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基督教史

第二十三章：灵性主义者

我高兴地接到命令，去引人认识那内心之光、圣灵和恩典，凭借这些，所有人都可以确信他们得救，认清他们走向上帝的道路；他们甚至知道，上帝的灵将引领他们认识全备的真理，我确信，上帝的灵不会欺骗任何人。

——乔治·福克斯

看似无休止的教义争论和基督徒彼此的不宽容，令许多基督徒在一种纯然属灵的宗教中寻求慰籍。同样，过分强调正确的教义有利于社会上层，他们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没机会受教育的基督徒无法讨论复杂的神学问题，他们被视为孩子，需要有人带领他们穿越教条的迷雾，以免在错综复杂的教条中犯错。因此在17和18世纪，灵性主义者（spiritualists）运动既吸引了知识分子，也吸引了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前者极其厌恶狭隘的教条主义，后者将灵性主义运动视为一次表达自我的良机。相对来说，一些灵性主义团体或学派的创建者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很快就有受过更多教育、社会地位更高的信徒加入他们的阵营。

由于灵性主义运动的特点，我们难以追溯它的历史。这场运动导致了许多思潮，产生了许多领袖，他们的追随者和教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并不总能分清他们，并难以确定某个思想或某场运动的真正发起者。因此，理解灵性主义运动本质最简单的方法，是讲述这场运动中的三位重要领袖：波墨、福克斯和斯韦登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彼此非常不同。

雅各·波墨

雅各·波墨（Jakob Boehme，1575—1624）生于德国的西里西亚（Silesia）。他的父母是出身卑微的坚定的路德宗基督徒。在这个敬虔的家庭中，小波墨形成了虔诚的信仰；但是，当时的讲道全是关于神学争论的长篇大论，这令他感到乏味。十四岁时，父亲让他去做鞋匠学 徒，这成为了他的终生职业。但是，他在学徒生涯开始不久就得见异 象，以至于最终被师父赶走，师父说，他想要的是学徒，不是先知。

波墨后来成为一个流浪鞋匠，依靠四处修鞋为生。他在流浪生活中得出结论，教会领袖已经建起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巴别塔”，其上是冗长的诡辩。因此，他决心培养他的内在生命，阅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相关著作。他就这样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异象和其他属灵经验印证了他的这些观点。但是，他最初并没有将他的这些信念和经验告诉别人，只满足于他的鞋匠生活。他大约在二十五岁时结束了流浪生活，在小镇格尔利茨（Goerlitz）开了一间店铺，并过上了相当舒适的生活。

虽然波墨并没有得到讲道的呼召，但是他相信，上帝已经命令他记下他的异象。因此，他写下了《明亮的曙光》（Brilliant Dawn），这位先知在书中不断声称，他写下的每字每句都是上帝的启示，他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支笔。他并没有发表这部著作，但是，格尔利茨的牧师得到了一个抄本，他向地方官控告了波墨。波墨在被流放的威胁下承诺不再教导或撰写宗教问题，五年中他没有食言。但是，在新异象和一些仰慕者的驱使之下，他于1618年重新开始写作。在未经波墨允许的情况下，他的一个追随者发表了他的三部著作，格尔利茨的牧师也得到了这些著作，他再次指控波墨是异端。结果，波墨被迫离开了格尔利茨。

波墨随后来到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这里的几位神学家审查了他的教导，但是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他们承认，他们难以准确地理解波墨的意思。他们建议再给波墨一些时间，让他阐明他的思想。但是，上帝并没有赐给他这些时间，因为他病倒了。他决定回到格尔利茨，死在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身边。五十岁的波墨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神学家的回应“他们难以理解波墨的教导”并不是他们避免宣判的托词。实际上，我们仍可以对波墨的著作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将基督教的一些传统主题，与魔术、炼金术、神秘主义和通神论中的一些要素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从未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这些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他大胆地使用他从未解释过的比喻，这令他的教导更含糊不清。例如，他所说的“永恒的子宫”（eternal womb）或“众生之母”（mother of all birth）是什么意思？它们只是上帝的其他名字？还是它们意在传递其他信息？

不管怎样，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波墨教导的确切内容，而是它们的基本方向，这非常清楚。这是在反抗神学家冷漠的教条主义和教会空洞肤浅的崇拜。波墨反对这些，他赞扬灵性自由、内在的生命和直接的个人启示。例如，他宣称，既然“字句叫人死”，那么，信徒不应当由圣经来引导，而应当由圣灵来引导，因为圣灵启示了圣经的作者，甚至现在还在启示信徒。正如波墨自己所说：

拥有“自我”这本书就已足够。如果我有基督的灵在我里面， 整部圣经就在我里面。我为什么还渴望得到更多的书？为什么还辩论外在的东西，不学习内在的东西？[1]

波墨生前并没有多少追随者，但是，他的著作后来为他赢得了许多崇拜者。在英国，他的一些追随者发起了一场“波墨主义运动”（Boehmenist Movement），其中一些人还与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的贵格会基督徒（Quakers）产生了冲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抗议传统神学争论的灵性主义运动，最终也卷入到神学争论之中。

乔治·福克斯与贵格会

在波墨去世的那一年，乔治·福克斯（1624—1691）生于英国的一个小村庄。他也是出身卑微，也是鞋匠学徒。但是，他在十九岁时厌恶他的学徒同伴的放荡生活，在圣灵的驱使下，他放弃学徒工作，开始了流浪生活，参加各种宗教聚会，寻求来自天上的启示。他也致力于研读圣经，据说他可以背诵整部圣经。福克斯经历过许多内心的争战，有时，他对认识真理感到绝望，有时，他被宗教经验所激励。他渐渐相信，盛行在英国的所有宗派都是错误的，它们的崇拜是上帝所厌恶的。

福克斯质疑了传统基督教的许多东西。如果上帝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屋中，那么，怎么会有人敢将他们聚会的房屋称作“教会”？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建有钟楼的房子。为领取工资而侍奉的牧师并不是真正的牧者，而只是“司祭”（priests）和“熟练工”（journeymen）。赞美诗、崇拜仪式、讲道、圣礼、信经和牧师——它们都是人类为圣灵的自由所设的障碍。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克斯提出了“内心之光”（inner light）。它是一粒存在于所有人内心的种子，它是我们为了找到上帝而必须走上的真道。加尔文主义者的人性完全败坏的教义否定了上帝的 爱，也否定了爱上帝的基督徒的经验。相反，人人都有内心之光，无论它有多么微弱。因着这束内心之光，异教徒才能与基督徒一同得救。但是，一定不要将内心之光与理性或良知混淆。它既不是自然神论者的“自然理性”，也不是一系列指向上帝的道德原则，而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认识与接受上帝的存在的能力。正是依靠内心之光，我们才能相信与理解圣经。因此，通过内心之光与上帝的相交，先于任何通过外在的方法与上帝的相交。

虽然与福克斯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内心所燃起的那团烈火，但 是，他在一些年内并没有宣讲他相信自己所发现的信仰和基督教的真正意义。当时，英国有许多宗派，他参加过所有宗派，但是没有一个宗派能让他满意。最终，在圣灵的呼召之下，他在一次浸信会的聚会中讲出了他当时在内心所相信的真理。从此以后，圣灵这样的呼召越来越频 繁。他在不同宗派的聚会上宣称，圣灵命令他讲出他的基督教的属灵异象。他的话经常遭到蔑视和敌视，他经常被赶出聚会，遭到殴打，并被别人用石头击打。但是，这些事并没能阻止他，随后不久，他在另一个“建有塔楼的屋子”中打断崇拜，并宣讲出他的教义。他的追随者迅速增长。起初，他们自称是光之子（children of light）；但是，福克斯更喜欢教友（friends）这个名字，“教友”后来成为了他们的官方名称。但是，其他人还看到，他们的宗教热情令他们颤抖，这些人开始将他们称为震颤者（Quakers）——贵格会基督徒，这成为了他们为人所知的名字。

福克斯从1652年起就得到了玛格丽特·费尔（Margaret Fell）的坚定支持。费尔是个贵妇，她于1658年成为寡妇，并打算在1669年嫁给福克斯。这时，她已经成为这场新生运动的领袖，她用她的贵族身份来保护这场运动。但是，贵格会在政治上遭到很大的反对，以致到了1664年费尔因支持贵格会运动而被捕，她的财产被全部没收，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直到国王下令将她释放之后，她才得以嫁给福克斯。他们在余生致力于教导和宣教，但是，他们不断被监禁，这经常打断他们的工作。乔治·福克斯于1691年去世，玛格丽特·费尔·福克斯于1702年去世。

福克斯和他的追随者相信，任何形式的崇拜都会阻碍圣灵的工作， 因此，教友会的崇拜总是安静地进行。任何有感动的教友都可以自由地大声讲道或祷告。当被圣灵感动时，女教友也有权像男教友那样讲道。

福克斯本人并不打算在这样的聚会中讲道，而只是听凭圣灵的感动。有时，当许多希望听他讲道的教友聚在一起时，他却拒绝讲道，因为他觉得圣灵并没有感动他。同样，贵格会崇拜也不包括传统的洗礼和圣餐，因为他们担心，物质的水、饼和酒，会令教友的注意力远离属灵的经验。这是他们与波墨主义者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为波墨派继续举行圣礼——尽管他们将圣礼（sacraments）称为仪式（ordinances）。

福克斯意识到这一危险：他强调圣灵的自由将导致过分的个人主 义。其他同样强调圣灵的自由的运动都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个人自由的运用毁掉了它们的信徒。福克斯通过强调团契与爱的重要性来避免这样的危险。在教友会的聚会中，决议并不是通过绝大多数教友的表决来做出的。如果他们没有达成一致，他们会推迟做出决定，聚会继续安静地进行，直到圣灵给出一个解决办法。如果圣灵没有给出解决办法，悬而未决的问题将留到下一次聚会解决。

许多人并不喜欢福克斯和贵格会的教导和习俗。宗教领袖痛恨这些“狂热分子”为了宣讲或阅读圣经而打断他们的崇拜。这些教友拒绝什一奉献、宣誓、向“优渥者”鞠躬，或向上帝之外的任何人脱帽致敬，因此，掌权者认为必须教训一下他们。贵格会基督徒主张用亲密的“你”（Thou）来称呼上帝，因此，不应当用更尊敬的“您”来称呼其他任何人。对于许多习惯了被比自己“低下的人”顺服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不敬的，是不能容忍的悖逆。

结果，福克斯经常遭到殴打，他被监禁了许多年——玛格丽特·费尔·福克斯也是如此。一位牧师宣讲说，最终的真理将在圣经中被找到，福克斯驳斥了他，认为他讲错了，因为最终的真理是在默示了圣经的圣灵那里，结果，福克斯因打断了这位牧师的讲道而被第一次送进了监狱。还有几次，他受到了亵渎上帝的指控，或被指控阴谋反叛政府。

在当局主动提出赦免他时，他拒绝了，宣称他并没有罪，没犯罪而接受赦免是在撒谎。还有一次，当他因被控亵渎上帝而服刑了六个月时，他得到了一个用在共和国军队中服役来换自由的机会。他拒绝了，并宣称基督徒不应当使用任何武器，除非是圣灵的武器，结果，他的刑期又被延长了六个月。从此以后，贵格会基督徒就因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而闻名于世。

在福克斯没有被监禁时，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斯沃斯莫尔庄园（Swarthmoor Hall）——玛格丽特·费尔的家，这里成为教友会的总部。福克斯在其余时间游走于英国和国外，他访问贵格会聚会，并向新地区传讲他的信息。他先去了苏格兰，在那里他受到煽动叛乱的指控；他后来又去了爱尔兰；再后来，他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洲生活了两年；他也两次造访欧洲大陆。在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他都赢得了信徒，当他于1691年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已经达到数万人。

贵格会基督徒也遭到了迫害。他们被关进监狱，罪名是流浪、亵渎上帝、煽动暴乱和拒缴什一税。1664年，查理二世下令禁止举行未经当局许可的宗教集会。许多宗教团体继续秘密聚会。但是，贵格会基督徒宣称，秘密聚会等于说谎，因此，他们径直违抗查理二世的命令。数以千计的贵格会基督徒随后被关进了监狱，等到宗教宽容于1689年实现 时，数百名贵格会基督徒已经死在狱中。

在福克斯的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父亲是英国海军上将，他努力确保儿子可以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年轻的佩恩在学生时代就成为了清教徒。后来，他在法国学习时受到了胡格诺派的影响。1667年，他回到了英国，并成为贵格会基督徒。他的父亲对一个这么“狂热”的儿子无能为力，他将佩恩赶出了家门。佩恩在他的信仰上坚定不移，最终，他在伦敦塔被监禁了七个月。据说，他当时告诉国王， 伦敦塔是最不能令他信服的论据，无论是谁，无论谁对谁错，只要用暴力来寻求信仰一致就一定是错的。最终，多亏了他的父亲和其他有地位的朋友的帮助，他才被释放出来。在随后的一些年，他组建了家庭，游走于欧洲各地，并撰写著作和文章，为贵格会辩护。

然而，佩恩为宗教宽容的辩护并不受欢迎。一些人甚至声称，他是秘密的耶稣会会士，他的真实目的是帮助罗马天主教徒重获已经丧失的特权。正是在这时，佩恩构想出被他称为“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的思想社会。一些会友向他提到北美洲的新泽西。国王欠他一大笔钱，而国王不愿意支付他现金，因此，佩恩能从查理二世那里得到一块赠予地——位于今天的宾夕法尼亚。他的计划是建立一块完全有宗教自由的新殖民地。当时，英国殖民者已经在北美洲建立了殖民 地。但是，除了罗德岛之外，所有殖民地都没有宗教宽容。在最不宽容的殖民地马萨诸塞，贵格会基督徒受到了迫害，他们被流放，甚至被砍断手足并处死。佩恩现在提出建立一块新殖民地，所有人在这里都可以根据他们的信仰自由地崇拜。在一个不宽容的时代，这似乎是糟透了。但更糟的是，佩恩计划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国王所赠予他的土地。他相信，这片土地的合法拥有者是印第安人，而不是国王。他希望与印第安人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样，殖民者就不需要用武力来保护自己。这块神圣实验地的首府将被称为费城——友爱之城。

对于更“求实”的英国公民来说，佩恩的神圣实验似乎是拙劣的，但是，无论他所构想的神圣实验有多么拙劣，很快就有许多人——不仅是在英国，也在欧洲其他国家——愿意参与他的实验。其中许多人是贵格会基督徒，因此，教友派曾一度主导了宾夕法尼亚的政治生活。但是，这里也有许多不同宗派的殖民者。在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任总督佩恩的领导之下，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关系非常友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佩恩实现了他的和平殖民的梦想。在多年之后的1756年，另一位殖民总督向印第安人开战，贵格会基督徒辞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公职。但是，作为佩恩的“神圣实验”的一部分，宗教宽容最终被写进了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宪法。

依曼纽尔·斯韦登堡

乔治·福克斯生于波墨去世的那一年，而依曼纽尔·斯韦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则生于福克斯去世的三年之前。因此，我们在本章所讲述的三位宗教领袖的生活几乎跨越了整个17和18 世纪。

斯韦登堡的一些教导与波墨和福克斯的非常相似，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却极为不同。波墨和福克斯出身卑微，而斯韦登堡生于瑞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此外，他们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斯韦登堡接受了他可以受到的最好教育，他曾在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学习，后来又在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生活了五年，并一直在学习。福克斯和波墨在很早就表现出他们的信仰不安，而年轻的斯韦登堡却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科学研究引领他开始了探索之旅，他的探索令他有了宗教信仰。

斯韦登堡在多年的科学研究之后得到一个异象，他说这个异象将他带入一个灵性世界，他在这里得以认识永恒的真理。在这个异象之后， 他撰写了数卷论实在和圣经的真正意义的著作。他认为，所有实在都反映出上帝的属性，因此，可见的世界“对应”（correspond）着不可见的世界。圣经也是如此，它所反映出的真理只有已经进入了灵性世界的人才能认识。

斯韦登堡相信，他的著作将为世界史和宗教史开辟一个新时代。他甚至宣称，他得到启示这件事就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再来。不出所料，他的绝大多数同代人并不欢迎他的这些思想，因此，他的追随者很少。他并未觉得自己得到了创建新教会的呼召，而是呼吁现有的教会重新理解教会的本质和教会所传讲的信息。但是，到了1784年，即在斯韦登堡去世十二年之后，他的追随者创建了“新耶路撒冷教会”（Church of New Jerusalem），该教会的信徒从来就不是很多，但是，这个教会直到21世纪依然存在。此外，“斯韦登堡会”（Swedenborgian Society）于19世纪初成立，该会的目的是出版与经销斯韦登堡的著作。

在本章所讨论的三位宗教领袖中，只有福克斯能领导与组织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信徒团契是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样，福克斯和他的教友与其他大多数灵性主义者不 同，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法。但是，除了贵格会之外，灵性主义运动注定不会对教会和整个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它关注于个人与来世。另一场同样反抗理性主义和冷漠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现在，我们就来讲述这场运动。

[1]Apology to Tilken，2: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