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客旅

第二十二章：感受中西文化的冲突

现在，我很期待尽快进入一所瑞典学校读书。和我同龄的孩子们已经在学校读了四年半的书，不用说，同学们对校规很熟悉，而且很清楚老师在课堂上给他们讲的各种术语的意思。同学之间很方便地使用外人不大明白的“校园”俚语。

我对这一切都很陌生，这是我进入学校后首先面对的一个难题。

当然，我在中国幕水的宣教站也上过学。我还依稀记得我们村的小伙伴盘着腿排成整齐的行列坐在地上，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一块石板。我们用左手扶住石板放在左腿的膝盖上，右手紧紧握住一支尖利的石板笔，专心地听老师讲课。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在石板上写的一句话：“我们幕水的学生非常快乐！”

我们跟着老师涂鸦出字母表中的字母，先划一条装饰性的曲线，再划又长又斜的一笔。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学校。

后来，我们一家人被关进日本人的集中营里。我们找不到纸笔，也没有任何书给我们读。我就不断地读那张只剩半页的瑞典旧报纸，内容是家畜、农作物和机器的广告。

在瑞典上学的第一天

为了突出这一天的重要性，我穿上我最好的衣服（那时还不要求穿学校制服）。在菲拉德尔菲亚教会乔纳森·里昂牧师的陪伴下，我和妈妈步行来到胡斯克瓦纳中心小学。面对这一天，我的心里说不出的复杂。

学校建在一座山脚下，高大的黄色校舍矗立在那里。我们爬过又长又宽的楼梯，穿过一道很高的弧形拱顶，终于来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外。校长是一位老年绅士，灰白的花发，肚子圆圆地凸出来。他打开门，请我们进去。而他一看见里昂牧师，马上裂开嘴，脸上堆满笑容。校长是当地教会的会友，和里昂牧师显然很熟悉。校长先是很热情地跟里昂牧师打招呼，接着转向我们，亲切地和妈妈握手。

“哈，小丫头，你一定就是那个从中国来的新人！”校长看着我说，“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你即将与同龄的孩子一起上课。你不用担心，我保证你在这里会很好的。”他接着转向妈妈，用同样友好而安慰人的态度对妈妈说：“我们有一位好老师，他会帮助您的孩子尽快适应这里的一切，让她毫无困难地和同学相处。”

3个大人在我的头顶上继续交谈。我听到他们嘴里用瑞典语蹦出一些诸如“成熟”和“发展”这样的词汇。我在心里不断地重复这些词语，想象着香蕉和木瓜（瑞典语“mogen＇”和“成熟”同义）。现在我知道了一种新的使用这些词语的方法，我心里想。

妈妈和里昂牧师告别后，校长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我所在的教室。我那时看起来又小又矮，和快要满岁的同龄人比起来，我更像一个才7岁的小孩。我们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石板蜡的味道别提有多浓。走廊上摆放着一排排厚厚的棉鞋和许多木架，木架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潮湿的衣服。棉鞋里散发出的脚汗味和衣服的潮湿味，混合着钻进我的鼻孔。

我的班级在走廊末端的左手一边。我认真记住我走路时看到的每个细节，确保自己一个人能够找到路。我在中国时已经学会了记路的能力。

校长先是敲敲门，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四年级。

他推开门，牵着我的手走进去。所有学生都齐刷刷地站起来，用大声的“早上好”来欢迎校长。男孩子都行低头礼，女孩都行屈膝礼。老师向校长打招呼后转向我，对我说：“路得，我们很快会达成一致，放心！”

老师握住我的手。我很敏感的心发现老师的手很僵硬，感觉对我不太友好。

“这是路得，她刚从中国回来。”老师将我介绍班里的29位同学。他接着指着教室第一排的一张椅子告诉我：“路得，你就坐在这里！”

我刚坐下没有一会，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很低的嗤笑声：“中国蛮人！中国！蛮人！中国蛮人，哈哈！”

突然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单！在这里，我完全是个外人，没有一个朋友，孤立无援。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中，我对所有不熟悉的事情都感到害怕。我好渴望再回到幕水，在那里有我很多的好朋友，我也清楚自己该怎样行事！

我内心感到一阵刺痛，以致无法专心听老师都在讲些什么。老师不是说我会和他达成一致吗？那么，我们达成一致的是什么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吗？我的思想一片混乱。

我就坐在离老师最近的第一排，但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从他嘴里说出的词语和句子，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跳跃着、把我的脑子搞成一团乱麻。

我暗暗发誓，不管花多长时间，我都一定要努力学下去，直到学会为止。

门外传来一阵阵尖锐的铃声，下课了。同学们吵闹着跑过我的身旁，冲出门去。他们穿过走廊，跑到学校操场。

课间休息时间是15分钟。我静静地站在课桌边，内心充满焦虑，不知所措。一个圆圆胖胖的金发女孩注意到我的困境，走到我跟前：“我叫甘芙，”她介绍自己说，“我家离你家不远，我们可以一起走路上学。”

“甘芙，你愿意帮助路得，真是太好了！”老师高兴地说。从那天开始，甘芙成为我忠诚的伙伴和保护者。

甘芙催促我快一点，否则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洗手间了。她说那里常常要排很长的队。她穿上自己的铁锈色大衣，并拿起我的大衣帮我穿上。

现在我感觉好了很多。

当我们在洗手间排队时，我问了甘芙一个问题：“礼拜天，你去教会的主日学校吗？”

听到我的问话，正在排队的女孩子们都迸发出大笑：“喂，你听到她在说什么了吗？‘你有去教会的主日学校吗？’”她们不停地恶意模仿我的发音。当我走进洗手间时，还听到她们在后面嘲笑：“嗨，主日学蛮子！”这个称号一下子成了我在这所学校的绰号。

我哪里做错了？我心里思忖着。在瑞典，我听说所有人都是基督徒啊。而作为一名基督徒，至少应该在周日去教会啊？

我刚走出洗手间，发现我们班上一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正满面怒容地等着我。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就一下子冲过来，拽住我脑后的两根短辫子，使劲地往后拉。我几乎被她拉倒在地。

“我真想打破你的脑袋，你这个去教会的假冒为善者！”她一边尖叫，一边使劲地拽我的头发，用力踢我的腿，“哼，你以为你是谁！你不是在中国呆过吗？那么，你给我说几句中国土话试试？

甘芙冲了过来：“放开路得！”她大声喊道，“你真是愚蠢又刻薄！她又没对你怎么样。她才回到瑞典，刚来我们学校。她和你有什么关系？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像你那样说自己家乡的方言！”

“我想让她上课迟到！”折磨我的女孩回答。她又使劲扯了我的辫子一下，辫子完全被她弄乱了。然后她一阵风地跑了。“路得，这个女孩真是又愚蠢又粗鲁！但现在我们得赶紧回去了，要不我们就迟到了！”甘芙说。她帮我梳理整齐。

我们是最后走进教室的两个人。老师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甘芙很沉稳地对老师说：个“有人欺负她！”

我坐在位子上，感觉喉咙里有一个肿块，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针对我的低低的嗤笑声，我的眼泪很多次要流出来，都被我咬着牙忍住。我多么希望自己马上逃离这间教室。

最后一节课下课的铃声响后，学生们都立即走出了教室。除了一个男孩子，他看起来很特别，穿着一件完全不合体的超大工作服。他看起来很热，头上消着汗，头发乱蓬蓬的。我发现他站在位子上犹豫着什么。确定再也没有人在教室里以后，他走到我跟前，有点害羞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想让你知道，他们也这样愚蠢地对待过我，因为我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诉我，“我叫乔治，一年前才来到这里。”显然，我并不是这个班唯一的新人。

乔治把字母“r”的发音发成卷舌的喉音e-rr-ch，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让我看到了希望：就是我有一天也能学好这个地方的方言。从到胡斯克瓦纳的第一天起，我就察觉到我的发音方法有些问题。

从学校走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地尝试发出正确的“r”音。一到家，我就把自己关进洗手间里。我站到一张凳子上，这样

我就能从挂在墙上的镜子中看见我的口腔。我压低嗓子，使劲模仿其他人那样发音。

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有了明显的进步。

校长，请给我换个班级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学校，直接去了校长的办公室。我敲敲门，门框旁的一个小指示灯亮了，上面用红色的字母写着一个词：“等候”。一会，我看到指示灯从红变绿，就推开门走进去。

“看看是谁来看我了！”校长很和善，“让我想想，是什么事把你带到我这里来了？”我注意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发卷舌的“r”音。我想，也许校长说的也是外地的方言。

“喂？”看我没有动静，校长喊了一声，一脸困惑地等着我说话。

“先生，昨天我去的那个班，……，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我猜我会更‘成熟’去读低一年级的班。”我试着大胆地使用前天刚在成人口里听到的新词语。

“我猜你在低年级有了一个朋友！”校长回答我。透过他的眼镜，我能看到他温暖的笑容。校长知道利昂牧师最小的女儿就在那个班。

“是的。”我说，“克里斯汀就在那个班。她对我很好。但是，先生，在现在这个班，我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我有很多的鸿沟’。我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我尽力使我所说的话能让人信服，尽管我并不知道“鸿沟”这个词的真正意思。这个单词是前天听大人说话时我记住的。

校长高兴地听我说完话，安慰我说，每个第一天来学校的新生难免都会有不安全感，因为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都会很新奇。最后我对我说：“路得，我相信，当你对学校慢慢熟悉之后，你会发现你很喜欢学校，喜欢学生生活。而且，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尽量帮助你，使你早日习惯和自己同年龄段的学生在一起。”

说完这些话，校长又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我原来的班级。他和我的班主任谈了一会儿话。很显然，对我的事他们达成了共识。

尽管我学习很努力，进步却微乎其微……。

我有点骄傲的是，我能很快记住课本的内容，但遗憾的是老师从来不让我背课文。相反，他总是问我很多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事情。比如北欧部落及发生在公元100年前后的部落战争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

此外，古瑞典文的学习是我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这些文字和我周围人谈话的方式大相径庭……

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

一天，老师给我们做地理测验。我以前从未做过测验，也不知道其中的规矩。老师先让一个学生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张空白纸，然后在黑板上写下题目。

看了题目，我很高兴，因为我能回答全部问题！因为我很清楚在地图的哪一页找到哪一个问题的答案！我兴冲冲地拉开我书桌的抽屉，拿出地图，找到答案所在页，然后在空白纸上写下正确的答案。我把地图就放在自己的面前，每个人都能看到，当然也包括老师。

交卷时，我对自己很满意。下课铃一响，我就和其他同学一起冲出教室。

没想到下节课一上课，老师很严肃，语带恐吓地对全班同学训话。紧接着，他特意把脸转向我，说：

“上节课有人作弊，那个人就是路得！”

“我没有！我没有！”我很无辜，“我并没有做你说的事情，先生！”

“你在撒谎！”老师声音提高了八度，“你难道不知道作弊不好，而撒谎更糟糕吗？”

“我没做您提到的那些事情！”我辩解到。我从没听说过“作弊”这个词，也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生气。

“当正在考试的时候，你从课桌里把地图拿出来。”老师说。“是的，我是拿出来了！”我诚实地回答，“但正是这样做，我才能回答您的问题。先生！但是您控告我的这些坏事，我并没有做！”我很无辜地回答他。

最后，老师终于重重地叹息一声，苦笑着停止和我继续争辩。让老师知道我没有撒谎，我心里别提有多舒服。

我的朋友甘芙很了解我。事后她告诉我“测验”是什么意思、在“测验”中老师对学生会有什么要求。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但是她却拥有我的老师们所欠缺的教育常识和天赋。

甘芙用她的善解人意和友善创造了儿童心理学上的一个奇迹。没有她的帮助，我恐怕很难安然度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蒸汽房里的“杀人案”

在我们学校，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男生去公共浴室洗澡的时间。剩余的三个星期，每逢周四学校都会安排女生洗澡。当时瑞典大多数家庭里还没有带浴缸和淋浴的浴室。但在我借住的家庭里有一个小浴室，每逢周五、周六家里都有热水让我洗澡。

我来到学校的第一周，老师让我把一张便条带回家，便条上说明天会安排我去澡堂洗澡。到了规定的时间，我们全部女孩子排成一路长队步行到郊外一栋古旧的黄色建筑物里面。抵达更衣室之后，女孩子们兴奋的大喊大叫。她们飞快地脱去所有的衣服。

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衣服，我异常害羞和焦虑。因为我以前从未这样过。我犹豫着，在更衣室墙角找到一张长椅坐下，想着没有人会在意我。

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一个牛高马大、身穿白袍、满头大汗的女人。她用大手一把把我提起来：“你这个固执的丫头！原来躲在这里！”她大声地对我嚷嚷着：“马上把衣服脱掉！”

她一边说，一边很粗暴地拉扯我的衣服，直到我一丝不挂地呆立在她的面前。我被推进一间墙上贴着白瓷砖的大屋子，看到我的同学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刷子，站在白色蓝边装满水的搪瓷盆里。

“我会让你知道怎样把自己洗干净！”这个女人，其实是澡堂的管理员，她用肥皂擦我的身体，然后拿一把刷子使劲刷、我看到我的皮肤变得通红，感觉很痛。她一边洗，一边大声跟我说：“你就这样洗澡，以后不用再怕水了，明白吗？”说完，她舀起一大瓢水，从我的头上倒下来。

这一切结束，这个女人又拽着我穿过一个房间，打开一扇厚厚的门，我被使劲地推进去。然后砰地一声，门在我身后重重地闭上了。

又热又潮的湿气打在我的脸上，我眼前一片白雾，什么也看不见。我完全不知道身处何处？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充满了我的大脑：“我一定是被她们丢进欧洲的一个毒气室了！”

恐惧让我的声音大得近乎发狂：“放我出去！请放我出去！求求你们！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放我出去！”

我曾听大人多次说起过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报纸上也有很多对毒气室的报道。我在上面看到很多憔悴的难民的照片。这些难民是在福尔克·贝纳多特公爵领导的救援行动小组的帮助下，从被战争撕裂的欧洲国家带到瑞典来的。

现在我完全确信浴室的管理员想要杀死我，因为我不愿意脱衣服洗澡！

门突然打开，一只大手伸进来，我被一下子拖了出去：“你这孩子，这么大喊大叫做什么！”女人一边叫嚷一边顺着游泳池拖着我走。突然，我又被她推进游泳池里。

她们没能在毒气室杀死我，又把我推进游泳池，想淹死我！亲爱的主耶稣，请你帮帮我！我一边祷告一边呛进好几口水。

旁边一个女孩看见我像一块石头一样沉下去，大叫起来她快要淹死了！她快要淹死了！老师！她不会游泳！”另一个女孩飞快地跳进游泳池里，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浅水区里。她用力帮助我站稳，我不停地大声咳嗽。

我感觉自己呼吸正常了，立即跑进更衣室，穿上衣服，用尽吃奶的劲儿跑回家。一边跑，一边任眼泪随风流淌。

到了家门口，我让自己坐在门口，让心情平静一下。福楼仁打开门看见我，大叫起来：“天啊！路得，你发生什么事了？”

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

“她们企图在毒气室里杀死我！没有成功，又把我丢进游泳池里，要淹死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福楼仁给我热了一大杯巧克力奶。她把我抱在膝上。不久，我的好伙伴甘芙跑过来，想看看我好点没有。她用手抚摸着我的脸颊，对福楼仁说：“澡堂的女管理员对路得凶得很！”

“路得，你以后不用再去那个洗澡房了，因为我们家里可以洗澡！”福楼仁安慰我。第二天，她给我一张便条，让我带给老师。她还给我解释我昨天进去的那个蒸汽房名叫桑拿，它的用途是什么，让我以后不用再怕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了！

在中国时，我曾亲眼目睹可怕的战争和暴力。但是家乡瑞典的环境对我来说很陌生，很奇怪，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让我感到异常恐惧。很显然，在一个全新陌生的环境中，我还没有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中国时，爸爸妈妈告诉我，只要一听到炸弹或机关枪的声音，我就必须马上平躺在地上，或者跑进山洞里躲起来。

但在瑞典，没有人亲历过战争。因此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妈妈和我住了一段时间后，现在要经常出差，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开宣教会议。

偶尔，妈妈会来福楼仁和卡琳的家看我。每当这时，我都会和妈妈分享我的想法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