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晚晴温州纪事-苏慧廉
第十章:妇女事业
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腓立比书4:3
中国妇女地位怎么样?如果说,“她们没有地位”,则过于轻率,同样是不真实,也是不可能的。妇女的影响力是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无论是幽禁于闺房内的印度妇女,还是隐藏在面纱背后的阿拉伯妇女;不管是为丈夫辛勤劳作的非洲妇女,还是使丈夫又爱又怕的英国妇女,或是被夫君称之为贱内的中国妇女。全世界,无论西方和东方,虽然妇女可以被隔离,但不能被排除,因为,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妇女都是家庭的主妇。中国妇女也是如此,虽然她们公开的影响力不如欧洲妇女,但地位并不低。她们治家,她们丈夫虽然可以随随便便谈论她们,甚至打她们使她们暂时屈服,但他们依然会整天生活在危险与不安中,很像西方的男人。
你可以拼命地引经据典,直到口干舌燥;你可以召唤孔子和他弟子的幽灵来支持你的观点,你可以将“三从四德”强加于她,让她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妇道”;你可以告诉她,“满足丈夫的愿望是做妻子的义务”以及“女人不得有自己的主张”。她也许会笑着认同,不过仍然一如既往地统治着“夫君”以及他的“领地”。如果她是一个像慈禧太后一样的另类,她照样能统治她的帝国。有一些中国人的妻子憎恨和唾弃自己的丈夫,但并不多,大多数妻子爱丈夫,非常忠贞,不过你可能看不出,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妻子对丈夫的感情才会表现出来”。有像粘西比(Xanthippe)一样的悍妇,也有像圣母玛利亚一样温柔和顺的良妻。先贤圣人立下的规则相当宽泛,他的追随者则各取所需,随意解释。女人的灵魂是自由的,人的天性拒绝被禁锢在苍白冰冷的学究教条中。中国女子很像西方的姊妹,表面上顺从死板的教条,实际上是在“机智地”应付教条。
在中国没有印度种姓社会那种意义上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幽禁妇女的闺房。最与这种等级制度接近的做法是株连制度,一些人因祖先反对朝廷,他们后代的生命虽然是保住了,但他们要遭永久流放,并永远地被剥夺所有的权利。还有一些身份职业低下卑贱的人,如理发匠、跟班、刽子手、屠夫、戏子等等,也会受到歧视,但最主要的处罚是,他们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不得进入读书人之列。
至于“闺规”,中国人要求女人恪守妇道,“不抛头露面是女人的本分”,即谓“夫妇之道”,中国妇女也尽量妥协,履行“女人的本分”。所以,最接近闺规的做法是,有钱人和官员的年轻妻子以及成年的女儿极少在公共场所露面。不过,她们会出现在寺庙或参加一些公开的祭祀和庆典活动,她们也不会像西亚的妇女那样戴着面纱。
隔离是为了符合端庄和习俗的要求,但其程度和标准,在全国乃至一个省,一个县,还是一个小镇并无统一规定。有些地方,妇女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在别的地方,她们很少在街头露面,很显然,她们大多待在自己的家门口或庭院里。女子要端庄、体面,尤其是年轻女子,不得与一大群人混在一起。因此,在祭祀时或在寺庙里时,妇女通常与男子分开相处。
这种风俗要求基督教堂有必要为男人和女人分开安排座位。现在,即使是一家人在教堂也不能够坐在一起,女人和女人坐,男人和男人坐。事实上,在习俗根深蒂固的中原地区,有些教会已经采用帘子或隔栅分隔,让妇女坐在背后。看到本地的寺庙没有屏障,基督教教会却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虽让人有点遗憾,但毫无疑问,这种做法能鼓舞许多女人来参加礼拜,否则,她们就不敢来。况且,随着教会数量日益增多,这种人为的障碍将会被取消,正如我们国内以前的教堂靠背长凳被移走一样。所幸的是,在南方,教会不用借助这样的隔离物也已取得进展:男子坐一边,妇女坐另一边,如同瑞士新教教会,也和英伦三岛的一些老式教会一样。妈妈带着年幼的子女,孩子们能有效地保证母亲和其他人不会昏昏欲睡。
在中国,参加我们聚会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和我们国内正好相反。在这里,男人明显占大多数。新成立的教会通常都会面临这样严重的考验:如何吸引第一位女性参加礼拜。有时,男人已相当多了,但女性一个也没有。事实上,第一个来的,往往丈夫是基督徒,而她在家里敬拜主已多时了。正如我们大部分教会的信徒出自基督徒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即使不到教堂,也很容易听到教堂里的一切,而时间会让她大胆地来参加礼拜。
坚冰一旦打破,别人就可以不费劲地随之而来,现在,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教会,“妇女那块”是会众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城里,看到她们穿着整洁蓝色棉袄或丝绸外套,秩序井然,虔诚有加,真是一种享受。一件浆洗得坚挺的棉袄遮盖了众多的补丁和罪孽,谁会妒忌这些只是想让自己穿戴整洁些的妇女的想法呢?我们爱瞧女性的那边,看到几百位妇女,把愉快的面孔对着讲道坛,大多数人小心翼翼翻着赞美诗歌本,只要可以给她们的子女每人一调羹多森太太(Mrs Dosem)的哄孩子的糖浆,就足够让孩子安静一个半小时了。主日对她们是多么愉快的一天,对我们也一样!
某个传教团曾经尝试指派一位女信徒,每个周日早上,将所有孩子聚集在另一座房子里玩,直到礼拜结束,但这个实验失败了,原因之一是,母亲们担心其宝贝而分心听不进讲道。可能是担心小家伙会受到严厉的洋人虐待,或是害怕礼拜结束时要做交换,甚至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念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位接受照看孩子责任的女士,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对此没人会奇怪,孩子们也就回到母亲的身边。
目前缠足的做法压倒放天足,这个习俗还将持续多久,智者也不敢贸然断言,他将这个任务留给他妻子来完成。当然,应该看到过去十年,在废除这种延续上千年的令人痛惜的陋习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缠足的起源已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有人说,它源自于一位畸足公主,令人想起没有尾巴的狐狸的故事;有人说,缠足源自对新月的崇拜,但真的想不出月亮怎么会和缠足扯上关系;还有的人认为,这是男人以时尚为由头让女人不要四处走动,这种观点也许是真正说到点子上了,但其目的显然没达到。
有人居然在畸足和破碎脚背上发现了美,真是匪夷所思。看到如此扭曲变形的裸足,应足以阻止任何父母干这种野蛮愚蠢的事。然而,中国妇女坚持使用裹足布,就像欧洲妇女坚持穿铠甲式内衣。但中国女子看到某个姐妹有一双天足时比欧洲女人看到没有穿“盔甲”的女人更好奇。既可笑又可悲的是,男人和女人都会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不缠足的女人看,就差这么说:“那些衣着这样自由宽松的人是什么怪物?没有正经的女子会这个样子到处乱走。”当时,满清政府毫不犹豫以杀头相威胁将长辫强加在汉族男人头上,但是,正如有人所说,却很明智地没有试图将满族女子的天足强加于汉族女子身上——读者诸君也许还不知道满族妇女是不缠足的。
问题的症结是鞋子。应当为女人发明一种形态优美的鞋,利用其曲线,使穿上的脚显得小一些,尽管脚本身仍然保持天然的大小不变,不但可以使妇女充分享受到免除缠足之苦的快乐,又不会遭受各种规劝和意见的包围。许多妇女,尤其是基督教友中的许多妇女,已不再缠足了,上流社会也有不少妇女大胆地迈出了这一步,这主要是“天足会”的努力,阿绮波德·立德夫人(Archibald Lit—tle)是其不知疲倦的主席。上一次在上海举行的年度大会上,有近千名华人女士们和先生们参与讨论共同的话题。可惜,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天足运动刚开展的地方,不缠足的妇女只能穿修改过的男子厚底鞋,可怜的女子,她们上街时会感觉整个人只剩下鞋和鞋底似的。
很多年前,我们的一个当地牧师成了“天足”运动支持者,决定不给女儿缠足。他的大女儿开始参加女校学习,但可怜的孩子!她忍受了众人的目光。有时,有人会从自己的店铺门内往外看,盯着她的脚,摇着头,说:“嗨!她长了一张她妈妈的脸,却有一双她爸爸的脚!”她勇敢忍受着,但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含着眼泪和怒气,要求母亲立刻像其他女孩一样给她缠足,母亲拒绝了,于是她自己拿些棉布条,找一个角落,给自己裹脚去了。
溺婴仍然是一个恶习,带来深重的罪孽。杀婴这个词当然指的是溺杀女婴,因为没有中国人会杀男婴的。我们很少听到有这种事,看到的更少,事实上,城里许多中国人否认它的存在,除了“在乡下”。但确实存在,而且非常严重,最近由官方提供最新人口报告引起我的注意:温州府男性人口总数是一百十七万三百六十八人,然而女性人口只有九十万二千七百九十九人。六个教区中有四个教区男女比例勉强够三比二,没有一个地方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是持平的。如此严重的比例失衡,除了遗弃女婴这一原因外,是很难交代清楚的。
贫困是溺杀女婴的根本原因。男孩是值得抚养,因为他相当于养老金,不但等你老了他会赡养你,你死后还会拜祭你!即使儿子太多自己难以抚养,别人会非常乐意领养你的男孩的。但一个女孩,你必须给她吃饭穿衣养她好几年,而她从来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到头来,还不是送她嫁给他人做新娘,你还要赔上一笔价值不菲的嫁妆。
说中国女孩嫁人是买卖婚姻纯粹是废话。事实上,中国父母很少能从嫁女中得到好处,许多人从另一方面来讲,损失更大。讨价还价,为的是女儿的嫁妆,钱是用于添置嫁妆的,其中部分嫁妆将成为家具。有些家庭为每一个细节争执;有些人家摆上显赫嫁妆风风光光地送女儿出嫁。但那些糊口度日的家庭怎能养得起、嫁得起一大群女孩呢?没有工厂或家政服务让女孩干,她们在家可赚的钱又是那么少。没错,他们可以帮助母亲做家务,或在乡下,年轻的女孩可以看看牛,但干这些活没有钱。难怪一些贫困家庭女儿才几岁,就许配别人家,早早就送到未来的夫家当童养媳了。
一位老妇人向我太太忏悔,她成为基督徒之前,曾一次接一次溺杀了三名女婴,其他妇女也有类似的忏悔。正如在古希腊,在中国,过去人们干这种事似乎很少感到耻辱。但现在“婴儿塔”早已废止不用,狗儿不会再露面干这种令人恶心的事。在许多地方,已建立起相关的社团,告诫人们别犯这种罪,并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庇护。不过,如果上面引述的男女人数比例正确,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们的价值,很显然,溺杀女婴,尽管不如以前那么严重,但还远没成为偶然的个别现象。此外,虽然未婚男性比比皆是,可是“老处女”却是难得一见,事实上,很少见到女子二十岁还未嫁人的。
妇女人数不足也可能解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道德行为,缠足、隔离都不能让妇女远离歧途,如果她的心不属于丈夫。两个大概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成为夫妻,一个女人会爱这样丈夫,是很难为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法律对伤风败俗的行为惩处是很严酷的,甚至允许丈夫割下通奸男女的头去见官。然而在实践中,发生这种情况是少见的,就像六月雪。当地人说,城市妇女超过百分之五十是不忠诚的。这句话大概有些夸大其词,但也有力地证明了道德品质的普遍低下。
理论上离婚很容易,有所谓“七出”规定,即不孝、无子、嫉妒、恶疾、多言、盗窃、不贞,其中任何一项理由成立就可以休妻。但在现实中离婚不是很常见,因为涉及妻子亲属的利益关系,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丈夫通常对叛逆的妻子会气势汹汹,大呼小叫发泄他的心情,给人印象深刻;要是她的不当行为绝对无法容忍时,也许会把她卖到远处去,然后用部分收益来摆平她的家人。我们的基督徒中几乎很少涉及这个问题,这是事实。正如哥林多教会“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无论我们的女信徒过去如何,现在她们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基督教女信徒一样纯洁。
在中国,女性受教育是罕见的,只有少数有钱人家的女儿接受过教育。在教会女校成立前,很少有人对女人的精神和智力发展感兴趣。现在是枯木逢春,奄奄一息之人有了震动,尽管是“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但这只是团结中国妇女,激发她们的活力,并提高她们地位的第一步。办寄宿学校费用不菲,我们差会负担不起,但我们一直渴望能够这样做。
在多年前,我的太太路熙开始试验办全日制女学,虽然后来不得不提供晚餐,以免小女孩在街道上过于引人注目,但这所学校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功之举。它不断壮大,从开头几个人到如今已超过四十多人,要不是我们缺乏住宿设施、教师和资金,可能人数还要多好几倍。最近我们规定只有不缠足的女孩方可入学。由于父母担心女儿会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所以学生暂时有所减少,年龄也降低了,但在这个伟大的战役中,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现在时候似乎已经到了,组织良好的分会都要面对这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教圣经的妇女在传播福音、鼓励有兴趣者参加我们的礼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我们有三个定期聘用的妇女,还有三四个以上偶尔参与工作。我们从事侍奉主最长久的,不是年龄最大,是一个长相古朴的、身材矮小的女子。几年前,正如她本人所言,因为“对着西风讲道”,她失声了。如今,说起话来那声音仿佛从乌鸦那里借来或偷来似的。她和同伴走遍了大半个温州府,探望基督徒的家庭,向召集来的人群讲道,她忠诚而无畏,如果发现当地牧师玩忽职守,她甚至会谴责他们。
有一次,在一位信徒家对来聚会的人群讲道后,一位有学问的绅士问她,他说:“夫人,你讲得很好,无可辩驳,都是真理,我们乐于接受,但我可否建议,在你的布道中,你不要讲耶稣,只讲上帝,那也许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会觉得更容易接受。”“不讲耶稣,先生!”小女人叫道,“不说耶稣?天哪,如果没有耶稣,我怎么会知道有上帝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讲《圣经》的妇女,他们也需要培训。在城镇和农村也有为基督教妇女开圣经班的需求,但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难以开展这项重要的工作。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妇女是非常勤奋的人,天晓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学习阅读《新约》有多大的困难。例如,在大村枫林,有一位忘我奉献的女基督徒,她已经可以轻松地阅读《圣经》,她听讲道专心致志的态度,为人们所乐道。她认真倾听和珍惜所得,并竭尽所能向他人转述。几年前,她为妇女开了一个周四《圣经》班,但因为没有外援,无力支撑,现在,她正在寻求重建。
枫林教会要好好感谢这个好女人。那儿工作开始不久,就遭到严重的迫害,有四名基督教徒长期被囚禁。在我们能够解救他们之前,她作为教会领导人的妻子,尽管失去她所有世俗的东西:房子被毁,丈夫入狱,孤身一人,但她勇敢面对,毫不退缩。相信主,让她学会了爱。从一个亲戚那儿借了张席子,向另一个人借一两套碗筷,到第三家借了口锅,她坚持住在被暴徒摧毁的老家,利用劫后余资,节衣缩食,与她的孩子席地而睡,要等到她丈夫获释回家,重建家园。为恢复分崩离析的教会,她的虔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她每天都谦卑地为主的真理见证,尽管她丈夫正因此遭受残酷的迫害。同时,她送信给狱中的丈夫,给他勇气,让他勇敢地坚持下去,直到正义的到来。
前段时间有一个牧师过来说有个女信徒遇上很大的麻烦,她丈夫反对她当基督徒,拒绝让她参加礼拜。她省吃俭用,积下一笔钱买一本《新约圣经》,由于比较聪明,她成功地学会阅读那珍贵的书籍。一天,她丈夫出人意料地从田里回来,并发现她在读《圣经》,大发雷霆,他的激动与妒忌妻子能读书的优势不无关系!他一把从妻子手中抢走《圣经》,抓起菜刀砍了又砍,把书砍得稀巴烂。可怜的女子后来设法补好她那被毁的珍宝,坚持每天阅读一页《圣经》。牧师很想送她一本完好的《圣经》来安慰她的心。我们能否送她一本?我答应让她拿那本砍坏的书来换。这本被砍的书如今仍在我们手里。现在丈夫和妻子也和我们在一起,快快乐乐地过着信奉基督的日子。
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里住着一名老妇,那村坐落在一片峡谷里,江北“小源溪”(Smaller Fount)的源头之水冲击着岩床。她是一位盲人,可怜的人双眼失明多年后,她灵魂的眼睛张开了。真的,一个卑微的人帮她打开心灵的眼睛,现在她很满足能用心看了,她为内心充满阳光而喜悦。所以,她为病人祈祷,而且很有效。不久,她的村建起了教堂,很快附近到处需要她讲道。从那时起到现在,人们派来山篼抬她去许多村落讲道,因为大家都想听她的讲道。由于她的热诚和真挚,另有三个教会成立了。最令人欣慰的是,她唯一的儿子,刚满二十岁,就成了一个能干的布道者,为人谦虚真诚又有男子汉气概,在我们学堂学了两年,刚刚被任命为助理牧师。
离城西面十英里处另一所教堂也多亏了一名女子。她还年轻,大约三十出头,她正直善良的品格保住了遭受死亡残酷蹂躏的教会。成员一个接一个死去,对刚成立的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作用;附近的人自然会认为这些死亡是神灵降灾,对新来的宗教的警告。最糟的是,去年这名妇女的丈夫也死了。他不是受洗信徒,确实很少来礼拜,但他乐意让妻子成为基督徒,还免费将自己的房子供教会使用。他宣布支持我们宣讲的教义,不过他说:“我要挣钱养家,生意使我经常离家在外,我不能放弃周日的收入,但我很高兴我的妻子所做的一切,我的责任是工作,让她和孩子们衣食无忧。”呜呼!他英年早逝。如果他有更多一点的信仰,听从他夫人劝说遵守安息日做礼拜,他的生命也许可能会长一些。但他尽了他以为该尽的责任,谁会说这不能“算为他的义”呢?
他临终前的宣誓信教令妻子感到欣慰,但他最终还是抛下她和三个有待抚养的子女以及一贫如洗的家走了。丈夫去世不久,她开始一日两餐,她说:“我得早些学会节衣缩食,因为我现在要适应过苦日子。”她不向别人求助,只是从我们救济穷人的基金里接受小小的接济。教会有需要她的地方,或许有可能给她更大的宽慰。我们送她的儿子到一个基督徒裁缝处当学徒,她自己也辛勤工作,一天大约能赚几个铜板,不至于挨饿;而我们的信徒,尤其是穷人,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即使相隔很远。
我们的西门教会的工作也是从一名女子开始,并得到发展的,如今那里大约有一百人。她的儿子,原本是信徒,后来让她失望,但她不断为他祈祷,并期待有一天他会重新回到上帝这边。她现在每月都会接到几次邀请,她还能四处走动,像过去十年一样,她自己花钱到城里人家传福音。
另一个虹桥老妇人在大联区里发挥了作用。她丈夫原是当地最恶的无赖,人人都怕他,因此没有人敢告他,也没有人来抓他。当他缺钱花时,就搬块大石头放在某个店家的柜台上,说是来卖石头。这家店可能是卖杂货的,作裁缝的,卖烟草的,或大麻的,反正和石头毫无关系,但由于怕他,店主也不敢拒绝,通常会问石头的价格,然后尽量讨价还价。他的家成了当地粗野蛮横胡作非为之徒的聚集地。最后,他恶病缠身,不但别人,连自己也讨厌自己,在医院和福音影响下,他完全改变了他旧日的生活,虹桥人为此而高兴。他仍然活着,忍受着“尘世烦恼(mortal coil)”的煎熬,“撒手尘寰”将是一个解脱。他的妻子,一个品格正直、身材高挑的老年女子,为人比丈夫好得多,她现在接受教会小小津贴,可以去做她热爱的事业。
传教士的妻子基本上和她们的丈夫一样专注于侍奉主,对丈夫的健康照顾得最差,而对身边的当地人却十分爱惜,恨不得什么都为他们做了。妻子是丈夫良知麻木的警钟,是他精神疲倦时的提神酒,困难时候的良师益友,日常伤痛的丹药,心灵喜悦的源泉。但是除非不去给女孩妇女上课,要不她怎能做到这一切?更不用说还要常在周日听他讲道,打理好他的家,在丈夫的眼里那简直是个奇迹。
然而,不幸的是,传教士的妻子,没有机会像她未婚同事一样学习语言,迅速结婚,然后生儿育女,没时间学习她想学的东西。婚前将未来的妻子送到某个分会,让她学习当地语言一两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规定。有些地方不这样做,丈夫得抽空留意妻子学得怎样,所以,如果不成问题,传教士最好不要找对当地语言一无所知的妻子,因为这样的妻子是难以对他毕生从事的事业产生应有的兴趣的。
一位女子到海外生活,要是只做传教士的妻子而不当传教搭档,别的一概不管,是令人痛惜的。幸好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因为,当一个女基督徒看到不信主的姊妹需要她时,她会按捺不住,不会无动于衷。有一则报道说,一位女士出去要成为一个传教士的妻子,差会的人问她是否喜欢这个工作。“不,”她回答,“但是我爱这人!”后来她成为在自己领域为主工作的最好女同工。所以每一个有才干的女人,一到中国,就要睁大双眼,看清她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全力以赴改善比她不幸的姊妹的处境。
不过,热带气候会使人虚弱,即使有世界最强的意志,妻子发现自己无法和一个能力相同但未婚的姊妹一样,承担同样分量的工作。所以,我们急需单身女士,有天分,受过教育,身体健康,富有同情心。需要她们来上《圣经》课,开办女子学校,最重要的是,培养和训导女传道人。她们可以两个两个派出去给城里和乡下的妇女传播福音。因为本地布道者无法进入妇女的家,外国女人又不受欢迎。在我们自己的差会,妇女工作令人鼓舞,虽然事业欣欣向荣,但我仍大声疾呼,需要有人来作进一步拓展。在英格兰,许多单身女士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她们可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才干,但还没有尽其所用,她们不了解“好是更好的敌人”这句话。她们会发现,走出去,那里的生活充满了充实、知足、喜乐,是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们必须谨记,在中国“女主内”的规则和其他地方一样,一个信基督教的母亲,会用基督教的信仰熏陶她的子女,或者至少让后代认同基督教,抓住家庭就是抓住中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