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客旅

第三部：恩典（1946-2005）

第二十章：美梦破灭

回到祖国，妈妈的好朋友爱玛丽（Mrs Amalia Taranger）邀请我们住进他们家。她是一个挪威牧师的遗孀。20岁刚过，就嫁给已经有6个孩子的丈夫。结婚后，她又生了7个孩子。后来，在一场意外事故中，她先生去世了。那个时代，国家还没有建立寡妇抚恤金制度，一个人拉扯13个孩子，她想方设法改善孩子们的处境。她只能全力仰望上帝，并教孩子们祷告祈求神。严酷的生活把她磨练成一个勤勉、精明的女人，她先是在哥德堡开了一家旅馆，后来又在厄勒布鲁（Orebro）北边不远的小城丽莲（Lillan）开了一家。当我的父母带着我去中国后，爸妈把我的两个哥哥交给爱玛丽姑姑照顾。一直到我们回到家乡，我的哥哥们还住在她的家里。

妈妈带着我来到丽莲时，爱玛丽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要么是宣教士，要么是牧师，散居在挪威、加拿大、巴西、瑞典等地。撒母耳和大卫正在读初中，爱玛丽一如既往、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

朋友客栈，和平城堡

我们所住的小旅馆名叫朋友客栈（Fridensborg）。还有一个名字：和平城堡。我们回来时，丽莲已经很冷。旅馆红色的小屋和光秃秃的苹果树整天笼罩在深秋的浓雾之中。撒母耳和大卫的房子是靠近客厅衣帽间的一间小屋。走进主屋，你会发现里面有客厅、厨房、餐厅、几间客房。一个很小的房间，是爱玛丽的卧房。穿过一小块苹果园，有一个用木头搭建的两层小楼，小楼外部被刷上红色。旅馆大多数的客房都在这里。顺着一条小道往下走，走过一个红色的小屋和一个公共厕所，就来到一条小溪边。小溪边建有一个亭子，可以容纳5个左右的客人舒适地坐在一起，看旅馆专门为客人订的彩色周报。而在旅馆的其他地方，你永远也看不到这些报纸。

厨房是拉森夫人（Miss Larsson）的专属领地，里面摆满了锅碗瓢盆。厨房里最显眼的是一个价格昂贵的AGA火炉，一种新近才面市的铁质炉具，用木柴做燃料。一台热水器被接到炉具上，这样客人随时都能喝上开水。厨房靠墙放着一张长条大理石桌，桌上经常摆放着拉森夫人用来烤面包的生面团和烤好后放在盘子里的熟食。除了佛兰克（Folke），拉森夫人的助手，包括旅店的主人在内，谁也不敢贸然闯入厨房。因为那肯定会招致拉森夫人的一通怒吼。

餐厅是一个长条形的房子，在房子的一面墙上开有一扇窗户。靠三面墙摆着几张桌子，每张桌子可以容纳四位客人同时进餐。紧挨厨房的那面墙前面摆着一个很厚实的橱柜。橱柜抽屉里摆着刀叉，柜子里放满了玻璃杯和陶瓷器皿。屋子正中间摆着一张正方形的棕色橡木桌，橡木桌的正上方悬挂着从德国进口的挂灯。每天锣声一响，客人就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拥人餐厅。每当这时，爱玛丽姑姑就会面带笑容，有条不紊地安排客人各就各位。

我和妈妈第一次在这里就餐时，爱玛丽姑姑安排我们和她同桌。这个位置让我能看清进入餐厅的每一个客人。一个矮小的驼背妇人进来了，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不停地搓着双手走进来，面带笑容，对每一位走进餐厅的客人点头致意。我看着这一切，清楚地意识到瑞典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是没有疾病和痛苦的天堂。就在这个屋子里，就有许多人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病痛。

我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真的是在瑞典吗？”我仔细观察周围的每一个人，发现每一个人都有疾病。即使回到瑞典家乡——我们心中的天堂，妈妈的身体仍然没有完全康复。一阵阵失望和痛苦袭上心头。我低声对妈妈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真实的瑞典？”

妈妈很惊诧：“孩子，我最最亲爱的，这就是真实的瑞典啊！”

食品陆续摆到屋子中央的橡木桌上，客人走过去各取所需。午餐过后，绝大多数客人返回他们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些人去了公共休息室。休息室摆放着一些陈旧的沙发，沙发的木质基座被漆成黑色，面上是红色的羊毛面料。

妈妈回房间休息，我则抽空溜进休息室，想看看人们在这里做些什么。我发现驼背的妇人坐在沙发上，那个又高又瘦的男子微笑着，不停地搓着双手。其他的人在做缝纫和刺绣。

看见我进来，一个女人说：“大家伙，快看看是谁走进我们中间了！小朋友，你叫路得，不是吗？”

另一个女人告诉我：“亲爱的，不要站在门口，快进来！免得让凉风跑进来！”

驼背妇人看着我，说：“孩子，快进来！我们很想听你告诉我们你爸爸是如何被杀害的！这个故事一定很精彩！”

我看着她，心里异常震惊：“听我讲爸爸是如何被杀害的故事，对她来说，难道真的就那么有趣？”

“我得去上厕所了！”我喊道。说完我就跑出去。我冲到外面，把自己关进一个房间，心里充满了绝望。我大声哭着，祈求上帝杀死休息室里的所有人。“上帝！杀死他们！请你杀死他们！瞄准！哒哒！哒哒！哒哒！”

记者加给我们的伤害

在我们回到和平城堡的日子里，本地和来自瑞典各地大大小小的媒体记者给我和妈妈带来很大的困扰。记者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你们被日本人俘获的具体时间？在你的孩子深陷异国他乡的岁月里，你感到孤独吗？”为了不使来访者失望，妈妈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我们一家人在中国西部的故事。给我的感觉是，这些记者是专门从我们的痛苦中寻找乐趣和刺激。每重述一次，记者们看到妈妈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满载而归，可是妈妈的感觉是比以前更加绝望。她最发愁的是，自己的身体本就不好，怎样才能照看好自己的3个孩子？

每次采访，都有人给我们照相。记得有一次，从瑞典主要城市的报社来了一位摄影师。在针对我们的悲惨经历提了很多问题之后，他把我抱到花园里的一张桌子上，桌子放在一棵被寒冬剥去叶子的光秃秃的苹果树下。他对我说：“现在好了！小姑娘，高兴起来！再兴奋一点！微笑！好啦，谢谢你！”我一点都不希望自己露出高兴的样子，尤其是妈妈被问了那么多问题，看起来比平时更为伤心的情况下。但我已经学会控制自己，按提示对着镜头裂开嘴巴，因为我知道这正是记者先生们需要的。

瑞典，在我心中，从天堂变成一个异常冷漠、残酷的地方。我觉得人们根本不理解我们，也不真正关心我们。

在朋友客栈郊外的一个教堂里建有一所学校。木质的小教堂还建有一个露台，露台被漆成浅蓝色。教堂进门的上方有几个大字：以琳（ELIM）。这是教堂的名字。在教堂的背后，有一个三层楼的房子，看起来比教堂的年代还要久远。房子有一面墙上写了几个大字：伯大尼（BETANIA）。多年以前，这个房子被教会用来做疗养室，一些暂时跌倒的信徒在这里祷告、灵修，恢复信心。房子的第二层现在住了一个作家和他的家人。一次，我看到一群孩子在学校房子外面祷告、欢笑，于是我走过去请求老师让我加入进来，和学生们一起祷告。他们热烈地邀请我每天都来学校，只要我们还住在和平城堡。虽然我的瑞典话说得很差，常常混杂着英语和中国话。

泰格兰德（Mrss Tegland）老师，不仅是热心肠，还是一位心理学家，对像我这样从没有在瑞典学校读过书的孩子，她有很多办法帮助我们。在课堂上，泰格兰德老师提示我：“请告诉我们，你的中国朋友们的故事吧！”她的神态是那么向往，于是我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我们一家在云南幕水村的生活，以及我怎样和小伙伴们在丛林里疯玩，爬到树上抓知了烤着吃。

故事讲到精彩处，班上所有的同学都笑得东倒西歪。我从这些笑声中感受不到一点恶意，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人问我和血腥的战争有关的事。

一天，同班男同学罗兰德（Roland），跑来对我说：“路得，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最近我的妈妈去世了。”他用这种方式和我分享他的痛苦，这让我很受安慰。我有时用英语写一些短诗，因为我思考时用的还是英语或汉语。这些诗我全部献给一个人，就是罗兰德。遗憾的是，罗兰德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写的这些诗歌，因为我太害羞，从没有勇气把诗交给他看。

我在以琳（Elim）的学校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妈妈和我就不得不搬到胡斯克瓦纳去住。原因是在我父母去了中国之后，这个城市的菲拉德尔菲亚教会，一直为我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我出生的地方

胡斯克瓦纳是瑞典南部的一座城市，离我的出生地不远。我出生在一个名叫Bergsatral的红色木楼的二楼，位于吉瑟伯（Gisebo）的小村庄斯嘉瑞斯塔（Skarstad）。小楼建在一座山坡上，从那里看出去，美丽的韦特恩（Vattern）湖和紧挨着的两座城市延雪平和胡斯克瓦纳尽收眼底。我的父母从房子的主人克努特（Knut）和卡瑞·约翰松（Karin Johansson）手里租下这个房子的二层，而房主就住在一楼。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天，约翰松家里也生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给他取名Lewi。那段时间，大家都高兴地称呼我们俩为双胞胎。几个月之后，我父母决定把两个哥哥留在瑞典，带上我去中国。因此我对吉瑟伯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出生之后，爸爸赶公共汽车去了一趟位于斯嘉瑞斯塔的信义会教区，登记我的出生地和我的姓名。在教会的登记簿上，我的名字是路德·哈拿·马利亚（Ruth Hanna Maria）。教会的牧师是我爸爸的堂兄弟，他有双重身份，既是牧师，又是政府官员。从16世纪末开始，信义宗教会被指派负责出生登记、死亡登记、婚姻登记和外出移民登记以来，很多牧师都是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每个人都叫我卢拉（Loola），我和小M伙伴们每天一起玩耍，夏天也去Lianasi河游泳。我留的是披肩发，回到瑞典之后，我不得不把头发扎成两根辫子。由于扎辫子要使劲拉扯头发，我那些可怜的头发都快要被拉断了。

我是多么盼望再回到幕水村啊！

位于利涅街6号的“小精灵城堡”

我站在胡斯克瓦纳一幢高大的两层木楼前，左看看右看看，仔细寻找回家的路。这是一次我探访朋友后回家时的场景。这座房子住了4家人，两家住楼下，另外两家住在楼上。楼上的两家把房子建成尖顶形，房子的外墙用梦幻般的木质工艺品装饰起来。在孩子们的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座精灵城堡！位于利涅街（Linnegatan）6号的这所房子一定是建造他的工人手中的杰作！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房顶上的花纹看起来真是美丽动人！

住在小楼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朝向大街的很宽阔的玻璃阳台，一年四季都种上茂盛的花草树木。住户们的关系多么友好而和睦。房东佛雷森夫妇（Mr and Mrs Frisen）老俩口，是胡斯克瓦纳基督教圣约教会的会友，住在楼下靠里面房间的女教师是卫理公会的教友。住在楼上的一对夫妻，我总见他们穿着整洁的深蓝色外套。每到星期天的早上，他们一大早就出门，提着箱子，箱子里装的是音乐器材。他们快步走向救世军的营地（The Salvation Army Citadel）。住在楼上的另一对是新婚夫妇福楼仁（florence）先生和他的妻子卡琳（Karl-ErikEriksson），我就借住在他们家里。这对夫妇是和这里隔条街的菲拉德尔菲亚教会的教友。

卡琳和她哥哥开了一家生产手套的作坊。生产出来的工作服和手套拿到他们在市中心艾斯普拉内达（Esplanade）开的商店去卖。车间里机器发出的高分贝噪音损害了卡琳的听力，但这不影响她是一个快乐、安静、能带给人安全感的人。卡琳来自瑞典南部的斯科纳（Skane），因为刚到这里不久，还在适应环境。她正在学习一个服装设计课程，每周也花几天时间做女装，其他时间都呆在家里做家务。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菲拉德尔菲亚教会的牧师在讲道时提起妈妈的名字，给会众介绍说：哈拿是一名去中国宣教的牧师的遗孀，最近打算到瑞典的很多城市，在一些宣教大会上作见证。牧师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中，在哈拿外出期间，有没有人愿意接她的女儿到自己家中照看她。牧师还说，哈拿的两个儿子就居住在厄勒布鲁的弟兄姊妹家中。福楼仁夫妇感到有神的灵感动他们，要来关心我。

从我认识他们的那一天起，我就感受到这对充满爱心的夫妻会竭尽所能地帮助我适应瑞典的环境。他们的家带给我爱、温暖和安全感。

债终于还清了

妈妈的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久站。但她很盼望有这次旅行。负责这次活动的是菲拉德尔菲亚教会宣教团，她请求宣教团允许她坐着讲见证。那个时候，妈妈还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妈妈还欠瑞典政府很大一笔款，我们在印度时，瑞典政府替我们垫支了加尔各答医院的住院费和回国的旅行费用。当时妈妈从印度卡麦可（Carmichael）医院写信给瑞典政府说：“请原谅我无法支付医院的巨额医疗费用。从1945年1月23日起，瑞典驻加尔各答领事馆代我们支付了住院费用。我要归还这笔钱。我盼望能从日本人那里要一些伤害赔偿。”回到瑞典时，妈妈欠政府1，0000瑞典克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整整两年的工资。

而宣教团却希望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为教会募集捐款。

怎样才能得到这一大笔钱让妈妈很烦恼。一个办法就是到各地教会去作见证。现在全瑞典的教会都知道她，并争相邀请她。大家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读到她的事迹，看到她的照片，都想亲眼见见她。妈妈每到一处，教堂里都人山人海，听她讲在日本战俘营中的生活和丈夫为主殉道的见证，讲到动情处，整个会场都听得到哭泣声。教堂为这些活动专门设立了“爱心奉献基金”“特别奉献基金”“宣教基金”。人们纷纷捐款，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们的奉献会转交给哈拿姊妹。但是，妈妈没有得到过一分钱，所有的奉献都让菲拉德尔菲亚教会和请她作见证的教会拿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妈妈的很多亲友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她，教堂内挤满了听众。妈妈坐在放在讲台上的一把椅子上，讲述我们在中国西部丛林里的监狱生活、我们赖以存身的洞穴、忍饥挨饿的岁月、美军的轰炸和爸爸的惨死，我看到会场里没有一个人不在流泪。当奉献箱开始在人群中传递，箱子里很快塞满了大金额的钞票。接下来，会议主持人激动万分地宣布，这是建堂以来收到奉献最多的一次。教会牧者、同工在讲台上彼此热烈拥抱，高呼：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见证会结束，妈妈的亲友和她开玩笑说：“亲爱的哈拿，你再也用不着为金钱发愁了！甚至你可以考虑买辆车！”

那是一个刮着大风的冬夜，我和妈妈迎着不断飘落在脸上的雪花，慢慢步行去火车站赶火车。去我们的目的地，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儿童票大约需要50欧尔（瑞典的辅币名—编者注）。到了车站，妈妈不得不从她一个朋友那里借钱买车票。这次见证会收到那么多奉献，但没有一分钱到了妈妈手里，帮助她还债。

在一个幼小孩子的眼里，我看到了这样的不公。尽管妈妈为宣教事业奉献了20年的青春，可是在教会牧者和同工的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姊妹，一个寡妇，对教会的价值没有男人大。妈妈不是遭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唯一的一个人。妈妈告诉我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宣教士带着6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瑞典，在和一些大教会牧者的接触中，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牧者的自私、偏狭和不公不义。靠着上帝的帮助，这个坚强的女人没有被来自弟兄的利剑击垮，她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给了她特别的恩典，让她能够在宣教工作中有份。她宣告说：“上帝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的！”

不久后，妈妈开始收集资料，准备为爸爸写一本书。有朋友帮助她把手稿用打字机打印出来。书出版时，妈妈为书取了一个名字叫《他倒在自己的职分上》。这本书标价每本3.5瑞典克朗。每销售一本，妈妈能得到35欧尔的稿酬。那段时间，我经常听到妈妈对耶稣祷告说：“主耶稣啊，请你帮帮我！照顾你孩子家庭的需要，也帮助我还清欠政府的钱！”

不久后，妈妈的一个律师朋友来帮助我们。他替我们写了一份致日本政府的索赔函，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军队在中国期间对我们一家所造成的伤害给予赔偿。后来，妈妈从日本政府手里得到赔偿，这笔钱让妈妈还清了欠瑞典外交部的债务，妈妈这位可尊敬的律师朋友也得到了他合理的报酬。

除此之外，还剩下一些钱解决我们的日常开支。有了这笔钱，妈妈可以安心地修养身体。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妈妈在她租住小屋附近的一家小诊所找到一份工作，在夜间做护士。那段时间，我们住在厄勒布鲁。

很多年之后，记得那时我已经长大成人。一次我问妈妈：“当你面对来自教会带领人那么多不公待遇时，是什么让你心里没有苦毒和怨恨？”妈妈回答我说：“路得，我亲爱的孩子，说实话，那时我常常感到悲伤。但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心脱离怨恨和苦毒，因为怨恨和苦毒会毁掉我们内心的清洁，并且给魔鬼留下入侵的空间。孩子，我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去到上帝那里，向主耶稣交账。我相信，那些教会的牧长，他们也一样要向上帝交账！

说到这里，妈妈笑了：“路得，妈妈最亲爱的孩子！我最欣慰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我的内心没有被自私、丑恶和贪婪所捆绑，而那些看起来很大的教会，和那些看上去地位很尊贵的牧长，许多人却没有经受住这一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