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叛教者

尘女

12、

第二年,母亲作为海外归侨回到了上海,被暂时安排在统战部作些外围的工作。

三年前,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大学教授的三姑父只是见了几张大字报,还没等斗到他就跳了楼。他这样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将三姑母扔进了危境,但一向温和柔弱的三姑母,却因着这份安静的柔弱,让斗她的人很快失去了兴趣。他们的孩子都早就去了外地,于是抄了她的家,把他们家的房子分给好几家住,留下阁楼给三姑母后就不再理睬这个右派寡妇了。

阁楼里塞满了处理不了的旧物,诺大的一个家所有的往昔都挤在这个阁楼里,让三姑母的身子和心都被挤得透不过气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心却像死了般无声无息地让她不必顾及了。徐闻音离婚后,就让三姑母搬来陪她一起住。

徐闻音父亲留下的房子理应早就被收掉的,但先是因为吴一丹,现在是因为从国外回来的母亲,竟然被保留了下来。母亲回来后,一屋子三个女人,二姑母也常来,这里又恢复了人气。

刚刚学步的儿子徐宏英是全家的宝贝,他的存在让这四个女人几乎都不去谈有可能破坏祥和气氛的话题。但母亲和姑母们眼睛里的意思闻音看得很清楚,她知道她们悄悄为她祷告,她知道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她能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不过,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她不想再冒这个险了,不想再那么认真地信任何东西,不想再有什么束缚自己。

一次,母亲在她屋里与她一同吃夜宵,和她说到人生的意义。她淡淡地回去了句,其实没有意义也挺好的。母亲便沉默了。

事实上,没有意义只是在理论上挺好的,在实际生活中她觉得自己的激情已经消失殆尽,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头来。虽然她仍努力地工作,当个好医生;虽然她努力地照顾好孩子,当个好妈妈。但她没有真正的激情来做这些,只能是勉力地做,做得累极了。

徐闻音在疲惫的日复一日相同的生活中开始想念激情,也许是因为现实环境中宗教已经成了迷信,教堂都关了门,基督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仿佛被抹去了,所以徐闻音的想念就越过了那段“圣女”的日子,直接回到了抗日演剧的时代,而那种革命激情正好与此刻的中国相匹配。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徐闻音就积极地响应号召,认为破四旧是对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扫除怎么行?她觉得自己这一生的曲折都是因为旧东西,若不是这个旧家庭,自己就会天然地站在人民立场上;若不是这个旧宗教,若不是文德里,自己就会一直是个进步青年,一直有片明朗朗的天……

徐闻音参加了医院的一个造反队,她觉得自己似乎活过来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墙上的字画,书架上的旧书都收集起来交给组织。当她看着医院院子里的那堆大火时,她想到了《圣经》,按说《圣经》绝对是本四旧的书,是本该烧的书,家里原本早就不该藏着它了,但她知道家里藏着不止一本《圣经》,也知道这是母亲和姑母们看为比生命更宝贝的“上帝的话”。但作为革命战士,红色造反派成员,她必须把它们交出来,烧掉。

徐闻音那天回家去拿《圣经》,一路上看见不少烧四旧的火堆,还有一车车的线装书,卷轴等散乱地堆在拉圾车上运往造纸厂。这些过去宝贝得不得了的东西都要被烧掉,被打成纸浆,变成一张张白纸。

徐闻音一路走着一路忐忑不安,犹豫不定。她一会儿感到一种释放的快感,仿佛自己的人生也能随着四旧般被打成纸浆,变成白纸,过去写在人生中的字也好,印在记忆中的画面也好,美的丑的都一同被抹掉,变成白纸。但下一分钟,她就不由地想到那本《圣经》,想到文德里,想到和廖英君、李依萍一起的日子,想到祖母握着她小小的手,想到……她又无法一下子抹去这其中实实在在的温情。

那晚,她回到家,母亲和两个姑母都不在,她楼上楼下翻了一遍,《圣经》全都没了,最后她从床下拖出一个小小的木箱,打开,里面有本儿童图画本的《圣经故事》,封面上四角装饰着粉红的百合花和天蓝底上的云朵,在一片嫩绿的草地上,耶稣抱着一个小孩,旁边还有三个孩子围着,耶稣好像在讲故事。

那晚,徐闻音抱着这本图画本的《圣经故事》哭了。

没过几天,徐闻音所在的造反队头子就找她谈话,说是另外一派造反队要抓她的历史问题来攻击、整垮我们。造反派头子说自己原来并不知道她的情况……徐闻音没等他多说,就表示自己会退出这个造反队,以免战友们受攻击。

那个造反派脸色一下子好了,冠冕堂皇地说了一大堆,表示革命队伍是欢迎能改造好的反动派子女的,即便她过去有什么问题,那也是上当受骗的,何况在肃反中她的表现是立了功的,等等。

徐闻音知道自己的家庭问题、宗教问题、历史问题,都已经又被翻出来查了个底朝天。她走出办公室,在医院大楼里,从走廊里悬挂的大字报中迂回穿行,觉得命运和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她突然想到祖母,想到自己还是小小女孩时,每年六七月梅雨季节一结束,或者是中间只要出几天大大的太阳,祖母就在二楼平台上撑起一根根竹杆。竹杆上都是五颜六色绫罗绸缎的中式服装,也有父母从国外带回来的西装和大衣等,那时,她也是迂回曲折地穿行在其中,一心想着长大。现在她是多么怀念童年,“若不回到小孩子模样,断不能进天国”,自己如何能回得去呢?

徐闻音离开了造反队,甚至下定决心离开政治,离开让她心跳激动的“革命激情”。但政治与革命会忘记她吗?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扫四旧”的革命铁扫帚,扫到了每一个家、每一个人,扫到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她们家遇到了一次又一次,不同名称不同派系不同单位的造反队的抄家和批斗,两个姑母都年事已高,但也逃不脱挨斗。母亲这位海外归来的医学专家,更是一身集了多重挨批的元素,她被要求站在小板凳上,身上挂了七八块牌子,纸牌上写着她的各种罪名:帝国主义间谍、反动学术权威、迷信传播者……最为可笑的一项罪名是台湾反革命分子的妻子。

母亲没有为其它罪名申辩,但就是一再提出她与在台湾的前夫早在解放前就离婚了,但这个申辩毫无用处,革命群众和组织上都认定她是假离婚、真潜伏的特务。

母亲和姑母们白天挨斗,晚上却比过去更长时间地关在楼下的一间卧室里。徐闻音知道她们是在祷告,她觉得她们实在是被洗脑到了冥顽不化的地步,事情到了这一步,还相信那个什么事都不做的神?

但同时,她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羡慕她们,不是羡慕有个神来救了她们,求神的她们挨的斗,比她这个不要神的人多多了。她是羡慕她们能睡得着,羡慕她们像羊羔般柔顺安静,以至风暴都从她们外面滑过,进不到她们心里去。

这些日子徐闻音的心恐惧极了,每天都觉得要大祸临头,六岁的儿子被送去幼儿园全托,有时礼拜六下午会接回家来睡一觉,若知道这个周末也要挨斗就不接回来了,她不愿意他太早看见这个“世界”。

让徐闻音最觉得委屈的,是她所在的医院最后把她定为“李夜声反革命集团分子”,完全不管她是第一个揭发者,仅仅因为医院需要有份量的反革命分子以供批斗。

不过,很快她也就不觉得委屈了,因为她听说吴一丹也被电影厂打倒了,并且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而他年轻的单纯的演员妻子立刻就与他划清了界线,并且彻彻底底地揭发他,最后将他送进了监狱。

这个一直要求她站到人民立场中来的革命者,最后被革命人民一脚踢到了反革命立场。他们俩最后算是站到了同一个立场,虽然都不是自愿的。

她觉得他们之间的恩怨就此结束了。她心中一直有的,对他的讨好,对革命的讨好,对人民的讨好,都结束了!

一九七四年,徐闻音再次结婚。

虽然她还没有回归信仰,但这次她有意无意地找了一个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男人结婚了。他比她小两岁,是个工程师。因为他在郊区工作,而徐闻音医院的工作很忙,周未也常需要加班,因此他们就没有安置新房,每次都是他来城里住在她们家。

起初,母亲和姑母们觉得这个女婿是基督徒很高兴,就悄悄地试探着邀他一起祷告,但遭到他很粗暴的拒绝,好像她们要害他。她们也没生气,想也许他刚进入这个家,对她们还没有信任,以后慢慢再说吧。

这个男人每周回来都很不高兴,母亲和姑母们想着不要影响他们小夫妻,总是尽量躲出去,即便在家中也大多待在屋里。但他仍是情绪激动,时悲时喜反复无常,找任何一点小事就动手打骂闻音,这让母亲和姑母们忍无可忍。

男人并不高声,常常是在屋里闷着声打,闻音是要面子的,也是从不发出一点声音。母亲和姑母躲在楼下的后屋里,祷告着却也无法静心,楼上沉闷的震动让她们感到惊恐和无助。她们怎么也想不通会有这样一个人进入这个家,他看上去是文弱的、书生气的、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男人。在他沉重激烈的喘气声中,她们仿佛感到楼上这个男人已经变异了,成了一个怪兽……

嫂嫂,一定要报警的!格样子要出人命!二姑母仍旧一直称她为嫂嫂。

唉!报警?格人也是作孽了。告了他,他就要坐牢了。总归还是弟兄……

弟兄?一定是被鬼附了,这样打人的……

三姑母说着就要冲出去,母亲拉住了她说,闻音会保护自己的,闹出去大家都不好。她,她也是要吃吃苦头了……她这么说着,眼里却流下泪来。

二姑母走去打开了房门,探头往楼上看,突然看见那男人冲下楼来,吓得她忙关了门,靠在门上喘了一口气,就听得大门咣一声碰上了。

她们三个这才走出来,望着空空的客堂间发愣。二姑母回过神来说,格男人也是真真地怪,那样子倒像是自己被打了,委屈得不行,一脸油水光光地,不知是汗是泪。

我想,他这样真是不太正常,是不是……

母亲没有把心里的那个疑惑说出来,话截了一半,就径自上楼了。

楼上女儿的屋门是敞着的,闻音靠在窗边,一动不动。屋里也是静止无声的,打翻的凳子,扔在地上的镜框和枕头,枕头上插着的瑞士水果刀……这些好像原本就该这么放置的,又像是散场了的剧院后台。

母亲向女儿走近了几步,才发现她的额头顶上,从浓密的头发里流下一道细细的血,被浓发阻挡着,流得很慢。闻音却像是一点没感觉到,只是侧头看着窗外,看着弄堂里。母亲忙转身从门后柜子里拿个小药箱,拿了酒精棉和纱布。

她帮女儿擦洗头上伤口时,顺着她的目光,看见了弄堂底蜷着身子蹲在大拉圾箱边上的那个男人,他倒像头受伤受惊的流浪狗……

囡,侬看伊是有毛病了吧?

嗯!

那哪能办?送医院去?

现在格样乱,啥人管?弄得不好,阿拉同伊才要吃苦头……

……

母亲和闻音都是学医的,她俩虽没明说,但都判断这个男人是得了躁郁症。

闻音虽然被这个男人折磨得憔悴不堪,心里却极同情他。她知道他在单位里也一直因为信基督的原因被斗,虽然他已经表明自己不信了,却没有人相信他,或者说厂里的工人们不愿另外再揪斗一个人。这也算是一份残存的“善良”,但这“善良”对于他和他们这个小家却是极残酷的、致命的。

这个男人终于彻底疯了,一种他自认为,也表现得十分清醒的疯狂。

他开始蓄意要谋杀妻子和她的孩子,他甚至也想杀掉这屋子里的另外三个老人。他一心觉得自己是她们的英雄,他要用自己的勇气将她们和他自己都带离这个丑恶的世界,进入天堂。

他这些天常常借口看病回到城中的家里,他不再打骂妻子,而是表现得极为绅士,甚至像一个甜蜜的情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不停地向她们描述着天国的美好,两颊奇异地燃烧着红晕。徐闻音和母亲、姑母们都感觉到了危险,她们只能藏起家中所有的刀和利器。闻音还是不愿意离婚,更不愿意报告他所在的单位。认识她并爱她的人只能为她祷告,但他们,包括她的母亲却都不敢要求她跪下来祷告。

徐闻音知道她们在为她祷告,到了这步田地,她早就无路可走,里子面子都没有了,性命也都有可能没有。她其实不是不想自己跪下来祷告,而是跪不下来,她不知道真来到上帝面前会如何,她怕一跪下来,往昔的一切就会泥石流般淹没她……

让她心里刺痛的是母亲和姑母们也都不敢和她谈上帝的事,不来要求她一起祷告。若她们要求,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答应。但她们不要求,她就感受到了她们心里与她的距离,甚至她们对她,对这个亲生女儿、亲侄女是不信任的、害怕的……

七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欢呼雀跃地上街游行。

七九年改革开放,中国恢复了信仰自由,母亲和几个姑母开始忙碌起来,她们忙着串门找过去的老弟兄老姊妹,一家家地去联络。每到周末,她们家的楼下又有了悄悄举行的擘饼聚会。虽然大家还是小心翼翼地,甚至有点躲躲藏藏,但那股压抑着的兴奋像一种甜蜜清新的酵般,迅速地、无形地扩大着。

但这一切都与徐闻音无关,她不想看到他们疑虑惧怕的眼神,每到周末她就找个借口避出去。母亲和姑母们明知她是在找借口,却似乎也是松了口气,她被排斥在这一切的欢乐之外。

丈夫已经被送进了上海精神病医院,前夫吴一丹死在了劳改农场,听说是活活饿死的。她领回了他的骨灰,但拒绝去领他平反后发还的工资。她心里并不恨他,经历了那么多事后,她只记住了他对她的爱,反而已经忘记了与廖英君的感情。她和第二个丈夫没有生孩子,仍然带着吴一丹的孩子,住在她父亲的屋子里。

第二年秋,廖英君和李依萍回到了上海,他们见了面,就在中山公园。他俩的脸都显得比徐闻音苍老,黑瘦,眼角嘴角都有了皱纹。特别是李依萍两颊红红的,已经是个标准的西北妇女了。

但他们一说起话来,时光就仿佛回到了从前,仍是那么充满激情,年轻,单纯,喜乐,那种似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盼望和爱,明亮地从他们里面满溢出来。

徐闻音呆呆地望着,她无法把这样的声音和他俩话中讲述的一切联系起来。大西北的风雪,劳改营的非人待遇,生不如死的羞辱,失去健康和生育能力的悲伤……似乎一切都与他们无关,即便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破损,也不曾在他们心上留下痕迹。

那天,他们三个在金黄的大梧桐树下相拥而泣,他俩向闻音道歉,说当年不该丢下她离开。他们说这个道歉一直在他们心里折磨了他们许多年,他们甚至承认起初的那些年他们也认为她是卖主求荣,他们对她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二十多年来,上帝让他们看见了自己的软弱,也就看清了自己的“自义”……

徐闻音只是哭,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觉得他俩是如同先知但以理那样的勇士,在火窑中跳舞,经过火却没有烟火味。而自己呢?

父啊,我能不能是你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呢?

二十年多后,徐闻音终于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在这棵一点都没有改变的梧桐树下,在这金黄的巨大的旋风中,她终于面对了她的神。

只是这一句话,所有的辛酸就全部涌上来。她再也不能站着、旁观着,判定谁对谁错,甚至也无法再向神辩驳或讨一个说法。她只是一个劲地哭,让所有积郁在心中的都融化成了泪水,流出体外。

三个多月后,还没过春节,徐闻音的母亲就回了天家。临终前,闻音流着泪,用一首聚会处的诗歌为母亲送终。她唱的时候泪流不止,心中仿佛也是在为祖母唱的。母亲在女儿的赞美诗中松开了脸上和心上的皱折,微笑着,歇了地上的劳苦。

一九八一年冬,徐闻音离开上海,带着儿子来到美国,与分别了三十年的,现在独自住在美国的父亲团聚。临走时她去疗养院看望了丈夫,他已经不认识她了,她对他说自己不会离婚的,会一直寄钱来,她要他好好养病,他只是乖乖地点着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就湿了,他那无助的却又是信任的眼神,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有两个儿子。

走出医院,徐闻音决心要重新开始,虽然那一年她五十一岁了。

当她坐上飞机时,她忐忑地祷告。天父,我回来了,回来得太晚了,但我求你为我这根火中抽出的柴,脱去褴褛,披上白衣。

徐闻音其实无法相信上帝真得能完全赦免她,但她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13

我前后在徐医师家借住了两段时间,不仅听了她过去的故事,也听了她许多来美国后的故事。

美国的新移民环境,让年过半百的徐闻音只能全然信靠上帝。来到美国的第二个月,她就找到了一个做家佣的工作,照顾三个月大的婴儿,还要做家务。婴儿她是带过的,家务却极不善长,尤其不会做饭。好在主妇是个香港人,男主人是印度人,口味本身就差得远,她也就号称做的是上海菜,其实是边学边做。

等她学会煲粥,也能做咖哩时,右膝盖却跌伤了,伤得挺严重,只能辞了这份她这个年龄的移民“最适合”的工作。这时有个基督教的书房需要个翻译,钱很少,但有地方住。徐闻音就边做翻译边上补习班,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她上补习班是为了要考两个重大的医学考试,一个医生的同等学历考,一个医师执照。对于她这样一个没有在美国读过医学院的外国人,要想在这里当西医医生,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许多年轻的中国医生移民来了都在这两个考试面前怯步,转而去学习并考了中医执照。

我问她,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会相信上帝一定为她行神迹?

我没好意思问出口的是,她和上帝的关系有那么好吗?她凭什么得着这个她背叛了二十多年的神的特殊宠爱?

徐闻音却似乎听到了我没问出口的话。她淡淡地笑着,望向往昔的眼睛里浮出隐隐的泪光。

其实我没有什么信心,我也不敢奢望神迹,只是我已经无路可走,才回到了他的面前。既然回来了,就是靠他的。反正我自己也是尽力了……也不是没想过会靠不上,甚至也还是会有羞耻的感觉……但既然回头来信这位神,就只能硬着头皮,带着本相来信了。人,有的时候是被逼出来的,我和神现在的关系也是被逼出来的……

被逼出来?被谁?

环境、命运、或者,以可以说是神自己。前半辈子的命运和社会革命的大环境,逼得我无法体体面面地在一个宗教里“信”着,下半辈子就只能这么赤露敞开地站在神面前,来试着和他产生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

我被这五个字抓住,禁不住想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是体体面面的宗教式的?还是血肉撕裂的结合?

但我嘴里的问话仍是带了记者的口气。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医生?

我没学过别的。

你当时,对神有试探的心吗?如果他不帮你当医生,你还会信他吗?

试探?徐闻音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但瞬即就平静了,她低下眼睛看着地毯上的一个光斑说。也许有吧?也许是想看看他对我怎么样,是不是真得像《圣经》里那个浪子的父亲,能拥抱我,也能用他的袍子为我遮羞……甚至还让我戴上他印章的戒子……

她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一地金黄的落叶,背对着我说。其实基督徒中有多少人是能够完全相信这个故事的?更何况是亲身体验……我是幸运的,我体验到了。

她续了杯中的水,又坐在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主怜悯了我,因为他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实在是需要亲身体验这赦免,才能踏踏实实地过下半辈子。那年我考过了,我选择了当儿科心理医生。

那如果主没有应许你的祷告,没能如你的愿呢?你还会信吗?还是自我奋斗?

她看着我笑了起来。我其实已经没有自我了,我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丑得像毛毛虫,不仅是指年老体衰,更是精神和道德的光环也被剥夺殆尽。但神的奥秘真是奇妙莫测,他似乎是喜爱这貌似丑陋的毛毛虫,因为他让毛毛虫在离世的一霎那,化为美丽的蝴蝶。我想我是只能信上帝的,今生的一切我都无法重新活过。但只要信他,主会让我在空中与他相遇时,瞬间改变,成为他的样式,那是人初造时的模样。那就……不在乎这一生我活得如何了。这是最美的,也是终极的赦免吧!

她看了眼茫然的我,脸上泛起一层酸涩的幸福。

只有我这种从污泥里爬出来的人,才会真真体验和期待赦免。

住在她家的日子,和以后我们的通信通话中,徐闻音都更喜欢谈发生在她后一半人生中的神迹和恩典。她每年都会寄来她的年终感恩信。她关了诊所后,过了两年,搬去和儿子儿媳住了。她信中越来越多谈到她与儿子和媳妇之间的家庭琐事,她会一边叹息自己是“二十年媳妇后,又二十年媳妇”,一边乐滋滋地说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烹饪,甚至查着google学做中西菜。当然,她更多谈的是她的小孙女。

她说她不方便出门,现在唯一能为主做的事就是代祷了。她在信中写道:

以前我在教会中,常听到有人答应别人说,好,好,我为你祷告。我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可是常常说了转身就忘了。待到下次见面,心中就有愧。如今年老了,很少外出,神就吸引我以祷告来事奉祂。神的恩典浩大,赐我爱慕祷告和代祷。我甚至像一个做买卖的人,逢到有人需要代祷,就好像有“生意”上门一样地高兴。我对人说“好,好,我为你祷告”时,说得很喜乐,不再是应付。因为若是没有代祷,又不能去教会服事,我岂非“失业”,成为神家里东逛西逛的无业游民了吗?

……

一年又一年,读着她的信,我渐渐无法再把这个普普通通的幸福老人,与我采访过的那个徐闻音联系起来了。死神和她自己也似乎都忘记了她的癌症,我有时想起来,惊讶这个神迹,却不敢提醒她,一是不礼貌,二好像是我怕惊醒了死神。

徐闻音并不喜欢讲过去的事,我却仍时不时地要问一二句,不好意思多问时,我就去查资料。她其实是希望我写写她现在充满恩典的日子,但我却被那些经火的岁月紧紧抓住了。经过火,会被烧掉,即使幸存,也难免火燎之气、烟熏之色,但这就是真实,还有什么比真实更美呢?

在听和写徐闻音的故事时,我越来越对聚会处的“文胆”、“女状元”李如是感到好奇,作为一个同样热爱思想,热爱文字的女人,我无法理解她的人生,于是我去找了很多资料,去看了许多她编的杂志和书。她自己写的文章留下的并不多,她仿佛将自己完全融化在了那个人的思想和文字里了。

她的愚忠,她的决裂,她的和好,她的背叛,都同样地让我感到迷惑。何况,那两位据说是遭到那个人污辱的女同工,都是她一直带在身边,亲如女儿的学生、同工……她是如何平息愤怒的?或者,她是如何压抑自己的愤怒继续与他同工的?为什么?她被捕八天后,承认自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那录音是在什么情况下录的?这是否意味着她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在监狱最后的日子里,瘫痪的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又如何面对她的上帝?

正是这所有的不解,让我渐渐走进了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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