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认识新兴教会
第三章:新兴教会对当代文化的解析
EMERGING CHURCH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本章中,我将概要地指出我所看到的、新兴教会在分析当代文化上显出的一些弱点。虽然可能会有一些重复,我想提醒读者三件事。首先,这个功课很重要,因为新兴教会的领袖们大声疾呼要改革教会,其理由就是我们周围的文化不断改变。其次,因为新兴教会运动的人物大相径庭,我的批评并不是完全适用于其中每一位倡导者。我会尽量在某些地方指出一些条件,但是因为这样陈列条件很容易让人感到沉闷,所以在某些时候你可能得把它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接受。第三,本章的焦点是新兴教会运动对文化的解析,不是他们所提供的答案。我们将会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来检验他们所举荐的解决方案。
我的论点将会沿着四条主线:新兴教会具有简化主义的倾向,她对认信的基督教信仰提出的指责,一些神学认识上的肤浅和理智上的不合逻辑,以及这三方面问题所引起的特例。
新兴教会对现代主义的评估
几乎所有的新兴教会运动的领袖们都认为,凡是现代的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现代主义追求的是理性的确据,所以偏向绝对主义,因为它拒绝承认在人类所有认知中那至关重要的观察视角主义(Perspectivalism)。也就是说,在新兴运动的思想中,不论有没有使用「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它都是与认识论(就是学习我们如何知道,或者以为我们知道某些事物)的一些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绝不是只适合宗教哲学系里的高年级学生学习的狭隘课目,因为它所关注的是人如何思考,以及他们宣称他们所知道与所不知道的,这必然会牵涉到许多人际关系、情感、社会史、以及每个文化中的种种要素、各种感官的角色及潜能(比如说视觉和嗅觉)、线性思维与图像或隐喻以及其中相关的跳跃、各种沿着定论的主轴到概率、再到可能性的分析方法,甚至更多相同的层次。@1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有些新兴教会运动人士,将精力集中在经济与物质主义上,从这些角度来说,的确可以有很多话说。但整体而言,新兴教会运动的焦点是察觉到认识论的转移,包括这些转移对社会动力所带来的可能影响。举例来说,当麦拉伦谈到当今的福音运动时,他坚持认为:由于现代主义已经逝去,传福音运动的许多型态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功用。传福音运动不能再作为一种买卖的兜售,或作为一种征服,或作为战争、最后通牒、威胁、证据、论证、娱乐、作秀、一言堂,或是你作的事。传福音运动为的是造就门徒,并且与交谈、友谊、影响力、邀请、伙伴关系、挑战、机遇、跳舞有关,这是你要去作的一些事情。@2
@1米尔斯怀疑看待这个主题的重要性(见本书第一章脚注96);这种奇怪的作法,关键就在于没有了解到认识论的广泛性。
@2尤其见他的书More Ready Than You Realize:Evangelism as Dance in the Postmodern Matrix(Grand Rapids:Zondervan,2002)。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区别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人们对福音的了解与经历,以及他们最终是如何全心信靠基督。我们所讨论的属于认识论的范畴。相似的,当亚麦可谈到从「绝对」到「真诚」的转移的时候,不论他如何用词,都是把他所认为的对立建立在认识论的区分之上。@3同样的,韦罗伯(Robert Webber)所列举的对立也几乎都是如此:@4举例来说,从命题式到叙事性这种表面上的改变,与我们如何呈现(并聆听)圣经的资料紧密相关。比如他有一章的标题是《护教学:从理性主义到具体化体现》,这与认识论的问题有着无法逃避的联系,正如另一个标题一样:く教育者:从信息传递到生命塑造》。
@3注意副标题:《新兴运动的故事:从绝对进入真诚》(MikeYaconelli,ed.,Stories of Emergence:Moving from Absolute to Authentic[El Cajon,CA:emergentYS/Grand Rapids:Zonder-van,2003])。
@4Robert E.Webber,The Younger Evangelicals: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World(Grand Rapids:Baker·2002)。
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对立的本身不算什么。但是,衡量它们是否公允或有智慧,首先是取决于它们对现代主义的评估,然后当然是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评估。
对现代主义的了解——简化而呆板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批评。新兴教会运动对现代主义的了解,好像有太过简化和呆板的倾向。他们对现代时期的看法,是把其中的一切都联接成为一个整体,始终热衷于理性、理智、线性、绝对化,以及客观世界。但是历史往往并非那么简单明了。在现代时期,有一位可能是他们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他坚决认为:人的思想会将我们从感官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以整理而形成秩序与结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从感官所认知的现象界与本体世界本身可能有极大的脱节,这无形中也否认了人能够直接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
这里,我们也看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虚无主义,他以为真理只是一种隐喻,这看法远在德希达(JacquesDerrida)以及理查·罗逖(Richard Rorty)出现前就有了。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那些诗人呢?我们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在课堂上背下华滋华斯(Words-worth)与雪莱(Shelly)诗作中分配给我们背诵的那一部分,被他们的观点所吸引,那就是,热烈追求美与自然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实的道路,因为美与真理终究是不能区别的。于此同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也坚称:我们所谓的「现实」只不过是将我们的驱动力客观化,只不过是我们的(通常是非理性的)欲望所结的果实。当许多正统的信徒正在为许多信条的准确而争论的时候,其他的思想家,如施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与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预知了存在主义的到来。而各种形式存在主义的核心信念是,我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所作的以及我们所选择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一些有用的比较。比方说,虽然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杰出人物已经预测了许多当代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但是他们影响的范围通常是在同行的学者或学术圈内,而绝不像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在许多的学术圈、甚至媒体内得到了普遍而广泛的赞同(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看来,后现代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将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大众化而已,而该分支本身也是对现代主义中其他部分的回应。无论如何,我认为:新兴教会运动对现代主义自身的解析,有套用特定模式并减化的倾向,甚至成为对历史的一个极大的扭曲。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探讨历史观,而不管它们对基督徒思想造成的影响,除了在一些思维严谨的圈子里,这种扭曲可能没有大碍。但是新兴教会中的某些思想家,却把对于现代主义的扭曲,延伸到对现代主义中认信的基督教信仰的扭曲。在我所读到的新兴教会的著作中,现代主义中的基督教信仰是理性化的、头脑中的,而非感情的,并且偏向傲慢,因为抱持着绝对主义的精神。现代主义中的基督教信仰当然犯过这种错误,但是,新兴教会作者们主张他们所认为的现代主义是导致这种错误的主因,这一点却无法说服我。因为在现代主义中,你也可以找到以下列祷告来表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我们的心欢喜听到主掌权这令人欢欣的消息。愿祂的国度建立在万人之上,因为祂的国度必要来到,并且没有穷尽。看啊,今天早上,我们带着罪与死的身体来到祢的宝座前,因此也带着许多的罪、许多的忧愁,也可能有许多的悲伤;但是,现在,在祢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各样的重担都要脱落。我们因为我们的担忧而感到羞愧,因为知道祢那样地看顾着我们。许多年来,我们信靠祢,祢的信实是无庸置疑的,正如祢的爱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要把我们的每一分忧虑完全卸给我们的神,无论是关乎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我们的事业、还是我们的灵魂。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要歌颂祢,因为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宝血:当祢看到这血的时候,祢就越过我们,公义的天使也不再击杀宝血洒过的地方。愿祢让我们再次看到耶稣的宝血,从中得安息,因为祢已经永远除掉我们的罪孽,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哦,愿更多的人来追寻基督:藉着一些途径、所有的途径、每一种途径,让人们的耳朵可以听到,让他们的心被触摸到。愿他们聆听,这样他们的灵魂就可以存活。主在祂的永约之中差遣了祂的爱子,愿祂在万国中得到荣耀。愿万国都认识神的基督。
可是主啊,我们另有一个负担——那就是我们爱祢还不够深。许多时候我们不冷不热,或者冷淡下来,有时怀疑进入我们心中,或者不信遮盖了信心,我们犯罪并忘记了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赦免还不够,我们渴望成圣。我们恳求祢,把那在我们灵魂心田中与麦子一同生长的稗子连根拔除。我们实在想要服事祢。我们渴望我们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完全为祢。
至高荣耀的神啊,祢愿意道成肉身,祢的爱子取了像我们一样的血肉的身体,这在我们眼中看为何等稀奇。我们极其诧异,因为生命的主愿意屈尊受死,那位不能朽坏者被放在坟墓中。我们心中充满了爱的感恩,也满了敬佩的赞叹。当我们站在坟墓旁向内看去,想到耶稣曾躺在那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坟墓的门敞开,知道里面是空的时候,我们就歌颂祢的名,因为祂死了,埋葬了,我们也要尊崇祢,因为祂从死里复活了。
这些关乎我们神圣的主的伟大事实,是我们对祂的信心的根基。我们赞美祢,因为这些事实有四本福音书的见证证实,而且祂复活后,向许多认识祂的人显现,以至于再也没有人能怀疑祂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我们没有怀疑,我们的心虔敬地相信这事实。但是主,我们要靠你的圣灵来认识这个事实所带来的活泼的大能。我们渴望在这大能中与我们的主,我们的元首相交。求祢让我们深知如何与祂同死,更知道如何与祂一同活在生命的新样中。
我们哀痛,因为在我们这取死的身体中,有许多是我们所恨恶的。我们有时被引诱而懒散,虽然在世界上忙碌,却在灵里面懒惰。还有,我们被引诱而嫉妒别人,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悲痛地承认我们灵魂在这事上的卑鄙,也必须为我们的骄傲懊悔。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是最卑微的,但是主,我们虽然什么都不是,但却常常以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恳求祢赦免我们本性中的这些罪恶,同时也治死它们,因为我们恨恶自己有可能会掉入这些邪恶的网罗。特别求祢怜悯施恩于我们的不信。祢已经给了我们明证,显明了祢的存在、祢对我们的爱、祢对我们的关怀,特别是将祢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是至爱的保证。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仍会怀疑。不信侵入灵魂。我们为此十分羞愧。一想到这,我们就只能躺卧在尘土中。主啊,怜悯我们,更帮助我们对未来有更坚强的信心,将荣耀归给神。
哦!信实的造物主啊,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托于祢的保守;手上曾被钉子钉过的救主啊,我们将自己交托于祢的保守;永远的圣灵啊,我们将自己交托于祢的保守,祢能够保守我们不再跌倒失落,并且使我们全然成圣,让我们在光中与众圣徒一同站立得稳。神啊,我们可以信靠祢,并且确实信靠祢。我们的信心随着时光的飞逝而坚强起来。我们坚信,以后的每一个生日都向我们证实一件事,那就是信靠神才是我们的喜乐与力量;即使地动山移、沧海变迁,我们将仍然如此相信。我们不再惧怕,因为神永远长存,祂的恩约永不废弃。@5
@5这些引句全部都是出自C.H.Spurgeon,The Pastor in Prayer(Edinburgh: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2004[1893]):pages14,17,29-30,41-42。
这些祷告显然是历史久远,他们来自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正如那时代的许多牧师一样,遣词用句是稍许更新过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同样显然的是,这位祷告的牧师,司布真(C.H.Spurgeon),可以谈到「事实」与「证据」——但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要提到的,新约圣经也大胆使用了这样的类别。还有,司布真显然间接提到了圣经的许多经文,他期待他的听众或读者能够识别出来,因为从整体上来说,那时代的基督徒远比今天的更加熟悉圣经。
但这些祷告最令人震惊的是它们的整全性。其中,我们可以找到热情、喜乐、仁爱、怀疑、惧怕、希望、确信——并且更重要的是,基督徒与三一神之间一个深入而多面向的关系。这些祷告与新兴教会运动所建构的那些刻板而形式化的现代主义的基督信仰,差别之大不可同日而语。
你可能会说:相当公平,但这是司布真啊——而且司布真肯定不具代表性。但是,司布真虽然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有才华,更常被引用,却代表了认信的福音派当中大部分的基督徒。有一大群牧师、教师或平信徒——或是我私下认识,或是通过我所读的一些书而塞进我脑中的,这些书讨论启蒙运动之后的数百年,也就是现代主义的这一段时期——都谈到了,新兴教会运动在描述与现代主义相关的基督教信仰时因为简化而撒的谎言。我还记得十二年前曾与巴刻(J.I.Packer)博士共进午餐,我询问他那本《认识神》(KnowingGod)的销售情况。一百年后,若主还没有来,二十世纪末期所写的书有少数仍会被人阅读,那就是其中一本。他告诉我大概的数目,然后平静地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仍然还在畅销?」
然后,他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因为这是一本论及灵性的书。」
当然,那是一本关于灵性的书——不过,那当然也是一本关乎神的教义的书。我们再次看到这令人厌恶的、刻板的对立——不是教义,就是灵性;不是真理,就是关系一一是不,恰当的。不需太多的思考,我们就可以从许多国家、以及所有近期的几个世纪中,列出更多的名字。可是,这些批评家们是否真的读过华腓德(Benjamin Warfield)或卫斯科特(B.F.Westcott)的灵修著作呢?不错,许多现代主义末期的基督徒思想家都强调真理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在认识论上属于绝对主义的范畴,而是因为在他们所生活与事奉的世代中,福音的真理正逐渐地被传统的自由派思想所否定,并且越来越偏向到反对超自然的事物。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领袖有时确实失去了应有的平衡;然而,我们不应该趾高气昂地对他们的贡献完全不予理会,反倒应当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忠心事奉了那一个世代。无论如何,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已经尽力不要失去太多的平衡。梅晨(J.Gresham Machen)所写的每一个作品仍然值得一读。即或有人在这一小点或那一小点上持不同的意见,他思想的综合力可能在今天是更多被模仿,而不是被批判。从他的笔下,写出了许多篇关于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文章(包括一篇谈到基督徒与人际关系的文章!),还有一篇题为《群山与我们爱它们的原因》,此外还有许多文章。@6
@6后面这些主题很容易在新近编辑的文集中读到:J.GreshamMachen:Selected Shorter Writings,ed.D.G.Hart(Phillipsburg,NJ:Presbyterian&Reformed,2004)。《群山与我们爱它们的原因》(“Mountains and Why We Love Them”)可以在网络上找到:http://www.opc.org/books/Mountains.html。
对认信基督教信仰的指责——几乎是普遍的
这就引入了我的第二个批评。对于现代主义,以及在现代主义时期稳步前进的认信基督教信仰,一些新兴教会的领袖充其量只是大费周章予以简化,而且,由于不了解,他们整体上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对这信仰几乎不予考虑。他们大可谦卑地评论现代时期的认信主义,并且感激地承认,我们当中许多人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原因是我们的前辈靠着神的恩典忠于福音。但是,他们却偏好那些最差的事例,并且好像对它们大肆嘲弄。
较优秀的新兴运动作家会摆出一个平衡的姿态;但即使是这样,在表达的时候几乎总是喜爱挖苦的。比方说,下面是尼欧(Neo=Neil Oliver Edward)对凯西所说的话:
根据圣经,人不能单靠系统和抽象的概念而活着,还要靠故事、诗歌、格言谚语和奥秘。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神学家们用言语(words)来表达我们的福音,而是表示,我们既然相信道(Word)成肉身,我们的焦点应当是建造一些群体,是可以把我们的好消息体现出来的。@7
@7分别引自麦拉伦著,凌琪翔译,《新品种的基督徒》(台北:校园,2005),322、330页。
我们不得不对这「不单—–还要」的论证方式表示谢意。尽管如此,尼欧的重点几乎完全是在故事、诗歌、格言谚语与奥秘上,而且,即使是对「系统」或者「抽象的概念」有稍许的让步,其中仍然有三个负面的特征。
(1)尼欧所强调的,是对我们的世界有正面的弦外之音:故事、诗歌、格言谚语与奥秘。尼欧作了让步的,却是从负面的角度承认:人「不能单靠系统和抽象的概念而活着」。但是,有谁说过人是这么活着的呢?为什么不说人「不能单靠宝贵的真理以及被启示的命题而活着」,或类似的说法呢?换句话说,即使其中表现出一些平衡,你仍不禁觉得,对于真理与命题,充其量只是略加赞美就予以撇弃了。
(2)在表达那表面上的平衡时,总是具有明显的让步意味,其实是偏向一面的。我们几乎从未看到这些著作中有哪个地方说,人不能单靠故事、诗歌、格言谚语或奥秘而活着,还要靠着启示的真理而活,这真理是我们应当相信、信靠、认识并遵守的——尽管这一点是圣经无数次强调的。我们可以从默想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开始。又或是,当尼欧让步说我们「需要神学家们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福音」时,他仍然说,「我们既然相信道成肉身,我们的焦点应当是建造一些群体,是可以把我们的好消息体现出来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隐藏的对立。虽然神学家们的确在「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福音」,但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神学家们同时也是传道人,教师和传福音的人。他们用来传扬福音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语,是体现出来的信息,其焦点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我们稍后会看到),与「言语」或「神的话」有密切关联的,常常是用言语传达的信息,而不是成为肉身的道。这并非降低道成肉身那至为重要的核心性,可是在新兴教会的著述中,言语、圣经或命题的地位,最多只是获得让步性的承认,而强调的重点几乎全部都是在于基督是成为肉身的道。它们从来没有从相反的角度来论证。它们从未告诉我们,虽然基督的确道成了肉身,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与对象,但是我们若要接近祂,要认识祂是谁并且作了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透过神的话语,神藉着祂的话将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了。
(3)尽管有表面上的让步,我们还是很难在新兴运动的著作中找到一段话,是对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下的普世教会做了正面的肯定与感谢的。我并不是说现代主义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我只是说,对新兴运动的作家来说,现代主义很糟糕,而后现代主义却是一个不错或者大好的机会。长话短说,在新兴教会运动的维护者的著作中,我看不到他们所宣称的平衡。
有时,这一点会以一些令人莞尔的方式不知不觉地表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兴运动作家们与那些用不实际的对立分类法思考的当代作家没有什么两样。史戴豪思(John Stackhouse)写道: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基督教的信息是向人类——不只是人的大脑——发出的邀请,要他们来与耶稣基督这个人相遇,而不是采纳一套教义系统或理念。因此很明显的,若要建立那个信息的可信性与合理性,靠的就不单单是理性的论证。反倒要靠神的圣灵,藉着我们以善行举起的灯台,将光照射出去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8
@8″From Architecture to Argument:Historic Resources for Christian Apologetics,”in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ed.Timothy R.Phillips and Dennis L.Okholm(Downers Grove,IL:InterVarsity Press,1995),55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对立;基督教的信息是「向人类——不只是人的大脑——发出的邀请」,如果他在另外某处说「基督教的信息是向人类——不只是人的情感或美感——发出的邀请」的话,我将毫无异议。但是,这里隐含着对现代时期基督徒的批评,好像他们只对人的「大脑」有兴趣。但事实是如此吗?当薛华(Francis Schaeffer)不断强调断言圣经真理的重要性时,他难道不是一直坚持圣经强调基督徒的爱,以之为基督徒特有的记号吗?当怀特腓(GeorgeWhitefield)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大觉醒(在英国称为福音觉醒)时期向成千上万的人布道的时候,除了传讲福音,岂不是也满怀热情,常常声泪俱下地,坚称复兴运动的果子应当包括道德的改革(就像奴隶制度的废除、引进儿童劳工法、商会的成立、对老年人的看顾、以及监狱的改革)吗?
史戴豪思所写的让人担忧,不但因为他的让步是单向的,更因为他用「反倒要」,而不是「更要」。他正确地主张:信息的合理性不能单靠理性的论证(大概没有一个自认是现代或后现代的人会提出异议),但是他接着说这合理性反倒要靠圣灵、藉着善行光照出来。他是否在说圣灵不能透过传讲的信息来光照呢?
可以肯定的是,新兴教会运动对现代时期的基督教信仰所作的评论,其中不无道理。在西方世界,基于圣经中的教训传讲的信息,远远超过基于圣经叙事部分传讲的信息。举例来说,在钟马田(D.Martyn Lloyd-Jones)已经出版近七十本的讲道集中,只有一两本是诠释叙事体的经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给予宽厚的评价,在他的讲章里面,钟马田使用了圣经中的叙事部分,而且常常引用箴言、诗篇、哀歌、天启文学等。还有,钟马田是在向他那一代的人说话。回想一下,在五十年前,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拥有非常的恩赐,知道如何处理叙事部分的经文,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也只是最近二十到三十年之间的事。
但是,从整体来看,我曾听到过不少非洲的传道人,在处理叙事性的经文上,很有功力,但我只能想到三或四位非洲传道人是可以根据罗马书传讲很好的解经讲道。许多非洲人的叙事性文化(虽然现在正在出现些许改变)带来一些的限制;西方认识论与文化的传承则带来另外一组的限制。只有最优秀的传道人可以超越他们文化中的这些限制。因此,新兴教会领袖应当提出的明显问题是,有什么样的限制让后现代人烦恼?我们自己对圣经中的哪些部分处理得不好?我们的孩子与他们的下一代将会如何论及我们自己的盲点?他们对待我们,会不会比我们对待那些将福音传给我们的人有更多的同情心?
还有,一些新兴运动人士对现代人的基督教信仰所勾画的图案,与我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的落差。我的父亲是一位建立教会的人,尽管他一生都生活在西方,他仍必须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与文化,为了要接触并服事人群,就是他被神呼召进入其中的那一群人。在他事奉的第一个四十年,在福音传扬很难迅速成长的地方与时间中,他很少对超过四十人的会众讲道,大部分时间是对十或十二人(其中四人还是他的家人)。他也穷到一个地步,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注释书、神学书籍、诗歌、文学、科学著作,或者是我今天所读到的关于文化的书籍——但是他拥有的书,他都非常熟悉,他常常翻阅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星期,也常常看他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但是他是不是单单属于命题式的呢?他是否对圣灵藉着善行而光照的工作没有什么认识呢?事实上,他虽然资源有限,但却十分慷慨待人,母亲最后甚至必须接管家中的账务,因为父亲几乎将所有东西都送走,我们都要挨饿了。我是否应该告诉你他为一个孤儿院所作的事呢?还是应该提起在一些特别的时候,当他在崇拜聚会中对三十人讲道后,回到他的书房时,他跪在地上,流泪为那些听他信息的会众祷告呢?
从某些角度来说,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牧师了。如果我要编辑或印刷他的一些文章,题目一定是《一位平凡牧师的回忆录》。我还可以告诉你那一代许许多多平凡的牧师。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他们那个世代的产物——正如史宾塞·伯克、史域与麦拉伦。但他们却没有被那个时代影响,来谴责前几代的人。
一个常常在神学上肤浅、在理智上不合逻辑的谴责
我的第三个批评可以简短地表达为:我们常常见到人对现代主义、同时也对现代时期的基督教信仰发出谴责;这样的谴责不单在历史上有偏差,在道德上不感恩,也常常是在神学上肤浅,并且在理智上不合逻辑的。
说它在神学上肤浅,是因为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任何一种世界观或我们所发展的认识论体系,没有一个是完全好的,或者完全坏的。神仁慈的「普遍恩典」向我们保证,即使是结构上有很大缺陷的系统,仍然保存了某种洞见。我们的罪也肯定地告诉我们,即便是一个与圣经紧密吻合的系统,仍然是有某种程度的扭曲。所以,有思想的基督徒不该完全认同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不会将其中的任何一个贬为一文不值的。当新兴教会运动能够更加平衡、且清楚地陈述现代主义的内在优势,并对其危险发出警告的时候,也就是它发展臻于成熟的时候。
说它在理智上不合逻辑的原因在于,在后现代主义的包容精神下,大部分的新兴运动出版物都花了异乎寻常的工夫,去找出在其他的「理念/主义」中好的东西——如佛教、伊斯兰教(回教)、阿兹特克(Aztec)的印第安人宗教,甚至是部落的泛灵论。只有一个「主义」是被认为很难有什么可以肯定的,特别是在新兴运动领袖的著作中,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现代主义」。所以,他们在理智上所采取的立场虽然较开放,并且较少绝对化,却反而让他们在谴责现代主义的时候,成了准绝对主义者。
这就与另外一个复杂的历史动向有关,我只能在这里简单地提到,但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就这个主题写一本小书。人们通常以为包容是一个美德,容许、甚至鼓励那些与我们有不同意见的人,让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并且为他们的观点辩护。大家可能记得伏尔泰(Voltaire)一句有名的格言,「我可能不同意你要说的,但是我会至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人与其他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才可能去包容别人的意见。但是在我们的后现代世界中,包容的美德越来越被认为是拒绝承认有任何一种观点是坏的、邪恶的或愚蠢的。一个人可以「包容」所有的观点,因为没有任何观点是太过偏差的——除了那拒绝这种「包容」观点的观点;对那种观点,没有任何的包容。
坦白地说,这在理智上是不合逻辑的。一个资本主义者可能包容马克思主义者,反之亦然,又或者一个回教徒包容一个基督徒,反之亦然。但是,如果说:「我不能够说你的立场有什么问题,我包容你,」是否前后一致呢?必须先有不同意之处,然后才能谈包容。@9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意见最激烈反对其他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现代主义:在这点上,他们认为所有的「主义」都是不好的,并且在这一点上毫无包容。如果有人主张另一个立场,或另一个宗教,在某一点上有些错误、偏颇、甚至邪恶时——比如说,阿兹特克印第安人宗教中的献婴儿为祭——他们会回答说:对阿兹特克人而言,献婴儿为祭可能十分有意义,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说三道四?
@9在后现代时期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没有留意到这个基本事实。华腓德于1888年针对布鲁克斯的《包容》(Phillips Brooks,Tolerance)撰写的书评中说:「布鲁克斯博士最为推崇的那种包容,『任何人察觉到真理大于他对真理的概念,他所拥有的只是真理的一部分,而别人看似错误之处往往一定是那真理的其他部分,包容于焉滋长,』在我们看来似乎根本不是包容,而是宽宏大量的精神。我们不是『包容』已知的或可能的真理;只有当我们遇见我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时,才出现真正的包容;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没有强烈的信念,没有坚定地抱持真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包容,正如布鲁克斯博士所推崇的」(Presbyterian Review9[1988],161)。谢谢查斯培(Fred Zaspel)使我留意到这段文字。
这样说来,因为他们没有反对任何人,后现代主义者们宣称他们是包容的,但在他们强烈反对其他人的主要舞台(也就是现代主义)上,他们自己反成了不能包容的人,尤其是将他们现代主义的敌手贴上不能包容的标签,而事实上现代主义者只是在要求一个权利,就是可以礼貌地不同意他们认为有严重错误的立场,而不是要求抹杀这些立场的权利。当我们读到这些新兴运动领袖如何对待现代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时,可能会佩服他们宽广的心胸,但是,当我们转头看他们如何对待他们所认识的现代主义时,难道我们不觉得在理智上有一点不协调吗?
有人可能会说,很大一部分的所谓后现代思想,包括可以在新兴教会运动中找到的思想,可以说属于克里斯多弗·夏农(Christopher Shannon)所谓的「明显的批判主义传统」,也就是「将所有公认的传统连根拔除的批判性计划」。这个批评有其正确之处,因此,在这一个关键上,后现代主义其实仍没有摆脱它的现代主义根源。包括新兴教会运动在内的后现代思想,常常诉诸于传统的支持,却不外乎一些比较早的传统、其他的传统、人不熟悉的传统、或折衷主义的传统——只要不是近期的传统,显然是因为其本身要作的工作恰恰就是「将所有公认的传统连根拔除的批判性计划」。@10在下一章中,我会稍稍回头谈论这一点的一个要素。
@10见Christopher Shannon,Conspicuous Criticism:Tradition,the Individual,and Culture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from Veblen to Mill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亦见Richard Stivers,The Cult of Cynicism(Oxford:Blackwell,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