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基督教史

第十九章：天主教正统

对于想见的人，就有足够的亮光，对于有相反性情的人，就有足够的黑暗。足够的明晰光照上帝拣选的人，足够的黑暗令他们谦卑。足够的黑暗蒙蔽上帝摒弃之人的双眼，足够的明晰将他们定罪，令他们无可推诿。

——布莱斯·帕斯卡尔

特伦托大公会议确立了天主教未来四百年的正统，也提出了教会改革的整体计划。但是，在天主教内部，这样的正统和改革都遇到了反 对。首先，特伦托大公会议的改革计划基于教宗集权，因此与各国政府产生了冲突。其次，所提议的改革要求高级教士做出他们并不愿意做出的牺牲。最后，一些天主教徒担心，在致力于驳斥新教的过程中，特伦托大公会议走得太远，尤其是忽视了奥古斯丁的恩典论：恩典在救赎人类中居首位。

高卢主义与对教宗权力的反对

尽管特伦托大公会议是必要的，因为教宗并没有决心和能力应对新教改革的挑战，但是，到了此次大公会议结束时，教宗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被赋予统治所有天主教会的巨大权力。但是，特伦托大公会议的这一决议在欧洲的许多宫廷并未受到欢迎。当时，民族主义高涨，专制君主越来越强大，因此，国王和民族主义者都反对建立在教宗统治之下的集权教会。这样一种思想被称为高卢主义（Gallicanism）——它来自高卢，即古代的法国，因为高卢主义在法国最为强大。维护教宗权力的天主教徒被称为越山派（Ultramontanes），因为他们仰赖山那一边——即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权力。

到了中世纪晚期，当教宗生存于法国庇护之下时，法国国王令教宗作出许多让步，主要是法国教会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法国人坚持保留古代“高卢教会的自由”，这被特伦托大公会议的集权化教令否定了。一些高卢派因政治原因而反对教宗集权，而其他高卢派之所以也反对，是因为他们相信，教会的权力在于主教，而不是在于教宗。不管怎样，在法国国王下令施行之前，特伦托大公会议的教令在法国是无效 的。虽然亨利四世在漫长的谈判之后同意施行这些教令，但是，法国议会并没有批准亨利四世的决定，因此在法国实施此次大公会议的教会绝非易事。1615年，在亨利四世被暗杀五年之后，法国政府仍没有批准实施这些教令，当时由越山派所主导的法国神职人员决定自行实施这些教令。但是，这一事实——法国神职人员裁定了特伦托大公会议在法国的合法性——最终被为“高卢教会的自由”辩护的人用作他们的一个论据。

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类似的运动。费布朗尼主义（Febronianism）得名于查斯丁·费布朗尼（Justin Febronius），费布朗尼于1763年匿名发表了《国家教会与罗马教宗的合法权力》（The State of the Church and the Legitimate Power of the Roman Pontiff）。该书认为，教会是信徒的团契，主教是他们的代表，教会应当由主教来治理。因此，教会的最终权力在于主教会议，而不在于教宗。教宗克莱门十三世将费布朗尼的著作斥为异端。但是，费布朗尼主义还在传播，并受到欢迎。一些天主教徒认为，费布朗尼主义可能有助于通过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令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重新合一。另一些天主教徒之所以支持费布朗尼主义，是因为该主义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一些大教区的富裕主教也支持费布朗尼主义，因为他们能以此避开教宗下令进行的改革。

在维也纳的宫廷中，费布朗尼主义也受到了欢迎，并发展出不同的形式。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是一位有学识、有自由思想的统治者，他在自己的领地进行了许多改革。他需要教会支持他的这些改革， 但他并不需要那些听命于特伦托大公会议的教会的支持，他认为这些教会蒙昧无知，难以容忍。因此，他接管了对神职人员的教育，关闭了他所认为过于传统的修道院，创建了新教会，并按照他所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全面改革教会。其他统治者愿意效法约瑟夫二世的榜样，1764年谴责了费布朗尼主义的教宗，又于1794年谴责了“约瑟夫主义”。但是，法国大革命（我们以后将会讲到）——而不是教宗的谴责——结束了这场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

与此同时，耶稣会的解散沉重地打击了教宗的权力。对于教宗来 说，耶稣会就是一支军队，但是，18世纪的专制君主并不喜欢耶稣会。耶稣会支持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狭隘政策，这对耶稣会的声望没有任何好处。尤其是波旁家族，他们极其厌恶耶稣会会士，因为他们一贯支持波旁家族的敌人——哈布斯堡家族。因此，随着波旁家族的兴起，哈布斯堡家族的衰落，耶稣会陷入了困境。1758年，耶稣会被指控蓄意暗杀葡萄牙的约瑟夫一世。一年之后，耶稣会被驱逐出葡萄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的约瑟夫一世还没收了耶稣会的财产。同在波旁家族统治之下的法国于1764年镇压了耶稣会。三年之后，查理三世将耶稣会驱逐出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那不勒斯的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同他的父亲西班牙的查理三世一样，也将耶稣会逐出了他的领地。波旁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都在他们的领地和全世界清剿耶稣会。1769年年初，波旁家族驻罗马的特使向教宗呈交了一份联合决议，要求解散耶稣会。最终，教宗克莱门十四世于1773年下令解散耶稣会，因此，教宗失去了推行他的政策最有力的一个工具。

高卢主义、费布朗尼主义、约瑟夫主义和镇压耶稣会，这一切都表明，当教宗们坚持自己的普世权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丧失他们的权力和威望。

詹森主义

特伦托大公会议明确谴责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恩典论与预定论；但 是，许多天主教徒担心，这么极端地回击新教将导致否定奥古斯丁的教导。因此，在天主教徒中爆发了一系列有关恩典和预定的争辩。

萨拉曼卡大学的耶稣会会士于16世纪末在路易斯·德·莫利纳（Luis de Molina）的领导下断言，预定的基础是上帝的预知。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多明戈·巴涅斯（Domingo Báñez）——当时最优秀的天主教神学家之一——对此的回应是，这样的教导有悖于奥古斯丁的教导，因此应当受到谴责。双方都将对方告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耶稣会会士宣称， 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是加尔文主义者，而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扬言，耶稣会会士是帕拉纠派。宗教裁判所将这起案件移交给罗马，教宗在犹豫了很久之后宣布，双方的指控都不成立，并命令双方不要再相互攻击。

在鲁汶大学爆发的类似争辩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在鲁汶大学，迈克尔·贝乌斯（Michael Baius）提出了类似于奥古斯丁的论点，他认为，有罪的意志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善，因此，只有恩典——而不是人的意志——才能令人悔改与归信上帝。1567年，教宗庇护五世谴责了从贝乌斯著作中所得出的七十九个论点。贝乌斯同意放弃他的论点，但是，他继续教导非常相似的教义。当耶稣会的一位神学家攻击他时，鲁汶大学神学系的全体教师宣称，耶稣会会士是帕拉纠派。教宗再次出面干涉，试图令双方冷静下来。但是，贝乌斯的神学继续在鲁汶大学传播，并在六十年之后的1640年再次出现在利尼利斯·詹森（Cornelius Jansenius）的著作中。詹森的著作《奥古斯丁》（Augustine）在他去世之后出版，他声称此书只是研究与解释了这位伟大神学家的恩典论和预定论。但是，詹森在奥古斯丁那里所发现的教导与加尔文的教义太相像了，1643年，教宗乌尔班八世谴责了詹森的论点。

然而，这场争辩并未结束。在法国，让·迪韦吉耶（Jean Duvergier）接过了詹森的火炬。让·迪韦吉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圣西朗（Saint-Cyran），因为他是圣西朗男修道院的院长，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Port-Royal）的修女也将他称为圣西朗。在圣徒般的女修道院院长安基里克·阿尔诺嬷嬷（Mother Angelique Arnauld）的领导之下，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成为灵修和改革的中心，圣西朗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而闻名于世。他后来被黎塞留所监禁，因为黎塞留担心这些改革者的宗教热情将妨碍他的政治计划。圣西朗于1643年被释放，就在同一年，他已故的朋友詹森的教义受到了谴责，圣西朗成为了詹森主义的捍卫者， 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成为了詹森主义的总部。但是，詹森主义现在已不再是关于恩典和预定的教义，而更像是一场狂热的宗教改革。耶稣会会士已经提出盖然论（probabilism）——某一行为哪怕有最低程度的正确的可能性，也可以使之在道德上被接受。在法国的詹森派看来，这是道德冷漠；他们过着一种自律与严格的生活，以致有人说，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像天使一样纯洁，像魔鬼一样骄傲”。

圣西朗在被释放不久之后去世，但是，安基里克·阿尔诺嬷嬷的弟弟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和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接过了圣西朗的事业。帕斯卡尔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他的天赋，尤其是在物理和数学上的天赋。三十一岁时——在他去世八年之前——他接受了詹森主义。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深奥的宗教经验，并影响到他的余生。当索邦神学院（Sorbonne）的全体教师谴责阿尔诺时， 帕斯卡尔发表了他的二十封《乡间来信》（Provincial Letters）中的第一封。《乡间来信》假称是外省人写给巴黎耶稣会会士的信件，其幽默和智慧很快就令它们广为流传，并被天主教列入《禁书目录》。成为詹森派一员一度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成为时尚。

反对的人很快就出现了。路易十四难以容忍这股很容易就发展成宗派的宗教热情。神职人员的大会谴责了这场运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们被解散了。尽管路易十四是高卢派，但他还是希望得到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支持，教宗下令，所有神职人员必须否定詹森主义。但是，局势再次发生了变化。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更为仁 慈，他允许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重返修道院，甚至有传言称，阿尔诺将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但是，这只是短暂的平静。最终，阿尔诺被迫逃亡，并在逃亡中去世。路易十四越来越不容异己之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重申了对詹森主义的谴责。1709年，警察占领了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逐出那些年迈的修女。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墓地仍是人们蜂拥朝圣的圣地，因此，修道院的墓地被掘开，据说，狗都撕抢被掘出的遗骨。1713年，克莱门十一世在通谕《唯一圣子》（Unigenitus Dei Filius）中明确谴责了詹森主义。

然而，詹森主义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在发展壮大。但是，此时的詹森主义已经与詹森的教导、圣西朗和安基里克·阿尔诺嬷嬷的改革热情、甚至帕斯卡尔深深的宗教情感相距甚远，它更像是一场与高卢主义十分相似的政治与知识运动。一些低级教士为了抗议他们上级的富裕而加入这场运动，另一些人利用这场运动来对抗教宗对法国事务的无理干涉。此外，还有一些理性主义者将这场运动视为对权威教条的反抗。最终，詹森主义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它受到的谴责和迫害，而是因为它已经演变成一场无组织的运动。

寂静主义

在天主教内部，另一场大争论是围绕着寂静主义（Quietism）展开的。寂静主义始于1675年《灵修指南》（Spiritual Guide）一书的出版，其作者是西班牙的米格尔·德·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莫利诺斯是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将他视为圣徒，有人将他称为骗子。他的《灵修指南》和后来的《论每日圣餐》（Treatise on Daily Communion）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有人指责他是异端，又有人声称他的灵修是基督教灵修的最高境界。

莫利诺斯倡导信徒在上帝面前完全是被动的。信徒最终只能消逝、死去并完全消融在上帝里面。所有行动主义（activism）——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都必须被抛弃。默观必须是纯精神的，与任何物质的或可见的途径无关——包括基督的人性。禁欲的操练也是如此，它是另一种形式的行动主义。当灵魂沉浸在默观上帝的过程中时，必须什么都不要想——甚至不要想邻舍。

这样的教导招来了强烈的反对。一些天主教徒认为，它更像穆斯林的神秘主义，而不像基督教伟大教师的教导。也有天主教徒指出，莫利诺斯主义导致了隐逸主义（privatism），这会令教会没有任何意义或权威，也会令基督徒放弃政治或社会生活。被要求审理此事的宗教裁判所最初支持莫利诺斯。但是，许多神父提出抗议，莫利诺斯的教导正在信徒中助长道德松懈。后来有传言称，莫利诺斯本人在他的追随者中鼓励道德松懈，他与自己的女追随者关系不正常。

1685年，教宗下令逮捕了莫利诺斯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时，他拒绝为自己辩护，甚至都没有驳斥那些最荒谬的指控。仰慕他的人宣称，他只是在实践自己所教导的寂静主义。指责他的人认为，他的沉默已经证明他有罪。当他被命令放弃他的主张时，他做得非常谦卑，以至于放弃主张本身被解释为他仍忠于他的信仰。虽然许多天主教徒要求处死他，但是，教宗英诺森十一世并不希望为寂静主义制造殉道士，他将莫利诺斯关进了监狱，他余生的十一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在狱中，他似乎仍坚持着他所倡导的寂静默想。

寂静主义渗透到法国，法国的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和她的忏悔神父拉孔布（Lacombe）接受了寂静主义。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宗教情感，都习惯了异象和其他神秘经验。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群追随者， 他们指导这些追随者的宗教生活。当盖恩夫人发表了一篇题为《简易祈祷法》（A Short and Simple Means of Prayer）的文章时，她的名声传遍了法国。后来，她和她的忏悔神父搬到了巴黎，他们在巴黎所赢得的仰慕者包括一些最高爵位的贵族妇女。

然而，盖恩夫人的教义也遭到了质疑，因为她将莫利诺斯的教导发展得更极端。她最终宣称，为了真正给上帝献祭，人有时必须犯下真正被人鄙视的罪。如此明确的教导和她与拉孔布的亲密合作引起了恶毒的传言，巴黎大主教下令将拉孔布神父关进监狱，将盖恩夫人关进修道 院。拉孔布被从一所监狱转移到另一所监狱，直到他疯掉、死去。盖恩夫人最终在国王一位宠臣的帮助下才被释放。

这个时候，盖恩夫人遇见了年轻的主教弗朗索瓦·芬乃伦（François Fénelon）。盖恩夫人说服芬乃伦接受了她的教义，但是，芬乃伦并未走到她那些极端的结论。最终，寂静主义的问题演变成芬乃伦与法国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雅克·贝尼涅·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的激烈争辩。他们的争辩持续了很久，波舒哀得到了国王的支持，而芬乃伦是受人敬佩的敬虔的基督徒。最终，教宗英诺森十二世迫于路易十四的压力，同意否定芬乃伦的一些论点，但是，教宗谨慎地宣布，这并不是因为芬乃伦的论点错了，而是因为他的论点可能误导人犯错。芬乃伦一得知教宗的决定就非常谦卑地接受了，以至于波舒哀在公众心目中被视为一个傲慢的人，他毫无必要地羞辱了自己一位可敬的同道。芬乃伦后来不再与波舒哀争辩，继续履行他的康布雷（Cambray）大主教的教牧职责。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分给了穷人，过着令人敬佩的生活。在小说《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中，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虚构出圣徒般的主教米里哀（Myriel），而芬乃伦可能就是小说中这位主要人物的原型。

所有这些事件和争论都表明，在17和18世纪宗教改革这场危机过后，罗马天主教正在重新调整自己。特伦托大公会议严格界定了天主教的正统，从理论上讲，教宗已经成为教会权力的中心。在教义方面，特伦托大公会议的决议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所有神学争论都是在特伦托正统的框架之内进行的。但是，还有一些强而有效的政治力量反对教会的集权化，因此，它们导致了高卢主义、费布朗尼主义和约瑟夫主义。对教宗的反对最终削弱了天主教，这令它更难以应对法国大革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