1445年再一次恢复了与西方教会的合一。这个民族很勇敢地面对了周围的伊斯兰教徒并始终卫护了自己的信仰和自由。他们在近代认为，他们在整体上从来没有放弃过正统的信仰，从来没有接受过“基督一志论”，但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教宗们曾经劝勉他们不要再次陷入这个异端。
59.6因为第5届和第6届大公会议仅仅讨论了信仰教导的问题，没有处理教会纪律的问题，所以Justinianus II（尤斯提尼安）皇帝（685—695年和705—711年）认为，他需要再一次召开一个大规模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于692年召开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Trullos（特鲁斯）大厅中，所以它被称为“第二个特鲁斯会议”，有时候也被称为Penthekte或Quinisexta（“第五六个”），因为它“继续第五个和第六个会议”。这次会议本来应该是一个全帝国的会议，但它仅仅注意到东方的问题，并在它的102条中有一些条公开地反对西方的教会，特别反对罗马。比如，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会议第28条的规定有关于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地位的规定，但教宗们谴责了这个规定（参见63.1）；现在，会议又肯定了东方的宗主教的崇高地位。第13条规定明确反对西方教会的独身法律，并允许长老们和执事们继续维持婚姻生活（参见60.6）。第55条很严格地禁止罗马教会在四旬期每周六的守斋习惯（参见69.1）。第67条坚持使徒/使徒们关于“不可喝血”的规定（参见徒s15：29），而第82条禁止人们用“羔羊”的形象来代表基督，但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在当时的西方教会是比较普遍的。由此可见，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的距离已经相当大。在这些条件下，Sergius（塞尔基乌斯）教宗（687—701年），一位在叙利亚出生的东方人——在那个时期有好几个教宗是东方人——很坚定地拒绝在“会议文件”下签名。当那独裁皇帝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要强迫他时，Ravenna（拉文纳）和周围地区的民兵就来协助教宗。因此，皇帝的使者必须离开罗马。皇帝也不能进行报复，因为他的政权于695年被推翻。后来他于705年再一次登上皇帝的宝座。对希腊教会来说，那个“第二届特鲁斯会议”一直到今天算为“大公会议”，但拉丁语的教会（西方的教会）认为，692年的主教会议是“错误的会议”（synodus errat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