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深井之水（完）

结语

我们自此往何处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腓立比书》3:12

使徒保罗说：“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林前3:21）。本书写到这里，我想我可以放心地说：“万有”也包括基督教灵性宏伟壮丽的历史，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传统，让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殉道士们号召我们宣告耶稣为主；沙漠圣徒号召我们与世界、肉体和魔鬼争战；早期教会挑战我们为身心破碎、失去家园、离群索居的人营造一个归属的群体；中世纪修士邀请我们遵循健康的生活节奏；托钵修士邀请我们效法基督的生活；神秘主义者邀请我们寻求与神的合一；改教家们力劝我们聆听神之道；福音派力劝我们将生命交付神之道；传教士们力劝我们向世界传扬神之道。这些圣徒的故事都供我们使用，扩展、丰富、提醒我们，它们在对我们说：“还有更多！比这多得多。”

所有这些传统没有一个完美无缺，我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写一本书论述其缺点。基督教灵性史讲述的并非总是开心的故事，我介绍的每个人、每场运动、每种传统都留下了一份具有歧义的遗产，我选择了详述这个故事积极的一面，但我也完全可以讲述它消极的一面。尽管如此，我相信，失败与不当的使用都不能否定这些传统的价值。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滥用并不能抹杀正常的功用。

我们自此往何处去？我在整本书中描述了基督徒在属灵生活中采取的各种操练——灵阅、默祷、禁食，等等，我事先就决定不对它们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不想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基督徒的灵性涉及的主要是技巧、实践和操练。西方文化看重自助，我们喜欢认为，只要专心、掌握了恰当的技巧，我们就可以精通自己想要精通的一切。我们可以创造完美的健康，找到完美的工作，培养完美的孩子，然后享受完美的退休生活。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灵性”，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运用了恰当的技巧，我们就可以得到完美的平安与富足。

基督教信仰确实需要认真的实践。使徒保罗劝告提摩太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提前4:7），告诉生活在腓立比的信徒“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腓2:12）。无数的基督徒周复一周地面临这样的失望：牧者们总是告诉他们应该相信什么，却不告诉他们怎样将这些信仰付诸实践。然而，不论实践多么重要和必要，基督教的灵性超越了实践。我们如何做基督徒源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身为基督徒我们做些什么，源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样的人。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他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8:1-2）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生的实践和成长所带来的无非是成为我们现今已经在基督里的样式。我们现在就是新造的人，正因为此，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保罗抓住了这一悖论的精髓：“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腓3:12）。

源头

本书探究的传统就像折射的光，在我们的人生风景上投下了一抹七色美丽的彩虹。这光的源头是耶稣基督，他将神圣之光全部的光辉聚集为一束，这束光穿破了世界的黑暗，将我们的心点燃。托马斯·默顿运用放大镜的比喻来阐述这一观点：正如放大镜将太阳的光辉集中为一束光和热，“福音中基督的奥秘也将神的光与火集中到一点，点燃了人的灵。”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将神圣之光向我们彰显，照亮了我们，启迪了我们，在我们心中点燃了对神火热的爱。“通过道成肉身这个放大镜，神将他神圣的真理与爱之光集中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感受到火热，一切神秘的体验都通过为人的基督传递给我们。”

我想到多萝西·黛（Dorothy Day）这位当代的圣徒。她和古代那些圣徒——佩尔培图阿、安东尼、奥古斯丁、玛格里娜、本笃——一样，生活在这光之中；像他们一样，她发现耶稣基督是光的源头。多萝西曾是一位激进的行动主义者，将生命投入社会公义事业，希望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秩序。可是，最终令她失望。那场失望之后，她成为了基督徒，对基督的献身使她成为20世纪最坚忍不拔的天主教社会改革家之一。

虽然从小到大都是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徒，多萝西（1897-1980）在大学头几年中却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因为她觉得基督教与现代社会问题——例如，贫穷、住房短缺、长期的失业、劳动剥削——彻底不相干，于是成为了一名政治激进派。上完两年大学后，她移居纽约，担任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的记者，成为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参加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政治活动。

多萝西绝不是一位有名无实的激进主义者。在华盛顿为争取选举权的示威游行中，她第一次被捕，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十天，其中十天被单独囚禁，这使她身心交瘁。在自传中她写道：“我失去了对一切事业的所有意识，丝毫感觉不到自己是激进主义者、在向政府抗议、从事非暴力革命。我只感到周围是无边的黑暗和孤寂。”那场经历在她的思想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唤醒了她对不公义这一邪恶的意识。“当我知道了在全世界的铁窗背后男女老少因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幸免的罪在遭受囚禁、惩罚、孤独与困苦时，我就再也不会感到自由。”

单独被囚的那十天也暴露了她自以为“激进的”信念是多么地薄弱、肤浅、虚假，她丝毫感觉不到以前自鸣得意的自信与不屈不挠，“相反，我痛苦地意识到自我保护的需要、逃脱的需要、设法熬过监禁的日子的需要。我对人为努力的徒劳、人类无助的痛苦、强权的胜利感到厌恶”。她迫切地需要盼望和力量，于是要来一本圣经，开始阅读、祷告。这是她初次涉足基督教，“我牢牢抓住圣经中安慰的话语。白天和黑夜，只要有亮光，我就一直阅读、思考”。然而，对宗教的这一兴趣持续的时间不长。从单独囚禁中释放不久，她的绝对需要感就减弱了。“我看到自己太软弱，不能独自支撑；太软弱，无法毫无怨言地面对单人囚房的黑暗。我感到羞耻，再次拒绝了我为痛苦所迫屈膝祷告时给我帮助的宗教。”

从监狱释放后，她回到纽约，沉溺于左翼精英们（由为数不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艺术家组成）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当中。她通宵不睡，猛烈地喝酒，辩论政治，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这类的名人交往。她也当了一年护士，其间坠入情网，怀孕，堕胎（这是她遗憾终生的一个决定）。她再次被捕，这次是因为住在“妓院”里，这迫使她看到自己变成了怎样一个厚颜无耻、冷漠的堕落之人。她意识到，自己若希望服侍穷人、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一个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她拥有正义的事业，但她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她写道：第二次被捕是如此地耻辱，我永远都不希望自己经历。但它同时也是一场有用的经历。我想，不管将来我会被定怎样的罪，我感到的羞辱、悔恨和自我鄙视都不会比那时更甚。这不仅是因为我被抓住、被发觉、被打上犯罪的标记、被当众羞辱，而且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罪有应得。

她由此开始了漫长缓慢的基督教信仰之旅。

20世纪20年代末，多萝西移居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与同是激进派的事实婚姻上的丈夫福斯特（Forster）生活在一起。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孩子塔马·特蕾莎（Tamar Teresa）的出生更使她的幸福锦上添花。她开始每周去望弥撒，让塔马受洗，决定自己也受洗。她知道她要为归信天主教付出昂贵的代价：福斯特肯定会离开她（事实证明他确实如此）；那些激进派朋友也会抛弃她，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信仰太保守，对他们毫无用处。她也不知道归信是否会逐渐削弱她激进的信念，实际上使她变得驯服。但无论如何，她选择了信仰。

令她十分惊喜的是，她新产生的对基督的信仰使她对社会公义事业和服侍穷人更加热心。“我心里一直在想，我们亲爱的主一定是多么地爱他们。他们是他的朋友、同志，谁知道他们努力为公义而战是多么合乎他的心意。”她再次去了华盛顿，这次是参加“失业者反饥饿大游行”（1932）。这场旅行使她下定了决心，无论教会是否支持，她都要继续自己终生的事业。游行之后，她参观了美国天主教圣母童贞怀胎神殿（National Catholic Shrine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在那里我献上了一个特别的祷告，一个伴随着眼泪和痛苦的祷告，祈求神为我开路，使我能够为工人、为穷人发挥自己一切的才能”。

一回到纽约，她就结识了彼得·莫兰（Peter Maurin），莫兰是一位法国农民、社会激进派、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空想家。他们一起成立了天主教工人运动组织（Catholic Worker Movement）。这是一个联盟组织，发行《天主教工人报》（为穷人的需要、劳动权利以及和平主义事业展开激烈的争论），建立了一个收容所网络，为一无所有者提供住宿和资助，成立了农场村社和退修中心。运动很快扩展到美国各地的城市，收容所成为该运动的生命线。住在收容所的人每天一起祷告，阅读圣经和灵修经典，聆听灵修指导，服侍穷人，享受静默时光。

多萝西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她渴望得到的东西，“我觉得唯有对基督的信仰能够为我提供答案”。多萝西认为道成肉身体现了基督教的本质。

我们尊重穷人和一无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最接近神，基督拣选他们成为自己怜悯的对象。基督生活在人类当中，道成肉身这个巨大的奥秘指的是：神成为人，为的是人可以成为神。这个奥秘是一件快乐的事，它使我们在敬拜中不禁想要亲吻大地，因为神的双脚曾经踏在这片大地上。

耶稣敢于与堕落的人类完全成为一体——他生在马槽，用双手劳动，与穷人交往。“他崇高的话语针对的是穷人中的穷人，那些挤满街头、跟随施洗约翰的人，那些在富人门口流连、患病、贫困之人。”在基督教中多萝西发现了一个真理，她信主前做激进派的那些岁月不曾教导她的一个真理——舍己之爱的大能与美丽。她意识到，爱反映了我们在耶稣基督中认识的神的真正本质。

基督教信仰也让她接触到一些属灵操练，例如，每日望弥撒、日课、定期祷告与独处。这些操练使她即便在感到疲惫和气馁时，也能够坚持她的工作。她一开始拒绝采用本笃会的操练，认为那是自我放纵，但很快她就明白了自己迫切地需要每天祈求神的帮助。她最终成了一个在修道院外遵循本笃会传统的人，学习、独处、祷告这些操练成了她日常生活固定的一部分。她后来承认说：“我必须进行这些静修。这不仅是为了他人，因为我自己也很饥渴，需要神的饼。我自己也需要滋养，以从事所承担的工作；我也必须从这些甘泉边饮水，使我不至于变成空空的蓄水池，无法帮助别人。”

风景

耶稣基督既是光的源头，我们是光的接受者，那么，日常生活就是那光照射在其上的风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16）

耶稣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生活在平凡人当中，从没有将神圣与世俗、宗教与日常生活区分开来，我们也不应当如此。考验我们属灵生命真实性的时刻不是我们“从事”正式宗教活动之时（无论那时我们多么热心、虔诚），而是我们将信仰应用于日常生活之时。

17世纪的修士劳伦斯弟兄认为，我们可以在从事最普通的工作之时活出强健有力的属灵生命。劳伦斯弟兄作修士时每天在修道院的厨房从事很多个小时沉闷乏味的工作，这份工作似乎没有任何属灵价值，但他确实从中看到了价值，并且常常与弟兄们谈论它的价值。与他一起的一位修士将他的见解记录了下来，在他去世后以《与神同行》（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为名出版。按照劳伦斯弟兄的观点，以更为“属灵的”活动替代平凡的义务，这不会使基督徒变得更加成熟。属灵不太取决于我们正在做什么，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我们为什么而做、为谁而做。“我们的成圣不在于改变自己的工作，而在于为了神做我们通常为自己做的事。亲近神的最佳方法……［是］从事我们的日常工作，丝毫不想着取悦于人，单单是因为爱神。”

我认为，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 Wesley，1669-1742）是如何在平凡生活中为耶稣基督而活的楷模。苏珊娜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在家里孩子当中排行第二十五。她后来与一个英国国教会的教区长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结婚，成为一个繁忙大家庭的主妇。她生育了十九个孩子，有十个活到了成年，其中包括两个世界著名的人物——循道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苏珊娜最初主要的天职是做母亲。在将部分子女送往牛津大学就读之前，她在家中亲自教育所有的子女多年（男孩女孩一视同仁），课程设置包括圣经、文法、历史、数学、地理、神学和语言（女儿海蒂能够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且［正如兄弟约翰·卫斯理证实的］拥有诗人的天赋）。苏珊娜每周都与每个孩子约谈，给予每个人特别的关心，看顾每个人具体的需要。

她的家庭遭受了许多不幸——两次房屋失火、一个女儿不明智的婚姻、丈夫不时的抑郁和财务管理不当，她在这样的家庭中保持着内心的平静。秘诀何在？她曾这样祷告：“主啊，帮助我真正利用此生当中所有的失望与不幸，让我智慧地利用，以便它们能将我的心与你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叫我脱离对世间事物的爱，更加有力地激励我追求真正的幸福。”

不仅如此，苏珊娜还成为了卫斯理运动中令人钦佩的宗教领袖。她在家里带领一个吸引了二百人参加的查经班，当有人对这项活动产生疑问时，她作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辩护，以至于约翰·卫斯理称她为“宣讲公义的传道人”。她也写了一些书信和几篇神学论文，均被广泛阅读；在那些没有经验、没被按立的人希望测试自己的讲道和领导天赋时，她给予他们支持。对平信徒的这种使用成为了循道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使该会得以在草根阶层发展。

作为妻子、母亲、家庭管理者、教育者、书信作者、查经班带领人、穷人的仆人、他人的支持者，苏珊娜将整个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了神。她曾这样祷告：

神啊，在我于祷告中直接来到你面前之先，求你使我能够集中、理清自己的思想……你太伟大，不容轻视；太智慧，不会为假装的虔诚所欺骗，你厌恶心不在焉的献祭。神啊，帮助我常常思想你的完全，以防我冷冰冰、礼节性地行事。让我不要作性急仓卒的祷告，不要让我戛然而止，转去做事或享乐，仿佛之前从未祷告过一般。

属灵操练——我们在教会与（苏珊娜所称的）“私室”中所做的事——使我们进入状态，预备好接受神美好的恩赐；日常生活将我们推进活动场地，在那里我们要恰当地使用这些恩赐。我们如何对待家人、朋友、邻人、同事，如何利用时间和自然资源，如何从事日常工作，如何服侍“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都表明了我们属灵操练的真正价值。倘若灵阅、默祷、禁食这类的操练并未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行为和态度，那么，我们进行这些操练都是徒然。操练本身不是目的，操练的目的是使我们充满对神和邻人的爱。

日常工作

日常工作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的工作是在大学任教，与大多数人一样，我每天花很多个小时在工作上。我讲课、引导讨论、指导学生、担任几个委员会的主席、参加会议、批改论文、回复电子邮件、阅读文章和书籍、写作。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辛勤地努力。我的职业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让我能够将灵性实践转化为具体的善行，给我所在世界的那个小小角落带来益处。我的职场是耶稣基督的光透过我照耀的最佳场所，属灵操练若对我的工作没有产生影响，那么，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虚伪和自私遮挡了耶稣基督的光。

历史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几年前，我偶然读到一位律师兼行动主义者的故事，他从此差不多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遗憾的是，可能因为他所献身的崇高事业没有成功，他的故事已经在大众的历史记忆中消失，只有学者们还知道他的生平。但他的故事值得讲述、被人们记住，因为这个人曾经顽强、不倦地努力，以荣耀神、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耶稣基督的光透过他在照耀。

耶利米·埃瓦茨（Jeremiah Evarts，1781-1831）出生于佛蒙特州（Vermont），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后担任律师，他整个的成年生涯都在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事业奋斗。埃瓦茨深受19世纪早期福音派大觉醒运动的影响，积极参与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美国最早成立的福音派差会之一）的事务，担任差会财务主管，自1812年至去世一直担任差会秘书。他的福音派的敬虔无论对他的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都产生了影响。他每天都祈求神“保守他的口，不对政府、传教反对者或有关其他话题发表任何鲁莽轻率的言语”，“让他养成一副对所有人一律温和友好的脾气”。他也祈求神让他避免一切的自以为义，“无论何时听说别人有罪的行为，在开口指责之先，［请让我］想起尽管我的条件如此优越，我仍发现自己身上有众多可指责之处”。

埃瓦茨将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奉献给了捍卫切罗基印第安人（Cherokees）的人权事业。他在两条阵线作战。第一条阵线：发表公开辩论，反对强迫切罗基人从他们位于乔治亚州的本土迁移。他以宗教月刊《穿戴全副军装者》（Panoplist ）编辑的身份撰写了24篇杂文，陈述自己的理由。他坚持认为，强迫切罗基人迁移违背了自然法，破坏了公共道德的基础，玷污了美国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在宪法中切实保证人权的国家之一的声誉。他援引政府过去与切罗基人签订的条约，证明美国这个新成立之国的信誉岌岌可危。美国会拥护自己的法律，言而有信吗？他也指责强行迁移与旧约中的律法和新约中的教导相抵触。切罗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拥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况且他们已经发展起了文明的文化，包括农场、城镇、学校、贸易、交通体系和报纸。很多切罗基人也成为了基督徒，是大多数美国人属灵上的弟兄姐妹。就美国这个国家的灵魂而言，强行迁移说明了什么？“切罗基人自出生起就习惯了彻底平等自由的感觉。现在他发现，轻轻一击自己就被击倒在地，被按在那里，直到一副极其羞辱的臣属的镣铐被牢牢戴在他手上。”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读到这些文章，有一些人还参与到埃瓦茨的事业中来。

第二条阵线：向白宫和国会游说。埃瓦茨力劝亚当斯总统（John Quincy Adams）提供财政资助，帮助切罗基人继续建设自己的文化，得到了总统的同意。后来他反对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因为杰克逊赞成1830年出台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埃瓦茨也联系国会议员，恳求他们支持；发起了一场公众请愿活动，结果，民众向国会递交了几百份支持印第安人的请愿书。国会内部的争战持续到1830年春，双方均无法取胜。最后，杰克逊总统通过对国会议员施压恐吓，迫使他们投票通过了迁移法案，帮助将势头扭转向对切罗基人不利的方向。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是，乔治亚州的议员也赞成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征服的权利高于切罗基人的权利，甚至告诫埃瓦茨退出这场冲突，因为宗教无权介入政治。

杰克逊与乔治亚州最终获胜，上诉最高法院也没能撤销国会的决定。请愿活动期间，埃瓦茨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听到这一消息，他万分沮丧。但在对神的信心中，他获得了安慰：“欣慰的是，神掌管着世界。”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受着痛苦的考验。

有时候我对这一结果感到极其沮丧。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表明自己真心地、坚决地反对这个法案，次日……大家都相信它会被否决，没想到它以五票领先通过。法案竟然通过了，这似乎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天意。世事的这般奇特应当促使我们对天意的运行方式感到敬畏。

次年，埃瓦茨因结核病和劳累过度去世，这使得改变国会的决定变得更不可能。1838年，大约一万二千名切罗基人被迫沿着“眼泪之路”(Trail of Tears)长途跋涉去俄克拉荷马，很多人在途中死去，更多的人在抵达后死去。这整个事件成为美国宪法原则及其号称的基督教特质上的一个污点。

埃瓦茨的故事提醒我们，神分配我们每个人去特定的侍奉“岗位”（加尔文语）。埃瓦茨是一名律师，我是大学教授，其他人可能呆在家中照看孩子，也可能是名警官、银行经理、幼儿园教师、常去施粥所帮忙的志愿者。岗位本身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利用这个岗位从事什么。埃瓦茨利用律师职业保护切罗基人的权益，我努力利用大学教授的职业为教会和社会训练领袖。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职，神呼召我们从事这份天职，期望我们在运用这份天职中荣耀他。基督教灵性这一伟大传统为我们提供了资源——书本、榜样、洞见、操练，它们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荣耀神。

教会

我们单凭自己无法做到这点，正因如此，神才呼召我们加入他的教会。教会常常没能实现神对它的旨意，对明显的需要没有迅速作出回应，没有向外拓展，太自满，太制度化，以致于在任何需要作出长期牺牲的事情上都不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然而，尽管有着种种错误与失败，教会仍然能够在这个世界为神之国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历史也证明了教会能够做到这点。早期教会营造了一个爱与服侍的群体，对那个时代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修道运动和托钵运动在中世纪亦如此；重洗派在16世纪、敬虔派和摩拉维亚弟兄会在17世纪、卫斯理派在18世纪、奋兴运动者在19世纪也同样。这些群体无一完美无缺，但它们都成就了足够的善事（欢迎外来者与被遗弃者，为受压迫之人寻求公义，关心穷人，传播福音），让世界多多少少看到了神之国的真实。

教会蒙召不仅通过它的言语，而且通过它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生活方式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这样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林前12:12）。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基督”这个词，保罗若顺着他那个比喻的逻辑，应该插入“教会”这个词。但他用了“基督”，因为他相信教会实际上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正如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教会也是基督道成肉身。信仰群体是教会最好的见证形式，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神定意让他的教会作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他的心脏、双手、头脑和肌肉。

作为个人，我们缺乏影响广大文化所需要的资源。埃瓦茨的勇敢和坚忍不拔可谓达到了人的极限，然而，他仍然需要国会议员的投票方能取得成功。国会中若再多几个像他那样有良心的基督徒该多好！可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拥有资源——人力、财力、精力、专长——来成就很多事情。倘若教会这个沉睡的巨人能够被唤醒，倘若服侍与牺牲成为众人（而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呼召，倘若普通的基督徒开始在为神之国而活的努力上作一些小小而又重要的改变，结果会如何？倘若地方教会像圣徒们那样坚定地持守神之国的价值观念（即便不及圣徒们那么勇敢、引人瞩目，但同样有意识、坚持不懈地去做），结果会怎样？

我整个成年生涯都在从事与教会有关的工作，一开始做牧师，后来当大学教牧，现在任神学教授。我做过主日学老师，安排过青年退修会，在委员会任职，参加查经班，参与教会开展的项目，报名参加短宣。我绝不是一个对教会盲目乐观的人，我对教会能够做到的事情有很现实的认识，我不期待教会成就非凡的壮举，我会把非凡的壮举留给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这样的圣徒。即便愿意，我们大多数人也不会达到舍己之爱那样的高度。哪怕只是维持生活的继续，我们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生活的日常要求对我们而言就已经够多。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些恳求，希望我参与某个有价值的事业——阻止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Darfur）的战争，营救乌干达失踪的男童，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状况，为世界上所有人提供经济适用的住房。即便我很富有、膝下没有儿女、不工作，对所有这些恳求我也不可能一一答应。事实上，我属于中产阶层，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有工作。这些事情我不可能一一都干，没谁能够一一都干，也没谁必须一一都干。

然而，作为一个群体，教会有能力推进神之国的事业，哪怕只是推进一点点。单靠教会的数量，那“一点点”就能累积成“很多”。美国有1.5亿多基督徒（全世界基督徒人口约为20亿），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真看待自己的信仰，假定只有三分之一的人——5000万人——开始从小处做起，更加热切、更加有意识地为神之国而活，情况会怎样？假定这些人都将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献给神，开始认真地进行属灵操练，致力于为神之国服务，情况会怎样？每人每年只需要多奉献100美元，就可以提供50亿美元帮助非洲抵抗艾滋病，打击亚洲的卖淫活动；每人每年多抽出100小时（每周两小时！），就可以提供50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帮助城市里的施粥处，为“经济适用房建筑公司”钉钉子；每人每年写10封信，就能够发5亿封邮件到华盛顿，游说白宫和国会从事一些有价值的事业。假定每位普通的基督徒每天少用一点水，少消耗一点能源，吃更加健康的食物，更有意识地帮助废物回收利用，购买合法贸易的产品，多乘公交车，在自己正常的日常工作之外再参与一项事业，情况会怎样？教会就像冰川，移动速度缓慢，所以，行动主义者往往感到不耐烦。但是教会一旦改变，就会像前行中的冰川一样势不可挡，所有挡道的东西都将一扫而去。缓慢、渐增、具体的改变最终也许是最有效的改变。

改变不会轻易迅速地发生，因此，我们还必须学会生活在盼望当中。图图主教（Desmond Tutu）抵制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几十年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他发现自己（以及我们所有人）之所以能够有盼望，原因在于耶稣自身。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的事工似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之后他复活了，他的复活改变了一切。原来看似毫无希望之事突然间变得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希望，死亡让位给了生命，失败让位给了胜利，绝望让位给了希望。

没有什么比那个受难星期五十字架上的耶稣更没有生命气息的了。门徒们的盼望似乎与他被钉十字架一同死去……随后出现了复活节，耶稣从死里复活，最不可思议、最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生命战胜了死亡，光明战胜了黑暗，爱战胜了恨，善战胜了恶。这就是复活节的含义——希望战胜了绝望。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掌管万有。压迫、苦难、不公不可能是人类故事的结局。

使徒保罗说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只有在没有明显的理由盼望的时候，那个盼望才是真正的盼望。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妥协是图图盼望的理由，福音是那份盼望的根基，圣灵是促使他继续盼望的力量。是盼望使得图图一直忠于自己的事业，坚持不懈。

神呼召我们生活在与图图同样的盼望之中。耶稣已经来到世界，耶稣还将再来，我们生活在“已然”与“未然”的张力之间。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我们看到了神是谁，我们知道神为了拯救和救赎这个世界借耶稣基督做了些什么，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借着圣灵的工作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我们知道神吩咐我们，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侍奉他的国度。我们的任务是每一天为神而活。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但神没有撇下我们，不给我们任何帮助。基督教灵性丰富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以往的弟兄姐妹是如何利用神所给的帮助在各自当下的处境中为神而活。他们从活水之井中饮水，也呼唤我们从那口井中饮水，他们的声音穿越数个世纪回荡不已：“还有更多，比这多得多！”

讨论问题

1. 本书哪些章节对你最有意义、最有帮助，让你记忆最深刻？为什么？

2. 读了本书之后，你的信念、行为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3. 最后一章谈到基督徒的成长无非是成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样式，这是什么意思？

4. 思考多萝西·黛的灵性之旅，她在基督教信仰中发现了什么，使得她成为一个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更加虔诚的行动主义者？

5. 在平凡生活中为神而活真的可能吗？苏珊娜·卫斯理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你怎样开始这样做？

6. 大多数人每天花很多个小时从事一项工作，另一些人花很多个小时在家里劳作。你如何从事自己的工作，“像是为主做的”？

7. 你的教会怎样开始在为神之国服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你能起到怎样的带头作用？

8. 生活在盼望之中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