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古代教会史
第一段、从教会的创立到官方的承认（313年）
第一章、创立，扩展和教难
5、非基督宗教世界对救恩的准备
5.1基督宗教并不是毫无准备地进入了世界的。根据Paulus（保罗）使徒的说法（参见加4：4；以弗所书1：10），基督的来临发生在“时期一满”的时刻，就是说，当人类通过上帝的指导为救恩有接受能力后（nachdem die Menschheit durch Gottes Führung für die Aufnahme der Erlösung empfänglich gemacht worden war）。当然，上帝的道路和他的计划是不能完全被理解的（罗11：33）。所以，这种“指导”也不很清楚，但它也不是完全不可了解的，因为上帝在大自然和在历史中都启示自己（徒14：16f）。
教会以外的世界对于天国的“准备”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古代的主要民族（antike Hauptvö路er，指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世俗文化方面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古希腊的文人首先是诗人，思想家，艺术家；与此不同，罗马人主要是组织者，立法者和统治者；但在宗教和道德方面，他们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多神论的民间宗教和国家崇拜（Staatskulte）曾在它们盛行时期充满了人们的心，带给了一些人对神力的敬畏，也曾敦促了人们追求美德，但在晚期瓦解了，广泛地失去了信用。虽然一般的劳动人口没有相信神，也严肃地遵守道德规律，但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中，学者完全陷入无神论并非稀罕之事。Augustus（奥古斯都）皇帝曾试图恢复祖先的古老美德，但效果不大。帝国时期以来，从希腊化的东方传来了“皇帝崇拜”（Kaiserkult），就是神灵信仰的一种代替品（als eine Art Ersatz für den Götterglauben）。皇帝崇拜是去世皇帝受如神的崇拜（Apotheose，consecratio），不久后（Caligula后）也包括对活的皇帝或对皇帝保护神（genius）的崇拜。东方的种种宗教和秘密宗教也早就传到了西方，对大众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比如弗吕家的大神母西布莉和阿提斯的崇拜，叙利亚的种种巴尔神，埃及的神灵伊西丝和塞拉皮斯，波斯的光神密特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迷信：占星术，魔术，模仿神的表演，特异功能，与亡灵的沟通等。与宗教堕落一起来的是一种可怕的道德沦陷，特别是在大城市及在上阶层的人们中间。Paulus（保罗）使徒（参见罗1：24—32）曾描述这种道德堕落的可怕表现。非基督徒的作者（如Seneca（塞涅卡），Tacitus，Juvenalis）基本上也支持这种批判的观点。
5.2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在某些领域中要代替宗教，但它本身也处于化解和解体的状态中。Platon（柏拉图），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深邃思考被一些比较肤浅的，混合性的思想取代，这些思想传统对于形而上学没有希望（an derMetaphysik verzweifelnd，译者注：斯多亚（斯多亚）的形而上学太悲观），并且更注重实际的人生哲学。萨摩斯岛的伊壁鸠鲁（伊壁鸠鲁，＋270年）和他的学派反对思辨性的思想；他们主张一种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喜乐是最大的价值”）。比较高尚的思想是斯多亚（斯多亚）学派，由Kition（即今塞浦路斯东南海岸的一座城市拉纳卡）的Zenon（芝诺，＋260年）创立，这是在基督诞生时期最普遍流行的哲学学派。他们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道德和德性，但他们的神学是一种泛神论和一元论，又认为fatum（命运），一种盲目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引导世界的发展。很多人和新学院派一样陷入了怀疑主义并且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参见Pilatus（彼拉多）比拉多／彼拉多在约18：38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犬儒派以无限制的个人主义讽刺了任何宗教信仰。全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思想都充满着悲观主义：它意识到自己的无力。这个哲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态度。政治生活原来培养了如此多的公民美德，原来引起了如此大的兴趣，但现在已走下坡路了：希腊的小型共和国（die griechischen Republiken）雅典和Sparta（斯巴达）原来有很多兴奋的爱国者，但它们不复存在。罗马帝国似乎包括了整个有居民的世界，这个帝国已饱满，已走到各个征服的终点。因为再没有可征服的地域，人人就没有受外部的压力。人们对真理是开放的，而因为达到真理的种种努力都无结果，人们更热忱地接受了（来自信仰的）真理。在基督进入世界的时代中，无力感和一种普遍的腐败意识很强烈，比任何时候还强烈。
5.3除了这些消极的因素以外，外教文化也具有一些积极的外在条件，一些与基督的救恩教导有交叉的地方，它们有利于教会的迅速发展。这些主要是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东方来的种种宗教和秘密宗教一方面包含了一些野蛮的、丑陋的因素，但它们在另一方面也暗示一些真理的种子。罗马的宗教是如此严肃冷静的，
如此有法律精神的，但这些秘密宗教强烈地激发了想象力和感受。它们谈论了罪恶和罪责，它们论及净化和补赎，再生、永生和彼岸的幸福生命。通过一些神秘的礼仪和神圣的宴席，它们想追求灵魂的拯救（soteria救恩）及与神明的合一。这些宗教的祭司甚至培养了一种宗教教导和引导人灵的方式，即牧灵方式（eine Art vonreligiöser Unterweisung und Seelenführung)。
5.4虽然古代有那么多多神论的教派，但也有另一方面的趋势：无意识地走向一神论的倾向，以及神的观念的升华和净化（eine gewisse Vergeistigung der Gottesvorstellungen und ein unbewusster Zug zum Monotheismus hin）。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宗教情怀处于低潮，但自从帝国时代以来，宗教情感（Religiositat）一步一步地上升。这种宗教情怀大多是混合式的（synkretistisch）。各种各样的神像和神灵都被融合，特别是东方来的神。甚至一种普遍的启示宗教和拯救宗教的想法越来越有影响。一些虔诚的无信仰的人（f罗me Heiden）痛苦地期望着“来自上面的”照亮和协助。东方人和古希腊人很早就期待了一种“世界转变”，一种“世界革新”（一种“黄金时代”），甚至一位在历史中会出现的救世主，一位伟大的先知和有智慧的牧灵者（weiser Seelenfuhrer）。在东方，国王从元始时代（seit Urzeiten）被视为“天子”（Sohn Gottes）和被预定的世界的统治者，国王被认为具有智慧和长老（祭司）的尊严。他是“拯救者”或“救世主”，而他的登极（Epiphania）意味着时代的吉祥转变。罗马的皇帝后来也继承了这些尊称：kyrios，soter（主，神；救世主）。Vergilius（维吉尔）在Bucolica（《牧歌集》）第4个牧歌中和伟大无比的赫耳墨斯（见17，2）的文献也表达一个类似的看法。斯多亚（斯多亚派）的一个理念是这样的：神和世界之间的中介者是逻各斯（逻各斯），而逻各斯充满一切，并且到处散布真理的“种子”。的确，古希腊哲学包含很多错误的观念，但同时也提供一些有用的真理因素（manches brauchbare Wahrheitselement）。这些真理的因素能够成为一个桥梁，能帮助那些诚心追求真理的外教人认识基督信仰（参见查士丁，塔蒂亚诺斯等）。理念论的创立者Platon（柏拉图）认为，最高的理念（善）等于是神。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亚氏）在他的形而上学中认识一位“世界的第一个推动者”，以及一个绝对的，有自我意识的精神体（Erkenntnis···des absoluten selbstbewussten Geistes）。斯多亚派人士阿帕米亚的波西多尼乌斯（＋约公元前50年）的神学推理奇妙地结合了批判精神和宗教神秘主义。在波西多尼乌斯后很长时间没有几个有独立思想的希腊思想家。他的神学思想在基督宗教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Seneca（塞涅卡）（塞内卡），Epictetus（爱比克泰德）和MarcusAurelius（马可·奥勒留）皇的伦理思想，就是斯多亚（斯多亚）晚期的道德哲学与基督宗教的伦理教导在某些方面相符合，比如，斯多亚承认神圣的道德律和神的预先安排（leitendeVorsehung，providentia），承认一切人的平等与联系，要求人们克服肉欲，要求博爱，甚至对敌人的爱。因此，2，3世纪的基督宗教思想家认为，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准备了基督宗教的来临（Tertullianus（特土良）称Seneca（塞涅卡）为“saepe noster经常符合我们的”，见De anima《灵魂论》20；第4世纪的人甚至虚构了Seneca（塞涅卡）和Paulus（保罗）（保罗）之间的信件）。Clemens（革利免） Alexandrinus（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克来孟／革利免）曾说，哲学是“上帝给希腊人的礼物”（St Rom ata1，2，20）并且说出这样的名言了：“正如法律教导了希伯来人走向基督，哲学教导了希腊人走向基督”（StRoma（罗马）ta1,5,28；亦见加3：24）。
当然，最有意义的和最直接的准备是外教人与犹太人及一神论的接触（参见6,2)。
5.5罗马帝国对于古代文化界的统一和自从Alexandrus Magnus（亚历山大）以来持续发展的希腊化（东方和西方局部上的希腊化）也算为有利的外在条件。因为地中海周围的地区，从Syria（叙利亚）（叙利亚）到Hispania（西班牙），从Nilus（尼罗河）到Danubius（多瑙河），都成为一个大的国度，这些原本敌对的民族之间已没有了障碍或隔阂。同样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以及希腊化的共同语言（koine dialektos），还有共同的文化造成了相当统一的生活条件和思想环境。海路和陆路方面的“世界性交通”（Weltverkehr）是频繁的和安全的，为思想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协会和行会组织非常发达，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些立脚点。Augustus（奥古斯都）皇帝在长期的内战状态后又一次带来了和平和秩序，世界的人为此而感谢他。那些有远见的基督徒也明确认识到了罗马皇帝在世界史上的使命。大约在175年，撒狄主教美利托指出说，基督教和皇帝制度似乎在同样的时代进入了世界，获得了并行的发展，所以上帝的安排明显地规定了双方的密切关系（von der Vorsehung offenbarfüreinander bestimMt太，参见Eusebius（优西比乌），Hist．E．，4,26），并且充满智慧的俄利根于248年（Contra Celsum2，30）说：“上帝准备了这些民族并且使罗马皇帝统治整个世界，因为许多王国的同时存在为耶稣教导的传播会是一种阻碍。”
6、基督之前的犹太教和犹太人对Messiah（弥赛亚）的期待
6.1犹太民族在世界史上的影响来自它的宗教。犹太人与周围民族的差别很大，因为犹太人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启示，而上帝引导了他们的历史。这种一神论信仰和对将来Messias（弥赛亚）的预许是两个明灯；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仍然有这两个明灯，引导他们走过难关。周围的野蛮民族诱惑了犹太人，所以他们有时候陷入了偶像崇拜的迷信，但通过各种考验和灾难，他们最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神论信仰。旧约的先知们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获得了召唤，他们是人民的领导者，向人民启示上帝的旨意，批评人民的错误，并指向将来要来的拯救者和救赎者，他将来要在以色列人民中出现。因此，对Messias（弥赛亚）的盼望在程度和内容上都有所成长，特别是在Makkabaei（玛加伯）时代；当时，Syria（叙利亚）（叙利亚）的国王Antiochus Epiphanes（安提奥古四世）（前175-164年）强迫了犹太人接受外邦人的宗教和风俗，并想夺取他们的传统信仰。犹太人民和他们领袖的勇气能够克服这个危险，而犹太人能够再次夺回政治上的独立（公元前142年）。在困难的时代，在犹太人的政治权力走向消亡的时代中，犹太人更多重视了法律的宝典。现在，Pharisaioi（法利赛人）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不断研究法典，时时恪守一切规定，严格地排除了一切非犹太人因素，这样寻求了自己的得救和人民的幸福。和他们对立的是Sadduzaioi（撒杜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更重视理性，受了伊壁鸠鲁（伊壁鸠鲁）的影响，对希腊化文化有某种爱好和羡慕。在后来的Hasmonaioi（哈斯蒙尼）王朝（他们是Maccabaei（马加比家族）的继承者）的领导下，发生残酷的内战，而神统治形式的犹太国（theokratischer Judenstaat）迅速走向灭亡了。罗马人Pompeius（庞培）于公元前63年占领了Jerusalem（耶路撒冷城）。罗马人保持了“支派君主制”（Stammesfurstentum），而在公元前37-4年间，Idumaia（以土买）的Herodes Magnus（大希律）（黑落德）王是唯一的统治者。但是，犹太早就是罗马的附属国，而在公元6年成了Syria（叙利亚）（叙利亚）省的一个部分。一位总督（procurator）在Caesarea（凯撒利亚）负责犹太地区的管理工作。在外邦人的统治下，犹太人的安慰是对于Messias（弥赛亚）的期望。然而，对Messias（弥赛亚）的理解在很多方面被歪曲了，它的性质主要是政治上的或狭窄的民族主义的，因为人们相信，Messias（弥赛亚）将会使以色列人摆脱罗马人的压力，并恢复犹太国的世俗权力和威望（参见路24：21；徒1：6）。不过，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受了晚期默示思想的影响（Apokalyptiker），他们认为，Messias（弥赛亚）将是一位来自David（达味／大卫）家族的，很有智慧的国王，他将靠超自然的力量建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übernatürliches Gottesreich），并要拯救人们脱离罪恶。Johannes（约翰） Baptista（施洗约翰）是最后的和最伟大的先知，他也准备了Messias（弥赛亚）的道路。
《新约》中没有提到Essenes（艾赛尼派）的教派。他们离开了犹太人的礼拜团体，因为他们放弃了圣殿和祭祀。他们也放弃了婚姻和个人财产，生活在一些隔离的小区，特别是在死海的西岸。另一个教派是Therapeutai（特拉普提派）（“医者”）。他们的宗教态度与Essenes（艾赛尼派）很相似。他们是犹太的苦行者，主要研究经典，但他们住在埃及的Alexandria（亚历山太）附近。Philo（斐洛／斐罗）在他的De vita contemplativa（关于沉思的生活）中描写他们，而Eusebius（优西比乌）（《教会史》2，16—17）等人视他们为后来的隐修者的前锋者，视他们为原始的基督徒式的苦行者（urchristliche Asketen，参见E．Lucius，1879年），但这个看法没有足够的根据。
6.2很久以来，犹太民族不限于Palaestina（巴勒斯坦）地区。通过流亡亚述（assyrische Gefangenschaft，公元前722年或708年？）和流亡巴比伦（babylonische Gefangenschaft，公元前597，586年）的事件，犹太民族被分散到周围的地区。因为他们善于贸易商业，他们扩散到几乎整个当时有人住的世界。尤其在埃及有很多犹太人，在公元前第3世纪，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犹太人完成了《旧约》的最早希腊译本，即Septuaginta（LXX，《七十贤士译本》）。生活在Diaspora（“分散状态”）中的犹太人（亦称为“希腊化的人”Hellenisten），在异国他乡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向外面封闭的整体，他们很少与别的民族混合或通婚，他们有自己的会堂，并且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心圣所）保持联系，因为他们定期去圣殿参与大的庆节，而且一年一次交出圣殿税（jahrliche Tempelsteuer）。虽然如此，他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外族文化的影响。他们不仅仅在语言和生活习惯适应了希腊化的世界，他们还开始与希腊人的宗教哲学进行对话。最明显的例子在这方面是Philo Alexandrinus（Philo Iudaeus斐洛），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犹太人，来自贵族和祭司家庭，并且生活在耶稣的时代（他约于公元40年去世）。他利用一种比喻式的解释方式来诠释《旧约》，这样结合了正统的犹太传统和柏拉图的，斯多亚的，新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ische Popularphilosophie）的思想；他完成的著作当然没有很大的统一性。他的比喻式解释方式和关于逻各斯的教导（逻各斯是上帝的一切理念的核心，逻各斯是上帝和世界之间的中介）深深地影响了好几个世纪的基督宗教的神学家。
虽然犹太人在一方面封闭了自己，但他们仍然对周围的外族发挥了相当大的宗教影响。犹太人关于神的理解是比较纯洁的，他们的礼仪是严肃的和感动人的，他们的道德要求是严格的，这些因素曾给严肃的人很深的印象。除此以外，“分散的犹太人”意识到了自己在宗教方面的优越地位，而他们写了很多著作来反驳外族的多神论，同时为自己的信仰做宣传。希腊人和罗马人轻视或蔑视犹太人，所以很少有外族人愿意通过割损礼和浸水礼加入犹太人的团体（加入者被称为proselytoi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比如在徒2：11），或愿意遵守整个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很多人比较自由地接受了犹太文化的一些部分，比如接受一神论和某些传统规定（安息日，食品方面的洁净规定，宗教性的净洗）。这些人被称为phoboumenoi（敬畏神的人）或sebomenoi ton theon（敬畏神者，敬拜神者，参见Aet10：2；13：50；16：14）。这些人后来非常乐意地拥抱了基督信仰，因为基督宗教一方面能满足他们的渴望，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又排除那些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犹太习俗和犹太观点。
7、耶稣基督，救世主和教会的奠基人
7.1“时期一满，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加4：4—5）。Paulus（保罗）使徒以这些话来勾勒出救世主的背景、使命和任务。天主之子来到了人间，他将旧约引向终点，他创立了一个新约，不是法律的，而是恩典的盟约。他奇妙地由童贞女Maria（马利亚）（玛利亚）出生（关于具体的年代，见3，7），大约于公元30年后开始在Palaestina（巴勒斯坦）公开活动，并以奇迹和象征肯定了他的教导——一个来自上天的教导。他不是犹太宗教的改革者。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上帝是一切人的父亲，他爱人们并在爱中交出自己。根据这种教导，律法、圣殿和法律的工程都有局限性。基督结合了犹太世界和希腊化世界的两个核心观念，就是宗教和伦理，使双方达到一个新的合一：他宣布了“天国”，就是一个新的，超自然的团体，为了拯救人们，带给他们幸福，而“天国”的团体要包含一切民族，也要维持到世界的终末。
为了这个目标，他招集了一些门徒，其中选择了12个使徒（使徒），并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给予他们特殊的权柄。他将自己的使命（Sendung）交给他们并且命令他们：教导一切民族，给他们施洗，并以来自天主的权威领导他们。他规定Simon（西门） Petrus（彼得）（西满·彼得，彼得）成为教会的基础（“磐石”）和基督的羊群的最高领导，这样，他建立的工程有发展的可能性和保障。
然而，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接受了耶稣或视他为预许的Messias（弥赛亚）。“他来到自己的领域，但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约1：11）。无论是遵守法律的Pharisaioi（法利赛人）或是比较自由的Sadducaioi（撒杜赛人／撒都该人，die freigeistigen Sadduzaer），都对他怀有敌意。因为犹太人的统治阶层如此恼恨他，致使他在二三年公开生活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0年到33年间的Nisan（尼桑）月14号或15号（就是4月7日）。有一些奇妙的现象陪伴了他的死亡，并证实他的超凡使命。圣殿的帐幕裂开，这意味着，上帝与犹太人奠定的盟约走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盟约要开始。耶稣自己第三天从坟墓中复活了，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复活后，他与自己的人在一起40天之久，后来回到天主那里去了。
7.2一些近代的学者否认了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比如A．Kalthoff（ 阿尔伯特·卡尔特夫），P．Jensen，A.Drews，P.L.Couchond等。他们说，救世主是一个纯粹神话式的人物，他的神话来自近东地区很普遍的“神——人救世主”观念以及犹太人的Messias（弥赛亚）观念，但这些猜测是彻底批判精神的严重错误。一个来自2世纪初的papyrus（手抄纸）的残片告诉我们：《新约》的记载在1900年的历史中是没有任何变化的。犹太作者和外族的作者也曾写了重要的关于耶稣的记载。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塔西托，＋120年）在他的著作中（Annales XV44）论及Nero（尼禄）迫害教会的事件，并且说，Pilatus（彼拉多）（比拉多／彼拉多）总督使基督受死刑：auctor nominis eius［scil.Christianorum]Christus Tiberio imperante per procuratorem Pontium Pilatum supplicio affectus erat。小Plinius（普林尼）总督约于112年向Traianus（图拉真）皇帝写过信（Plin．Epist．，10，96）并且其中说，Bithynia（庇推尼）地区的基督徒们在礼拜中向基督唱歌，把他当作神（Christo quasi deo carmen dicere）。大约在93年，犹太历史学家Josephus（约瑟夫） Flavius（约瑟夫斯）在他的Antiquitates ludaicae（《犹太古史》）20,9,1称Jacobus（雅各）为“耶稣的弟兄，而耶稣被称为基督”。然而，同一书中另一个章节（18，3，3）曾引起了怀疑：“那时候出现了耶稣，一位重要的人［如果能称他为人］，他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一位教导寻求真理的人］，他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是Messias（弥赛亚），当Pilatus（彼拉多）顺着最高贵的人的控告，判他要被钉在十字架后，他的信徒们仍然没有离开他。［因为在第三天，他活着显现给他们，因为先知们预言了很多事关于他］。一直到现在，以基督取名的基督徒团体仍然存在。”在括号中的话可能是后来的基督徒编者加入的，因为它们不能符合Josephus（约瑟夫）的语言习惯。Eusebius（优西比乌）（欧西比乌斯）大概已经知道这些插入的词组（参见Hist．Eccl．1，11，7—8），但Origenes（俄利根）还不知道这些话。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些话是一位基督徒加入的，在近代的学者当中有一些保卫了这些话的原始性（比如Harnack，F.C.Burkitt，A.Seitz，C.Willems，L.Wohleb，Fr.Dornseiff）。另一些学者（如E.Schuerer，E.Norden，P.Batiffol，P.Corssen等）说，上述的整段是后人插入的，都不是Josephus（约瑟夫）的原文。Josephus（约瑟夫）著作《犹太战争》在11或12世纪的古俄罗斯语译本中也包含5段关于耶稣的话，但这些话肯定是后人加上的，不是Josephus（约瑟夫）的原话，虽然R.Eisler曾替这些进行过辩护。
完全虚构的是某一个Abgar de Edessa（埃泽萨）（阿布加尔五世）王（参见12，9）和耶稣的信件来往（见Eusebius（优西比乌），Hist．Eccl．，1,13）。另一些伪造的文献是Pilatus（彼拉多）总督向Tiberius（提比略·恺撒）皇帝的一份关于耶稣死亡和复活的报告，以及Lentulus（据说是Pilatus（彼拉多）的前任总督）向Senatus（元老院）关于耶稣的外貌的报告。在近代有Ernst Edler von Planitz（普拉尼茨）（1910年）发表了一封信关于耶稣和他的门徒，据说这封信是埃及的医生Benan于83年写的，但实际上是Planitz（普拉尼茨）的无礼伪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