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戴德生自传

祷告的能力

许多年前，大概是1830年吧！那时候父亲是家乡一名热心而又成功的传道人。他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特别是贺尔船长的游记，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中国的属灵光景深感难过。但当时的处境，却容不下他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在祷告中，他对神许下宏愿，如果神赐他一名儿子，他愿意把儿子献上，接受神的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事奉祂。那时候的中国，可说是完全自闭于真理的门外。我对父亲的心愿，或是当时他所作的祷告，却是一无所知；直至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多，回国之后，才获悉此事。当我知道父亲的祷告，竟然在我身上蒙神垂听，那时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

少年的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对信仰抱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而我也随波逐流，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然而我挚爱的母亲和妹妹却为我祷告，求主叫我得以悔改重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当时我大约十五岁。由于母亲不在家，我有一天的假期；午间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我便跑到父亲的书房找一些书来看，但遍寻之下可没有找着什么中看的。于是我翻开小篮，在篮里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具兴味的福音小册。我坐了下来，毫不在意的翻阅着。那时候，在七、八十里外的母亲，正吃完了午餐站起来，心中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

她想今天难得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藉此机会为她儿子向神祈求。于是她进了房间，把门锁上，定意除非神答允她的祷告，否则便不踏出门外。一个小时复一个小时，慈爱的母亲为我向神哀祷；到了最后，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觉得非感谢神不可，因为圣灵告诉她，她所求的已蒙应允——她的儿子已得蒙救赎。

这时，我正翻阅着那份小册，有一个句子冲着我来：“基督作成的工。”立时间“作成”两字萦绕我的心间。自己思量：“基督既已作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债抵偿，那还有什么该作的呢？”圣灵的光照透我的心灵，给我带来重生的喜乐——在世界上，我再没有什么可作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不住的赞美祂。

数日之后，我首先要求妹妹保证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才把我心灵得着喜乐的秘密告诉她。两个星期以后，母亲回来了，我率先到门外迎接她，告诉她我有个好消息急着要与她分享。母亲立即把双臂绕着我的颈，把我紧抱入怀，说：“我儿，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快乐了整整两个星期。”“为什么？”我惊讶的问道：“难道妹妹不守诺言？她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母亲向我保证这好消息不是从人听来的，然后把上述的经过向我解说一番。

不久之后，我捡起一本日记本，以为是自己的，因为从外表看来，那简直是一模一样。我把它翻开，映入眼帘的，原来是妹妹的日记，记述她立意每天为我的得救向神祈求，直至神应允她的祷告。计算起来，这个十三岁的女孩为我祷告了整整一个月，神才使我离暗就光。自从我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就这样体会到祷告的能力。

事奉的呼召

在我得救后数月，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用了好一段时间与神相交，我恳求祂给我一点工作，好表达我对祂的爱和感激。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在坛上，那浸溢我灵魂的庄严感觉，给我一个明显的确据，就是神已接纳我的献祭。神的同在有说不出的真切。那时我还未满十六岁，我记得我俯卧地上，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

在我定意献身事主后数月，有一异象深深印入我的心灵，这就是神要在中国用我。这工作看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付上我的生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开放，罕有宣教士在中国工作，而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书籍亦不多见。但我知道在本市一位传道人手上，有一本麦都思(Medhurst)所著的《中国——它的现状和展望》，便登门造访，借书一读。他欣然答应，并问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告诉他神要在那地方用我一生。“你打算怎样去？”他问道。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似乎只好跟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在犹太地的作法一样，腰袋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牧师慈爱地把手放我的肩膀上说：“啊！年青人，等到你年纪较大的时候，你便会比现在聪明一点，这种想法，基督在世的时候可以行得通，现在却不行了。”

我现在可大得多了，但不见得比那时更聪慧。我愈来愈深信，我们若照着主给门徒的指示和保证去做，在今日的世上一样是行得通的。

我的父母对于我传道的决心，既不反对，也不鼓励。他们勉励我，当以信心尽力锻炼自己的身体、意志和心灵，以祷告的心等候主的引导。这忠告对我很重要，日后我常有机会经历和证实。

麦都思的《中国》一书强调以医疗传道的重要，因此我决定研究医学，作为日后工作一项重要的准备。我在家中读了一阵子书，之后便跑到赫尔市接受医学和手术的训练。我在那里充当一名医师的助手。起先，我在亲戚处找到一处安舒的居所，我工作所得的收入，刚好足够支付我的食宿费用，但我定意要为主的圣工奉献不少于十分之一，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环境，搬到近郊去。那里只有一房一厅，膳食自行料理，但我可以从容地将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献。虽然变动颇大，却带来不少的祝福。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建议我思考主再来的问题，所以有一段日子，我花了颇多的时间来研读有关主再来的经文。在圣经的亮光引导下，我看到那带着复活的身躯离开世界的耶稣，将会照样的再来。主的再来，乃是祂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在奉献和事奉上无比强大的动力，也是我们在试炼和痛苦中莫大的安慰。主并没有向祂的子民显明祂再来的时日，为要叫他们日复一日，时复一时，过着儆醒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我定意尽力作好迎接主的准备，就查验我自己的小书室和小衣橱，看看有没有多余不需要的书籍和衣物，把它们处理分送给一些贫苦的邻居，使我心灵感到得益不浅。

事奉的准备

我很快便发觉，原来自己也能过着远较从前刻苦简朴的生活。牛油、牛奶，以及其它奢侈的东西，我都不再吃了，主要的食品就是麦片和米饭，偶尔也吃点别的东西，以变换口味；所以少许金钱便足够供给我的需要。

这样，我经验到自己用得愈少，帮助别人愈多，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愈丰盛，使我每天都尝到难以言喻的福乐。

每当想及到中国之后，生命的保障，日用所需，以至一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别无倚靠，因此，我非加强属灵的操练不可。在离开英国以先，我必须学习单靠祷告，借着神来感动别人帮助我。我的医生雇主非常忙碌，恐怕忘记按时付我薪金，就吩咐我到时候提醒他，但我决意不直接告诉他，只祈求神让他记得，使我可以因着祷告得蒙垂听而得到鼓励。有一次，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的好老板却记不起发放薪金，我发觉自己身边只剩下一块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那天晚上大约十时，我领完聚会后，一个穷人请我到他家里去替他的妻子祷告，因她快要死了。我立即答应。途中，他的口音露出他是爱尔兰人，我问他为什么不请一位神父？他说他已尝试过，但神父要十八个便士才肯去，而他却出不起这钱。这时，我想起我全部的财产就只有这块硬币，又不能分为两份，若把它给出去，明天午饭便肯定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他领我上了一道破烂的楼梯，进入一间残旧不堪的小屋。眼前所见，触目惊心。四、五个小孩四围站着，凹入的双颊清清楚楚地显明他们饱受长期饥饿的困厄。倒在破烂的草床上是一位筋疲力竭的母亲，身旁是一个出世才三十六小时的婴孩，弱小不堪，连哭也哭不出声，听起来倒像在呻吟。我的心里一直在挣扎，我那令人憎恶的不信，阻止我顺服内心的感动，使我不肯把自己所有的救助他们。那时候，我无法说出什么话来安慰这些可怜的人。我虽勉强为他们祷告了，但我不知自己怎样祷告的，可能语无伦次、断断续续。最后直到我把手放进口袋里，慢慢的把那块钱币抽出来交给那穷人，心里才得平安。那天晚上，在返回寓所的途中，我的心和我的口袋一样的轻省。我享受了一个快乐、安静的晚上。

第二天早上，锅里还有点粥可以作我的早餐，还没有把粥吃完，就听见邮差的敲门声，给我一封不知是从哪里寄来的信，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块半英磅的钱币。只不过十二小时的投资，就收回四倍的利息！我马上立志，要把我省下来或赚回来的钱，存入这永不倒闭的银行。对于这个决定，我至今无悔。

祷告再蒙应允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老板仍然还没支付我的薪金，我发觉我的处境又回复到像那难忘的晚上一般。我的困扰并不在金钱上——只要我一开口提醒老板，任何时候就可以有钱在手，但萦绕在我心怀的是：“我能不能到中国去？会不会因为我信心不足、能力不够，以致我无缘参与这宝贵的差使？”

一个星期又快过去了，星期六晚上，房租便要到期。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医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不经意的问起：“你的薪金不是又到期了吗？”我咽了两三下，尽可能平静地告诉他我的薪金已过了一些时间。想不到他回答说：“啊！真是抱歉，只可惜你不提醒我，在今天午间我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里去了！”

他一离开，我便立即回到我的小书房，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直至心里再次充满安息和喜乐。那天晚上，我刚打算熄灯时，便听到医生的脚步声；他来告诉我说，有一位顶有钱的病人，竟然在十点钟过后跑来付医药费。他就把刚收到的部份钞票给了我。这件事使我满心欢喜快乐的赞美主，我终于可以到中国去了！以后，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遇上极度困难的事情时，每当忆起这次经历，都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觉得应该离开赫尔，到伦敦医院修习医学课程。我挚爱的父亲表示愿意支付我在伦敦的一切费用；同时，中国布道会的委员会也表示愿意供给我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但经过祷告等候，在主的引导之下，我清楚知道两者的好意都不可接受。我便写信推辞了两者的好意，单单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伦敦的生活

伦敦不比赫尔，可以生活得那样省俭。为了减轻支出，我与表兄同住一房，自己负责自己的伙食；这房子离医院要走上四里路。最经济的方法，莫如吃粗面包和喝白开水；这样，便可以把主的供应尽可能用得长久。我的晚餐和早餐，就是我每天要从医院跑一大段路回家时买的，一大条粗面包只值两便士；中午则吃两、三个苹果。这样的饮食，便能供给我足够的气力，每天走八、九里路。

我以前在赫尔的房东太太，丈夫是伦敦一轮船公司的大副，于是她托我每月到船公司代领她丈夫另一半的薪金，然后邮寄给她，好节省汇费。有一次，她写信要求我尽快帮她领取薪金，以便支付欠款。这时我正为考试繁忙，刚巧我手头上有足够的钱，就预先垫款寄钱给她，打算一考完了试，便前去提取来还给自己。不料，当我到船公司提取到期的薪俸时，主办的职员告诉我，不能把钱给我，因为那大副已擅离职守，跑去掘金去了。

同一天晚上，我在缝钉一本簿子，好作为记录课堂笔记之用时，一时不慎，刺伤了右手的食指；顷刻间我便把此事忘记了。次日，在医院里我照常解剖尸体；这病人是死于败血病的，解剖的人若不小心，有什么破损，便足以致命。我当然特别小心翼翼，到中午时，我感到十分疲弱，四肢无力，似乎要呕吐。下午上完一节课，我整条手臂和右半身痛得很厉害，病势已非常沉重，连旁人也看出来了。我跑到手术室收拾仪器，并将这情形告诉负责的医生。他认为我已被热病感染，劝我立刻叫一辆马车回家，料理后事。“因为，”他说：“你是一个死人了。”但我觉得中国有工作在等着我，我是不会死的！无论病势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所以对他的提议，一笑置之。

那天我勉力步行回家，进了屋里，痛得晕了过去，苏醒时已经被移放在床上。我一位住在附近的舅父跑过来看我，并且叫来他的私人医生给我诊治。这时候我身体虽然很是痛楚，但我所记挂的，乃是不要让父母知道我的病情，以免我失去察看神怎样为我解决问题的机会。我得到舅父和表兄的答应，不写信通知我的父母。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挨过危险期。日以继夜的痛苦慢慢过去，数星期以后，我的体力已足够使我可以步出房间。这才听说另两个与我同时进行解剖的人，已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