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深井之水
10、归信
福音派的灵性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28:18-20
基督教历史上没有哪一场运动像福音运动那样充满活力、富有创造性、多种多样、纷繁复杂。在过去两百年中，福音运动显著发展，到今天已经席卷了全球，有将近十亿的基督徒称自己为福音派。福音运动也包括从清教主义到灵恩运动在内的很多宗派与运动。然而无论如何多种多样，福音运动都坚持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个人归信耶稣基督（我们通过圣经所认识的基督）的必要性。福音派认为，真正的灵性要求我们的不仅仅是去教堂做礼拜、执行礼仪、奉行圣礼、认同信经，这些行为准则无疑很重要，但它们也往往流于形式和外表，很容易导致名义上的信仰。福音派并不否认这些行为准则的有效性，但同时强调个人经历与真心回应的重要性。将自己整个的生命归给神，这是福音派灵性的核心。
我想到圣经中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抓住了福音派灵性的本质。《约翰福音》记载了尼哥底母与耶稣之间一段长长的对话，两者之间惊人的对比达到了极致。尼哥底母是个典型的犹太教圈内人——法利赛人、百姓的官长、以色列受人尊重的教师；耶稣是个圈外人——叛教的拉比、神迹施行者、具有神授能力的领袖。在对话过程中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权势的犹太人，却不明白耶稣的意思，问道：“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约3:3-10）福音派灵性中始终包含着新生，有“先前”和“以后”。正如迷羊、失钱、浪子的比喻反复重申的，“失去的”必要被“找着”，死去的必要被复活，一定会有一个转变。
归信案例剖析
福音派圈子内充满着见证，这并不奇怪，因为福音派基督徒喜欢讲述他们归信的故事。比较著名的一个故事是约翰·牛顿（John Newton）的归信，它总结了福音派灵性很多独特、积极的方面。牛顿出生于1725年，他的母亲沉静虔诚，父亲虚夸自负，没有宗教信仰，是一艘商船的船长，在牛顿年少时很多时间他都出海在外。牛顿的母亲于1732年去世，接下来几年他在寄宿学校度过，随后和父亲一起出海，做船上服务员。他儿时表现出一些宗教倾向，但到了青春期对宗教似乎彻底失去了兴趣。
不久随着父亲海上生涯的结束，牛顿在父亲的保护下享受的安全也从此结束。父亲安排他跟另一位船长约瑟夫·曼内斯特（Joseph Manesty）当学徒，牛顿做了一年的学徒。随后在看望他钟情的年轻女士玛丽·卡特利特（Mary Catlett）时，他被一群海军“抓兵队”的水手捕着，他们正在寻找招募年轻、不务正业的英国人，他被强迫在“哈威奇号”（Harwich）上为英国皇家海军服役。由此他开始不断加剧地滑向彻底的堕落，他怨恨生活，仇视基督教。当得知“哈威奇号”即将开始为期五年的环球航行时，他下船去请求父亲为他说情。有几名水手看见他下船，以为他要开小差，就把他拽了回来。船长鞭打了他一顿，把他从上层后甲板区降级，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受训军官的地位。几天后“哈威奇号”出发，开始了环球航行，牛顿深深地后悔，以至于想到自杀。在自传中他写道：“当我再也看不见［英国海岸线］时，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欲望，想要纵身大海、立刻给自己一切的悲伤画上句号。”
他在“哈威奇号”上的生活很悲惨，船长恨他，水手同伴们嘲笑他，“我的内心极度痛苦，充满了渴望、愤慨和绝望。每个小时带给我的都是新的侮辱和艰辛，毫无解脱和减缓的希望，没有朋友替我分担，也没人听我抱怨”。“哈威奇号”沿着非洲海岸航行时，牛顿机智地与船长谈判，得以获释，谋到了一份为位于非洲沿海普兰廷岛上（Plantain Island）一位英国奴隶贩子干活的工作。那位奴隶贩子经常离家长途跋涉去买奴隶，将监督牛顿干活的责任交代给了他的非洲妻子。他们的角色发生了讽刺性的颠倒，牛顿在她手下遭受了可怕的痛苦，她几乎不停地嘲笑、追逼、鞭打牛顿，实际上，她把牛顿当作她的奴隶对待。牛顿很快就得了重病，差点儿死掉。无论从身体还是灵性的角度看，这段时期都证明是他人生的最低谷，灵性上尤其如此，“我的行为、准则、心灵比我外在的状况更糟糕。”然而很多年后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牛顿将它视为神赐给自己的礼物，“约有四十七年之久，我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是回顾我在非洲的那段经历，回忆神领我走过的道路，因为在我反对宗教、丧失理智时，他呼召了我”。
在为另外一个奴隶贩子工作时，牛顿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渐渐坠入舒适放荡的生活之中。他对那些自己曾经视为极其宝贵的东西变得无动于衷，以至于当另外一艘英国船只“灰狗号”（Greyhound）抵达他的所在地、主动提出带他回英国时，他拒绝上船。最终促使他改变主意的是那位船长——他父亲的朋友——的恳求和他心中仍然强烈的对玛丽的爱。但是“灰狗号”不是直接驶往英国，而是先必须航行到巴西，然后到新大陆，再回英国。牛顿再次陷入极度的堕落与不敬虔当中。他的恶劣行为令人如此震惊，以至于船长（他自己也绝非道德的楷模）都不得不训斥他。牛顿咒骂水手，亵渎神，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煽动船员闹事，有两次因愚蠢的行为导致了事故，差点丧命。他变得铁石心肠，“由于我连续的抗拒，良心的责备变得越来越无力，最终彻底停止。现在回想起来，即便不是几年也至少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一次良心的反省”。
尽管如此，在那次航行当中，牛顿开始了他漫长缓慢的归向基督教信仰的历程。1748年5月他偶然发现了一本15世纪的经典著作《效法基督》，开始阅读。书中的信息让他感到扎心，他意识到，如果托马斯·肯培所讲的信息是真的，那么他是注定死后要下地狱，别无其他选择。就在那天晚上“灰狗号”遭遇到猛烈的暴风雨，暴雨持续了几天，船几近沉没。其中一段时间船长强迫牛顿掌舵，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这也给了牛顿省察自己人生的机会，“在这里我有闲暇和机会思考自己以前的信仰表白、呼召、听到的警告，一次次得救的经历，我放荡的人生道路，尤其是让福音成为亵渎的嘲讽对象时那份无与伦比的放肆”。数小时的反省导致他得出了一个清醒的结论：“我想……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像我这样的罪人。在比较了自己初步取得的几项进步之后，我的第一结论是自己的罪孽太深重，无法得到赦免。”“灰狗号”挺过了那场风暴，设法颠簸进了爱尔兰的一座港口。在爱尔兰，牛顿每天两次上教堂祷告，也领了平生第一次圣餐，“这不是一种形式上的降服，而是在温暖地感受到新近所蒙的怜悯恩惠之下真心的降服”。牛顿后来总是以海上的这场经历作为他归信的时刻，至少是他归信的起点。
一回到英国，牛顿就宣布自己打算追求玛丽，他向她承诺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从事一份赚钱、体面的职业谋生。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奴隶贸易这个职业能够满足这几项条件。在一次航行中他担任大副，之后与玛丽结婚，在另外三次航行中他担任船长。虽然那时他已经是基督徒，但他没有认识到——至少是不承认——他新近拥有的信仰与新职业相矛盾，他没有感到任何良心的折磨，认为作为基督徒，他的责任不是解放奴隶，而是善待他们。
他发现，即便当船长，在船上做一名基督徒也不容易，他常常滑入老习惯当中。他会在早晨读经祷告，尝到“在祷告赞美中与主交通的甜蜜”，晚上的时光却“与空虚卑鄙的人为伍”。这种不一致折磨着他，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无法克服以前生活方式的惯性。他对这种挣扎开始感到疲倦，他陷入的这种恶性循环突显了他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神的恩典。“我不再下任何决心，而是把自己抛在神面前，让他按自己的心愿对我任意而为……我良心上的重担脱落，不仅恢复了内心的平安，健康也得以恢复……”恩典也使他能够克服折磨了他如此之久的失败的循环，“现在我开始明白恩典之约的可靠，开始期望靠神的大能与应许（而非靠自己的能力与圣洁），借着对永不改变的救主的信，得蒙保守”。
由于健康原因，牛顿最终被迫退出奴隶贸易。在接下来的九年中，他担任利物浦（Liverpool）海关官员，参与了英国正在不断发展的福音运动。他也寻求英国国教会的按立，但主教因为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拒绝将他列入候选人。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寻求按立。他的归信故事《真实的叙述》（An Authentic Narrative）的出版为他的按立打开了大门，该书被广泛阅读，在福音派圈子中备受推崇。1764年一位读过此书的福音派人物——富裕、有影响力的达特茅斯勋爵（Lord Dartmouth）——邀请牛顿担任奥尼区（Olney）教会的教区长，作为一名拥有土地的贵族，达特茅斯勋爵对该地区拥有主权。
担任该镇2500位居民的牧师，牛顿证明了自己能够胜任。他到会友的工作场所看望他们，给穷人发放食物与赈济金，教孩子们圣经。每周二带领祷告会，每周四教神学，两项工作都深受欢迎，主日崇拜结束后他邀请堂区居民到家中吃饭交谈。1779年他出版了《奥尼赞美诗》，这是他与好友兼邻居诗人考珀共同创作的赞美诗集，其中有一首后来使他闻名世界，那就是“奇异恩典”。
1780年他应邀担任伦敦一家兴盛的圣公会教会的教区长。他的友谊圈子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例如，他与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这类的名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逐渐开始成为福音运动的领袖。他的“牧者通信”变得很出名，被收集、编辑成书出版。他也与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一位年轻、富有、风趣、才华横溢的议员成为好友。威尔伯福斯请教牛顿，问自己在归信基督后是否还应该继续从事政治，牛顿力劝他留在原地不动，保持以前的朋友圈子（其中包括很多富有的权贵），继续在议会工作。他的理由是：从政也是一份天职，与牧会一样有价值。后来他写信给威尔伯福斯说：“愿在约瑟、摩西和但以理身上发生作用的智慧也同样降临到你身上，不仅在政治责任领域指引你，更是让你在周围一切的变动与忙乱中养成倚靠神、与他相交的习惯。”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中，威尔伯福斯一直留在议会，成为英国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废奴运动的领袖。
威尔伯福斯亦对牛顿有好的影响。他挑战牛顿公开声明反对奴隶制度，认为他以前为奴的经历给了他一个明显的说话平台。牛顿接受了挑战。1788年他出版了《对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对奴隶制度作出了毁灭性的评论，称奴隶制度“邪恶”、“残酷”、“暴虐”、“毁灭人性”、“不道德”、“可耻”。最后仿佛是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可怕错误似的，他说：他“为良心所迫，借公开的坦白自取其辱，这份坦白无论多么真诚，都来得太晚，无法阻止或弥补那份痛苦与伤害，我曾是那份痛苦与伤害的帮凶”。后来他也在议会关于奴隶制度的听证会上充当了重要的证人。
在伦敦那些年间，牛顿富有魅力的个性、热情洋溢的讲道、广泛的朋友圈子、众所周知的归信经历使他实际上成为了名流。他运用自己的影响促进福音运动，竭力保守运动的合一，可以说成了福音派的普世教会主义者。他能够超越分歧争论而又不显得逢迎拍马、没有勇气，约翰·卫斯理对此感到惊叹。在给牛顿的信中，卫斯理写道：“你给人的感觉是：仿佛神把你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你医治裂口，使诚实而又相互抱有偏见的人和好，使神的儿女合一。”1806年，即在去世的前一年，牛顿最终从讲坛和牧养工作中退休，其时他已经声名显赫，众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具有深深的敬虔、坚定的信仰和巨大影响力之人。然而，牛顿从未忘记自己过去的经历、自己是何等地不配，从未忘记神的恩典为他成就的一切。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神对我的赦免是如此之多，我对他的爱却如此之少；神对我有如许的怜悯，我对他的回报却少得可怜；神赐予我莫大的特权，我的人生却远远不配。”在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的记忆力差不多都丧失了，但我记得两点：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他在去世前几个月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说明了这一切：“约翰·牛顿，执事，曾经离经叛道、放荡无为，做过非洲奴隶的奴仆，蒙我们的主与救主耶稣基督丰盛之怜悯，得保守、挽回、赦免，受命传讲其多年不遗余力想要摧毁的真道。”
我们整个的生命
很多人知道牛顿是“奇异恩典”的作者，这首赞美诗确实是他的见证，谈到他罪的恶劣、信仰历程的大起大落以及在基督里生活的甘甜。它让人看到恩典（也惟有恩典）如何能够将人从罪人转变为圣徒，是福音派灵性的最佳反映。
我重视本书探讨的每一种灵性传统，但福音派的传统对我的影响最深，这有充分的原因。我在20岁时经历到归信。像牛顿一样，我成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定期去教堂，但到了青少年时我也不再上教堂，过着放荡的生活。上了两年大学之后，我接受了一份工作，作夏令营的辅导员。在员工迎新情况介绍那一周，我结识了应邀培训我们的当地牧师汤姆·斯塔克（Tom Stark）。在一节培训课上，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向我们解释福音。他所讲的信息令我震惊，因为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类似的内容。那天晚上我去找他，缠着他问问题，他的回答使我更加清楚地明白了福音的信息。谈话结束时我对他说：“如果做基督徒意味着这个的话，我永远不要做基督徒。”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我不断地想到汤姆的话。六月底的一个周五晚上，我在海滩散步，跪了下来，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我的心灵中立刻充满了无法遏制的喜乐，一连几个月我都没有从这场经历的“巅峰状态”中平静下来。
所以，我是以一个知情者的身份来写本章，这使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福音派灵性传统的优点与缺点。一方面，福音运动可能很容易削弱归信的含义。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表面性的归信。我认识太多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归信标志着他们灵性朝圣之旅的结束而非开始，他们对真理的掌握无外乎知道屈指可数的几节圣经和一些自助方案，他们对基督的委身差不多只要求他们偶尔去上上教堂。一想到这个伟大的传统何其频繁地被滥用、被扭曲，我就感到异常的尴尬。另一方面，福音运动强调一个永远不应该妥协的核心真理，圣经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归信耶稣基督。在听了彼得五旬节的讲道后，他的犹太教听众觉得扎心，问道：“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2:37-38）彼得实际上在呼召他们归信。
约翰·牛顿，“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竟蒙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斯恩典，叫我敬畏，
解脱万千忧惧;
归信伊始，恩典即临，
何等奇异珍贵!
许多危险，试炼网罗，
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
更引导我归家。
主曾许诺，降福于我，
圣言信靠不移；
主是我的盾牌，我杯中的份，
一生一世至永远。
当此肉身，心力衰残，
人间岁月已尽；
我在帕子中，仍将拥有
平安喜乐生命。
大地行将，如雪消融，
日光不再照耀；
唯有神，在此呼召，
永是我的神。
何为归信？
“归信”这个概念含有转折、方向的改变、新的人生道路等含义。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但圣经中出现了几个它的同义词，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是“悔改”和“新生”。“悔改”暗含着内心、思想和方向的改变；“新生”意味着一种重生，只不过这次的生命本质上是灵性的。归信也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可能是戏剧性的，也可能是静悄悄的；可能是从情感上接受，也可能经过深思熟虑；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旷日持久的。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人们如何归信，而是他们已经归信。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归信的标准是看长期的结果。
17世纪的三场运动（均发源于欧洲）强调了结果的重要性，它们为现代福音运动奠定了基础。
归信是一个过程。清教徒们将归信界定为一个过程。清教主义最初出现于英国，是对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作出的反应，伊丽莎白女王对教会改革采取了一条温和的路线方针，被称为“中庸之道”。改革者们原先期望她会继续坚持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华六世定下的改革路线，不久他们就意识到，对她而言，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比忠于圣经更为重要。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努力清除教会中的不敬虔，按照圣经的教导洁净教会。正因如此，他们渐渐获得了“清教徒”的称号。他们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样取得成功，遭到王室的反对、教会当权者的搅扰以及清教徒阵营内部分歧争论的严重伤害。到17世纪早期，清教运动开始分裂。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其殖民地，清教徒当中都产生了很多了不起的神学家、作家和牧师。最著名的当属约翰·班扬（1628-1688），他的《天路历程》是最受喜爱的英语著作之一。班扬是一名不顺从国教的新教徒，因未经王室授权而讲道在贝德福德郡（Bedford）监狱中度过了十二年。在监狱中他写下了几部著作，包括自传《罪魁蒙恩记》（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也构思了《天路历程》的情节并动手写作，该书1678年出版时立刻成为畅销书籍（到1692年就已经印刷了逾十万册）。
《天路历程》运用了寓言这一文学体裁探究归信的本质。随着主人公基督徒从毁灭之城一路旅行到天国之城，该书描绘了他的灵性之旅。故事一开始，基督徒经历到一个戏剧性的、突然的归信，传道者告诉他要沿着救赎小径一直走到十字架。基督徒背着罪这个沉重的包袱走近十字架。当他凝视十字架时，“包袱就在他肩上松开，从背上脱落下来，开始在地上翻滚，一路翻滚到那个墓穴的洞口，掉了进去，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
基督徒在十字架下的经历只是标志着他归信的开始，从那里他踏上了一个漫长危险的旅途，继续归信的过程。沿途他面临着许多危险，这些危险象征着所有基督徒都会面临的试探和考验：困难山、名利场、死亡影子之谷。基督徒也遇到一些坏人，例如，世故的哲人先生、易屈、固执、墨守成规、唠叨、无知，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信徒如果不按照真理生活、不倚靠神的应许就可能陷入的错误。尽管如此，这些困难都是为神的旨意服务。在旅途临近终点时，基督徒的同伴盼望对他说：“你在这些水域经历的烦恼与痛苦绝不表示神遗弃了你。这些烦恼与痛苦是被差来考验你，看你是否会回忆起迄今为止你从神的良善那里领受的东西，是否会在危难中倚靠神而活。”
清教徒相信归信有时候发生在刹那之间，很多清教徒（包括班扬）经历的正是这种归信。但他们也坚持认为归信是一个过程，神利用这个过程牵引我们，使我们更加亲近他、更加像他。他们称此过程为“拥有神之约”。在他们看来，归信具有一种叙事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尤其在美洲的殖民地）清教徒牧师要求申请入会的人在被批准成为教会成员、领圣餐之前提供一份个人归信的叙述。牧师想要多看几起事件，希望看到已经归信神的生命见证。
归向圣洁的生命。因此，作为一个过程，归信应该产生影响，即带来圣洁的生命（或曰敬虔）。17世纪始于德国的敬虔运动（the Pietist movement）强调的即是归信的这一方面。作为虔诚的路德宗信徒，敬虔派相信，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才能带来救赎，我们唯独通过圣经认识基督、信心与恩典。然而，敬虔派并不停留于此。他们深深意识到尤其在血腥的三十年战争之后（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德国国教会中蔓延的有名无实的宗教信仰问题，也强调由衷的信心和个人的圣洁，他们相信归信基督暗含着为基督而活。
这场运动最著名的领袖是斯彭内尔（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斯彭内尔成长在一个虔诚的路德宗家庭，并没有经历戏剧性的归信，几乎没有经过挣扎与怀疑就接受了他青少年时期的信仰，最终成为德国路德宗教会一名杰出的牧师。他最著名的著作——《敬虔愿望》（Pia Desideria）概括了他对基督徒的真生命的看法。神的话语占据了他观点的核心，他认为神的话语应当为平信徒所掌握，因为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有能力改变人们的生命。他也坚持认为平信徒应当将圣经的教导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普通信徒必须将圣经教导铭记在心，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认为仅仅掌握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因为基督教更确切地说在于实践”。为了激励个人圣洁生命的成长，他成立了“敬虔团体”（Collegia Pietas）或曰小组，这种团体成为敬虔运动最著名的特征之一。斯彭内尔相信，真正的归信要求信徒不仅仅认同信经，真正的归信责令信徒培育真正的信心和圣洁的生命。
转向世界。真正的归信也激励我们关心这个世界——这个（如保罗所言）“基督为他死”的世界。神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归信，也是整个世界的归信。基督教历史上没有哪个团体像摩拉维亚弟兄会那样看重归信的这个方面，该会在亲岑道夫（Nic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1700-1760）卓有能力的领导下时尤其如此。亲岑道夫是欧洲一个显赫家族的后裔，和斯彭内尔一样，年幼时就显示出异常的虔诚。在结束正式教育后，他开始了一次重要的欧洲之旅，旅程中他经历到某种意义上的归信——不是他已经经历过的归信基督，而是归向服侍。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艺术博物馆，他意外地发现了费蒂（Domenico Feti）的名画“看哪！这个人！”(Ecce Homo)。这是一幅头戴荆棘冠冕的耶稣的画像，画像下方有一行题词：“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亲岑道夫知道自己整个一生都爱基督，但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侍奉基督。
1721年，亲岑道夫从祖母手中买下萨克森的一处地产。当时他已经是扬声在外的虔诚基督徒，这可能是促使克里斯汀·大卫（Christian David）——一位摩拉维亚难民——竭力寻找他的原因。克里斯汀问亲岑道夫能否允许他和另外几位难民在他的领地避难，亲岑道夫答应了他的请求。1722年，第一批十名摩拉维亚难民抵达，形成了一个村落，起名为赫仁护特（Herrnhut）。到1726年，该村落已经发展到拥有三百位居民，除摩拉维亚人外还有天主教徒、路德宗教徒、重洗派教徒、主张脱离国教者。亲岑道夫将他们组织成一个个小小的“队”来祷告、查经，起草了一份章程来规范村落的生活，安排选举了12名长老。在亲岑道夫的领导下，这个村落发展兴盛，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
亲岑道夫在哥本哈根出席国王克里斯汀六世的加冕礼时遇到安东尼·乌尔里希（Anthony Ulrich）。安东尼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岛（St. Thomas），先前是一位奴隶，刚刚成为基督徒，他恳求亲岑道夫差派传教士去向奴隶传福音。回到赫仁护特后，亲岑道夫与他的团体分享了这个异象，号召大家恒切地祷告、查经。一年后，该团体差派了两名传教士——利奥纳德·窦伯（Leonard Dober）和大卫·尼奇门（David Nitschman），开始了第一次传教。到1742年，仅仅十年之后，赫仁护特这个仅有六百名成员的团体就已经差派了七十名传教士到格林兰岛、非洲几内亚海岸、南非、阿尔及利亚、锡兰、罗马尼亚和君士坦丁堡。到亲岑道夫去世的1760年，摩拉维亚教会已经在全世界部署了226名全职传教士传福音、服侍有需要的人。
亲岑道夫将毕生献给了遵从基督的传教大使命。在接受按立任路德宗教会的牧师时（后来他也被按立为摩拉维亚教会的牧师），他向图宾根大学的考官教授们坦陈：
我将去远方那些不认识耶稣、不知道他宝血救赎的国家；我将努力效法我弟兄们的劳苦——他们有幸成为首批向异教徒传福音的使者……基督的爱会催逼着我，他的十字架会使我从新得力。我会乐意服从在上的权力，做我仇敌真诚的朋友。
与清教徒一样，亲岑道夫认为归信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起事件。从敬虔派那里，他认识到归信应当带来圣洁的生命，但他也相信归信呼召他（以及整个教会）进入世界服侍。
清教运动、敬虔运动、摩拉维亚运动奠定了福音派灵性建构的基础。福音派要求个人对基督委身，尽管他们往往强调归信经历胜过强调过程（在这点上他们与清教徒不同）；他们提倡圣洁的生命，尽管有时会犯律法主义的错误；他们带着不同寻常的干劲和信念从事全球传教事业，在这点上他们超出了基督教历史上任何其他群体。
什么使归信成为真实？
然而，对归信的这种强调给福音派灵性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何谓真正的归信？什么使之成为真正的归信？归信倘若不能持久，又该怎么办？很多似乎经历了真正归信的人最终又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当中，他们这段属灵经历就如同青春期的一段浪漫恋情，燃起来迅速，消逝得也快。这些倒退现象迫使福音派阐明什么使归信成为真正的归信，为什么有些归信看起来很真诚，实际上却不能持久。
有一位神学家在他整个辉煌的事业生涯中特别思考了这个问题。他成为了新英格兰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要促进者，后来报告、分析、捍卫并且向大众解释了这场运动，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出生于1703年，是家里十一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排行第五，幼年即表现出才思敏捷与深深的宗教虔诚。在耶鲁学院结束教育后不久，爱德华兹经历到一场归信，对此他记载在自己的《个人叙述》（Personal Narrative）中。当了几年家庭教师和牧师后，他于1727年蒙召到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Northampton）公理会教会，在他赫赫有名的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手下担任助理牧师。所罗门站教会讲坛已达五十八年之久，然而，教会不久就要求爱德华兹代替外祖父，担任主任牧师。
爱德华兹立即开始宣讲福音，号召众人归信，几年后开始在教会中看到显著的改变。教会中发生的几起夭折事件使人们清醒过来，会众中有些人开始对宗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他们更加热切地祷告，更加殷勤地查经，更加自由地讨论属灵问题。随后一场灵性觉醒席卷了教会，持续了六个月之久。仅在爱德华兹的教会就有大约三百人归信，觉醒运动也扩展到其他教会。爱德华兹继续讲道，提供教牧关怀，尽最大努力指导已经归信的人。但他也记录了自己对这场大觉醒的观察，1737年以《对神惊人工作的忠实记叙》（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为名出版。
爱德华兹注意到各行各业的人都经历到归信——年轻人和老年人，穷人和富人，聪明人和愚拙人，有节制的人和生活放纵的人。他也观察到所有的归信似乎都遵循一个模式——承认自己有罪，承诺过更加道德的生活，屡屡失败跌倒，感到彻底的无助和深深的内疚，最终经历恩典，恩典使这些归信者充满信心、狂喜和爱。爱德华兹确信大觉醒是神亲自在作工。
随着神工作的继续、真圣徒人数的成倍增长，小镇不久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接下来的春季和夏季（1735年），小镇似乎充满着神的同在：小镇从未如此充满着爱，也从未如此充满着喜乐（尽管实际上仍然充满艰难困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神临在的显著标志。
后来爱德华兹的叔叔自杀，附近小镇上两名妇女发疯，人们开始表现出剧烈的情感震荡——在绝望与病态的欣快之间摇摆，大觉醒运动戛然而止。批评接踵而至，来自波士顿的知名人士指责大觉醒是宗教“热情”（狂热或极端主义）的产物，不是真正的（亦即理性的）信仰。爱德华兹承认大觉醒运动存在问题，但他仍然为之辩护，认为它确实是出于神。他随后撰写了两部著作阐明自己的立场，这两部著作是：《圣灵工作的显著标记》（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1741）和《对新英格兰目前宗教复兴的几点思考》（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 1742）。
但在爱德华兹看来，即便这些著作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教会中热情的下降、矛盾的爆发迫使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他希望界定真正的归信——或他所谓的“真宗教”——的本质。他问道：为什么有些似乎经历了真正归信的人后来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归信的见证？他想知道：他们是真的归信了吗？抑或是那种归信只是一副表象？作为加尔文改革宗信徒，爱德华兹相信，救赎自始至终都是神的工作；神拣选、呼召、称义、成圣、荣耀；一切都是神主动行动的结果；一旦得救，归信者就不可能失去救恩，因为神不允许他们失去。爱德华兹如何使这一信念与北安普敦大觉醒运动令人失望的结果相一致？他撰写了《宗教情感》（Religious Affections）一书，至少部分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中心论点简单又精炼：“真宗教很大程度上在于神圣的情感。”爱德华兹对“情感”的定义是：情感是对那些会对我们产生真正后果之物的自然、强烈的反应，这个反应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正因如此，对那些在我们眼中的宝贵之物，我们会感到强烈地被吸引；而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可憎之物，我们会感到深深的厌恶。就其本质而言，宗教包括那些极其重要、最终会产生重大结果之物，因为宗教关系到神这个存在（the being of God），他是无法言喻地荣耀、美丽、圣洁，我们不可能宣称自己认识这样一个存在而又不为快乐、渴望与爱所充满。因此，正如爱德华兹坚持认为的，唯一恰当的反应是“神圣的情感”——灵魂强烈地倾向于神。这种反应才是真宗教或曰真归信的本质。
爱德华兹，《宗教情感》
宗教情感产生效验，因为宗教的东西具有超自然的优点。宗教情感是内在的，与自我或自我兴趣没有任何人为想象的联系，正是这点使得人们在自己一切行为上保持圣洁。这反过来又帮助人们自始至终地坚持，因为宗教的本质在任何时候、历经一切变迁仍始终如一，在任何方面都永不改变。一切神圣情感的根基都在于道德优秀和圣洁之美。人们倾向于操练圣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圣洁自身而爱圣洁。圣洁因而是激发、吸引、指导一切宗教情感的主要因素。难怪所有这类情感都趋向于圣洁，因为人们终将与自己所爱、所渴望之物合一，为它所拥有。
爱德华兹相信，正如火散发出光与热一样，这些神圣的情感将来也会显明出来，成为有目可见的。说到这里，他谨慎地区分了哪些标志证明归信是真实的，哪些标志不能证明什么。不是所有的标志（无论给人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都毋庸置疑地证明归信是真正的归信，即便北安普敦戏剧性的大觉醒也是如此。一方面，爱德华兹视情感的强烈、“身体运动”（昏厥、过度的哭泣）、掌握教义为假冒的标志（但他立即补充道：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标志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视因罪伤心、以神为悦、生命中的喜乐、（尤其在面对逆境时）出于信心的忍耐为真实的标志。但是最终，他认为有一个标志胜过其他一切，那就是信心的不断操练，体现在生命的圣洁、以神为乐、对邻舍的爱上。“与突然的归信、神秘的光照、单纯经历到情感的安慰相比，我们更愿意将基督徒的操练作为得救的证据。”因此，确定归信真实性的是归信的结果——归信对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去爱、如何服侍所产生的影响。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讽刺的是，爱德华兹无法说服会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当他试图实施教会纪律惩戒、禁止犯罪的人领圣餐以保护圣餐的圣洁时，很多人反对他。会众与他之间的矛盾持续了几年，最终教会让他离开。一年后，即1751年，他接受了呼召，到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的印第安人当中传教。正是在这荒野边远地区，爱德华兹写下了他最成熟的著作，包括《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和《原罪》（Original Sin），至此他作为伟大的神学家的声名已经稳稳确立。1758年他应邀担任新泽西学院（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普林斯顿学院）院长，几个月后因接种天花疫苗去世。
归信责任在谁？
爱德华兹认为，席卷他的教会的那场大觉醒绝非是他个人计划或导致的结果，他在1734年做的事与之前1730年做的事或与之后1745年将做的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同。然而，那六个月当中确实有事发生，超出了纯粹人为的努力。按照爱德华兹的说法，那是神惊人的工作，是神而非人为介入的结果。爱德华兹之后的很多福音派似乎不希望那么惊人，他们将归信变成了人为的事业，尽管从未否认它也是神的工作。福音运动发生了两个变化。首先，福音派更加强调对归信的经历，认为这场经历的强烈感受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归信的真实性。这导致他们采用一些方法，使归信尽可能变得便捷、可以预测。其次，他们设计了一些策略来赢得归信者，使他们成为门徒，这使福音运动转向了企业发展的方向。经历和策略成为19世纪福音运动的显著特征。
爱德华兹可能看到了变化的到来，从他对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的评价中我们对他的预见可以窥见一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偶然认识了卫斯理兄弟，加入了他们的“圣洁会”（Holy Club）。19岁时他经历到戏剧性的归信，之后几乎立刻开始宣讲福音，往往产生显著的效果。不久他将自己的传福音工作扩展到美洲（曾七度访美）。1740年爱德华兹邀请这位著名、言辞华丽的怀特菲尔德到自己的教会讲道。等他抵达北安普敦时，整个美洲殖民地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布道家、成功的传道者。每次他一张口，似乎就吸引无数人归向基督，在北安普敦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莎拉·爱德华兹（Sarah Edwards）在她的日记中提到他的这次来访：“看到他对听众产生了如此巨大的魔力真的很奇妙……我见一千多人入迷地听他讲道，鸦雀无声，只有偶尔抑制不住的啜泣打破了宁静。”她的丈夫与她看法相同，写道：“会众的思想总的来说似乎对敬虔发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在以敬虔为自己归信的主题……抓住一切机会听神话语的宣讲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进步。”
但爱德华兹也持一些保留意见，这体现在怀特菲尔德走后不久他关于撒种比喻的一系列讲道中。爱德华兹指出，巡回布道的短暂性质往往会产生短暂的效果，“突然的归信很多时候是假象”。他也对怀特菲尔德夸张的布道风格所产生的属灵效验表示怀疑，因为这种风格让人们过于注意风格，吸引的是爱德华兹称为“石头地”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在被讲道者的雄辩强烈地吸引”、“喜欢他贴切的表达、他的热情、他的活泼、他优美的手势”时，才接受宗教。怀特菲尔德的风格往往更多地导致假信徒，而不是真正的归信者。最后，爱德华兹肯定了怀特菲尔德发挥的作用，但他的担忧也预见了福音运动中即将发生的变化。
经历。怀特菲尔德的风格似乎占了上风，他的方法影响了此后的福音运动。18、 19世纪著名的福音布道家（包括怀特菲尔德）大多数经历到戏剧性的归信，这影响了他们对归信的看法以及他们传福音的方式。他们自传式的叙述反映了他们对归信的看法非常强调经历，约翰·卫斯理戏剧性的归信成为了原型。约翰·卫斯理（1703-1791）成长在一个敬虔的圣公会家庭，在牛津大学（他和弟弟在学校成立了“圣洁会”，鼓励学生属灵的成长）完成学业后接受按立，成为圣公会牧师。他讲道、为囚犯提供牧养、在乔治亚州传教，长达将近十年之久，因而在各个方面给人的印象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但他的归信还是未来之事。
在航行去美洲途中，卫斯理遇到一群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他们默默、火热的信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航程中有一次船遭遇到风暴，面临沉没的危险。大家极其惊慌，害怕死亡，唯独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镇定地祷告、唱诗。到达乔治亚后，他结识了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彼得也是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他成为了卫斯理的属灵导师。波勒观察到卫斯理灵性的不安，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确信自己有信心。这个问题一直在卫斯理的脑际萦绕。正如他几年后写到的，他去乔治亚是为了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可是，他问道：谁来拯救我的灵魂？事工的失败以及无法战胜自己的罪加剧了他的怀疑。在日记中他写道：“在被罪捆绑这种凄惨、恶劣的状态下，我确实不停地与罪争战，但始终无法取胜……我跌倒，又爬起，紧接着又跌倒。”
争战一直持续到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再次向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寻求帮助。在（伦敦）奥德门街（Aldersgate）一次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的聚会上，他听到一个人读到路德为其《罗马书注释》写的序言，随即经历到归信。他的归信很突然、情感剧烈，在日记中他写道：“我感到自己的心莫名其妙地温暖起来。我觉得自己确实相信基督，相信唯独基督能够拯救。我得到了一个确据，确信他已经除去了我的罪——甚至是我这样一个罪人的罪，他救赎了我。”这种经历为后来成千上万的归信者定下了模式。今天，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都能够确切地说出自己归信的时间和地点，这种情况很普遍。他们对自己的救恩感到踏实，也获得了信心，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归信的经历，这印证了神的应许以及他们信心的真实。
经历的重要性推动了19世纪美国福音派布道家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研究出一些“新措施”来确保他的传福音工作产生具体的效果。芬尼在罗切斯特（Rochester）、费城（Philadelphia）、纽约这类城市举行了长达六周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这种长时间的接触福音在人们当中产生了一种激动的情绪，随着“东征”的继续，福音队伍不断壮大。芬尼也派志愿者邀请人们参加他的运动，在礼堂前排为那些看似准备归信的人保留“忧虑座”（anxious bench），让平信徒（包括女性）担任各种领导职位。最后，他还力劝归信者在“东征”结束后参与当地教会。在他著名的著作《关于宗教复兴的演讲》（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中，芬尼坚持认为，复兴不像爱德华兹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奇迹般的事件，复兴是一起自然事件，是恰当地使用神设立的手段的结果。简言之，芬尼将复兴变成了一项科学事业。
策略。怀特菲尔德和他的后继者们也运用了各种各样创新式的技巧来赢得归信者，使他们成为门徒。怀特菲尔德率先采用巡回布道的方式，这证明是传福音的一种有效手段。他将布道坛（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讲台）变成了一种舞台，用他戏剧性的风格和富有吸引力的信息迷住了听众。怀特菲尔德是第一位尝试露天布道的福音派布道家，常常向五千，甚至一万的听众布道。
巡回布道适合怀特菲尔德的性格与非凡的天赋，但也适合福音运动。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各地旅行布道（往往是露天布道）达五十三年之久，一生布道约四万次，骑马旅行了二十五万多英里。他是一位天才，擅长使福音变得浅显易懂、令人信服，这使他能够更加成功地接触英国的工人阶级。他的弟弟查尔斯·卫斯理创作了约8900首赞美诗，以此推进了福音运动。卫斯理兄弟一起兴建教堂，举行周间崇拜，为的是接触那些感觉自己在建制教会中不受欢迎、不自在之人。
约翰·卫斯理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他对“圣洁会”的结构作了一些改变，用它来培育归信者的信心。这些每十二个人构成的小组在循道会运动中被称作“班级”，他们定期碰面，在一起认罪、查经、祷告、彼此负责、执行严格的纪律。卫斯理对执行纪律尤其坚信不疑，他说：“哪里有基督教的纪律？英国有哪个地方将基督教的纪律加入了基督教教义？无论在哪里，只宣讲教义、不执行纪律，教义对听众就不会产生充分效果。”卫斯理甚至准备了一份提问清单，供班长在班级成员每周碰面时使用。这些问题包括：“自上次碰面后，你犯了哪些自己已经认识到的罪？战胜了哪些诱惑？神是怎么救你脱离这些诱惑的？你想了、说了、做了哪些可能是有罪的事？”
卫斯理任命、培训平信徒领导这些班级，随着循道会运动的扩展，这为运动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富有才能的领导者。这就是循道会（Methodism）背后的道（method），它实质上将卫斯理大规模的传福音事工转化成了小规模的做门徒事工。卫斯理也阐明了一种圣洁神学，激励刚归信的人追求信心上的成熟。这些人反过来又乐意成为19世纪早期福音派创立的各种社会改革团体的志愿者，这些团体从事广泛的慈善事业——传福音、海外传教、分发圣经、废奴运动、戒酒、监狱改革、选举权、守安息日、关心孤儿寡妇，等等。实际上，卫斯理和他的追随者们帮助建立了一种慈善王国，将教会的事工扩展到它本身狭窄的关注范围之外。
当今的福音派灵性
福音派灵性在全球的影响绝对令人震惊。福音派已经向数以亿计的人传福音，吸引了其中很多人到基督教会，福音派之所以是今天世界上人数增长最迅速的团体，原因即在此。最初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福音运动中占主体。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他们成立了无数的传教机构去争取失丧的灵魂，创办了数百个志愿者团体以满足全世界的实际需要，激发了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很多女性）为基督的事业发挥自己的天赋，支持著名的福音派布道家的事工，这些布道家在全球的影响集中体现了福音运动的势力在不断壮大。慕迪（Dwight L.Moody）成为了19世纪晚叶最著名的福音派布道家，曾经向英国和美国数千万人布道；葛培理（Billy Graham）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福音派布道家，已经向全世界数亿人布道。我们深深感激这些欧洲和美国的福音派布道家付出的勇敢努力，由于他们对福音真理、圣经权威、创新性事工的深深委身，基督教世界从此与以往不同。
然而，福音运动现在已经变成全球性的。自20世纪早期以来，最有活力的福音运动一直是灵恩运动（Pentecostalism）。该运动始于1906年洛杉矶阿苏撒街（Azusa Street）的灵性复兴，如今在仅仅一百年之后已经席卷全球。毫无疑问，美国产生了灵恩运动的种子，但世界成为了灵恩运动成长的土壤。灵恩运动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本土教会，遍布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灵恩运动的发展表明，非西方的基督徒已经在很多方面接管了福音运动的领导权。
两场个人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显著的变动。2000年，我和孩子们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度过夏天。我在一所大学任教，孩子们在特蕾莎修女孤儿院做志愿者。主日我们在内罗毕教会崇拜，那是一个兴盛的福音派教会，过去十年在内罗毕植堂十二间，还开始了其他事工（例如，在内罗毕贫民居住区开设医院）。牧师奥斯卡（Oscar）告诉我说，美国的基督徒拥有金钱和机构，非洲人能够、实际上也确实从中得益，但美国基督徒也追求实利、自满世俗，他希望为自己的事工确定一个方向，避免这些问题。
2006年冬，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中从事福音事工的一位领袖犹斯夫·马提（Yousif Matty）牧师参观了惠特沃思大学校园。他与总部设在斯波坎的一个名叫“国际伙伴”（Partners International）的传教机构合作，该机构与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本土事工发展战略性的伙伴关系（那些地区对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并非总是友好）。海湾战争期间，马提牧师在伊拉克军中服役，退役后经历到戏剧性的归信。他听从主的呼召，开始在库尔德人中传福音。他现在的事工是植堂、启动教会项目、经营基督教书店、开办三所基督教学校。他与第一代福音派基督徒一样对福音热心、充满创业精神，但他没有必须保护、保持西方文明的未来这个负担。马提牧师是新一波福音派领袖的代表，他们来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在为福音运动提供愿景、输送活力。
与卫斯理及其他早期先锋一样，新一代的福音派也坚信归信。他们会说，只宣讲救恩的信息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号召人们对这个信息作出回应。但这些新一代的领导者同样坚信对归信整全的理解，那才是真正归信的含义。归信基督也许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例如，在福音派布道家的“东征”中归信），归信无疑往往以此开始，但真正的归信并非到此为止。真正的归信要求我们将生命的全部——我们的婚姻、家庭、思想、金钱、日程安排、人际关系、工作、娱乐兴趣、挣扎、政治生涯——交付给神，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耶稣呼召门徒时告诉他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正如C.S.路易斯曾经写到的，神不是向我们要什么东西，神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再次看到福音派灵性的核心是将我们整个的生命归给神。
牛顿的故事表明了真正的归信所具有的能力——他整个生命被福音改变。牛顿的归信是彻底的归信，归信理当如此。然而，归信不是牛顿凭自己能够成就的，归信超出了他的能力之外。正如他发现的，他无法实现完美的真正归信，或达到彻底的顺服、表现出“真宗教”的迹象。他也不必这样。牛顿的圣诗归根结底讲述的不是他自己，甚至不是归信，而是恩典。神的恩典找到他，给他带来光明，教他敬畏，除去他的恐惧，救他脱离危险，引领他归家。恩典应许他一切的美善，使他充满盼望，恩典赐给他永恒的生命，恩典使他归信。恩典满有大能、完美无缺，因为恩典借圣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临到我们。
讨论问题
1. 关于归信，约翰·牛顿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2. 将自己整个的生命归给神意味着什么？
3. 清教徒、敬虔派、摩拉维亚弟兄会对福音派的归信观作出了哪些贡献？
4. 大觉醒运动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归信的看法的？
5. 爱德华兹是如何解释归信的真正实质的？哪些“迹象”是中性的？哪些“迹象”是真实的？我们真的应该考虑迹象吗？
6. 怀特菲尔德在决定我们对归信的看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7. 19世纪发生的什么事情改变了福音派理解归信的方式？你如何评价这一改变？
8. 你认为归信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重要性如何？
9. 你能想到自己的生命中有哪些方面需要归向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