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基督教史

第五章：乌尔里希·茨温利与瑞士的宗教改革

上帝为了使人与他相交而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人可以在上帝的律法中获得喜乐，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除了上帝的道，不会再有任何法律或教导更能令你喜乐。

——乌尔里希·茨温利

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成为有助于路德改革教会的因素，尽管这并不是路德的本意；然而，乌尔里希·茨温利却是有意识地利用这两个因素来领导瑞士的宗教改革。

茨温利的朝圣之旅

乌尔里希·茨温利于1484年1月生于瑞士的一个小村庄，他比路德晚出生不到两个月。他在叔叔那里受到启蒙教育之后，来到了人文主义兴旺的巴塞尔和伯尔尼。后来，他进入维也纳大学，之后又在巴塞尔学 习。1506年他获得了文科硕士学位之后，成为瑞士格拉鲁斯（Glarus） 的神父。在格拉鲁斯，他继续他的人文主义研究，并熟练掌握了希腊 文。他将教牧工作与他对人文主义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有文献表明，当时瑞士的许多教区神父都很无知，一些神父甚至从未读完全本圣经。茨温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当伊拉斯谟发表他的希腊文新约时，茨温利得到了一本，他随身携带希腊文新约，以便尽量记住其中的内容。

茨温利不仅是牧者和学者，还是爱国者。当时，瑞士一些大的雇佣兵军团受雇于各个交战集团，他们甚至成为瑞士各州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1512和1515年，茨温利先后随同他所在地区的雇佣军远征意大利。第一次远征胜利了，这位年轻的神父看到他教区的居民残酷地掠夺被征服者的土地。第二次远征失败了，他现在有机会看到战争对战败者的伤害。这令他相信，瑞士的一大罪恶是雇佣军制度摧毁了社会道德——或像他所说，瑞士人在“卖血赚钱”。

茨温利在格拉鲁斯生活了十年，之后被任命为一座修道院的神父， 有许多朝圣者去那里朝圣。他在那里讲道，抨击当时的一些观念，如朝圣有利于得救；他告诉人们，他在新约中找不到任何支持此类行为的依据，他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声望越来越大，1518年，他被调到苏黎世。这时，他已得出了与路德类似的结论。他的探索之旅并不像德国那位改教家那样痛苦，而是走上另一条道路：采取人文主义者的方法来研究圣经、极度愤慨冒充基督教的迷信、反对雇佣军制度和一些教会领袖对人民的剥削。

茨温利的讲道、灵修和学识很快就为他赢得了苏黎世教区居民的尊重。1519年，苏黎世爆发了一场瘟疫，夺去了四分之一以上苏黎世人的生命，茨温利在牧养苏黎世的信徒时被传染了，险些丧命。当一个赎罪劵兜售者来到苏黎世时，他说服苏黎世政府将这位还没来得及开张的商贩逐出了苏黎世。

后来，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开战，他要求瑞士联邦（Swiss Federation）派出雇佣军，所有州都派出了自己的雇佣军——除了苏黎世。教宗是弗朗索瓦一世的盟友，他坚持认为，苏黎世对教宗有义务，他说服苏黎世政府派出雇佣军为弗朗索瓦一世效劳。这件事令茨温利开始关注教宗的滥用权力，他对迷信和滥用权力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地集中在教宗制度上。

此时在德国，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公然违抗查理五世的旨 意，并在德国引起了轰动。现在，茨温利的敌人宣称，他的教导无异于德国那个异端的教导。后来，茨温利声明，他早在听到路德的教导之 前，就已经通过自己对圣经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茨温利的改革并不是路德改革的直接结果，而是平行于德国的改革，并很快就与之建立了联系。不管怎样，到了1522年，即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召开的第二年，茨温利就已经准备进行改革教会这项伟大的工作，苏黎世政府议会（Council of Government of Zurich）愿意支持他的改革。

与罗马教廷决裂

苏黎世教会处在康斯坦茨主教管辖之下，他对正在苏黎世发生的事情表示关注。1522年，茨温利讲道批评了禁食与禁欲的法律，他的教区中的一些居民在大斋节期间聚在一起吃香肠，康斯坦茨的副主教将茨温利告到了政府议会。但是，茨温利以圣经为基础为他的教导辩护，并获准继续讲道。随后不久，他扩大了对传统基督教的批评，因为他宣称，神职人员独身并不符合圣经，他进而声称，要求神职人员独身的人没有遵行他们自己的教导。他和其他十位神父给教宗写信，要求教宗批准他们结婚。当他的请求被拒绝时，他与寡妇安娜·莱因哈特（Anna Reinhart）秘密结婚，安娜在他的余生成为他忠实的伴侣和支持者。教宗阿德里安六世意识到需要改革教会，但是，他并不愿意进行路德和茨温利所要求的改革，他提出了诱人的建议。可是，茨温利拒绝了，他坚持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改革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这令苏黎世政府议会要求茨温利与主教的代表进行辩论。

数百位观众在规定的时间聚集在辩论现场。茨温利详细阐述了一些论点，并根据圣经为它们辩护。主教的代表拒绝回应茨温利，他宣布即将召开一次大会，当前所辩论的所有问题届时都将得以解决。当他被要求证明茨温利的错误时，他再次拒绝。因此，苏黎世政府议会决定，既然没有人驳斥茨温利的教导，他可以继续自由地讲道。这个决定标志着茨温利最终与康斯坦茨主教辖区决裂，从而与罗马教廷决裂。

从此以后，茨温利的改革就在苏黎世政府议会支持之下阔步前进。茨温利的主要目标是恢复符合圣经的信仰和习俗。但是就改革的具体内容而言，他与路德有所不同，德国的路德愿意保留所有并不违背圣经的传统习俗，而瑞士的茨温利坚持认为，必须放弃一切没有明确圣经依据的习俗。例如，茨温利禁止在教会中使用管风琴，因为这种乐器——还有他能熟练演奏的小提琴——并没有出现在圣经中。不过，即使是音乐和其他的确出现在圣经中的习俗他也会禁止，他的理由是，绝不允许任何事物令心灵偏离它最重要的任务：聆听上帝的道。他甚至还禁止过于频繁地举行圣餐，因为圣餐会贬低上帝的道，因此，茨温利更愿意每年只举行四次圣餐，人们坐着分享圣餐。

在茨温利的领导下，苏黎世教会很快发生了改变。平信徒可以领 受“两种”圣餐——饼和杯。许多神父以及从前的修士都结婚了。不分社会阶级的普通公共教育成为标准教育。许多人主动向瑞士其他州宣传茨温利的思想。

瑞士联邦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由各个州复杂地组合在一起，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政府，它们为实现许多共同目标联合在一起， 尤其是为了独立于德意志帝国。在瑞士联邦这幅多元画面中，一些州信奉新教，另一些州仍顺服罗马教廷。信仰分歧以及其他冲突似乎令内战在所难免。

天主教各州采取措施，试图与查理五世结成同盟，茨温利建议新教各州采取军事上的主动，以免为时过晚。但是，新教地区当局并不愿意先诉诸武力。当苏黎世最终决定必须开战时，其他新教各州并不同意。瑞士的新教徒不顾茨温利的建议而对天主教各州实施了经济制裁，他们指责天主教各州叛国，因为它们与可恨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结成同盟。

1531年10月，五个天主教州共同向苏黎世发动了突然袭击。苏黎世的守军几乎来不及准备战斗，因为他们直到看见敌人的军旗才意识到战争已经打响。茨温利与第一批战士出去迎战，他希望尽力抵抗，为其他守军赢得组织防御苏黎世的时间。在卡珀尔（Kappel），天主教五个州击败了苏黎世的军队，茨温利在战斗中负伤，一位雇佣军上尉在伤者中发现了他，并将他杀害。后来，他的遗体在胜利者的欢呼声中被肢解与焚烧。

仅仅在一个多月之后，瑞士的新教徒就与天主教徒签署了《卡珀尔第一和约》。新教徒同意支付近期的战争开支，作为回报，每个州都得到决定自己宗教事务的自由。从此以后，新教在瑞士的一些州得以牢固地建立，而另一些州仍信奉天主教。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导致州与州之间的人口流动，结果，新教与天主教很快各自在一些州中牢固地建立起 来。在苏黎世，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接过了茨温利的事业，他是茨温利的学生和伙伴；他在此后大约五十年中继续领导瑞士的宗教改革，直到他于1575年去世。

茨温利的神学

茨温利的神学在许多方面与路德的神学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只需在此讲述这两位改教家的主要神学分歧。他们的分歧源于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路德走的是一条痛苦的灵魂探索之旅，他最终在因信称义这一符合圣经的信息中得到了安慰，而茨温利走的却是研究圣经的人文主义者的道路，因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源头，人文主义者鼓励信仰回归本源。这也意味着，茨温利对理性之力量的看法比路德更积极。

茨温利与路德各自的预定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差异。他们都认 为，预定论是符合圣经的教义，必须将它作为惟靠恩典称义这一教义的基础而予以肯定。路德经历到他对自己的罪无能为力，这让他发现并且宣告，他的得救与他的行为无关，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对于路德来说，预定论既是他对自己这种经验的表达，也是他这种经验的结果。相反，茨温利认为，预定论是从上帝的本性推理而得的逻辑结论。对于瑞士这位改教家来说，支持预定论的主要论点在于，上帝是全能与全知的，因此，上帝预先知道且决定了万物。路德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论点，而是乐于承认，预定论必不可少，因为人类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得救。他或许会否定茨温利的预定论，认为他的预定论是理性思辨的结果，而不是圣经的启示和福音的经验。

茨温利对原始基督教的理解，受到一种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独特传统的影响：用新柏拉图主义来解释基督教有着漫长的历史，这一传统通过查士丁、奥利金、奥古斯丁、伪亚略巴古人狄奥尼修斯和其他神学家的影响，进入基督教神学中。这种神学传统的一个要素是贬低物质，将物质与灵性实体对立起来。这是导致茨温利持有如下观点的原因之一：他坚持采用简单的崇拜方式，这种崇拜不会令信徒因过多地运用感官而关注于物质。另一方面，路德并没有将物质视为灵性的障碍，而是认为物质有助于基督徒的灵命。

这些分歧的观点明显影响到茨温利和路德这两位改教家对圣礼的理解，尤其是对圣餐的理解。路德认为，当人做出外在的行动时，上帝在人的里面做工，而茨温利拒绝将这种功效赋予圣礼，因为这会限制圣灵的自由。对他来说，物质和与之相随的物质行为只是灵性实体的标记或象征。就圣餐而言，茨温利认为，基督在饼与酒中的临在是象征性的，圣餐的有效性在于领受圣餐者的信心。但是，洗礼却造成了更大的难 题。茨温利并不愿意放弃婴儿洗礼——这将削弱他的另一观点，即教会与国家有着共同的范围。但是，如果洗礼的功效只是象征性的，为什么要为不能理解这个象征意义的人施行洗礼？苏黎世第一批重洗派所暴露的，正是茨温利神学的这一内在张力（参第六章）。

对于茨温利和路德来说，他们就圣礼所产生的分歧至关重要，因为洗礼和圣餐在他们各自神学中都是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当政治局势允许黑森的菲利普伯爵（Landgrave Philip of Hesse）将德国和瑞士的改教家们召聚在一起时，基督如何临在于圣餐中这一问题，实际上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发生在1529年，当时，黑森的菲利普伯爵邀请宗教改革的主要领袖来到马尔堡，他们是维滕堡的路德和梅兰希顿、斯特拉斯堡的布塞（Bucer）、巴塞尔的厄科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和苏黎世的茨温利。在所讨论的十五个问题中，他们就十四个问题达成一致，唯独在圣餐的意义与功效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果不是梅兰希顿提醒路德——在圣餐问题上向茨温利妥协会使路德及其同道想要赢得天主教徒认同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那么，他们可能会就圣餐问题达成一致。在一段时间之后，当与天主教的决裂最终在所难免时，梅兰希顿自己与瑞士和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家们就圣餐问题达成了一致。

不管怎样，据称是路德在马尔堡会谈时所说的话——“我们不属于一灵”，无疑正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局势。他们在圣餐上的分歧并不是他们整个神学体系中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他们的分歧源于各自对物质与灵性关系的不同理解，因此也是源于他们对上帝启示的不同理解。

茨温利与路德的这一分歧以及其他分歧，促成了两个新教传统：路德宗和改革宗，它们尤其就主如何临在于圣餐中这一问题难以达成一 致。虽然改革宗信徒最终声称加尔文才是为改革宗传统奠定基础的神学家，但是改革宗传统仍深受茨温利的影响。就圣餐这个问题而言，许多改革宗信徒接受了茨温利的观点，而不是加尔文的观点（参第七章）。在很多时候，改革宗信徒——如荷兰、苏格兰、英国和美国的改革宗信徒——认为武装起义是正当和正义的；这再次让我们看到，既是改教家、也是爱国者的茨温利的教导和态度，的确影响到后世的改革宗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