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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毕业与加入内地会
我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毕业于慕迪圣经学院,被推荐为女生的代表致词。(依慕迪圣经学院的传统,毕业生需要两位代表致词,一位由女生中推选,一位由男生中推选。)
想到我们班上的同学就要踏入世上去代表基督了,因此我求神帮助我预备讲词,神给了我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我的讲题是“钉痕”。我选了多马的话:“我非看见祂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我总不信。”我用这段话来代表不信神的世人今日对基督教会的批语。我们身边不信神的人,对于一种自鸣得意,普通平常的基督教并无多大的尊敬或兴趣。“如果你不付什么代价,那有什么凭据可以证明它有价值呢?”这是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当他们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钉痕,他们就受到挑战,而且如果他们象古代的多马一样,那时能够看到祂,他们必下跪膜拜,喊道:“我的主,我的神。”
我这讲词发自内心的深处,因此我也希望它能深深的打入听众的心坎。但是学校当局却要代表把讲词背下来(当然,他们必须留意使学生正确的代表学院所教的思想)。这使我有点不安,对于我,背诵是没有问题,除非我能够临时自由选择字眼,否则我无法把我的内心完全表达出来。但是当时我还不晓得这一点,因为我演说的经验不多。我只是晓得我在背诵一段文字的时候,总觉得很自然。但是规定就是规定,我只好照办,因为我在学校的初期,总是恪守校规的。
我父亲到芝加哥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波义耳小姐送我一件白绸的礼服。她和我并未再通信,其实,除了那年初二百元的礼物以外,我再没有听过她的消息。而且我并没有告诉别人说我没有钱买毕业典礼规定要穿的白礼服。(请记住,我已经失去了麦格太太那里的工作。)何况慕迪圣经学院规定女生的服装是要袖子长过肘,裙子必须离地九寸!一九二六年穿的式样还要短,可是杰克小姐量了我的礼服,竟符合一切规定,根本不需要加改。(波义耳小姐送我的礼物到此为止,以后我再没有听说过她。)
我们走上讲台时,我一时心血来潮,就把我的演讲稿拿给我们学生会副主席巴安尼小姐,以备万一我上台发慌,需要别人提词时用。我听到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就往前去,面对广大的听众。我并不象我预料的那么紧张,很顺利的就开始了。但是我继续讲了不久,就觉得只是要背诵而已,并没有把我心里的意思吐露出来。我发觉我的话并没有深入他们的心坎,这时候我急于要把内心所领悟的意义表达出来,竟而忘记了第二段是如何开始的。只不过是一秒钟的光景,在我背后的安尼就赶快提示我,她声音很低,只有少数人听见,然而这事情对于我却有如一种悲惨的失败,叫我灰心丧胆。我背完了,回到我的座位,低着头,只等典礼完毕赶快回到我的卧室去。一回到我的房间(在最后一学期我单独住一个房间),我跪了下来,觉得自己失败无颜见人,内心万分痛苦。十二月天,暗淡的阳光,穿过沉重的都市上空,有气无力的照在我的身上。突然我觉得主在我身边,祂的爱煦伏着我。“不要紧,亲爱的。”祂这么说着,“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反正已经过去,我的爱心却是一样的。”
圣经上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二节)
这些话涌现在我心头,给我无限的温恤,有如上好的乳香,治愈了我痛苦的心,人慢慢的平静、松驰下来,靠着祂的胸怀,畅饮着祂无限的爱。那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我的心得了释放,因此我已不再顾虑任何个人的荣辱。我使班上的同学失望,深感抱歉,但除此以外,我的心并没有受到创伤,我从没有忘记那天当我感觉这样的失败时,祂的爱对我的浇灌。
毕业以后,我到了多伦多的中华内地会招待所,候选受训。他们一年一度的候选班是在八月,那时杨荣瑞和她弟弟杨志英,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被接受了,在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启程到中国去。我是唯一在冬季申请的候选人,因为我就要回到西岸我家去,内地会决定我毕业后应立即到多伦多去。我在多伦多出生,我们在那里有亲戚朋友,我父亲就暂时住在亲友家,等我一起回西部去。
裴伯伯到车站来送我们,我不晓得我的样子是紧张或悲伤,或仅仅是疲倦而已,但是突然他脸上带着亲切的关怀,倚向前来对我说:“别害怕,贵灵,在候选学校里没有什么好怕的,中华内地会从你小时候就认识你了。”我谢谢他的鼓励,以及我在学院时他对我的照顾,然后火车就开了。
李道田先生夫妇主管多伦多的内地会招待所。席修善先生则教我中文,我学会了那些困难的中文部首。我还得陪伴一位内地会捐助者的寡妇。她丈夫去世使她神经失常,她家人觉得内地会招待所安静,祈祷的气氛可能对她有益。
李道田的儿子达那,也住在内地会之家。此外我唯一还记得的年轻人就是马埃达。我在慕迪圣经学院见过她(其实筹划裴伯伯的生日宴会及给我介绍杨志英也就是她),我很喜欢她。她比我早毕业,也申请过要进中华内地会,但是体格检查没有通过。既然没有办法去中国,她就在国际麻风救治办公室工作,但是还是暂准住在内地会招待所,等她在别处找到寄宿的房子才迁出。
马埃达小姐我在候选的那些日子充满了许多情趣。她虔信主,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都是一致的。此外她敏锐的幽默感使我的朝气有所发泄,我个性急率,容易冲动,常做白日梦,因此我一生中都容易犯错,到了中华内地会招待所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犯了第一个错误。
我深知李道田夫妇的管理工作素有令誉,因此我相信错误是在我,但是我却不晓得每日的作息时间表。可能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做着白日梦呢!我知道这是很可能的,因此我不好意思,只决定注意听进餐及集合的钟声。头一个早晨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午后一点半我听到另一种新的钟声,很是吃惊。那是要我干什么的?我冲到埃达的房间,但她已经出去。一个女子在清扫走廊,所以我就问她:“请问这钟声是要做什么的?”
她看着我,觉得很奇怪。“那是祈祷会的钟声。”她说。
有个祈祷会?候选人却没有参加?那怎么像话。
“对不起,”我急忙说,“我是新来的,是那一个房间?”
她告诉了我,指着办公大楼,我连忙跑过去,门已经开了,但是里边的低语声在外面听得到,因此我晓得没有错。我轻轻的敲门,开开了它。我太紧张了,竟没有注意到只有职员出席!
“请原谅我迟到,”我低声的说着,找个椅子坐了下去。他们很客气的接待我,虽然他们有点莫名奇妙,当然那一天他们职员的祷告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事情。聚会之后,李道田师母过来和悦的告诉我,午后一点半的聚会只是职员参加,我无需出席。
我把这件事告诉埃达小姐,她真是笑死了,“他们或许在会中讨论你…”她取笑着我,从那次以后,他们常暗示我什么时候我该出席,什么时候不必出席。我到埃达的房间去告诉她,我们不免又大笑一番。
我在那里约三、四个礼拜,然后我必须会见委员会的顾问。这真叫我害怕,我紧张得很,因为我站着对答脑筋总是很迟钝,我要是有时间准备,就能够回答得好得多。会见终于过去了,当晚晚饭后,李道田先生叫我到客厅去听结果,他说的内容大约如下:
“顾问们对你今天的回答感到很满意,我们在招待所的人都喜欢你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他们要我向你谈一件严重的事情。在我们打听的人中,有一位并不推荐你。理由是你骄傲,不服从,很可能惹事情。这个人认识你好几年了,他们觉得不应该忽视这个批评。”
“那是谁?”我连忙问,简直都发楞了。
“我们所打听的人信赖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他们。我们写信给那些在职务上和你有来往的人以及你自己所举出的保证人——我们答应把所有的报告都保守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名字。但是我想和你讨论这种性格在传道上所能导致的为害。”然后他就长篇大论的讲下去。经过一小时诚慰的训勉以后,他宣布判决:“委员会顾问决定有条件的接受你。目前在中国正有排外的暴动,情形相当严重,我们不敢再派新的候选人出去。对于这件事,我们的公告就这么说。至于你自己,我们希望你不要把它传播出去,在你等待的期间,温哥华委员会会留意看你有没有表现出这些性格来。如果你证实出你已克服了它们,然后你就去见西部委员会,他们会无条件的接受了,你就随第一批出国的人员出国。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所以大家表达通过付给你到温哥华去的车费,让你踏上到中国去的第一段旅程。老实说,我讲这些话心里也是很难受。”我看出他果然愁容满面,疲倦不堪。我也为他难过,虽然我自己更是心乱如麻。
“晚安。”然后我就上了床,但是你可想象得到,我无法入睡。这位不知名的人会是谁呢?骄傲,不服从,惹是生非。骄傲这个形容词被冠到我头上,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数个月以前裴伯伯他自己。他说我为人骄傲,因此曾经很忧虑的训诫我一顿,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觉并不骄傲,我本来也会诚心诚意的接受裴伯伯的训诫的,要不是他最后举出一位同学来做我的榜样的话。这位同学颇获校方的好评,但是碰巧我和她的房间距离得很近,所以我晓得她私下违背了许多校规。问起她的年龄,她也对她的男朋友撒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相信要是裴伯伯也晓得这些事情,他一定不会拿她来给我做榜样的。所以总归一句,他对我们两人都认识未深,因此我也就把他的责备置之度外。以后我在中国工作,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缺点,而今事隔数十年,追往抚昔,我知道裴伯伯确实感觉到我有缺点,只是他说错了名称罢了。
我的缺点在于自私,我莫名其妙的把世人分成两类:我感到兴趣的人及我不感到兴趣的人。我觉得我并不骄傲,因为我感到兴趣的人常是贫穷或失学的人,但是只要我对他们有兴趣,我对他们必一往情深,决不亚于我和有钱、我学历的朋友间的交情。
对于那些我不感到兴趣的人,我必是显得非常骄傲。我对他们漠不关心,认为他们只是徒浪费我的时间罢了,这对一位宣教师而言,当然是一种严重的缺点,但是我想那是来自自私,而非骄傲。
第二点是不服从。听到这个我真是愤慨极了。慕迪圣经学院有许多规则很难遵守,但是我却小心翼翼的遵从了,因为我答应过要遵守校规,(他们后来加以修改,不再那么难守了。)我无论如何都要遵守。就拿洗衣服这样的小事情来讲,我们寝室有洗脸盆,但是却不准用来洗衣服——一天一双袜子是可以的,但再多就不行。蓝生馆那时候没有洗衣室,我必须拖着疲倦的脚步到另一个宿舍去洗衣服,这样自然要浪费很多时间,而且不仅如此,我每次去洗衣服都要得到女舍监的同意——但是我去找她却不一定每次都可以找得到。这种折磨实在叫人难受,至于那位提出做我榜样的女士,她却乘检查员在别的地方忙着的时候,在寝室里洗她所有的衬衣,有时候甚至连睡衣也在里边洗,然后在暖气炉上烘干。“这规则不合理。”有一次我提到这件事,她只这么回答。但是我答应过要遵守校规,因此每个礼拜我还是拖着疲倦的身子到另一个宿舍去。然而现在居然有人告诉中华内地会说我不服从。
中华内地会叫我不要把接受的第二个条件宣扬出去,但是我却写信告诉几位朋友。她们很快就回信,都很愤慨而且深表同情,我这才稍感慰藉。只有一个人例外,那是洛依,是一位学音乐的学生,有一个很美的男中音嗓子,以及一颗奉献给主的心。我们曾经邀请洛依到圣查尔斯感化院去唱给那里的男孩子听,帮我同他们谈道。我那几天正好写信给他,因此就很冲动的告诉了他。回信很快就来了,我带着期望的微笑打开它,心想洛依也一样会替我打抱不平。但是我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贵灵,”他写道,“最令我惊奇的还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你好象怨恨不满。要是有人对我说:『洛依,你这个人又骄傲,又不服从,就喜欢惹是生非。”我会回答:『阿们,弟兄!你说的还不到一半呢!”我们都是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罪恶一样一样的带到主的十字架前,求主替我们钉死它们,我们才能胜过它们。”
这些话使我醒悟过来。他真是个忠实的朋友,不怕忠言逆耳,同时也带着和气。我立刻跪了下来,求主饶恕我。
我起立的时候,态度已大为不同。我没有怨恨,反而只想留意观察这三只恶魔,(骄傲、不服从、惹是生非),是否真的潜伏在我方寸之间。如果我发觉了它们,我一定不保护它们。这使我进入了平安,然而我实在不敢想象以后我还要被人监视,看这些恶魔是否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其后由于一个偶像的机会,我获悉了毁谤我的是谁,因此我就晓得她对我怀敌意的原因了。她是位教员,在我上的一间学校任教。有一次她要我帮她侦察一位同学的品行,我不屑于做那种事情,因此就拒绝了她,而招致了她的不悦。当我晓得这事以后,我真想跟李道田先生及西部委员会说明。但是我应该吗?我好象听到一个声音说:“阿们,弟兄,你说的还不到一半呢!”亲爱的洛依——他讲得不错,我何必要内地会以为我是完美无疵的呢?他们不久就会晓得我是多么庸俗的一个人!
“不!主!”我低声的说,“我不把这件事情去打扰内地会。但是你让我晓得真是太好了——那真象个奇迹,只有你才办得到。”
因为主总是仁慈,
你不要盲然不知。
仁慈?使我在这样的疑云之下,结束慕迪圣经学院的生涯,而实则我在慕迪圣经学院却是循规蹈矩,问心无愧?使我蒙羞含垢进入中华内地会,这算是仁慈吗?
不错,原来主预知在我到中国去以前,在温哥华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如果我一出校门就到处受人称赞,我必志得意满,结果一开始就糟蹋那工作。因此主必须彻底的摧毁我的自信心,然后才敢把这细密的事情交给我。可见主的行事是很彻底的,但是祂的爱心也是无微不至——当祂一见我能以领受时,祂就向我说明为何让这些事临到我身上。我那次在毕业典礼之后,体验到主的爱心,使我终生受福无穷。
单靠寻求考察,我们就能晓得祂是怎么的一位。
我现在又要撇下这以后的许多事情不谈,先把这件小事讲完。当中国之门重新打开以后,端木逵先生写给一封信。我现在不能逐字的把它引述下来,但其内容大约如下:“我从没有向你提到多伦多委员会的那个小条件。从最初起,依利斯教授和我两人就觉得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我要你知道的就是,我们对这一点深具信心,因此我甚至觉得没有召开西部委员会的必要。我打电话给他们每位顾问,我们都要你晓得中华内地会无条件的,全体一致的接受你。他们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爱心的祈祷与祝福与你同在。”
我低下头来,在那小笺上滴下感激之泪。是的,我的主是彻底的。祂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但是祂的爱有如上好乳香,治愈我们的创伤,使我们全身无一处不感到舒畅。诚如圣经上所说的:“祂赐华冠,…代替灰尘;…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以赛亚书六一章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