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基督教思想史
第十八章：卡尔西顿会议
公元433年的重新合一信条在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就基督论问题展开的长时间斗争过程中，只是一种短期休战。西里尔虽然在谴责聂斯脱利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但其后的事实却证明了他必须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宣传他本人对基督论问题的观点。正是这种温和态度使他接受了433年的合一信条。而且他在余生之中一直忠于此项信条。
但西里尔本人在同聂斯脱利斗争时却造成了一股难以控制的势力。他的许多往日同盟者一如既往地深信，真正的信仰要求承认救主只具有独一本性，任何接收安提阿学派两性教义之举就等于叛教，因此，他们拒绝承认433年的和约已是最后定局。
另一方面，安提阿学派中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安提阿的约翰虽未曾放弃其比较极端的盟友认定的真正信仰（因为433年的信条肯定了救主的双重本性），但他却背叛了昔日的友人聂斯脱利。根据该派观点来 看，聂斯脱利所犯的罪过只不过是攻击了混淆神人两性的谬误而已。
这种局势决定了433年所取得的十分脆弱的平衡不能长期维持下 去。只要形势许可，战火还将再度燃起。这就是444年狄奥斯科鲁（Di- oscorus）继西里尔之后任亚历山大牧首之职时所发生的情况。
狄奥斯科鲁在为他坚信的正统信仰而斗争所表现的热忱方面，和在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为其事业争取最终胜利方面，都远远超过他的前任。他认为，433年的合一信条是异端派战胜了真正的信仰，也是该享有东方教会首席地位的、古老的亚历山大主教座所蒙受的一个耻辱。
狄奥斯科鲁继承西里尔的职位之时，形势似乎对发动一场最终击败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并使安提阿主教座蒙羞的斗争相当有利。在那座古老的叙利亚城市（指安提阿——译者）里，主教的宝座已为多姆努（Domnus）所据。多姆努于441年继任约翰的职位，他对隐修生活的兴趣远在积极参与教会事务之上。因此，他将管理其主教区的事务托付给赛勒斯的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狄奥多莱因博学多才而受到许多人的敬重，但他也因与聂斯脱利过往甚密而遭到很多人怀疑。这样，安提阿主教及其同人便处在易受攻击的位置上。此外，政治条件对狄奥斯科鲁也很有利。狄奥多西二世因年老体弱而无力掌权，因而实际上将国家事务交给掌礼大臣克里撒费乌（Chrysaphius）处理，这是位容易接受亚历山大黄金引诱的人。最后，狄奥斯科鲁还受到遍布东方各地（甚至包括安提阿城在内）的修道士们的支持，这批人正在寻求一次捍卫纯正的信仰、反对异端派的机会。
狄奥多莱在安提阿的活动为狄奥斯科鲁发起进攻提供了机会。狄奥多莱曾禁止某位名叫伯拉纠（Pelagius，注意不要与那位提出“伯拉纠主义”的同名修道士混为一谈）的人讲授神学，因为此人的教义与当时多数安提阿学派神学家的观点相抵触。随后，狄奥多莱又写出通常称为《伊拉尼斯特书》（Eranistes）的三篇对话录，捍卫了两性论教义。这部著作观点温和，态度恭谨；但无疑，它也含有作者对“混淆”基督两性者所持的看法。
狄奥斯科鲁从狄奥多莱的活动中看出了安提阿学派的薄弱环节。他让克里撒费乌说服皇帝颁布一项“反对聂斯脱利派”的通谕，但其矛头实际上是指着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而来。完全不出预料之外，这份通谕在安提阿引起的惊惶失措如此强烈，致使自那时起狄奥斯科鲁便可轻而易举地宣称狄奥多莱及其同伴们为不法分子。结果，皇帝命令狄奥多莱待在赛勒斯，不准他继续扰乱其会众的宁静和从事其他活动。狄奥多莱在赛勒斯力图通过著作继续其工作；但是，狄奥斯科鲁显然已成功地限制了这位最重要的安提阿神学家有生之年的活动领域。
事情完全可以就此完结，但狄奥斯科鲁决计要让亚历山大彻底打败安提阿，因此，他决心利用欧迪奇（Eutyches）一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欧迪奇是君士坦丁堡的修道士，他因为是克里撒费乌的教父而受到当地许多人的赞扬和多数人的尊敬。在教义方面，他是聂斯脱利主义和一切与之接近的教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他却未以明确的语言述说自己的基督论。
公元448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一次地方宗教会议上，欧迪奇被多芮里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Dorilea）指控为异端。优西比乌素以反对异端派的热忱出名，他热忱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些支持他的神学家也认为他的态度过于好战了。优西比乌攻击欧迪奇的依据是，这位修道士拒绝承认433年的合一信条，而此信条已经由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确认为标准的正统观点。事实上，否认433年信条效用问题的并非欧迪奇一人，他的许多东方同道都不愿意承认那份信条中含有的两性论教义，但欧迪奇可能是依仗克里撒费乌和狄奥斯科鲁的撑腰，故而公开反对433年的协议。
经过两派人士长期明争暗斗之后，欧迪奇终于出席了君士坦丁堡会议，不过他是在士兵和宫廷官员们簇拥之下来参加会议的（或许是要让到会的主教们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位重要人物）。看起来，他还不清楚自己只是狄奥斯科鲁策略中的一个走卒而已。狄奥斯科鲁似乎已使皇帝使节确信欧迪奇遭到谴责的消息。在这次谴责以后，狄奥斯科鲁便可以成为欧迪奇事业的积极斗士，而欧迪奇恢复元气后还可以给其敌人以同样的致命一击。正如狄奥斯科鲁所期待的那样，欧迪奇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受到了谴责。
我们难以弄清欧迪奇教义的确切内容。他拒绝承认“与我们同质”（consubstantial to us）和“道成肉身后具有两种本性”（two natures after the incarnation）等信条（二者均摘自433年的合一信条），尽管他愿意承认救主“在合一之前属于两种本性”（of two natures before the union）。据后人讲，他曾说基督的人身系从天上降临到人间来的。但这似乎是言过其实了。欧迪奇的主张倒可能是这样的，即基督的身体由于道成肉身之故而得到神化，因而再也不是“与我们同质”的身体了。无论怎么讲，欧迪奇无疑是（如同教皇利奥所说）“粗心大意并且特别无知的人”，他对西里尔作出的解释（他自称以西里尔观点为其神学基础）也相当肤浅。他对聂斯脱利的解释也同样浅薄，因而他可以从一切肯定基督里面有两性的说法中找到“聂斯脱利主义”（Nestorianism）。他把西里尔和聂斯脱利的名字当做标签，硬贴在这两位神学家从未主张过的教义之上，结果却使他自己的名字成为一种他从未持有的教义—— 欧迪奇主义（Eutychianism）的标志，这或许是恰当的说法。
欧迪奇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遭谴之后便向各大主教座的主教们提出申诉，其中也包括罗马的主教利奥在内。另一方面，审判欧迪奇的主持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佛拉维安（Flavian）也致信罗马说明情况。这可能正是狄奥斯科鲁所希望的，因为现在争端已由区域范围发展至普世范围，这就有足够的理由来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而对于狄奥斯科鲁来说，这样的会议是不难驾驭的。如果这个会议赦去了欧迪奇受到的处分，并且谴责了曾经审判过他的那批人，那就将成为狄奥斯科鲁和亚历山大主教座的一次巨大胜利。与此同时，为了证明召开大公会议的必要性，狄奥斯科鲁有意拒绝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宗教会议的决定，并且为欧迪奇提供联系。
最后，皇帝于公元449年在以弗所（Ephesus）召集一次大公会议。大约130多位主教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从开始之时就已十分明朗，狄奥斯科鲁（皇帝指定他主持这次会议）不愿意就自己的纲领作出半点让步。出乎狄奥斯科鲁预料之外的是，罗马采取对立的态度，因为教皇利奥写给君士坦丁堡的佛拉维安一封牧函[通常称为《大函》（Tome）]，表示支持对欧迪奇的谴责。《大函》尽管在语调上颇委婉，但它却明确声称，欧迪奇之遭谴完全正确，同时它也表明了利奥本人的基督论观点。这位教皇认为，应该将欧迪奇视做属于“昭著的谬误师傅之行列， 因为他们从来不是真理的门徒”。欧迪奇的主要谬误，在于他否认救主与人性同质，而道成肉身的尊荣并未消灭基督的人性。“正如上帝没有因为表现出怜悯而发生变化那样，人（性）也不会被尊严所吞没。”相反，两种本性间的区别即使在合一以后还将必然存在。
因此，在无损于合一在一个位格里面的各个本性和本体的特性的前提下，尊严担当起谦卑，强大担当起弱小，永生担当起有死：为了给我们的处境偿付赎金，神圣而不可冒犯的本性与具有可能性的本性合为一体……这样便从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人性里诞生了真正的神，这位神既在其自身里面保持完全，又在我们里面保持完全。……道发挥当属于道的作用，肉身履行当属于肉身的职责。二者之中一个闪耀着神迹的光辉，另一个屈从于伤害。如同道时时刻刻都在享有与其圣父同等的荣耀一样，肉身也绝未超出我们的本性范围之外。
然而这段话不能说明利奥“分裂”了两种本性，就像聂斯脱利被指控的做法那样，因为利奥明白地肯定基督里面只有一个位格，并认为应当不断地肯定这种位格统一性。“因为我们必须再三重复，那同一者既是真正的神子，又是真正的人子。”
利奥在这个阐述基督论教义的过程中没有提出什么标新立异之见，也没有创立新学说的企求。相反，他所使用的信条就是德尔图良两个半世纪以前所使用的那个信条，尽管德尔图良确实只是偶然提到“一个位格”，而安布罗斯、哲罗姆以及利奥之前不久的奥古斯丁等确实也花费了许多精力，想在西方教会里总结出一个其基本思想已为德尔图良论述过的信条。
这样，古代基督教会的三大基督论流派：亚历山大学派、安提阿学派和西方教会派，便因围绕欧迪奇而产生的争辩发生直接接触。三大派别都赞成有必要肯定耶稣基督里面的神人两性合一，但它们在这个合一是如何实现的问题上莫衷一是。
亚历山大学派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该派神学家们（此处当舍去奥利金不言）一直试图通过宣扬逻格斯——肉身（Logos-flesh）类型的基督论教义，来形成合一的信条。此种教义在阿波利拿流那里引出其必然结论，故而自那时起就不再有哪位正统的神学家有意支持它了。但当时还有一批出自阿波利拿流派人士之手，而又被归入某些正统派神学家（特别是亚他那修）名下的著作流传于世，因此，亚历山大学派仍在寻求与阿波利拿流观点类似的解决答案。5世纪期间最普遍的观点则是西里尔的教义，这种教义主张实体（hypostasis）合一及基督里面没有人性实体等说法。不过，西里尔的一些继承人从他的教义中看到了“分裂两种本性”的危险倾向，因而回到古人关于救主单一本性的观点上去。由于西里尔威望很高，并且他肯定了基督曾“属于两种本性”，这里的难题当然要得到解决，因此，亚历山大学派便通过“道成肉身以前属于两种本性，道成肉身后只有一种本性”的信条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说，基督曾经是真正的人和神，但这里的区别只能在理智的水平上才能划分（“在道成肉身之前”），因为“道成肉身以后”人性便为神性所吸收，致使人们不可能再去讨论其人性如何的问题。
安提阿学派的神学家们以救主人性的实在性为其出发点，尽管他们在撒摩沙他的保罗和幼斯塔提乌两起事件之后开始意识到肯定救主位格之神性的必要性问题。更为甚者，聂斯脱利遭谴之后，安提阿学派人士普遍体会到否认“属性交流”实际上就是否认道成肉身，因而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事工。因此，他们愿意承认基督里面神人两性的这种合一就表示，真正的“属性交流”能够产生。但他们不愿接受“混淆”神性和人性，致使后者丧失其原来特性的教义。
最后，西方神学家的立足点是经过安布罗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人总结归纳的古代德尔图良信条。由于西方人士日益感到，应当从替人向上帝偿还欠债的角度理解基督的救恩事工（这种说法后来成为基督事工的典型形式），因此，人们必须承认，救主必然是能够使此项事工得以完成者。这就要求基督里面要有神性和人性的合一，但它又不要求对此合一作出格外的理解。因此只要重申那古人的信条，不过同时还要说明，其中绝无救主的人性为其神性所吸收之意。这就是利奥在其《大函》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上述三大基督论派别相逢于449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此次会议的结果，在第一次会议之前，就可以预料。狄奥斯科鲁有克里撒费乌为他撑腰，并通过克里撒费乌而获得皇帝本人的支持。而且他还聚集了为数众多的一批主教和狂热的修道士，这些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为“纯正的信仰”赢得胜利。安提阿学派观点最有能力的捍卫者、赛勒斯的狄奥多莱，被皇帝禁止参加此次公会议。最后，根据会议开幕前两天颁布的一项敕令，皇帝指派狄奥斯科鲁主持大会，并授权给他，允许他禁止任何企图对由尼西亚会议（325年）和以弗所会议（431年）宣布的信仰内容进行增删活动者的发言。
在这种条件下，449年的以弗所会议只能成为利奥接下来称它的那样，是次“强盗会议”（a robbers’synod）。会议不顾佛拉维安和教皇代表的抗议，始终没有宣读利奥的《大函》。佛拉维安可能在会上受到粗暴对待，因而几天后便溘然长逝。第一个对欧迪奇进行指控的多芮里亚的优西比乌，因为宣传“合一以后的两种本性”教义而遭到谴责和放逐。欧迪奇被宣布为完全的正统派。一些先前谴责过他的主教现在又改变主张，并且反过来诅咒那些谴责欧迪奇的人。其次，此次会议承担了谴责和放逐安提阿学派基督论主要代表人物的任务，其中包括安提阿的多姆努、赛勒斯的狄奥多莱和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最后，会议颁布教令，规定今后只有不相信聂斯脱利及其同伙的教义者方可被按立为神职人员。这样，无论是在神学方面，或是在政治方面，亚历山大最后战胜安提阿似乎已是定局。
然而，教皇利奥是不愿屈从一个被他称为强盗集会的会议所通过的教令和决定的。不久他就收到佛拉维安、狄奥多莱和多芮里亚的优西比乌的来信。此外，他又从作为教皇使团成员出席大会的执事希拉利乌（Hilarius）那里，闻知有关会议种种做法的直接消息。利奥立即采取行动，发动一场反对以弗所会议所作所为的斗争。他写信给主教们、修道士们、政治家们，以及皇室成员。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一场徒劳。皇帝和其手下掌权者不愿意再次开展不久前已为此事召开过以弗所大公会议的讨论。
“强盗会议”后一年不到，皇帝不慎落马摔死，遂使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皇帝的妹妹帕尔切莉娅（Pulcheria）和她的丈夫马尔西安（Mar- cian）继任皇帝。帕尔切莉娅始终是教皇利奥寄希望最大的对象之一——事实上，她之所以在其兄弟执政期间被逐出宫廷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反对狄奥斯科鲁和克里撒费乌。现在轮到她和丈夫着手取消不久前召开的以弗所会议所采取的行动了。不久，被狄奥斯科鲁放逐的主教们纷纷返回各自的职守；佛拉维安的遗骸被以隆重的礼节移葬进使徒大教堂；过去曾经追随狄奥斯科鲁的新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现在宣布拥护利奥的《大函》；在各行省中，许多人相继仿效这位京都主教行事；最后，两位皇帝决定于公元451年5月在尼西亚召集主教们举行一次新的会议。
由于某些实际原因，这次会议（通常称为第四次大公会议，但所谓聂斯脱利派和基督一性论派却不承认它）最后在卡尔西顿举行。520名主教（迄至当时为止，这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在圣幼费米亚大堂（Basilica of Saint Euphemia）举行集会，此外还有由18个人组成的皇家使团出席了会议。
会议接受了教皇使团的要求，首先讨论狄奥斯科鲁和449年会议的问题。会上宣读并讨论了以弗所会议的法令文献。文献宣读完毕时，几个参加那次会议的主教当众忏悔，承认自己因受到威胁和由于惧怕而被人利用了，还有些人则称自己当时被弄糊涂了。狄奥斯科鲁仍坚持己见，肯定基督曾“属于两种本性”，但不是“具有两种本性”，这就是佛拉维安、多姆努、伊巴斯和其他人被放逐的原因。结果是狄奥斯科鲁遭到谴责、放逐和流放的处分。不久以后他便在流亡中死去。狄奥斯科鲁受到基督一性论者的尊敬，并且被他们视为捍卫真正信仰的斗士；而正统派却几乎忘却了他，他们认为，狄奥斯科鲁只不过是个运用其主教座的权威和影响将自己的教义强加给他人的狂热分子。他在“强盗会议”上的追随者们在忏悔了先前的错误之后得到宽宥。最后，在449年被狄奥斯科鲁及其追随者放逐的主教们又回到各自的教座，唯有安提阿的多姆努除外，他宁愿继续过隐修生活，而不愿再度承担主教的任务。
会议在起草认信文时遇到一些周折。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 议，431年）通过的第七条教法宣称，任何人都不得编订或提倡与尼西亚精神不同的信仰条文。许多人将此视为不得编写新信经的禁令，因而反对由卡尔西顿会议通过新的教义信条。持这种反对意见者最后在皇帝的压力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时也是因为事实显然已证明，《尼西亚信经》还不足以结束眼前的争辩，因为争辩的双方都表示愿意接受《尼西亚信经》，并各自依之为据。
会议在西里尔和利奥的意见分歧中遇到另一个难题。西里尔始终强调“上帝之道化成肉身的一个本性”，因而对在基督里面相应于其神性的部分和相应于其人性的部分作出过于明确划分的人一直持怀疑态度。在两种本性问题上，西里尔认为可以谈论“道成肉身”之前的两种本性，甚至还说过基督属于两种本性，但绝口不言基督存在于两种本性之中。与此相反，利奥的《大函》则肯定，合一以后的基督里面有着两种本性，人们可以分辨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因此可将某些性质归于一种本性，而将其他一些性质归于另一种本性，尽管“属性交流”是不能忽略的，否则道成肉身就不具任何意义了。人们只要不把“属于两种本性”理解成双重本性只存在某个观念的时间里，即“道成肉身之前”，而在耶稣基督实际位格里面，即“道成肉身之后”，则只有一种本性，那么，上述两种信条便完全可以互相一致。这正是欧迪奇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坚持的观点， 结果他在那次会议上受到了谴责。449年的以弗所会议所宣布的也是这种观点。由于这个缘故，西方教会的代表和一些安提阿学派人士虽然承认西里尔的权威和正统地位，但又认为他的“属于两种本性”信条不够说明问题，因而主张“在两种本性之中”的教义。
此处没有必要讨论会议所经历的长时间争论的细节。不过会议最终还是写成一份信条，即流传给后人的《卡尔西顿信仰宣告》（Definition of Faith）。
我们随诸圣教父之后，异口同声地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的神。在神性中他是完全的，在人性中他也是完全的。是真神又是真人， 有人的灵魂和身体。以神性言，他与父同体（质）。以人性言，他与我等同体（质）。在一切事上，除了罪恶，与我等相同。以神性言，在万世之先，由父而生，后来为我等人类的拯救，以人性言，由童女马利亚即神之母而生。
这一位基督，神之独生子，具有二性，这二性不紊乱，不交换，不分开，不离别。二性之特点，不因相合而丢失，但各性之特点，反因一位中之相合而保存于一位（prosopon）和一实体（hypostasis）中——不是分开的，或离别成为二位，而是同一位子，是独生的。神圣之道，主耶稣基督，如古代先知所言者，如主耶稣所教者，如信经的教父所传者。
出席卡尔西顿会议的主教们在编写和通过这份信式，以及在认可利奥的《大函》和西里尔的教牧书函的过程中，并不以为自己在破坏有关不得提出违反尼西亚信仰的教义的以弗所禁令。相反，他们将《卡尔西顿信仰宣告》视作尼西亚信仰的补充，尽管他们把尼西亚信仰同那次大公会议之后出现的争辩联系在一起。教会的信经仍将是《尼西亚信经》，不过现在要用《卡尔西顿信仰宣告》对之重做解释。宣告不仅谴责了“混淆”救主两种本性的欧迪奇之流，同时也谴责了“分裂”救主本性的聂脱斯利之流。西里尔和欧迪奇使用的“属于两种本性”一说没有受到明确谴责，尽管会议拒绝了欧迪奇对此说法的理解方式。同样，“在两种本性之中”虽然得到大会的承认，但聂斯脱利对此说法的观点却遭到明确的反对。
皇帝马尔西安和帕尔切莉娅召开此次公会议的目的看来已经实现。会议在谴责了各种极端的观点和先前的异端派之后，又达成了一份得到极大多数主教赞同的信条。然而，会议所取得的一致性更多的是表面现象，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说明，会议结束后不久便出现了不愿接受《信仰宣告》的少数派意见。因此一些持异议的派别兴起，他们身处主流教会之外，至少流传到20世纪。而且，即便在承认卡尔西顿会议精神的人们当中，也在《信仰宣告》的解释方式上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分歧时时引出激烈的争吵。罗马本身在破坏此次会议的权威性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它拒绝接受会议的第二十八条教规，该教规允许君士坦丁堡主教座可以享受与罗马主教座“同等的特权”。结果，基督论争辩又持续了几个世纪。不过，关于后来基督论争辩的情况应该留给这部《思想史》的下一卷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