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古代教会史

56、西方教会中关于圣宠／恩典的争论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Augustinus（奥古斯丁）

56.1在东方，信徒们主要谈论了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论”方面的问题，但在拉丁语的西方出现了一个关于基督宗教的人性论（Anthropologie）和救恩论（Soteriologie）方面的争论（参见46.2c）。因为这个争论的主要发起人是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所以它也被称为pelagianischer Gnadenstreit／Pelagian debate（“白拉奇／伯拉纠圣宠／恩典争论”）。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佩拉基乌斯等）是一位平信徒和隐修士，他大概来自英国地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于4世纪末生活在罗马，并在当地的虔诚信徒圈子中很有威望。另外，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一位原来当律师，后修道的平信徒陪伴着他，但他的思想比较极端。这两个人大概也受了Ambrosiaster（《盎博罗修斯注释》参见76.1）思想的影响，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果经常锻炼自己的意志力，这种苦修能够克服罪恶，所以他们否认了“原罪”（original sin，peccatum originale）的影响，他们说，亚当堕落后，人们仍然完全有行善的可能性，甚至说，人完全有可能达到“无罪”（impeccantia）的水平。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曾写了对于Paulus（保罗）书信的注释，而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著作后来被改写并被视为圣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哲罗姆）的著作，但人们在Reichenau（莱克瑙）隐修院保存了原著的一个完整的手抄本。在410年，西哥特人侵略了意大利，所以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他的朋友去了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而在这里他们的教导就遇到了反驳和谴责。不久后，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转而到巴勒斯坦去了。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想在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能够被祝圣长老，但一位来自Milano（Mediolanum米兰）的执事Paulinus de Milano（保利努斯），控告他并说他是一位异端者，而因为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拒绝收回自己的教导，在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于411年召开的主教会议开除了他。据说，他有7条错误的观点，都是关于“原罪”和人“靠自然的力量能行善”等问题。他的主要错误是第1条和第5条：第1条：“Adam（亚当）被创造为一个必死的人，如果他没有犯罪，他将也会去世。”第5条：“人有可能是没有罪的，并且遵守上帝的诫命是容易的事。”

其它的错误观点仅仅是这两条的说明或发展。第2条：“亚当的罪仅仅对于他自己造成损失，对人类没有影响。”第3条：“出生的婴孩处于亚当在堕落之前的状态。”第4条：“正如基督的复活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复活了，亚当的堕落也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根据Marius Mercator的说法，这个命题意味着，那些没有领洗的孩子也能够获得永生。）第6条：“福音书引导人们进入天国，但法律／律法也同样引导人们入天国。”第7条：“在基督来到人间之前也已经有了一些没有罪的人。”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思想仍然是一种“自然的”思想，它就是一种很肤浅的、理性主义的道德说教（seichter，rationalisierender Moralismus）。这种思想为一种在内心中提高、照亮和强化人的超自然的圣宠／恩典没有留下什么空间，因此它也认为，在非基督宗教的（自然的）伦理道德和基督信仰的（超自然的）道德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差别。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关于“基督带来拯救”的教导没有不正统的地方，但如果贯彻他的基本观点，那么基督的拯救和圣洗圣事就没有本质上的意义，最终也没有什么力量。

56.2在那个主教会议之后，这种教导也受到了科学性的反驳（wissenschaftlichbekaempft）。Hippo（希波）的伟大主教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参见76.3）从神学的立场反对这个教导—后来的人因此称他为“圣宠／恩典之师”，因为他更深入地理解了罪恶和圣宠／恩典的奥迹，超过在他之前所有的神学家。他在这次争论中投入了自己的庞大精神力量，他的全部神学思考工作（theologischeGedankenarbeit）以及他内心上的那些动人的经验。

为了阐述这个问题，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先写了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et de baptismo parvulorum（《论善功，罪的赦免和婴儿的洗礼》，412年）。在这部著作中，他尤其反驳这样的观点：亚当的罪仅仅“通过效法”（imitatione），而不是“因传生”（propagatione）传染到整个人类。他强调这一点：虽然人通过上帝的圣宠／恩典和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可能是没有罪的，但根据《圣经》的教导，人们实际上都有罪（除了救世主以外），因为没有一个人完全实践上帝的诫命。在412年年底写的De spiritu et littera（《论精神和文字》）中，Augustinus（奥思定／奥古斯丁）阐明：gratia（圣宠／恩典）不仅仅在于外在的法律／律法（littera“文字”）—这是对方的观点—而在于我们内在的意志力的圣化。在415年写的著作De natura et gratia（《论自然和圣宠／恩典》）中，Augustinus（奥古斯丁）反驳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著作De natura（《论自然》，这部书没有保存），并说明，人需要圣宠／恩典，才能成义，因为通过原祖的罪，人失去了原来的力量和完整性。另外，圣宠／恩典不是因人的善功而给予的，而是上帝自由地给予的（non meritis，sed gratis），因此人不能因善功而要求圣宠／恩典（unverdienbar）。

56.3这样，Africa（非洲）（阿富利加）的教会很有说服力地揭露了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错误思想，但他通过一些否认、反驳和借口能够拒绝那些针对他的控告或隐瞒自己教导的缺陷。当然，这一点也和东方—西方之间的语言隔阂有关系；而且，希腊的神学家们受了Socrates（苏格拉底）和Plato（柏拉图）的影响，他们反对的是诺斯底派和摩尼教的二元论，这样他们始终会更重视人的道德行动，并且比较少强调上帝的圣宠／恩典；因此，他们对原罪等问题的深度和重要性没有那么深的理解。虽然在Bethlehem（白冷／伯利恒）的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哲罗姆，参见76.2）非常激烈地反对了Pelagius（白／伯氏），（他于415年写了Dialogus contra Pelagianos《反驳白拉奇／伯拉纠的对话》），但415年夏天在耶路撒冷召开的教区会议上，在Johannes（约翰） de Jerusalem（若望／约翰，参见51.2）主教的指导下没有作出什么决定，虽然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学生Orosius（奥罗修斯／欧罗修斯），一位西班牙的长老以Augustinus（奥氏）的名义控告了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异端。在Lydda（吕达）的Diospolis（迪欧斯波里斯）的主教会议甚至于415年12月宣布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教导是正确的。因此，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哲罗姆）曾在一封写给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信中称这个主教会议为miserabilis synodus（“可怜的会议”，见Epistula143,2）。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些事，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和Mileve（米勒维）的主教们在两个教区的会议上于416年再一次谴责了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的教导为异端邪说，并且要求Innocens I（依诺森／因诺森，402—417年）教宗确认他们的决定；教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时（417年），Augustinus（奥古斯丁）在一次讲道中（参见Sermo131，10）说了那些具有意义的话：“从圣座来了一些规定（rescripta），所以这个问题算结束了（causa finitaest）”。这句话表达了他的信念：在教义方面，罗马的主教的权威性可以在原则上决定一个争论，而这个决定是终结性的（endgueltig）。他还加上他的愿望：“但愿这个错误本身也消失！（utinam aliquando finiatur error！）”但他的愿望在那时还没有实现。下一个教宗是一个希腊人，Zosimus（左西莫斯／左息末，417—418年），他根据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和Caelestius（泽勒斯提乌斯）提交的“信经”认为，这两个人的错误不太严格。他想，这两个人还是肯定圣宠／恩典的必要性，所以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同时他批评了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信徒，说他们是轻信的。因此，他们两个在418年5月在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举行的大型主教会议上在200多主教面前阐述了他们原来的观点。Augustinus（奥古斯丁）在另一部著作，De gratiaChristi et de peccato originali（《论基督的圣宠／恩典和原罪》，418年）中再一次提出Pelagius（白／伯氏）主张的缺陷和模糊性，因为当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说，“在一切行动中需要圣宠／恩典”时，他实际上认为“圣宠／恩典”仅仅指法律／律法或指基督的教导和基督的榜样；在他那里，“圣宠／恩典”最多是“圣灵照亮人去理解上帝的法律／律法”，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另一点：“圣宠／恩典”是上帝的爱被注入内心或推动人的意志去实践诫命（gratia interna内在的圣宠／恩典）。

56.4此后，Zosimus（左西莫斯／左息末）教宗也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态度。他在一篇比较长的通谕（Zirkularschreiben，Epistula tr徒oria）中在418年5月要求所有的主教们都要接受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主教们的观点，并谴责了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教导。他的通谕似乎被普遍接受。18位意大利的主教们拒绝在文献上签名，所以Honorius（霍诺利乌斯）皇帝于419年放逐他们。因此，这个争论基本上结束了，但仍然有一个很激烈的“后奏曲”。当时，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倡导者和理论家（Systematiker）是一位年轻的，有理性倾向和斗志的Julianus（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主教，他是Apulia区Aeclanum（厄克拉努姆）城的主教。这位主教反对了教宗的Epistula tr徒oria（通谕）。他认为，Augustinus（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说法倾向于摩尼教，这样就等于不承认婚姻的神圣性，并且会削弱伦理道德。从此以后，这个争论主要注意到原罪和人的私欲偏情。其实早在419／420年写的著作De nuptiis et concupiscentia（《论婚姻和欲望》）中，Augustinus（奥古斯丁）就已回应了这个攻击，而他一直到最后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于430年8月28日去世）。他的最后著作想全面反驳他的对手Julianus（儒利安／朱利安／尤里安），但他没有完成这部书（Contra Iulianum opus imperfectum《反驳儒利安》）。在那些被驱逐的主教们当中有一部分去东部，而Theodorus de Mopsuestia（狄奥多罗斯／狄奥多若）和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参见54.1，2）很欢迎这些主教们。在东方有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朋友，一位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人，Marius Mercator（马留斯），他在一部著作中（Commonitoria《共识》，429／431年）反驳了那些人；他大概住在一个Thracia（希腊北部）的隐修院。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于429年或430年驱逐了在首都的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的人。在Ephesus（以弗所）于431年举行的大公会议上，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但主教们没有进一步讨论它，他们都接受了西部教会的决定（参见第1条，第4条）。

57、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预定论。

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

57.1圣Augustinus（奥古斯丁）关于圣宠／恩典和人的“召选”（electio）的教导在他一生的研究过程中经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演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涉及他对“预定”范围的理解。在早期，也就是在他当主教之前的阶段（396年之前），这个伟大的导师认为，上帝愿意拯救一切人，上帝的“救恩愿望”是普遍的（allgemeinerHeilswville），而人的愿意或拒绝决定人们的信仰，所以有一部分的人不信，另一些人则是信徒。后来他的思想转变了，因为他根据Paulus（保罗）的《罗马人书》更深入地反省“预定”的问题，而在他的思考中，上帝的意志的全能性变得越来越突出—比如在396／397年向米兰的Simplicianus（辛普利其亚努斯）主教的信中能够看到这个新观点。现在，他认为，上帝的“救恩愿望”只是局部上的（partikularerHeilswille）。他说，信徒和不信的人，善人和恶人，得救的人和受谴责的人的差异来自上帝的意愿。在晚期的著作中，他有这样的教导：通过Adam（亚当）的罪，整个人类成了一种“灭亡的群众”（massa perditionis），但由于自己的仁慈，由于他那种“不可测量的决意”，上帝从永远就怜悯了一部分的人（certi），选定他们获得救恩，但另一部分的人（ceteri），让他们走向灭亡。因为人的死亡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selbstverschuldet），人根本不能要求得到上帝的圣宠／恩典，所以上帝这种作法不违背正义的原则。那些被召选的人通过圣宠／恩典那不可抗拒的效力，并通过“恒心的神恩”（donum perseverantiae，—这是他从426年以来的教导）而无误地达到永福。但那些没有被召选的人（reprobati）没有足够的圣宠／恩典，所以他们属于灭亡，无法得救。这样就不能认为上帝有“普遍的救恩愿望”，因为如果上帝的全能的，所有的人都将获得救恩。

在Paulus（保罗）的书信中有一句话与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理论有冲突：“上帝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1Tim2：4），所以Augustinus（奥古斯丁）用三种解释来削弱这句话的力量，但这三个解释都是很勉强的，是不能成立的（kuenstliche und unhaltbare Exegese）。他说（参见De correptione et gratia14,44；15.47；Enchiridion103，27；Ep．217，6，19）：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获得永福的人都是因上帝的决意而得救的”。或：“上帝愿意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君主，私人，贵族，变通人）都获得救恩”。或：“上帝使得我们有“拯救一切人＇的愿望”。-Augustinus（奥古斯丁）并没有用gratia irresistibilis（“不可抗拒的圣宠／恩典”）这个词，但他施用一些类似的话，比如voluntas Dei efficacissima，semper invicta（“上帝那种最有效的意愿，始终无抗拒”（参见Enchir．95，102）；或divina gratiaindeclinabiliter et insuperabiliter agi（“由于上帝的圣宠／恩典受到稳定的和无比的引导”），或Deo donante invictissime velle（“由于上帝的协助有一种非常坚定的意志”，参见De correptione et gratia12,38）。

57.2这些说法，就是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严格理论，或狭义上的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主义”），不仅仅在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派那里受到批评，因为那些神学家认为，这种理论削弱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也就将人对美德的追求置于危险中—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怎能选择美德呢？如果这种预定论是真的，为什么还要谴责罪人呢？首先，在Hadrumetum（阿杜美顿，在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附近）的一所隐修院的人反对这种理论。为了教导那里的隐修者，Augustinus（奥古斯丁）写了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论圣宠／恩典和自由意志》）和De correptione et gratia（《论腐败和圣宠／恩典》，426／427年），这样就平息了波浪。但是，这些著作又在别的地区引起了更强烈的和更坚定的反驳。

因为Augustinus（奥古斯丁）以严厉的语气表达了他的预定论，所以在Marseille（马赛）和附近（Lerinum雷让）的隐修者反对他的教导，而他们的代言人是高卢南部隐修运动的主要推动者，Johannes（约翰） Cassianus de St.Victor（维笃）（卡西安努斯／迦贤努，参见72.6）。这些人也谴责了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圣宠／恩典观，但他们想在Pelagius（白／伯氏）和Augustinus（奥古斯丁）晚期的教导之间走出一种“中间的王道”（via regia in medio）。他们想，Augustinus（奥古斯丁）晚期的教导不符合《圣经》的话，而且为道德生活构成危险，因为它带来某种“宿命论”。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甚至称这个教导为“巨大的亵渎”（ingens sacrilegium，Collat.Patrum XIII，7）。这些“马赛派”的神学家认为，“预定”不仅仅来自于上帝的“决意”，但也来自上帝的预先知识，因为上帝召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他预先知道这些人是堪当被召选的，所以他的“预选”是相对的（praev伊西丝 meritis“先看功劳”），而不是绝对的；而且，—根据他们的想法—上帝的“救恩愿望”是普遍的。然而，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一个向救恩的追求（initium fidei信仰的开端）也可能纯粹来自人，虽然人需要上帝的圣宠／恩典才能完成善功（实际上，在396年以前的Augustinus和某一位Vitalis de Carthago（迦太基）（维塔利斯）也曾有同样的看法，参见Ep.217）。另外，高卢的隐修者们说，信仰中的生活是人的意志的事，而那些成义的人不需要一种特殊的“恒心的神恩”（donum perseverantiae）才获得永福。自从16世纪末以来，这种教导被称为“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us），但在那个时期是关于Molina（摩里纳／莫利纳）的争论，而施用这个词的人是反驳耶稣会的托马斯主义者。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没有用“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只称这种教导为“属于Massilienses（马赛人）或加li（高卢人）的教导”。

57.3年老的Augustinus（奥古斯丁）用新的著作来回应他们的说法：Depraedestinatione sanctorum（《论圣人／圣徒的预选》）和De dono perseverantiae（《论恒心的神恩》）（428年／429年）。在他去世后（430年8月28日），他的一些热切的敬佩者，Tiro Prosper de Aquitania（普罗斯柏）和他的朋友Hilariu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继续反驳了那些错误的观点—这两位平信徒思想家早一些通知了Hippo（希波）的主教（即奥古斯丁）关于在高卢南部发生的争论。其中，Prosper（普罗斯柏，约390—463年）想缓和Augustinus（奥古斯丁）教导中那些太严厉的部分，所以他说，上帝的“不召选”或“拒绝”（reprobatio）更多来自上帝对于人的“无功劳”的“预先知识”；另外，那部优美著作De vocatione omnium gentium（《论万民的召唤》，大约450年写的）的作者（可能是Prosper普罗斯柏）明确肯定，上帝的“救恩愿望”是普遍的，虽然在其它方面他拥护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观点。因为Prosper（普罗斯柏）和Hilarius（希拉利乌斯／希拉流）亲自去罗马见教宗说明他们的观点，所以Coelestinus I（切来斯拉努斯／色勒斯丁，422—432年）教宗在一个写给高卢的主教们的文件中（431年），赞美Augustinus（奥古斯丁），称他为“值得纪念的人”，又说几位前任的教宗都认为他是“最好的导师之一”。另外，教宗也想反对在英国地区的Pelagianism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因为Pelagius（白／伯氏）的一些学生在那里传播了他的思想。在高卢地区，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的思想还能维持100年之久，但不同的派别彼此进行争论。

尤其Lerinum（雷让）隐修院的长老Vincentius（文森提乌斯／味增爵／万桑，约于450年去世）在他的著作Commonitorium adu．haereses（《反驳异端的教义记录》，434年）中肯定了“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的圣宠／恩典论。这部书一方面提供很好的关于公教的权威观和传统原则的描述（第2章：magnopere curanum est，ut id teneamus,quod ubique,quod semper,quod ab omnibus creditum est;hoc est etenim vere proprieque catholicum“应特别注意，我们肯定那［1］始终［2］在各地［3］由一切人所相信的：这是公教会的真正和本有的信仰”），但在另一方面，这部书缺少神学上的平衡；作者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反对Augustinus（奥古斯丁）及其在高卢的朋友们的圣宠／恩典论。卫护同样的立场的作者是Arnobius Minor（小阿诺比乌斯／小亚诺比乌），一位来自Africa（非洲）（阿富利加／非洲）的，在罗马修道的隐修者（约450年）。那种无名的争论性著作Praedestinatus（《被预定者》）大概是他写的。这部书歪曲地介绍了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圣宠／恩典论以及根据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De haeresibus（《论诸异端》）阐述种种异端教导的历史。另外，约于473年召开的Arles（阿尔勒）主教会议和Lyon（里昂）主教会议都针对了“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这些主教会议谴责了高卢的长老Lucidus（卢其度斯），因为他太过分地强调了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主义）的观点，甚至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不存在，而且认为，上帝积极地预定某些人会走向灭亡（positiveVorherbestimmung zur Verdammnis）。这些主教会议任命一个很有威望的主教，即Provence（普罗旺斯）地区的Reji（＝Regium，Riez）的主教Faustus（福斯图斯）-他原先是Lerinum（雷让）隐修院的院长—写出高卢人的观点，所以他的De gratia（《论圣宠／恩典》）很系统地阐明高卢人隐修者的想法。因此，Augustinus（奥古斯丁）派的人特别反对他。几十年后，那些来自Scythia（西提亚）的隐修者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强调theopaschitische Formel（“神受难／上帝受苦的信条”，参见58.2），而在519年后，他们要求Hormisdas（霍尔密斯达斯／何尔米斯达）教宗谴责Faustus（福斯图斯）和他的拥护者，因为他们是inimici gratiae（“圣宠／恩典的敌人”）。不过，罗马圣座虽然比较肯定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立场，但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Vandali（汪达尔人，参见43.6）的国王曾驱逐了一些Africa（非洲）（阿富利加／非洲）的主教，他们后来在被放逐的地方，在Sardinia（撒丁岛）生活，而其中有一位Fulgentius（富尔根提乌斯），曾经是Ruspe（儒斯佩）的主教（参见78.1）。这些主教们在一个Epistula synodica（《会议文件》）中坚决地反驳了Faustus（福斯图斯）的观点，而Fulgentius（富尔根提乌斯）另外在他的著作De veritatepraedestinationis et gratiae Dei（《论预定和圣宠／恩典的真理》）和Contra Faustum（《反驳福斯图斯》七卷，但失传）中详细地反驳了“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他是一位很杰出的神学家，并热切拥抱了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圣宠／恩典论。

57.4虽然大部分的高卢南部的神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支持了“半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主义”，但在第6世纪他们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这主要归功于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流，参见78.4）。虽然他曾在Lerinum（雷让）隐修院中受过教育，但他“很谨慎地保持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观点”。在528年，Valence（瓦伦斯）的主教会议肯定了一些“半Pelagius（白／伯氏）主义”的观点，而针对这个会议，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流）主教与13位主教和8位世俗的贵族领导在529年7月于Orange（奥郎日，＝ConciliumAurasicanum II）举行了一个重要的主教会议。这个会议根据一些来自罗马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来自Prosper普罗斯柏的研究）谴责了Pelagius（白／伯氏）主义和“半Pelagius（白／伯氏）主义”并肯定一种缓和的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主义）。这样他们宣布，自然的人无法达到超自然的善，上帝的圣宠／恩典是不能“挣来的”（Unverdienbarkeit der Gnade），而为了得救它是必要的，得救的开始需要圣宠／恩典，而致终坚持美善也需要恩宠。同时，这个会议放弃了“上帝的局部救恩愿望”的观点，并且坚定地谴责一种praedestinatio ad malum（“预定走向恶”）的观点。Bonifatius II（博尼法提乌斯／波尼法斯二世，530—532年）肯定了他们主教会议的决定，而这些决议在教会内很受重视，并有影响力。如此，这个争论基本上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