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深井之水

8、平凡

中世纪平信徒的灵性

“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藉着他感谢父神。”

《歌罗西书》3:17

每个世代似乎都有一些基督徒超出其他人之上，他们的勇敢、牺牲与非凡成就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别开来，使他们配得特别的称赞，故此，教会称他们为圣徒。教会正式或非正式地这样称呼他们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我在本书中已经讲述了一些圣徒的故事，佩尔培图阿、安东尼、奥古斯丁、本笃、伯尔纳、阿奎那，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基督教英雄的名人录。我喜欢给学生们讲述这些圣徒的故事，他们即便不惊叹，也深受吸引。但随后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个学生脱口而出说：“那又怎么样呢？”这个简明而又直率的提问将讨论带往另一个方向，学生们开始思考圣徒身份（sainthood）这个问题。谁能效仿这些非凡之人？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殉道，或在沙漠中苦修，担任主教，去遥远偏僻之地传教。普通人也有可能成为真门徒吗？

平信徒世界

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定用一章的篇幅写中世纪晚期平信徒的灵性，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没有达到“圣徒”这个层次的人身上。毕竟大多数基督徒都是普通人，上教堂、结婚、买房、抚养家庭、从事平凡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教会往往没有对这个庞大群体的需要和关切采取什么措施，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投入宗教事务当中——教堂建筑、教会委员会、教会项目与活动，结果，世俗世界遭到彻底的忽视，而基督徒的大部分时间恰恰在这个世界度过。基督教信仰若要产生任何影响，就必须处理信徒如何在世俗世界生活这个问题，普通人必须学习不在教堂时如何做耶稣的门徒。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圣徒——一个“世俗的”圣徒，他/她在作银行家、教师、建筑工人或艺术家时，仍然充满激情地为基督而活。

基督教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普通人的需要、利益和关切受到重视时，基督教运动就会兴盛。早期教会缺乏今天西方教会享有的大部分物质财富和文化优势，然而却迅速扩展到整个罗马世界，原因是教会吸引了普通人，受到普通人的喜爱。在公元2—3世纪，甚至在环境艰难时，教会仍然继续发展，因为普通基督徒作了有力的见证，渗透到罗马社会的几乎每个角落。论到普通基督徒细微而有力的见证时，2世纪的护教学家德尔图良说：“我们过着和你们同样的生活……没有离开市场或公开讨论的广场，没有放弃在公共浴室、商店、时装店、旅馆或其他商业领域的工作，我们和你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德尔图良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虽然基督教只是新近才登上罗马舞台，它却仿佛是某种传染病，已经迅速地蔓延，赢得民众，侵吞了罗马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我们昨天才到达，却已经遍满了世界，也遍满了所有属于你们的疆界——小镇、城市、自治市、岛屿、农田，甚至营地、部落、皇宫、地方议会、元老院，我们只给你们留下了你们的神庙。”

基督教运动证明难以压制，因为普通信徒在传播基督教信息方面非常成功。罗马官员希望扑灭基督教运动，因此将杰出教会领袖作为迫害的对象，他们以为若攻击了基督教的精英，就可以铲除基督教。但这一策略证明并不奏效，他们没有意识到基督教是一种不同的宗教，形式上并不太具有宗教性，在文化上更有影响力。若说基督教与异教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基督教根本不是“宗教性的”，至少它的宗教性体现与诸异教不同，异教的宗教实践几乎无一例外都局限于庙宇、神龛和宗教节日。基督教的非宗教性使得基督教运动更加难以监视和控制，也使它更灵活、适应性更强、更有成效。正如德尔图良所说的，它就像一场传染病，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罗马帝国想要控制这种疾病的传播，由于缺乏解毒剂，只好试图将显性的病毒携带者隔离。然而事实证明，最有效的病毒携带者是平信徒，而非教会领袖，所以基督教继续兴盛。罗马帝国不明白情况怎么会是这样，基督教为什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不明白基督教究竟包括了哪些人。基督教运动通过平凡之人——普通信徒——的工作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中世纪的等级制度

公元321年君士坦丁夺取政权后，教会数目继续增长。若说与以前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增长速度加快，超过了教会在普通会众中培育成熟信仰的能力。然而到了公元5世纪，至少在西罗马帝国，这种顺利的增长结束。蛮族扫荡了罗马世界很多地方，瓜分领土定居。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罗马帝国财富减少，社会不安定，总体教育程度降低，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世界各地扩张（尽管百姓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勤奋，富有创业精神和创造性）。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似乎到处四分五裂，教会和修道院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最安定的机构。

修士和教士在当时的宗教界占统治地位。中世纪社会给当时等级制度中每个阶层的人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普通信徒，即所谓的“平信徒”位居最低等级，因为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世俗工作——养儿育女、耕种田地等。教士，即“在俗教士”（the seculars）位居第二等级，因为他们尽管在教会事奉，但仍然必须生活在世界当中。最后是“敬虔者”（修士和修女），他们位居最高等级，因为他们远离世界，每天在敬拜与祷告中度日。11世纪中叶，一位著名的修道院院长——弗勒里修道院院长（Abbo of Fleury）解释了这种三个阶层的等级制度：“我们知道，在男女信徒中可以说存在三个等级和三个层次。虽然每个等级中无一人能幸免于罪，但我们称第一个等级为好，第二个等级为更好，第三个等级为优秀……第一个等级是平信徒，第二个等级是教士，第三个等级是修士。”弗勒里的院长将平信徒置于社会阶层的底部有几点原因。一个原因是平信徒结婚、生儿育女，他认为这是对人性软弱的让步。“至于婚姻，我们之所以允许，目的只是让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由于肉体的软弱受到极大试探时，不至于堕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平信徒若能够全心全意致力于修士那样的生活，那要好得多，但这种事情并不总是可行。

在中世纪，平信徒依靠修士得救。克吕尼运动（一场修道复兴运动，开始于公元909年）的领袖认为，修士是这个社会等级制度中唯一一个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得救的群体，因为唯有他们有机会和自由使自己远离世界的罪恶，完全致力于追求神。实际上，生活在修道院之外的人究竟能不能得救，还得划个问号。因此，“对那些盼望将自己对基督的归信确实落到实处之人，唯一可以看得见的希望就是成为修士或教士，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远离世俗生活和尘世的喧嚣。”然而，对平信徒来说幸运的是，修道院的操练被认为功劳如此之大，以至于平信徒也可以从中得益，只要他们支持修士们属灵方面的努力，请修士为他们代求。因此，克吕尼的修士成为代祷能手，他们为平信徒代祷。历史学家安德烈·沃谢（André Vauchez）总结道：“封建时代的人们确信自己是罪人，确信平信徒的身份使得他们无法如自己所愿避免罪，所以，他们将得救的责任委托给一群在属灵之事方面杰出的专家，这些专家为整个社会履行这一责任。”

中世纪的平信徒

然而到中世纪晚期（1200-1450），欧洲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正是在这段时期，平信徒慢慢形成了教会中一股可见的、有影响的力量。他们的文化程度更高，更加习惯于城市生活，更加富裕，游历更广，也更加老练，他们寻求一种更加丰盛、能够应对他们世俗生活的属灵生命，因为他们必须生活在世俗世界——一个并非所有人都乐意弃绝、转而从事宗教职业的世界。平信徒想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基督徒生命，一种与教会和修道院外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信徒的需要迫使教会确立了一条新的路线，这条路线将世俗世界也作为神统治的合法领域包括了进去。

中世纪晚期利润经济的出现促进了欧洲教会全景的这一改变，因为它导致了重要的经济扩展，相应地导致了一个新兴阶层——中产阶级的出现，这个阶层的人数之众在中世纪前所未见。城市成了这种新经济运转的中心，在这些城市中人们从事以前在封建社会几乎不为人知的工作，有些人无需真正生产任何东西就可以谋生。他们借债、放贷，进行商品交换，撰写合同，决定公道的价格，为利润相互竞争，为渴望从利润经济提供的机会中获益的年轻人提供教育。城市、行会、大学逐渐取代了修道院，成为新欧洲主要的社会机构。

例如，生活在法国南部的酿酒人现在可以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大部分仅在一个世纪之前还被禁止。他可以种植一种最适合他所在的土地和气候的葡萄。虽然他可以像先辈们世世代代那样，继续生产、种植、制造被认为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他也可以在当地市场或集市购买他需要的（甚至想要的）东西，以此来补充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可以将酒装上驳船，运往远方的城市出售，赚取一定的利润（运输和交易谈判往往要利用商人的服务）。然后，他可以用赚来的钱从英国买羊毛，从德国买工具，从中国买丝绸或从印度买香料。他也可以向当地银行贷款扩大生产，多购置田地，多种植葡萄，多买酒桶，多装运些酒瓶，因而获取更多利润。他不再想当然地认为儿子会继承家族事业，而是可以将他们送到巴黎的大学学习七艺，准备从事法律、医学或神学。儿子们反过来也可以选择留在城市，从事父亲和祖父甚至做梦也未曾梦想过的事业。

这个新兴阶级寻求一种属灵经历，这种属灵经历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在世间的工作、对成功和地位提高的追求相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一直到13世纪都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灵性，他们继续领圣餐，崇拜圣徒的遗骨遗物，朝圣，阅读圣徒传记，举行各种礼拜仪式，但他们也在寻找别的东西。他们见多识广，期望教会反映更高层次的文化复杂性。对他们而言，坐在狭小、缺乏生气的教堂里，听没有文化的教士拙劣的讲道，遵循用他们很多人都不懂的语言（拉丁语）举行的宗教仪式，关心一种不顾他们作为世界公民的需要与关切的宗教，这实在是太可恶了。

修道院似乎无法提供解决此问题的答案，11世纪和12世纪出现的几乎每场修道更新运动都强调苦修献身、远离社会。例如，明谷的伯尔纳力劝西多会士要“逃离巴比伦”（“巴比伦”指的是欧洲的新兴城市）。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s）的一位杰出领袖——吉多（Guido）在《风俗习惯》（Customs）中声明，远离社会、守贫、修士灵魂的得救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世界的需要。该修会成员首先就决定离开世俗世界，原因即在此。

因为，我们躲进修道院、与世隔绝不是为了照顾他人尘世的物质需要，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灵魂永恒的福祉。因此，如果我们对那些因灵魂而来的人表现出比对因身体而来的人更多的接纳与关心，没有人应当感到惊讶。设若情况颠倒过来，那么，我们早就该定居在繁忙的街道，而不是环境恶劣、遥远偏僻、几乎无路可通之处。

托钵修士

然而，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从此改变了西方教会的发展道路。托钵修士（即，生活在世俗世界的苦修者，靠乞讨为生，传福音）将一种新的精神引进了欧洲宗教生活，他们渴望以耶稣为榜样，也请求平信徒这样做。如果说修道院的修士尤其是借助灵阅致力于默想基督的生平，那么，托钵修士则致力于效法基督的生活。耶稣贫穷，所以他们也追求贫穷；耶稣与民众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也选择搬住到城市；耶稣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他们也将自己的财产散给了穷人；耶稣向普通百姓和社会的弃儿传福音，所以他们也向任何一位愿意聆听的人讲述福音故事；耶稣为荣耀神、服侍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也这样做。托钵修士生活极其贫穷简朴，这一切都呈现在观看他们的世人面前。

托钵运动开始于13世纪。采取这种托钵生活方式的两个最重要的修会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但这种要将平信徒群体包括进去的推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些新兴修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其他运动，表明平信徒也渴望尝试、经历新形式的宗教生活。在使普通信徒也能够拥有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属灵生活方面，贝居安会（Beguines）、第三修道会（Tertiaries）和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起到了促进作用。像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一样，这些运动倾向于城市，专门针对平信徒群体独特的需要和问题，平信徒也积极响应这些运动。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些运动，另有许多人从远处投来钦佩的目光。无论人们作出怎样的回应，总之，每个人都受到整个欧洲正在发生之事的影响。

方济各会。阿西西的方济各对中世纪教会的影响，我们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在同代人的眼中他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他去世不到两年就被教会封为圣徒。他的两位跟随者——切拉诺的托马斯（Thomas of Celano）和波纳文图拉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为他写下了重要的传记，两人皆强调方济各为普通信徒做真门徒树立了榜样。切拉诺的托马斯在传记中写道：

从而在他里面，也透过他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一种不期而至的快乐和圣洁的更新，古老的基督教的一枝嫩芽突然间给那些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和心灵衰老之人带来了巨大的新生。当基督的仆人、圣人方济各像天国的一盏明灯，以一种新的仪式、新的标志闪亮照耀时，一种新的精神就诞生在选民心里，拯救的膏油就倾倒在他们当中。

阿西西的方济各（1182-1226）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年轻时鲁莽、玩世不恭。切拉诺的托马斯说：“25岁之前他一直在浪费光阴，挥霍之极。实际上，在轻浮方面他卓尔不群，让人联想起各式各样的罪恶，热衷于每一种蠢事。”他渴望成为骑士，然而志向中途夭折，他在战役中被俘，囚禁一年后父亲才得以将他保释。回到阿西西后，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康复。这场经历促使他进入了一段时期的反思和忏悔。托马斯写道：“他牢牢记住了这些至大的痛苦，内心一直不得安宁，直到将心中所设想的在行动中实现出来。”

方济各认识到他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离开家去过隐士的生活。他身着隐士服，住在一座废弃的教堂里，着手慢慢地重建这座教堂。他也开始将父亲的财富散分给穷人，父亲很生气，认定方济各现在的生活方式比过去的远为糟糕。父亲对他挥洒自如的慷慨大为恼火，将他囚禁在自家庄园，但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懊悔，拒绝改变。父亲很绝望，将他拖到当地主教面前，要求儿子还自己一个公道，将财富归还。方济各脱光了身上穿的俗世衣服，放弃自己的世袭财产，声明从此以后天父是他唯一真正的父亲。波纳文图拉以此行动为例，说明方济各与基督完全一致。“就这样，至高者的仆人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现在他可以效法他那位曾被赤身露体挂在十字架上的良人……没有了尘世一切的羁绊，他离开了城市，寻找安静的场所，在那些地方他可以独处静默，聆听神将要向他启示的奥秘。”

隐士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就像耶稣在旷野度过四十日之后那样，方济各决定重新进入世界，但他决意在生活方式上避免任何的世俗，凡事以耶稣为榜样。“实际上，他始终全神贯注于耶稣：他的心思意念、口中所出的言语、耳朵聆听的信息、双手所做的工作以及身体其他部位所从事的活动，无不彰显耶稣基督。”方济各追求一种绝对贫穷的生活，“他希望自己一无所有，为的是在神里面可以更圆满地拥有一切”。他虽然身在俗世，却无视分心之物，拒绝世俗，忏悔自己的罪。“因此，他最关心的就是脱离尘世一切事物的羁绊，以免因沾染任何不过是尘土之物，内心的宁静受到片刻的纷扰。”正如耶稣那样，他选择生活在穷人、病人、被社会遗弃的人当中。麻风病患者对他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然而当他鼓足勇气亲吻一位麻风病人的面颊时，他克服了自己的嫌恶。“自那时起，他开始越来越轻看自己，直到借救主的怜悯彻底战胜了自己。”他决意向所有人（甚至穆斯林）传福音，实际上他到了埃及，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越过敌军防线，与苏丹王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试图使他皈依基督教。方济各以一种无所顾忌的喜乐欣然接受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他称颂自然界是神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

阿西西的方济各太阳兄弟颂歌

至高、全能、仁善的主

颂赞、荣耀、尊崇、诸般的感谢都归于你。

至高者，这一切都单单属你，

无人配得提及你的圣名。

我的主，因你一切的受造物，愿颂赞归于你，

尤其因我们的太阳兄弟，就是那白昼，你借他赐给我们光明。

他美丽、灿烂、熠熠生辉，

与你——至高者——相像。

我的主，因月亮姊妹和星星，愿颂赞归于你，

你将她们陈设在空中，美丽皎洁又珍贵。

我的主，因风兄弟，因空气，

因各种各样的天气——风和日丽或乌云密布，

愿颂赞归于你，你借他们维持你受造物的生存。

我的主，因水姊妹，愿颂赞归于你，

她极其有用、谦卑宝贵又纯洁。

我的主，因火兄弟，愿颂赞归于你，

你借他照亮黑夜

他美丽、顽皮、强健又猛烈……

我的主，因那些为你的爱而宽恕、忍受苦难与疾病之人，

愿颂赞归于你。

安心忍耐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至高者——将赐给他们荣耀冠冕。

我的主，因肉身死亡姊妹，愿颂赞归于你，

没有活人能逃脱肉身的死亡。

死在致死罪中的人有祸了，

顺服你神圣旨意而逝的人有福了，

因为第二次死亡绝不会伤及他。

你们要赞美、称颂、感谢我主，

以极大的谦卑侍奉他。 

方济各的影响十分巨大，人们不倦地想要见到他。“男人奔跑着，女人也奔跑着，教士急赶着，修士修女加快脚步，为的是可以目睹这位圣人，聆听他的教导。对所有人而言，他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方济各赢得众人的仰慕，是因为他虽与普通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却过着像基督那样的生活。他身居城市，将毕生精力投身于人，却避免一切世俗追求。因此，“与社会上新出现的仲裁人以及他们的贪图利益相比，［方济各］表现出彻底的公正，尤其在涉及金钱的时候”。

另有一些人开始追随方济各。1209年春，他写下第一份会规（后来又写了几份），概括了方济各修会的原则。随后他在追随者的陪伴下旅行到罗马，以期征得教皇的许可成立修会。他们采用“小兄弟会”（Friars Minor，或Little Brothers）这个名字，其主要目的是接触大众，完全像耶稣那样生活和传道。修会人数增长迅速，远远超出了方济各管理的能力，于是他不再担任修会领导。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众人效仿的理想楷模，“是故，每个修会、不论男女老少都以他为救恩之道的有形范例，看到杰出的圣洁生活的榜样”。他始终提醒追随者们修会最初的异象——赤贫、传福音、舍己服侍、效法基督。在生命临近结束时，他经历了一场神秘的体验，在这场体验中，他身上出现了基督受难时的伤痕。两年后方济各去世，但他的影响和声望并没有随之消逝。尽管他不是殉道士，也不是主教或修道院的修士，平信徒仍奉他为真正的圣徒，视之为楷模。

多明我会。多明我创建了一个类似的修会，尽管其创建的原因略微有些不同。多明我1170年出生于卡斯蒂尔（Castile），当时卡斯蒂尔刚脱离摩尔人独立不久。他接受了将来担任神职的教育训练，成为了一座主座教堂分堂的副院长。在一次外交出访途中，他旅行到丹麦，接触到流行的异端，该异端得到平信徒的忠心拥护。多明我发现，持异端者之所以赢得人们追随，往往是因为他们树立了舍己生活的榜样，学会传达简单易懂的信息（不管这个信息是多么地错误）。几年后多明我旅行到罗马，以期征得教皇的许可向异端、异教徒和没有学识的大公教徒（Catholics）传道。这成为了他的天职。多明我认为，大公教徒因为没有能够像耶稣那样生活，因而失去了所拥有的教义上的优势，这个优势在他看来十分重要。因此，他到异端似乎最得势的地区，也招募追随者辅助他，和他一起传道。他们共同立誓要像基督那样生活，服侍当地主教，争取异端，教导忠心的信徒。

1216年多明我恳请教皇批准成立一个修会，取名为“传道者修会”(the Order of Preachers)。他坚决要求修会成员接受恰当的神学训练（当时在整个欧洲新兴大学开始出现，这种训练在大学中随时可以获得），学习可靠的传道方法，做好基督徒，在生活上成为典范，过集体生活。与方济各会士不同，多明我会士虽然看重贫穷，视之为一种做见证的方式，但他们并不认为贫穷是一种绝对的好事。他们的定位总是很实际，致力于训练平信徒，将传统的基督教教导融入平凡生活的潮流当中。多明我会士不像方济各会士那样深受欢迎，但在塑造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生活方面他们的影响毫不逊色，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传道和教导取得的。

当然，这些托钵运动也给平信徒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方济各本人，他设立了一个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标准。方济各的声望毋庸置疑，可是有多少平信徒能够像他那样狂热地拥抱赤贫、那样丰盛地彰显基督的爱？多明我确实是一个更为现实的典范，因为他注重实际。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位学者、传道者，而非银行家、面包师、商人或律师。此外，方济各和多明我发起了将敬虔者派往城市的运动。尽管托钵修士生活上更像修道院的修士而非平信徒，他们却进入平信徒的世界，用对方能够明白的语言传道，用实际生活用语向他们解释基督教信仰。莱斯特·里特尔（Lester Little）总结说：“小兄弟会独特的成就在于他们专门为社会中的城市阶层以及其中的主流人群创造了新的宗教表达方式。”

平信徒运动

托钵运动唤醒了大众对属灵事物的兴趣，该兴趣具有了自己的生命，独自发展起来。在有些情况下平信徒自己成为主宰，发起了一些运动，这些运动使他们能够以主动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旁观者身份活出基督教信仰。他们去前线作战，进行属灵操练，赚钱施舍，从事普通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奉神之名。他们认为平凡的生活也具有尊严，因为神自己就曾变成一个平凡的人。

平信徒圣徒。大约从1200年开始，平信徒开始从自己的阶层中认定、提拔一些异常圣洁的平信徒为圣徒，不管教会的等级制度是否认可。这迫使教会的管理阶层来掌握运动的控制权，封平信徒当中最著名、最名副其实的人为圣徒。于是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平信徒也有可能成为圣徒。这些“平信徒圣徒”虽然选择继续生活在世俗世界，却过着像修士修女那样的生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世俗世界的贴近要求他们有严格的灵性生活，其严格的程度甚至在修道院都鲜能达到。他们必须实行严格的自律，以保护自己不受世俗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确就在他们门外。理查德·基克希弗说：“晚古时期的修士面对的是一个腐败的社会，他们逃离那个社会”，这些平信徒圣徒“却留在那个社会，以各种身份服侍社会，耐心地忍受无法避免的痛苦，视此为己任”。作为平信徒，他们如此舍己地生活，这只会使他们的英勇行为显得越发令人钦佩。城市成为他们的沙漠，家就是他们的山洞，日常世界扮演着魔鬼试探者的角色。

他们有意使自己缺食少睡，远离世俗的荣誉，避免与他人为伴，其苦行与沙漠圣徒同等，甚至超过了沙漠圣徒。有些人实行所谓的“童贞婚姻”，在婚坛上他们不仅发誓对配偶忠贞，而且发誓在婚姻中实行禁欲。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另外一种选择——“夫妻间贞洁”，他们先生育儿女（也许是为了取悦父母，或是为家族留名），但是一旦尽了家庭义务之后，他们就发誓在余下的婚姻生活中保持贞洁。例如，西里西亚的圣海德维格（Hedwig of Silesia，卒于1243年）结婚五十三年，最后三十年是在贞洁中度过的。1208年她和丈夫在主教面前郑重发誓，他们从此将像丧偶之人一样生活。这种立身俗世的属灵生活形式赢得了平信徒的钦佩，尽管钦佩未必带来效仿，但他们都为这些平信徒圣徒的英勇行为惊叹。大多数普通信徒宁愿生活在世俗世界，结婚，供养家庭，从事世俗工作，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生活是神的恩赐。他们也在寻找其他选择，与世俗世界的生活更加相关的选择。

贝居安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其他一些平信徒运动。例如，贝居安会允许妇女不入修道院，追求一种更有活力的属灵生活。他们的运作独立于正式的修会，保持一种松散的组织，吸引了那些希望通过参与社会而不是与社会隔绝、活出真门徒样式的妇女。她们致力于祷告、禁食、守贫、体力劳动、服侍有需要的人，仰望为人的耶稣，尤其是遭受苦难的耶稣，以他为效法的榜样。有些人因敬虔和慈善工作而著称。谈到她们的信仰实践时，这场运动早期的捍卫者雅克·德·维持里（Jacques de Vitry）写道：“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鄙视父母的财富，拒绝父母为她们择定的富有、可鄙的丈夫，生活极其贫穷，除了靠纺线和双手劳动所得之外一无所有，以粗衣淡食为满足。”

以早期一位贝居安会士欧格尼斯的马利亚（Mary of Oignies）为例，她甚至因自己的信仰实践落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马利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保持贞洁，他们将自己的家改造成麻风病人的聚居地。后来她征得丈夫的许可退隐到一间小屋，过着隐居的生活。三年后她重新出现，带领一个小小的平信徒群体，她们正式通过了一个会规，为她们应当如何生活提供了指导方针。她们一起敬拜、工作，将自己作为一个祷告、舍己服侍的群体与他人分别开来。马利亚生活的圣洁、对穷人的服侍和注重实际的智慧确立了标准，吸引了广泛的追随者。雅克·德·维持里笔下的她是一位理想的人物，“她如此渴慕贫穷，以至于随身除了带一个口袋装别人可能给的施舍和食物、一个喝水的杯子之外什么都没有，她衣衫褴褛，周围的人见了都不禁歔欷。”

第三修道会运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第三修道会运动，组成了一些平信徒团体，这些团体附属于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但因各种原因从未成为它们正式的成员。“忏悔者修会”（Order of Penitents）是方济各会的一个第三修道会团体，他们试图效法基督的生活，方济各认为基督的生活为所有基督徒——无论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提供了典范。1221年方济各写下一份会规，详细说明了修会的指导方针。他相信，基督的生活的最好象征不是可怕的痛苦、严格的苦修和彻底的远离社会，而是贫穷，贫穷体现在主动的爱与服侍当中。第三修道会运动产生了几位圣徒，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非常著名。方济各会第三修道会的一名成员考图纳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Cortuna，1247-1297）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玛格丽特从男女乱交罪中悔改，成为方济各会的平信徒，专心于对基督神秘的默观。后来她决定服侍穷人，1286年她获得许可证，成立了一家医院，取名为“仁慈的马利亚”，她组织了一群方济各会第三修道会成员做医院的护士和管理人员。多明我会第三修道会最著名的成员是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1347-1380），她幼年时就恳求父母允许她成为该修会成员，1365年终于加入。像欧格尼斯的马利亚一样，她退隐、默观了几年，随后开始担负起自己作为改革者的天职。她决意改造自己、改革教会和世界，无可否认，这是一桩雄心勃勃的事业。后来她应佛罗伦萨市民的邀请担任调停者和仲裁人，被派遣到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教皇因为受到法国利益的支配、醉心于物质考虑，将教廷设在阿维尼翁七十多年，她说服教皇将教廷迁回罗马。

这些女性象征着欧洲属灵生活开始了一个漫长缓慢的方向上的改变。她们恪守传统的修道美德，例如，贞洁（尽管欧格尼斯的马利亚是已婚之人）、贫穷、禁食，但她们也生活在世俗世界，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服侍穷人，至少非正式地担任教会的领导，吸引了众多的男女跟随。她们证明，平信徒能够以和修士修女同样的信念和激情生活，但不必完全脱离社会。

共同生活兄弟会。共同生活兄弟会沿着类似的轨迹发展。该运动的发起人格鲁特（Geert de Groote，1340-1384）成长于荷兰的代芬特尔（Deventer）的一个富商家庭，在索邦大学（Sorbonne）接受教育，学习神学和法律，准备将来在教会任职。他拥有世俗的抱负和广泛的兴趣，但这些并非都严格地正统（例如，他钻研占星术与魔术）。他也称得上是一个花花公子，喜欢身着高档服装，靠自己的教育和才智哗众取宠。然而，有几位朋友提醒他说，他的灵魂面临着堕落的危险。他的一位早期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很惊恐，充满着悔恨，开始思考拯救自己的灵魂。”1372年他病得极其严重，神父决定给他施行临终礼，但前提条件是他愿意弃绝魔术和旁门邪道。格鲁特意识到终有一天他必须面对神的审判，于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痛悔自己的罪，烧掉了一切可疑的书籍，接受了圣礼，结果几乎立即痊愈。格鲁特决心改正自己的生活方式，弃绝世俗的抱负，于是开始身着神职人员的服装，放弃自己的收入和财产，进入一家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在那里祷告、禁食、劳动、研读、每天望弥撒。然而，他身上太多的活动家和改教家的因素不允许他永远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群体中，一种呼召感促使他离开修道院，开始传道，在普通大众中过简朴的生活。

不久格鲁特开始从事起重建教会的事业。他对教会的世俗感到深深的担忧，神父不称职、主教腐败、平信徒无知迷信，他看到此类的证据比比皆是。他很大胆，有时候甚至很无礼，毫不犹豫地批评职权的滥用。他吸引了一小批追随者，主要是学生和地位较低的教士。毫不奇怪，他也因此一路树敌。托钵修士反对他，因为他发起的运动的成功暴露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方济各的愿景；教士们不喜欢他，因为他履行了本该属于他们职位的职责。他最终被剥夺了传道的机会，他写了几份抗议，但终归无效，1384年他因瘟疫去世。去世后，他的一位追随者拉德温斯（Florentius Radwijns）将他的门徒聚集起来，成立了“共同生活兄弟会”。1396年他们制定了一份宪章，1402年订立了章程，到1424年该运动发展到拥有三十间左右的分会。

托马斯·厄·肯培，《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

设若因缺乏谦卑，你令三一神不悦，辩论三位一体又有何益？的确，高尚的言辞不能使人圣洁公义，有德行的生活才使人在神眼中显为宝贵。我宁愿为自己的罪深感痛苦，也不愿能够解释痛苦这个词的神学含义。设若你熟记了整本圣经及所有哲学家的格言，却没有神的爱与恩惠，这一切又有何益？虚空的虚空，除了爱神、单单地侍奉他，凡事都是虚空。认识世界的真实面目——堕落、短暂；不为世界本身而爱世界，为神而爱世界；一切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实现天国，这才是最高的智慧。 

“兄弟会”成员共同生活在通常坐落于教区教堂附近的私人住宅中，进行苦修操练，从事一些职业（往往是抄写手稿），共享收入。他们的群体“坚持以最初的使徒为典范，不要求成员离开城市或教会，也不强加给他们任何伴随着发誓、加入修会而来的难处和责任”。美德——谦卑、仁爱、服侍——的培养对于他们尤其重要。这场运动吸引了普通人——“男男女女的平信徒、地位低下的教士。人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们会如此敬虔，尤其是在‘当今时代’，教会中那么多人似乎都有腐败之嫌，对他人漠不关心。”这场运动产生的最重要著作是《效法基督》，它强调了该运动的两个首要的价值观念：苦修操练和在现实生活中作门徒。

改教家

这些运动为朝着更加激烈方向发展的宗教改革搭建了舞台。改教家们关闭了修道院，蔑视教会等级制度，力劝普通信徒在世俗世界做基督的真门徒。他们相信，真正的信仰适用于宗教生活，也同等地适用于世俗生活。例如，日内瓦宗教改革领袖约翰·加尔文坚持认为，世界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接受世界，这是正确看待、对待世界的方式。加尔文说：“造物主创造这些礼物、命定它们为我们所用，自有其目的，我们若为此目的使用神的礼物，就没有偏离方向。让以上这点成为我们的原则吧，因为神创造这些礼物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不是为了败坏我们。”马丁·路德以基督为自己首要效法的榜样，尤其是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方式方面的榜样。在1521年3月31日致约翰·弗雷德里克（John Frederic，1532年成为萨克森［Saxony］公爵）的一封信中，路德说：“［基督］始终在一切事情上令天父喜悦，这是真的。他的饮食睡眠与他所行的奇妙神迹令天父同等地喜悦，因为天父看的不是他所作的工，而是这些工作当中的目的。”路德坚持认为，神期待基督徒的一件事情就是凭信心生活，即便在从事特别世俗的活动之时。唯有信心能使基督徒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在世界上。

改教家们针对的是普通信徒的需要、他们的问题和责任。改教家们相信，世界属于神，没有一个活动领域落在神的救赎目的之外，平常义务在神看来与禁食、隐居、独身同等重要。因此路德认为，婚姻是神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婚姻不是我们应当战胜的试探，也不是应当忍受的负担，而是我们应当欣然接受的呼召，应当享受的礼物。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作为教士，他选择了结婚，用他自己的话说，目的是令父亲高兴，使教宗恼怒。在与凯塔琳娜（Katarina）结婚前，路德并没有“坠入情网”，但结婚后无疑坠入了爱河，享受了多年婚姻的幸福（包括好像很活跃的性生活）。有一次他无法参加朋友的婚礼，在短笺中他匆匆写道：

当你与你的凯瑟琳睡在一起、拥抱她时，要这样想：“这是一个人，是神最好的小创造物，基督将她赐给了我，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他！”在我预计你收到这封信的晚上，我会用同样的方式爱我的妻子，我会想到你，这样我们就等于在一起了。

路德也力劝他的同伴修士结婚。在致一位正在考虑婚姻的修士莱森布什（Wolfgang Reissenbusch）的信中，他写道：

没有人对男人吃饭、喝水感到疑惑，很遗憾，男人们竟然愚蠢到这等地步，以至于对一个人娶妻感到疑惑或羞耻。为什么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这种需要会受到怀疑和疑惑？我们最好尽快顺从我们一切的感官，然后全心投入到神的话语以及他希望我们从事的各项工作中。

加尔文对世俗工作的看法也类似。他的观点是：神将普通信徒派遣到他所谓的“哨所”，他们在此岗位运用自己的天赋在世俗世界服侍神。这种“世俗的”工作与教士的工作同等重要，它为平信徒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世俗世界为神国度的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工作——无论多么卑贱低下——都具有尊严和意义，正如一切工作都能够荣耀神一样。因此，“假如你顺服自己的呼召，就没有一项工作会如此肮脏下贱，以至于在神面前不闪耀发光、显得十分宝贵”。神呼召、装备、使用平凡之人——银行家、教师、政府官员、门卫——来从事他非凡的工作。改教家们提醒平信徒，他们是在神国度的前线侍奉。信仰的目的不是要求人们远离世俗世界（修道群体往往这样做），或是帮助人们在世俗世界取得成功（这是现代自助式宗教的教导），而是使人们能够为神之国赢得这个世界。

平信徒的灵性

普通信徒如何开始像基督的真门徒那样生活在世俗世界？首先，我们可以学会视平凡的生活为做门徒的合法场所。在神眼中没有世俗与神圣之分，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属于神。灵修作家陶恕（A. W. Tozer）写道：“让一个人在心中奉神为神圣，从此以后他从事的就不再是平凡的工作，他所做的一切都有益、借耶稣基督蒙神的悦纳。对这种人而言，生活本身就具有圣礼的性质，整个世界就是圣所。”我们从事的最日常的工作——缴费、跑腿、洗衣、做饭、乘公交车上班——都具有神圣的意义。我们如何将这些义务转化为神圣的活动？我们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荣耀神，甚至边工作边祷告，爱周围的人，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为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作见证，为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份礼物献上感恩。使徒保罗很清楚这个原则，“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西3:17）。

其次，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财力物力献给神，他将这些东西作为礼物赐给我们，为的是将它们投入到他国度的工作。我们的时间、金钱、财产、才能都属于神，他呼召我们做这些恩赐的管家。西方基督徒奉献给慈善事业的时间和金钱如此之少，正说明我们没有明白这一原则：神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为属于神的一切向神负责。加尔文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因此，让以下这点成为我们慷慨、行善的原则：我们是神赐予我们的每一样东西的管家，借助这些东西我们能够帮助邻舍，神要求我们对自己的管理工作负责。而且，也唯有经过爱的原则的考验，我们才称得上是个好管家。”加尔文说，当我们将自己的财力物力交给神，将它们投入到他人身上时，我们就是在侍奉神。神对我们慷慨，我们也应当对别人慷慨。

第三，我们可以进行所谓的“俗世的操练”（不管这个称呼多么易于引人误解），这些操练有助于达到属灵的目的。修道院的操练包括独居、禁食、禁欲、默想，这些都是有用的习惯，因为它们约束我们的欲望、安静我们的心。俗世的操练也有价值，因为它们预备普通的基督徒，使他们有能力在世俗世界侍奉神。例如，操练热情好客可以像欢迎心爱的朋友那样欢迎外人到我们的家；操练服侍可以满足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照顾自己之人的实际需要；操练领导能力可以预见在世俗世界我们能够为神国度的工作成就些什么。这些俗世的操练帮助忠心的基督徒为神赢得世俗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属于神。这种灵性会将平凡的平信徒变成不平凡的门徒。

马扎·马洛维（Mazhar Mallouhi）在20世纪90年代戏剧般地归信基督教，此前他拒绝各种传统宗教，认为它们与现代世界的需要彻底不相干。然而受甘地的启发，他开始读圣经、研究耶稣的生平，如甘地所言，耶稣是唯一一个躬体力行的人。虽然没有与任何教会、任何基督徒有过正式接触，但马洛维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归信后他写道：“这位基督就是我的主！请赐给我你应许的新生命！”他决心一生致力于侍奉耶稣基督。他成为基督徒的消息传扬开来，最终传到叙利亚政府官员的耳中，他们威胁要杀掉他和他的妻子。他被迫逃跑，过着流亡的生活。但无论在哪里，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承诺——像耶稣那样生活。马洛维的朋友、一个传教机构的行政主管钱德勒（Paul-Gordon Chandler）对他一贯的热情好客印象尤其深刻：

结果是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出他们的家，他们住在开罗时每星期接待几百人。从穆斯林基要派的教长、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浸信会牧师、科普特正教徒、共产主义者、犹太拉比、巴哈伊教徒到西方侨民，什么人都来。住在摩洛哥时，马洛维常常把他在街上发现的人带回家，给他们食物，帮助他们。

马洛维在进行热情好客这项“俗世的”操练。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圣徒，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圣徒。我们需要的圣徒是相信神看重基督徒如何在世俗世界生活的俗世的圣徒——父母、老师、教练、律师、政治家、邻舍、志愿者、行政官员。主教、修士、殉道士的时代至少在西方也许已经过去，但对圣徒的需要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如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这样的人，他们视俗世生活为神合法领域的一部分（俗世的生活无疑是）。基督教信仰不可能局限于教会和宗教活动，否则就是自相矛盾。基督的门徒从来不满足于将信仰保持在教会范围内，他们不由自主地将信仰应用于世俗世界。

讨论问题

1.在我们的社会中，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是分开的吗？你能想到一些例子吗？这两种生活分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2. 你是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其价值是什么？

3. 追溯一下中世纪的宗教是如何开始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的。

4. 托钵运动作出了哪些贡献？平信徒修会作出了哪些贡献？

5. 改教家们是如何改变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的？

6. 你如何为神过自己平凡的生活？这对你的时间观、金钱观以及对时间、金钱的利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会如何决定你对应做之事的态度？对意外干扰的态度？对日常事务的态度？

7. 凡事都为了荣耀神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