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古代教会史
古代教会史
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编著
雷立柏（L.Leeb）译
译者序
本书的原名是Kirchengeschichte（《教会史》），并分为三卷：《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和《近代教会史》。它不仅仅叙述教会“内部”的发展，而且也从文化、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基督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和发展。这是一部经典著作，其前身是德国历史学家Franz Xaver Funk（傅恩克）于1886年写的《教会史教科书》。这部著作曾在德国的大学和神学院中广泛被用为教科书，在1907年已有第5版，可见它很受欢迎。作者Funk（傅恩克）是“教父学”的专家，他不断增加和更新其内容资料。在1911年后，德国学者Bihlmeyer（毕尔麦尔，1874—1942年）继续修补这本书，而在1942年后，另一位德国的教会史学家，Tüchle（提克肋），继续增补这本教科书。他又加上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文献目录，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第16版。似乎可以说，这本教科书影响了在德国大学里的教会史教学工作100年之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另外，它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被译成别的欧洲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等）。因为德国的专家多次修改和增补这部书的内容，可以认为它是一部很完整的教会史教科书，也值得中国的大学生和研究基督宗教历史的人参考和阅读。
Bihlmeyer—Tüchle（毕尔麦尔／提克肋）的《教会史》想“结合严格的历史学批判精神和对教会的同情态度”（Tüchle在1948年的序中的话）。这部书的内容和章节非常系统，每一小章分为几个节：5；5.1；5.2等（后面的索引提供这些章节的号码）。
原著几乎在每一页都有一些注脚，其中列出很多著作和文献。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或拉丁文写的，而且都是1960年以前的研究专著，在中国很难找到，所以我决定不翻译这些注脚中的文献资料。
在正文中如果出现外文人名、地名或书名，我尽可能会保留原文，但是最常见的地名只用汉语的译名（比如：“罗马”，“希腊”，“叙利亚”等）。在外文人名和地名的原文后，我加上天主教的翻译和新教的翻译，有时候也加上社会上普遍用的翻译，比如Paulus（保罗），Antiochia（安提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社会上读者的需要。我先写天主教的译名是出于历史的考虑，因为有的汉语译名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比如“亚当”或“亚里士多德”中的“亚”是17世纪的译者（Ricci利马太，Aleni艾儒略，Buglio利类思等人）规定的（参见拙著《汉语神学术语辞典·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人名和地名的汉译名主要来自两部很杰出的辞典：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编《神学词语汇编》，光启出版社，台北，2005年；卢龙光主编《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7年。很悲哀的事实是，外文人名、地名和书名的汉译形成了很混乱的局面。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逐渐采取一种“直接读ABC”的习惯，这样不再会有“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烦恼（实际上，Antiochia（安提阿）的希腊文意思是“坚定的”，但从汉语的译文中无法查出这个原义）。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名和地名方面，我多以拉丁语为标准（而不是以希伯来语、希腊语、英语或德语为标准），比如德文的Johann（若望／约翰）和法文的Jean以及希腊文的Ioannes就是英文的John，但我决定在正文中用拉丁文的Johannes（约翰）；意大利语的Firenze等于是英语的Florence，但它来自拉丁语的Florentia（“茂盛的城市”，即“佛罗伦萨”或“翡伦翠”）。中世纪的文献和早期的教会史著作多用拉丁语的名称，所以我也倾向于施用拉丁语的名称，并在“外语——汉语索引”中提供不同语言的称呼。因为汉语的基督宗教术语尚未统一，我倾向于施用国际符号，比如“《马太福音》13章2节”在汉语中可写为“太13：2”（新教的写法）或“玛十三2”（公教的写法），本书却多用Mt太13：2（这似乎是全世界通用的写法）。
在书中，作者曾多次用katholische Kirche（“大公教会”）的词来指“正统教会”和“分出来的教派”（比如“蒙丹教派”，“多纳图斯派”等）之间的差别。在近代历史上，“katholische Kirche”指“罗马天主教”，但在古代教会史上，这个词应该译成“大公教会”或“正统教会”。
在本书中出现很多基督宗教方面的术语，比如“复活节”，“使徒”，“洗礼”，“教区”，“基督论”等等。这些术语在正文中都没有解释，因为读者可以在相关的辞典中查清这些术语的意思；请参见卓新平主编《基督宗教知识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卓新平主编《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这部《教会史》资料丰富，论述很系统，深入浅出，具有教科书的优点。作者Funk和修补者Bihlmeyer，Tüchle虽然都是天主教徒，但他们也曾参与过一些跨越教派的历史研究，而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教会的发展。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通过这部《教会史》更全面地理解基督宗教的精神和教会的发展。
雷立柏，2007年9月13日于北京通州
导论
1、教会史的任务、方法及划分
1.1作为一门神学学科，教会史的任务是这样的：它应该清楚地、全面地及科学地描述教会的内在发展。“教会”就是基督所建立的有形的救恩性组织（sichtbare Heilsanstalt）。我们用一个来自希腊语的词称它为Kirche（英语：Church，教会）。希腊语的词根是kyriakon，通俗为kyrikon（来自kyrios＝主，即“属于主的人”），这词也许直接从希腊语进入了Goths（哥特人）的语言，或者先转为拉丁语的cyricon（？），后在第4世纪被Germani（日耳曼）民族吸收。罗马语系的民族则在他们的语言中接受了《圣经》中的ekklesia（＝ecclesia“教会”）。“教会史”首先注意到基督宗教传遍全世界的过程，从开始到今天（所谓的Missionsgeschichte传教史），以及教会与那些皈依民族、国度和统治者之间的不同关系（即Kirchenpolitik教会政治），敌对力量如何反对和压迫教会，以及非基督信仰的或另类基督信仰的团体如何限制教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展，就是教会的宗教——社会生活（religiös-soziales Eigenleben der Kirche）。正如Vincentius de Lerino在第5世纪所说的（Commonitorium c．29.30），教会的内在生活的发展规律和植物或人的身体一样，它是一个有机的发展，它符合自己内在的力量和规律——上帝赋予了这些力量和规律。这也适用于教会的制度（Verfassung）和各肢体的组织、仪式和礼仪（Kultusund Liturgie），其纪律（Kirchenzucht），教会的道德和文化，教会的美术和文学，教义的宣讲和科学研究——神学（Theologie）。就教义而言，信条本身是不能改变的，但信条在形式上的表达确实不能排除变化的可能性。（圣灵）永不离开教会（约14：16），而在他的引导下，教会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理解、诠释和坚定地陈述被启示的真理。教会走向更全面的解释，部分是出于内在的动力，部分是出于各时代出现的异端邪说。然而，教会史仅仅能勾勒出教义发展的基本线索，深入的讨论属于另一个学科，即Dogmengeschichte（教义史，信理学史）。
1.2教会史的方法一方面来自历史研究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来自神学的特殊要求。首先，教会史学家必须充分利用近代变成了如此精致的历史学方法，这方面有三个要求：1）教会史必须有史料基础，并且是批判性的（quellenmässig undkritisch），也就是说，它的描述必须符合最好的史料，而史料必须受内在和外在的批判和筛选。2）教会史必须是客观的（objektiv），必须是无偏向的（unparteiisch），要非常严格地护卫真理，要黑白分明，但不可以从一开始就有护教的倾向。当然，自由主义所说的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判断都在某方面受世界观的影响。3）教会史必须是“实际说明关系的”即“教导式演进的”（pragmatisch—genetisch，d.h.lehrhaft-entwickelnd，erklärend）。史学家应该研究原因和关系及各种事件的发展，行动者的动机和目标，集体行动的深层原因，有影响的理念和力量（ideen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思想史的考虑）。这样，教会史和历史一样能成为“生活的真正导师”（wahrhafte“Lehrmeisterin des Lebens＂，magistra vitae）。
但因为教会不仅是人的工程，而也是神的工程，或更准确说是神和人的结合，所以教会史也必须有宗教指向（religios orientiert）。这种指导方向不会阻碍科学性，因为信仰的科学（Glaubenswissenschaft）和严肃的历史研究不能有矛盾；两者追求真理，而真理只是一个。教会史学家有意识地用基督宗教的价值来解释历史。他的终向（Leitstern）是天国，这个天国要根据上帝的永恒计划并在（圣灵）的指导下在人类中成为现实。与圣经学一起，教会史研究形成历史神学（historischeTheologie），而这样的学科的任务是“为整个神学大楼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方面的基础”。
教会史也可以利用近年来很流行的宗教史和宗教心理学（Religionsgeschichteund Religionspsychologie）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能深入地理解基督宗教与犹太教以及和其他的宗教的关系，另一方面能更深入地掌握宗教领袖的个人信仰和群众的宗教生活。但教会史拒绝这些学科经常作的“以偏概全”式的结论或“信仰取决于条件”的理论，并拒绝那种将教会史化为基督宗教史或基督信仰史的要求。从形式目标（Formalobjekt）来看，教会史的目标不是基督宗教和基督信仰的发展本身，而是基督建立的救恩团体的全部生活的发展。
1.3教会史的丰富史料必须从内容和从时代作出划分。内容和时代这两个因
素构成教会史的划分。内容划分符合上述的教会生活各个层面：传教和基督宗教的扩展，教会和国度的关系，教会受的限制和迫害，教会的制度组织，礼仪道德，文化，艺术，文学，教义和研究。时代的划分仍被争论。第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首先用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概念，而17世纪的世界史教科书首次用它（历史学家Christoph Cellarius,Historiae antiquae,mediae,novae nucleus《古代、中世纪、a新代历史概要》，Jena，1675年）。自从罗曼（浪漫Roma（罗马）ntik）时代（参见Möhler，Hase）以来，人们也有意识地在教会史上用这种划分。虽然这种划分很普遍，但它缺乏内容，而且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分界线无法确定，不过我们仍然应该坚持这种三个时期的分划，它是一个虽不完善，但有用的工具（Notbehelf）。这种划分在教育学和类型学方面的贡献也许超过其在历史研究的贡献，因为历史发展的长流是延续性的，任何时代划分都是相对的。
最好的划分可能是这样的：“古代”指从基督诞生（元年）到7世纪末（692年，所谓的特卢拉主教会议，Trullan Synod of Constantinopolis）。在这个时期中，基督宗教的环境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时代，因为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在313年正式承认了原来受压迫的教会，这算为一次大的转变。在“中世纪”的800年中（692—1517年），天主教信仰和公教会具有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的绝对领导地位，通过Gregorius VII（额我略/格列高利，1073年当教宗）和Bonifatius VIII（博尼法斯，1294年任职当教宗）又可以分为三个时代：早期，高中世纪和晚中世纪。“近代”的开头是Luther反对公教会的革命性行动（1517年），而“近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可以称为“现代”或“当代”。重要的分水岭是1648年（Westphalia的和平条约）和1789年（法国革命）及世界大战（1914—1918年，1938—1945年）。
2、教会史的史料来源
教会史的史料是那些关于基督宗教历史的文献或文物。它们可能是原来的，可能是二手的，部分是公开的（官方的aMt太liche，öffentliche），部分是私人的。当然，原始的和官方的资料的意义更大。在近代，人们编写了一些巨大的教会史料文集，它们帮助学者走近原料，所以不能不参考它们。［译者注：原著在第2、3、4章中列出许多拉丁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的文献，在此仅列出很小一部分。］
2.1铭文和纪念碑：见F．Piper，Einleitung in die monumentale Theologie（《纪念碑神学导论》），1867年；F．X．Kraus，hg．，Realenzyklopaedie der christlichen Altertiimer（《基督宗教古代文物大百科全书》2卷），1882-1886年；F．Cabrol，H．Leclercq，Dictionnaire d＇archeologie chretienne et de liturgie（《基督教考古学和礼仪学》，14卷），Paris1907年以来［．—–］
2.2主教会议文集：Concilia generalia ecclesiae catholicae（《公教会大公会文集》4卷），Roma（罗马），1608／1612年；C．J．v．Hefele，Conciliengeschichte（《主教会议史》7卷），1855—1874年；［—–·］
2.3历代教宗的法令和教会法文集：Bullarium Roma（罗马）num（《罗马法令集》），由C．Cocquelines编，14卷，Roma（罗马）1739-1744年；Codex luris Canonici（《天主教法典》），1917年，［1983年］；［—–·］
2.4有关教会的法律和国教契约：A．Mercati，Raccolta di Concordati，1098-1954（《1098年到1954年间的国教契约》），2卷，1919／1954年；［—–·］
2.5各种礼仪文献：E．Renandot，Liturgiarum orientalium collectio（《东方礼文集》），2卷，Paris1716年；J．A．Assemani，Codex liturgicus ecclesiae univ．（《全教会的礼仪文集》）13卷，Roma（罗马）1749／1766；A．v．Maltzew，Die Liturgien der russisch-orthodoxen Kirche（《俄罗斯东正教的礼仪》）10卷，1894／1904年。
2.6信经和信经集（信纲集）：H．Denzinger，Enchiridion symbolorum，definitionum etc．《历代信经手册》1854年，1957年新编；J．Neuner，H．Roos，Der Glaube der Kirche in den Urkunden der Lehrverkuendigung（《教会权威性文献中的教会信仰》），1951年；J．T．Mueller，Die symbol．Buecher der evang．-lutherischen Kirche（《新教信纲文献编》），1928年；J．Michalcescu，Die Bekenntnisse und wichtigsten Glaubenszeugnisse der griech．-orient．Kirche（《希腊东正教的重要信仰文献》），1904年。
2.7修会的会规：Luc．Holstenius，Codex regularum
monasticarum et canonicarum，auctus Mar．Brockie（《各修会会规文集》）6卷，1661,1759年；H1．U．v．Balthasar，Die grossen Ordensregeln（《重要的会规》），1935年。
2.8殉道者和圣人传记：J．Bollandus SJ et socii，Acta Sanctorum（《圣人列传》），65卷，Antwerp1643年以来；Martyrologium Roma（罗马）num（《罗马殉道者文集》），ed．typica Vaticana，Roma（罗马）1914年，1949年；
2.9教父和教会作者的著作：Maxima Bibliotheca veterum patrum etc．（《古代教父大文集》27卷，1677-1709年（到16世纪）；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accurante J．P．Migne；Patrologia Latina（＝PL）（《拉丁教父文集》），221卷，到Innocentius III（1216年），Paris1844-1864年；Patrologia Graeca（＝PG）（《希腊教父文集》），161卷，到15世纪；Paris1857—1866年。
2.10国度历史文集；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意大利的历史学家》），ed．L．A．Muratori，25卷，1723年到1751年；Rerum 加licarum et Francicarum scriptores（《高卢和法国历史学》），ed．Bouquet，23卷，巴黎1738年／1904年。
2.11历史学文集，目录，年鉴，百科全书等。
3、教会史研究的各种协助学科（Hilfswissenschaften）
为了研究教会史的史料，需要参考并适用以下的种种学科（译者注：原著在下文列出很多书名，在译文中大部分被省略）：
3.1古文书学，文本学（Palaeographie，Papyrologie），图书馆学：B．Montfaucon，Palaeographia graeca（《希腊文本学》），Paris1708年。
3.2文献学，文书学（Urkundenlehre，Diplomatik），档案学（Archivwesen）：J．Mabillon，De re diplomatica（《论文书学》），Paris1709年。
3.3铭文学（Inschriftenkunde，Epigraphik）3.4钱币学，印章学，章徽学
3.5古典语文学和古代历史研究；E．Forcellini，Lexicon totius latinitatis（《拉丁语大辞典》4卷），Patavii1771年；新编：F．Corradini，J．Perin，Padua1940年；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拉丁语宝典》6卷），Lipsiae，1900ff；H．Slephanus（司提反）（司提反），Thesaurus graecae linguae（《希腊语宝典》，8卷），edd．C．B．Hase etc．Paris1831／1855年。
3.6地理学和统计学
3.7历法学，编年学（Zeitrechnungslehre，Chronologie）：D．Petavius，Opus de doctrina temporum，（《关于年代的理论》），Paris1627年。
最重要的编年方式是这些：
A）从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及罗马执政官的年代来算。
B）罗马人的“利润循环（cyclus indictionum）”，就是15年的循环，从Diocletianus皇帝（297年）到第16世纪被使用。
C）以“世界被创造”为元年：拜占廷的算法是以公元前5509年为元年（在俄罗斯被施用直到彼得大帝为止，但希腊人、Serbi人、罗马尼亚人施用它一直到19世纪）；埃及的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算法是以公元前5492年为元年；犹太人的传统算法是以公元前3761年为0年（元年）。
D）基督宗教的算法，以基督诞生为元年，由隐修士Dionysius(狄奥尼修斯) Exiguus（参见65，4；78，2）于525／526年在罗马推动，因此也被称为DionysischeÄra。这种算法逐渐代替了欧洲的其它算法。这个算法规定基督的诞生为罗马建城第753年，所以754年是基督宗教计法的第1年。实际上，基督诞生了早5—7年，所以应该是746到748年。
以前，一年的开头也有不同的算法：A）1月1日为元月；B）3月1日（俄罗斯）；C）9月1日（君士坦丁堡）；D）圣诞节；E）圣母宣报节（3月25日）；F）复活节。1月1日的说法从第16世纪开始被普遍接受为一年的开始。
从一年的长短来看，人们直到16世纪用了Julius Caesar（恺撒）的算法，但他的年历错误地为每一年多加11分14秒。教宗Gregorius XIII于1582年调整了这个误差，他规定在10月5日到14日中间要忽略10天，这样重新让天文学的算法和社会的计法彼此相符。他又规定在将来每400年要有3个闰天被忽略。然而，新教的人在18世纪才接受了这个Gregorian Calendar（额我略的历法），而俄罗斯、希腊人和其他的东正教的民族一直到最近坚持了原来的Julian Calendar（恺撒历法）。但是自从20世纪初，俄国和巴尔干地区逐渐采用了Gregorian Calendar，而1923年的东方东正教大会也肯定了这个新历法。很多人希望，复活节的日期应该要重新规定，或至少限制复活日期的过渡变动，但那些大的教会团体，特别是天主公教不支持，所以现在不再谈论这个问题。
4、编写教会史的历史
4.1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欧西比乌斯）正当地被称为“教会史之父”，他曾是Caesarea（凯撒利亚） in Palaestina（凯撒勒雅）的总主教，339年去世（参见75.1）。他编写一部《世界史》（以Armenia语的译本保存），其中第二个部分（《编年记》）由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哲罗姆）译成拉丁语，并且延续到378年。Eusebius（优西比乌）也撰写了一部《教会史》（Ekklesiastike historia），共有10卷。第一个稿子是到311年为止，后来的版本到324年为止。这部著作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虽然它更多是传下来资料的积累，而不是说明原因的历史叙述（pragmatische Geschichtserzählung）。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的资料包括很多早期的文献和失传书籍中的引文。5世纪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两个学者，即Sokrates（到439年）和Sozomenus（到425年），以及（Syria（叙利亚））Cyrus的主教Theodoret（到428年）曾经写过了这部教会史的《续编》。这些《续编》部分上是很可观的著作（Sokrates的《教会史》是最好的），而Antiochia（安提阿）的律师Evagrius（Euagrius）又续写了这些《教会史》，一直到594年。另外还有Theodorus de Constantinopolis和一个Arianus派的人Philostorgus的《续编》（12卷，300—425年），但这两位学者的著作只保存了残片。
4.2除了上面提到的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哲罗姆）以外，拉丁教会还有其他的历史学家，但他们都不如东方的学者：Rufinus（参见6.7）翻译了Eusebius（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又续加了70年的历史，但他的翻译在很多地方省略了一些资料。SulpiciusSeverus（塞维如斯）（参见76.7）以古典风格和一定的辨别眼光编写了Chronica（《编年史》，2卷），从世界的开始到4世纪末。Orosius（参见76.7）的Historiarum libri VII（《历史七卷》）等于是一种基督宗教的世界史，具有护教的倾向。他受了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启发，而Augustinus自己通过其伟大著作De civitate Dei（《上帝之城》，参见76.3）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的历史观。Cassiodorus（参见78.2）的Historia（ecclesiaistica）tripartita（《教会史三部》）仅仅是Eusebius（优西比乌）头三个续编的缩减本，但在中世纪普遍地被用为一种教会史手册，很受欢迎。
4.3中世纪很少产生一些包括全教会史的著作。中世纪的书大多是一些不独立的和缺少批判辨别的文集。关于古代教会史的著作一般都写早期著作（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Rufinus，Cassiodorus）的摘要。
在希腊教会中，在中世纪的时代仅仅出现一个伟大的教会史专家，就是Nic以弗所书orus Kallisti（约1341年去世）。他的著作写到610年，但基本上只是10世纪的一部更早的书的改写。
在西欧有Haimo de Halberstadt主教（＋853年），他写了一部B启iarium historiae ecclesiae（直到400年），基本上是根据Rufinus写的。下面的学者延续写了几部《教会史》到他们自己的时代：Anastasius（＋879年，参见87，2.3；89，4），Odericus Vitalis，他是法国Normandie，St．Evroul的隐修士（＋1143年）；道明会会士Vincentius de Beauvais（＋1264年，他的Speculum historiale《历史之镜》参见135．3b），Bartholomaeus de Lucca（＋1327年），以及Florentia的总主教，圣Antonin（＋1459年，他的Summa historialis《历史大全》是这方面篇幅最大的著作。——但中世纪历史研究的灿烂贡献是众多地方历史著作，民族史和《编年记》。很多中世纪的历史书不分开教会史和世俗的历史。
4.4自从15世纪，就是从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以来，在教会史编写工作的领域中也逐渐发生了一次具有意义的转变。中世纪似乎完全失去的历史批判精神（historische Kritik）重新恢复了。人们再一次注意到古代的资料——通过印刷技术和各地发行的书能够更容易掌握这些资料。这样，学者的实在感提高了（mitgesteigertem Wirklichkeits sinn），而他们认出了某些传说的不可靠性（比如关于女教宗Johanna的传说，参见87.2）或一些原来不引起争论的文献的虚假性（如DonatioConstantini，参见85.3；或Decretalia Pseudo-isidoriana参见87,4）或一些书的托名伪著（如Pseudo-Dionysius(狄奥尼修斯) Areopagita，参见77.1）。由于公、新教的分裂，教会史的首要任务被视为卫护自己教会的立场。这一点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trübte den unbefangenen historischen Blick nicht wenig）。但是，信仰团体之间的争论对于教会史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那种片面攻击和卫护的倾向逐渐下降（虽然它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这样以来，历史真理能够更客观地得以呈现。第一部著作是Ecclesiastica historia···congesta per aliquot studiosos et pios viros in urbe Magdeburgica（《在Magdeburg由几位努力的和虔诚的人写的教会史》）13卷，1559／1574年在Basileia（巴塞尔）发行的，它是按世纪（I到XIII）划分的，并是由于Illyria（伊利里亚）人Matthias（马提亚） Flacius和他的朋友们写的，被称为Magdeburger Centurien（或Centuriatoren）。这本书大多时候引用史料，因此有一定的贡献，但它对于旧教会和教宗怀有敌意，这一点实在是很可悲的。这部著作马上引起了几个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天主教的著作是Caesar Baronius（巴罗尼乌斯），一位枢机主教和Oratorianus会士（＋1607年）的Annales ecclesiastici（《教会编年记》），这本巨著（12卷，1588-1607年间在Roma（罗马）发行，写到1198年）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也记载很多文献。
Baronius的著作曾多次被印刷，而其他的学者开始写续编，比如H.Spondanusde Pamiers主教（2卷，Paris1647年，写到1646年），道明会会士Abrah．Bzovius（9卷，Roma（罗马）1616—1672年，写到1572年）；更好的著作是原作者的同会会士（Oratorii）Odericus Raynald（9卷，1646-1677年，写到1565年），Jac．Laderchi（3卷，Roma（罗马）1728-1737，写到1571年）和Aug．Theiner（3卷，Roma（罗马）1856年，写到1585年）。法国的方济各会会士Anton和Franc．Pagi曾想增补或纠正Baronius的著作（4卷，Antwerp1689-1705年）。
4.5教会史编写的努力在16世纪后有一段相当长的空白时期和停顿。人们曾一段时间不作别的，仅仅为上面介绍的两个重要著作写了一些摘录或纲要。另外，经院式的教育制度（特别是耶稣会于1599年所规定的教育制度）在公教大学的领域中更强调哲学和思辨神学，同时排除各种历史学研究。在Ludovicus XIV（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学术生活获得新活力，也产生教会史的新贡献。很多学者，特别是那些属于OSB（本笃会）的学者（Mauriner参见188，2）培养了历史学的各种相关的学科（参见178，1e）。他们出版了教父们的著作，又写了典范式的专著，其中有部分著作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超越。耶稣会会士们开始编写Acta Sanctorum（《圣经史料》）这个巨著。一位具有法国中心主义倾向的道明会会士，Noel（＝Natalis）Alexander（亚历山大）在他的Selecta historiae ecclesiae（26卷，Paris1676-1686年，写到1563年）中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叙述。这部著作被新编，书名为Historia ecclesiastica Veteris Novique Test．（《教会史》，8卷，Paris1699年）。更重要的是教区长老Louis Seb．Lenain de Tillemont（＋1698年）的杰出研究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ecclesiastique（《教会史的记录》），这是一部有文献辨别的教会史（写到513年），它记录并注解各种重要文献（16卷，Paris1690—1738年）。它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同样作者的Histoire des empereurs（《历代皇帝史》，6卷，Paris1690-1738年，写到518年）。
值得注意的还有Claude Fleury的著作Histoire ecclesiastique（《教会史》，20卷，Paris1691-1720年，写到1414年，也被译成拉丁文），及A．H．Berault-Bercastel（著作Histoire de l”Eglise《教会史》，24卷，写到1721年，有德语译本，1788—1791年，24卷），以及具有思想影响的Bossuet主教的历史哲学文章Discours sur l’histoireuniverselle（《讨论普世历史》，Paris1681，写到Carolus Magnus）。在意大利的教会史家中比较有名的是道明会会士Jos.Aug.Orsi枢机（Storia ecclesiastica《教会史》，21卷，Roma（罗马）1747—1762，写到600年），而另一位道明会会士，Becchetti续写到1587年（28卷，Roma（罗马）1770—1797年）。
4.6在德国的新教大学，人们很认真地培养了历史研究。17世纪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世俗史和教会史的区分，而后者成为一个独立的神学学科。GottfriedArnold,一位虔敬派的人(Pietist)在他的Unparteiische Kirchen-und Ketzerhistorie（《中立的教会史和异端史》，Frankfurt1699年）中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路德宗的不宽容态度（所以他的教会史也是相当不“中立的”）。Jos.Lor.Mosheim的Institutione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教会史导论》，1755年）的史料区分很精细，他的论述也注意到因果关系，是一部杰出的著作。这位学者的学生Joh.Matthias（马提亚）Sehröckh的Christliche Kirchengeschichte（《基督宗教的教会史》，45卷，1768—1812年）不完全达到Mosheim的水平。启蒙运动反对教义，而这种影响对教会史研究是毁灭性的。19世纪才克服了旧的理性主义，充分发展了历史学的方法，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支持和促进因素。新教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各派在教会史研究都有明显的反映（参210；222.7）。
具体应该提到下面这些著作：August Neander，这位“心灵神学家”(Pektoraltheologe,他深受Fr.Schleiermacher思想的影响)所编写的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und Kirche(《基督宗教和教会的普遍历史》,5卷,1863—1865年，写到1431年）。J.K.L.Giesen的Lehr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教会史教科书》，5卷，1824—1857年）；Tuebingen学派的领袖Ferd.ChristianBaur所写的《教会史》（5卷，1853—1863年），这部著作严格按照发展史来分析，很会启发人的思想，但在判断方面是破坏信仰的（vielfach destruktiv）。FriedrichBöhringer的著作Die Kirche Christi und ihre Zeugen,oder Kirchengeschichte in Biografien（《基督的教会和其证人；以传记写教会史》，24卷，1860—1870年，写到宗教改革时期）很重视史料；K.R.Hagenbach的《教会史》（7卷，1869—1872年）资料丰富,J.J.Herzog的Abriss der gesaMt太en Kirchengeschichte(《整个教会史概论》.3卷，1876—1882年）；W.Möller的Lehr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教会史教科书》，3卷，1889—1891年；第3卷讨论改革和公教的改革）。从思想史进行研究有Karl Muller（＋1940年）的《教会史》（2卷，1892—1919年，写到1689年）。在教会史方面特别有贡献的是Albrecht Ritschl（＋1889年）的学派，其中最领先的新教教会史专家无疑是Adolf von Harnack（＋1930年）在Berlin；另外还有Alb．Hauck（＋1918年），K．Holl（＋1926年），Fr．Loofs（＋1928年），Hans v．Schubert（＋1931年）。新教最大的非德语的教会史是美籍德国人Phil.Schaff的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会史》，7卷，New York，1889-1892年）。
篇幅比较小的新教教科书是这些：K．Hase（1834年，1900年第12版），J．H．Kurtz（1849年），K．Heussi（1957年第11版，是流传最广泛的教科书）。一些德国学者也曾试图写过一个跨越教会派别的《基督宗教的历史》（见Kultur derGegenwart，1,4,1909年，1922年再印），这些学者是Jülicher，Harnack，Bonwetsch,K.Müller,Funk,Ehrhard,Troeltsch。
4.7在Maria Theresia皇后（1740—1780年在位）进行的教育改革后，有公教信仰的德国地区的大学也开始建立教会史方面的课程。不过，在启蒙时代写的教会史研究大多很肤浅，都充满Febronianism和Jos以弗所书inism（国家领导教会）的精神。19世纪的浪漫主义带来了一种改进。一位高尚的皈依者，Graf Fr．Leopold zuStolberg（＋1819年）在其Geschichte der Religion Jesu Chtristi（《耶稣基督的宗教的历史》，15卷，1806—1818，写到430年）中不仅有丰富的资料，也是从宗教生活的角度写的。Fr．v．Kerz（写到1190年）和J．N．Brischar（写到1245年）继续写了这部著作。Münster的教授Theodor Katerkamp曾编写了一部很科学的，但未完成的《教会史》（5卷，1819—1834年，写到1153年）。各大学的神学院都努力推进教会史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Joh．Adam Mühler（＋1838年），K．Jos．Hefele（＋1893年）在Tubingen，Ignaz Döllinger（＋1890年）在München，Jos．Hergenröther（＋1890年）在Würzburg，Franz Xaver Kraus（＋1901年），Fr．X．Funk（＋1907年），Heinrich Denifle（OP，＋1905年），Fr．Kardinal Ehrle（＋1934年）和Albert Ehrhart（＋1940年）。
J．A．Möhler的《教会史》仅在他去世后被出版（3卷，1867—1868年）。Hefele的Konziliengeschichte（《主教会议史》）算为一次大突破，它也等于是一种全面的教会史（到15世纪）。Döllinger编写了很多专著和研究，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一本《教会史教科书》（2卷，1843年，写到1517年）。好几个学者写了一部《教会史手册》，比如J．N．Hortig（1826年），J．J．Ritter（3卷，1826-1835年），Joh．Alzog（1840年，2卷）以及Jos．Hergenröther（枢机主教，书名为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Kirchengeschichte《普遍教会史手册》，3卷，1876—1880年）。这部著作在德语界中是资料最丰富的，也严格肯定了教会的精神。那些最有影响的公教教科书（它们也曾被译成外文，很受欢迎）是这些：Heinr．Brück（1874年），Jak．Marx（1903年），Fr．X．Kraus（1896年），A．Knöpfler（根据Hefele讲的课，1895年），Fr．X．Funk的《教会史教科书》是1886年写的，1907年有第5版，从1911年由Bihlmeyer（＋1942年）修补，1942年后由Tuchle增补。Jos．Lortz的Geschichte der Kirche in ideengeschichtlicher Betrachtung（《从思想史看教会史》，1932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Fr．X．Seppelt编写了一部科学的《教宗史》，6卷，1931-1956年；而Freiherr von Pastor曾写过一部Geschichte der Päpste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中世纪后的教宗史》，1886—1933年），这书也有很大的历史学价值。
4.8在意大利，Gaetano Moroni写了一个很丰富的，但不区分史料的辞典：Dizionario di erudizione storico-ecclesiastica（《教会史学辞典》，103卷，Venecia1840—1878年）。意大利语教会史教科书的作者有L．Todesco，（Torino1922—1930）；G．Lucca（Roma（罗马）1932）；G．Pagnini，P．Paschini，F．Callaey和A．Saba。
在法国，R.F.Rohrbacher写了一个篇幅很大的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Eglise catholique（《公教通史》，29卷，Nancy1843—1849年）。这部分经过续编，也译成德语。更庞大的，但无区分态度的是Darras，Bareille和Fevre写的著作Histoire generale de l＇Eglise（《教会通史》，44卷，Paris1861-1907年）。法国近代最重要的教会史专家大概是Louis Duchesne（＋1922年），但他的书Histoire ancienne de l＇Eglise（《教会古代史》，3卷，Paris1906—1910年）包含一些很极端的批评，所以被禁止。
Louvain大学在1900年创办了一个《教会史杂志》（启ue d＇histoire ecclesiastique），而在Bruxelles的New Bollandists（其领导是H.Delhehaye SJ）学派根据德国的模式发行了法语的教会史教科书。另一些重要的教会史学家是这些：F．Mourret（《教会通史》，3卷，1924年），A．Dufoureq（Histoire de l＇Eglise《教会史》，8卷，Paris1908年），A．Boulenger（《教会通史》5卷，1931-1935年），Ch．Poulet（《基督宗教的历史》，4卷，1932年）等。A．Flicheu，V．Martin编写了一个很大的，24卷的《教会通史》（Paris1935—1950年），这个巨著也被译成意大利文。Ph．Hughes曾编写过一部比较通俗的History of the Church（《教会史》3卷，London1934／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