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基督教史

第二章：时机成熟

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加拉太书》4:4

早期的基督徒并不相信耶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偶然的。相反，他们认为，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所有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历史环境中，上帝为耶稣的降生做好了准备。教会的诞生也是如此，它源于耶稣的事工。上帝预备了道路，因此，使徒们在得着圣灵的能力之后，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耶稣的见证（徒1:8）。

因此，教会从未脱离它所处的世界。最早的基督徒是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他们作为犹太人听到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息。后来，基督教信仰被传开，先是在其他犹太人中，后是在罗马帝国内外的外邦人中。若要理解基督教最初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基督教得以形成的那个世界。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长久以来，基督教的诞生地巴勒斯坦始终是一片充满了战争与苦难的土地。在古代，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巴勒斯坦所处的地理位置：巴勒斯坦位于连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与阿拉伯半岛的通商要道的交界处。如果我们读过旧约就会知道，巴勒斯坦历来被各大帝国所占据，统治者们都对这片狭长的土地垂涎三尺。因此，巴勒斯坦居民经常遭受入侵、奴役和流亡。公元前4世纪，一个新的竞争者进入历史舞台。亚历山大（Alexander）和他的马其顿军队加入了对巴勒斯坦的争夺。在击败波斯人之后，他成为巴勒斯坦新的主人。但是，随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庞大帝国也随之分裂成两个王朝：一个在埃及，一个在叙利亚。为了争夺巴勒斯坦，这两个王朝进行了漫长的战争，结果又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

同大多数帝国征服者一样，亚历山大也希望为自己的征服寻求意识形态的基础。他并不只想征服世界，也希望通过传播希腊文明来统一和丰富这个世界。希腊文明中的某些元素与被征服文明中的另一些元素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融合起来，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化文明（Hellenism）。虽然希腊化文明的确切性质因地而异，但是，它的确为东地中海盆地带来了统一。统一先为罗马人的征服开辟了道路，后为福音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然而，许多犹太人并不认为希腊化文明是一种祝福。希腊化文明的部分意识形态是将不同国家的神祇等同和混合起来，因此犹太人认为这会威胁到对以色列独一上帝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巴勒斯坦从亚历山大征服到耶路撒冷于公元70年被毁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一部持续不断的斗争史：一方面是希腊化的重压，一方面是犹太人忠于自己的上帝和传统。

这场斗争的高潮是马加比家族（Maccabees）于公元前2世纪领导了犹太人起义。马加比家族曾一度获得宗教与政治独立。但是，马加比家族的继任者最终屈服在继亚历山大之后统治叙利亚的塞琉西王朝（Seleucids）的希腊化重压之下。当一些更加顽固的犹太人奋起抵抗时，他们遭受到逼迫。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犹太人的抵抗，罗马最终进行了干涉。公元前63年，庞培（Pompey）征服了巴勒斯坦，废黜了马加比家族最后一位统治者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AristobulusII）。

同之前的亚历山大一样，罗马人也借助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帝国征服行为辩护。他们的口号是教化自己周围的世界——在罗马人看来就是按照罗马的样式建造和美化城市，将它们全部置于罗马人的统治与引导之下。请注意，从语源学上讲，“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可以理解为“城市化”（citification）。在没有城市的地方，罗马人就建造城市。而在古老的城市，罗马人就按照罗马的风格来装饰城市，修建罗马式的公共建筑。

总的来说，罗马人对被征服者的宗教与习俗所采取的政策是相当宽容的。在罗马帝国征服巴勒斯坦之后不久，罗马政府就给予马加比家族后裔一定的权力，并利用他们统治巴勒斯坦，将他们分封为大祭司和总督。公元前40年，大希律（HerodtheGreat）被罗马人任命为犹大的分封王，他可以说是马加比家族的一个远亲，因为他的妻子是马加比家族的直系后代。

但是，罗马人的宽容并未能调和犹太人的顽固。他们坚持崇拜自己的独一上帝，只要他们的信仰受到一丝威胁，就可能爆发起义。希律服从了罗马帝国的通行政策，建造了用来纪念帝国皇帝的都城凯撒利亚，还在撒玛利亚建造了用来崇拜罗马与奥古斯都的神殿。然而，当他贸然将一只罗马雄鹰放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前时，一场起义爆发了，但随后被他暴力镇压下去。他的继任者们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他们兴建城市，鼓励外邦人移民。

这就导致了几乎持续不断的起义。当耶稣幼年时，就爆发了一场反对希律的儿子亚基老（Archelaus）的起义，亚基老被迫请来罗马帝国军队。随后，罗马人摧毁了拿撒勒附近的一座加利利城市，并钉死了两千名犹太人。在《使徒行传》5:36，迦玛列所列举的无益的反抗就是指这次起义。尽管有着如此残酷的镇压——也许正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激进派或奋锐党却毫不示弱，顽强地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并在公元66年爆发的大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罗马军团再次被请来，于公元70年夺取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几年后，犹太人抵抗罗马军团的最后一个要塞马萨达（Massada）古堡陷落了，犹太人在英勇地防御之后被征服。

在这样的苦难与变故中，犹太人的宗教发展出不同的形式，一些犹太教派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利赛派，这不仅是因为福音书经常提到他们，也是因为后来的犹太教是从这个教派发展而来。他们是普通的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罗马统治和希腊化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遵行律法，因此，他们研究并讨论如何在各种可能想到的环境中应用律法。这就导致他们被指责为律法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正是通过对律法的强调，试图将以色列的信仰与日常生活、与在罗马人的统治和希腊化威胁之下的新环境联系起来。此外，较为保守的犹太人认为，法利赛派的一些教义纯粹是一种发明，如末日的复活和天使的存在。

较为保守的犹太人即撒都该派。总的来说，他们属于犹太贵族，在政治和宗教上都非常保守。就宗教问题而言，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圣殿。在罗马人的支持下，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圣殿，罗马人非常喜欢撒都该派的保守政治观。他们否认法利赛派的许多教义，认为它们都是毫无根据的创新。

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夸大耶稣和早期基督徒对法利赛派的反对。基督徒与法利赛派之间的许多冲突是因为他们观点的相似，而不是他们的分歧。比起与撒都该派的接触，游走于普通百姓中的耶稣和他的门徒与法利赛派接触的机会更多。

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教中，还有其他许多教派和团体。我们已经讲过奋锐党。另一个重要教派是艾赛尼派，这是一个禁欲的教派。许多人认为，死海古卷就是他们的杰作。艾赛尼派——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教派——试图通过退离俗世来遵行律法。他们通常有着强烈的末世盼望。

另一方面，思想、教派和党派的多样性都不能掩盖所有犹太人的两个基本教义：犹太民族的一神论和他们盼望末世。民族一神论意味着，只存在一位上帝，正如这位上帝要求人类必须对他进行正确的崇拜一样，他也要求人类彼此之间建立合宜的关系。各教派有可能就这种关系的具体形式产生分歧，但他们却一致认为人在一生中必须崇拜一位上帝。

末世盼望是以色列人信仰中另一个共同的基本教义。大多数犹太人都持有对弥赛亚的盼望，并且坚信上帝最终会帮助以色列复兴，实现和平与公义之国的应许。有的犹太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武力加速这一天的到来。有的犹太人相信，上帝完全掌管着这一切。但是，所有犹太人都在盼望上帝的应许将在未来实现。

在所有这些犹太教派中，唯有最为训练有素的法利赛派在圣殿被毁之后存活下来。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时期，当时，他们无法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因此，他们的信仰生活必然以律法为中心。公元1世纪数百万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即是这样。他们并不能经常来到圣殿崇拜上帝，因此，他们发展出会堂。在会堂中，犹太人学习以色列的律法和传统，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经历到群体生活，增强了自己在流散地仍能作为上帝的忠实子民来生活的决心。圣殿于公元70年被毁之后，撒都该派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法利赛派的神学传统却延续下来，且开花结果，最终发展成现代的犹太教。

散居的犹太人

耶稣降生之前数百年间，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从旧约时代起，大量的犹太人生活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甚至在公元前7世纪时在埃及建造了一座圣殿，五百年之后又建造了一座。到了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区。这些犹太人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但他们对自己祖先的那片土地怀有强烈的感情，并在信仰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被称为“散居的犹太人”。

对于基督教的历史来说，散居的犹太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新信仰传遍罗马帝国的主要途径。此外，他们无意中也为教会提供了最有效的宣教工具：旧约的希腊文译本。

散居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当中许多人忘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因此，他们有必要将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自己能看懂的语言——散居在罗马帝国东部的犹太人使用的亚兰语，和散居在罗马帝国西部的犹太人使用的希腊语。在亚历山大征服地中海沿岸地区之后，希腊语成为这片地区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语言。埃及人、犹太人、塞浦路斯人，甚至是罗马人，都使用希腊语进行交流。因此，当散居的犹太人开始遗忘希伯来语时，他们自然会将圣经翻译成希腊文。

这部在埃及的主要城市亚历山大开始翻译的圣经被称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通常被简称为“七十士译本”。这个名字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一群犹太学者被委派翻译圣经，他们各自进行翻译，但他们最后发现，各自的译本竟然完全相同。这个传说显然是为了证明七十士译本是上帝所默示的。

总之，七十士译本对早期教会非常重要。它被大多数新约作者所引用，并对早期基督教语词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基督”这个名字——七十士译本中“基督”这个名字是从“受膏者”或“弥赛亚”翻译过来的。当早期的基督徒开始宣教时，七十士译本是他们的现成工具，他们用它与那些不接受他们教义的较为传统的犹太人进行辩论，它也成为他们向外邦人传授自己信仰的一个工具。由于宣教和其他一些原因，犹太人也翻译出一些不同于基督徒使用的圣经译本，它们实际上令教会只能使用七十士译本。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被迫接受了希腊化文明，而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却可以依然持守自己的信仰。在犹太人中，尤其是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场运动，试图证明犹太人的古老信仰与最好的希腊化文化并不矛盾。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有犹太学者尝试以公认的希腊记史方法来重述以色列的历史。但是，这整个传统的顶峰是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ofAlexandria）所做的工作。他与耶稣是同代人。他试图证明，最好的异教哲学与希伯来圣经并不矛盾。他声称，既然希伯来先知要早于希腊哲学家，那么希腊哲学家的智慧就一定是取自于他们。他认为，这样的吻合之处有很多，因为哲学家的学说在根本上与圣经中的教导一致，差别只在于圣经是用比喻来说话。这反而意味着，必须要用寓意解经的方法来理解圣经。斐洛试图用寓意解经法证明，圣经中的上帝就是哲学家的“太一”（theOne），从本质上讲，希伯来人的道德教导与希腊哲学家最好的道德教导也是一致的。在早期基督徒努力向异教世界证明自己的信仰之可信性时，上述论证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装备。

希腊罗马世界

罗马帝国为地中海盆地带来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虽然每一个地区都保留着自己的一些古老法律与习俗，但是，罗马帝国的普遍政策是，尽可能在不动武的情况下促进统一。在这方面，罗马帝国效法了亚历山大的榜样。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因此，早期教会是在罗马法律与希腊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

罗马帝国所带来的政治统一令早期的基督徒可以前往罗马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不必担心会遇到强盗或局部的战争。当我们读到保罗的宣教行程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航海的一大威胁是恶劣的天气。但几十年前，更加令人担心的是遇到海盗，而不是风暴。公元1世纪，平坦宽敞且戒备森严的道路已延绵至罗马帝国最远的行省——即使当时大部分贸易和旅行还是通过水路进行的。人们因为繁荣的贸易而频繁出行；因此，基督教经常流传到新的地区，这并不是通过宣教士或传道人，而是通过出行的商人、奴隶和其他一些人。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环境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然而，这种宽松政治环境的其他一些方面，却对早期的基督徒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为了取得更大程度的统一，罗马帝国试图通过遵行两条路线来寻求宗教统一：宗教调和主义（syncretism）——随意融合各种宗教的不同元素——和皇帝崇拜。

罗马帝国让境内不同地区的臣民相信，虽然帝国的神祇有着不同的名字，但它们终究都是同样的神祇。罗马帝国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帝国各地的众多神祇被搬进了罗马万神殿。有着各种传统与信仰的人穿梭往来于便于基督教传播的同一条陆路和海路。各种传统与信仰在城市的广场和集市混杂同处，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辨清它们的本来面目。宗教调和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在这样的氛围中，犹太人和基督徒被视为顽固的狂热分子，因为他们坚持只崇拜自己的上帝。他们被视作一个外来的毒瘤，为了社会的益处必须将他们铲除。

当时的宗教调和主义也可以在今天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神秘宗教”（mysteryreligion）中看到。“神秘宗教”并不是基于古代的奥林匹亚神祇，而是以与个人更加密切的神祇为基础。在此之前，人们普遍信奉自己出生地的宗教。但是现在，在被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征服之后，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信奉的神祇。因此，人们并不是因出生地而信奉某个神秘宗教，而是举行仪式加入某个神秘宗教。大多数神秘宗教都基于有关世界的起源、生命的维系和神祇的生活的神话。埃及传来依希斯（Isis）和俄塞里斯（Osiris），他们解释了尼罗河的富饶和繁育力。希腊贡献出从远古时代就在雅典附近举行的祭式。起源于印度和伊朗的密特拉（Mithras）崇拜在军队中十分流行。还有人崇拜起源于闪米特人的众神之母。由于奉行宗教调和主义，这一切很快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今天的历史学家很难确定，在哪种背景下形成了哪种教义和习俗。神秘宗教的神祇并不具有犹太人与基督徒的上帝所具有的排他性，因此，加入神秘宗教的许多人得以调和各自宗教中的许多元素。

但是，罗马宗教中的另一个因素最终成为逼迫基督徒的肇因，这就是崇拜掌权的皇帝。罗马当局将崇拜皇帝视为维系国家统一与查验臣民是否忠诚的一种手段。拒绝在皇帝像前焚香就表示叛国，至少是对皇帝不忠。当基督徒拒绝在皇帝像前焚香时，他们是在见证自己的信仰；可是，罗马当局却据此判定他们对皇帝不忠与煽动叛乱。

为了能够在希腊化文明中传播自己的信仰，基督徒发现有两个哲学传统极具吸引力，极其有效，那就是柏拉图哲学与斯多葛哲学。

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腐蚀青年与亵渎神祇的罪名被处死。柏拉图写下为苏格拉底辩护的对话录，公元1世纪时，苏格拉底被视为古代最伟大的哲人之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许多哲学家批评古代的神祇，并讨论一位完美与永恒的神。此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相信灵魂不朽。柏拉图断言，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之上，存在一个更高的永恒真理的世界。早期的基督徒发现，当他们努力回应说他们无知与没有信仰的指控时，所有这些思想都极具吸引力，也都非常有用。虽然这些哲学传统最初被基督徒用来向异教徒解释自己的信仰，但是不久它们就开始影响基督徒自身对信仰的理解——这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神学争辩。

斯多葛哲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个哲学流派稍晚于柏拉图哲学，他们坚持极高的道德标准。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是相信万物由火构成的唯物论者。他们也是决定论者，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只能训练自己接受那无情地支配着宇宙万物的自然律。但是，到了基督教登上历史舞台时，斯多葛哲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哲学体系，一些斯多葛派哲学家谈到用自己的智慧去支配事物的进程。不管怎样，所有斯多葛主义者都相信，哲学的目的就是理解、遵守和适应自然律。智者并不是知识丰富的人，而是心灵与宇宙律达到一致以至于受理性支配的人。如果哲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激情就会消退，他们就会接近理想的情感淡漠（apatheia）——没有激情的生活。人类必须培养四种德行：道德洞察力、勇气、自制和公义。这四种德行是智慧生活的不同方面，因此一败俱败。斯多葛主义者也批判当时的宗教，因为在许多斯多葛主义者看来，当时的宗教是那些神祇的崇拜者利用神祇为他们自己欲望开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在呼吁培养德行。他们拒斥早期希腊文化所固有的狭隘性，坚持认为理性具有普遍性，并自称是世界公民。

所有这些思想都对基督徒极具吸引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宗教与道德的批评很少受到欢迎。教会被许多基督徒称为“新种族”，因为教会吸引了各个民族的人，是全人类合一的鲜活见证。很快，斯多葛哲学的自然律是智慧向导的观念就被基督教的护教士和伦理学家所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的生活符合这个规律。当基督徒面对偏见、嘲笑甚至是殉道时，斯多葛哲学的情感淡漠的理想要求他们坚定不移。现在，基督徒也开始采用斯多葛派哲学家曾经用来驳斥诸神的论点。

这就是基督教诞生在其中的世界。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以及罗马帝国制度和希腊化文明，都为新信仰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它们也带来了障碍，甚至是危险。我们将在随后的几章中讲述早期基督徒是如何走上这些道路，克服这些障碍，并应对这些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