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达尔文主义者的教育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偏僻的南肯辛顿区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华丽建筑物中。为了纪念建馆一百周年，1981年对达尔文的理论作新的陈列展览。访客入馆时首先看见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

世界上有这么多种类的生物，你是否感到惊讶？

有一见解认为今日所见的生物，都由久远之前的祖先逐渐改变进化而来的。

进化怎样能发生呢？一个物种怎样会变为另一个物种？

本厅中的展览让你看到一个可能的解释，即查理·达尔文的解释。

附近还有一张海报说：“另一见解便是上帝创造一切生物，完美而不改变。”博物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肯定地说：“自然选择的进化观念，严格地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其只由逻辑推论而来，并没有实验证明。又说：“若进化论是真的”，可为生物分类学家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自然界有“群体之中的小群体”。这展览的主要信息是说明，达尔文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学说，但并非不可怀疑。

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对这些相对的言辞有激烈的反应。英国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周刊的“社论与来信”栏，便成为争论的场所。一位新达尔文主义的健将霍尔斯特德开始不仅攻击这次有关达尔文的展览，而且攻击该馆对恐龙与人类进化的展览，认为这些展览的错误在于使用分支学说（cladism）的分类法，因为这种分类法假定没有一种生物可证明为他种生物的祖先。【注一：近年来生物分类学已被分支学说所取代；在博物馆的陈列与教科书中普遍地被采用。目前重要点即分支图（cladograms）表示现存与化石物种彼此的关系，并非祖先或子嗣的关系。若认为两个物种（如猩猩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超过第三者，则这两种在分支图中并列，导致两种相似的假设的共同祖先则从未列出。一些老派的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分支学说使人相信进化乃突然分支的作用，并非达尔文的渐进主义。某些分支论者说，就他们的专业而言，共同祖先的假设早就可以抛弃。】又说分支学说的文献充满了误用的“迈尔、辛普森，甚至达尔文本人的材料”。因为这些知名人士坚持“将今日所观察的作用，延伸到过去的时代，便足以解释化石记录的变化”。

霍尔斯特德指控有些展览不但达尔文主义，并且攻击进化论本身。例如“人在进化中的位置”的展览特意否认直立人猿（Homo erectus）是现代人的祖先。所以“创造论者多年所坚持的信念，现在由自然历史博物馆公开地宣告了”。

但霍尔斯特德并不将这些过错归咎与创造论者，而归于马克思的信徒。他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偏爱突然改变的进化作用，而不是渐渐不断的变化，因为这样更符合他们的社会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变化乃由革命性大突变而改变到另一种状态，达尔文的渐进主义则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由自由经济竞争及民主改革而逐步改良的。霍尔斯特德没有提出博物馆的科学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确实证据，但坚持博物馆“有心或无心”地怀疑达尔文的渐进主义，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注二：虽然霍尔斯特德的指控是无根据的，但政治上的观念与生物学上的观念，常有密切关系是事实。杰出的达尔文主义者，如哈佛大学的理查·卢旺廷及古尔德自傲地声言生物进化论与经济或种族竞争相连。1981年在东德的科学会议中，达尔文主义派的科学哲学家迈克尔·鲁斯说：“生物学产生许多愿望、需要、欲念、激动，以及许多正确行动的劝戒，好似路德或卫斯理的讲道一般。”】

指控政治动机可算为很好的娱乐。但重要的是，从前只在专业团体中表示对新达尔文主义及化石祖先存在的怀疑，今由博物馆公诸大众了。特别是有些陈列指出正统的进化论只赖某类逻辑支持而非依靠科学证据。在《自然》周刊中发表的一份报告引用了博物馆一位高级科学家向大众所作的演讲：

适者生存是句空话，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所以许多评论家说，不但进化观念并不科学，连自然选择也不符合科学。我们应否相信自然选择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是从某些预定前提推理来的必然结论—–

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见解是一个逻辑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因此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

尽管我们相信进化确实发生了，但显然我们对这问题应存开放的态度—–

我们不能证明这观念是真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证明它是假的。或许某一天有更好的学说可以代替它，但到那时才—–

写报告的人说：“若这些是我们的朋友与支持者的语言，则创造论会帮我们防御仇敌。”

《自然》周刊中的一篇社论，以《达尔文死在南肯辛顿》为题，用以下的夸张词藻质问他们认定的侵犯者：

本该视为近乎达尔文主义城堡的博物馆，主持的人是否失去了勇气，更不用说失去良知了？—–在向公众介绍科学时，对还在争论的题目，适当地说还遇有怀疑，谁也不会反对。但进化论对认真的生物学家而言，还有怀疑么？否则，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论，除了引起混乱之外有何作用？

这篇社论揣测说，博物馆的陈列是一班与该馆科学家不太亲切的工作人员所设计，因为多数知名的生物学家“宁愿失去右臂也不愿以‘若进化论是真的’作为一句话的开始”。这揣测激起了22位知名生物学家的愤怒，惊奇《自然》周刊会“主张将学说当作事实介绍”。这些生物学家说：“对进化论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明”，虽然有“许多间接证据，且无更佳的选择”。或许太天真了，他们结论说：“若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明天便可放弃进化论。”

信函与社论的交互反应继续了数月之久。《自然》周刊的编辑迟迟才发觉，达尔文主义在科学家中较他们所想象的更难一致，于是在一篇关于正当怀疑之范围的主要文章中，采取了较温和的路线。这篇以煽动性的《进化论的真实性有多少？》为题的文章，因作出让步而令大众惶惑，且较博物馆的陈列更使达尔文主义者吃惊。那些编辑先阐明卡尔·波普尔曾说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而且不能证伪，又不明智地承认这评论在“技术上的正确性”，再勉强地解释说，“进化论并非毫无经验证据支持”及“形而上学的学说也不一定是拙劣的理论”。

该编辑的文章进而承认，“大部分的人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怀疑”。因此鼓励博物馆向怀疑者挑战，阐明争论之处。他们将怀疑者分为两类：“有些人怀疑达尔文主义出乎令人敬重的立场，另一些人认为生物发生的过程实由超自然的作用而来。后者的理论甚至不是形而上学，简直就是不科学的”。这篇文章最后说，为了不致令科学家气馁，“怀疑主义运动”（即认为科学理论没有绝对的真实性）不要“太深化”。虽然《自然》周刊主张消除一切成见，但坚持“有一成见是可容许的且是必要的，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信念；即一切可观察的现象都可以用理论来解说”。

《自然》周刊的评论不仅暗示达尔文主义属于形而上学的系统，由信仰支持，还因鼓励博物馆引起大众怀疑达尔文主义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而招致责难。这样无法下台时，该周刊在数星期之后发表另一篇文章企图平息风波。它肯定说，虽然“没有生物学者会否认上帝造人的可能性，若有人这样相信，那么他也会认为达尔文所观察的机制也是上帝所选择的创造方法”。【注三：也许这作者心中的机制是自然选择。但是写《人的起源》的达尔文，因对自然选择很失望，半道歉地说，在《物种起源》中它已被视为过分重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性选择来解释人类特征的来源（另一些含糊的机制在今日的新达尔文派中不受支持）。】博物馆的责任不是为迎合怀疑者，而是为进化论辩护：

面对宗教与神秘派有组织的压力，进化论者也需要表达自己见解的组织。这些见解应该赢得热烈拥护，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不应该降格为政治宣传的片面说辞与故作高深。对愿意听的人有适当的信息，而不需要与辨别过细的科学哲理家长久争辩。

相信分支学说者在这场辩论中也有所得。特别尖锐的是斯·纳尔逊的信：

在这行业中较有宣教士心志者的惊讶下，分支学说者不将化石作为特别启示，而将化石当作好似与其他生物标本一样，试图作适当的解释，有关细节更是如此。这样的作风对外人而言虽然合理，但化石学家们不情愿地碰到分支学说时，对他们感情的打击（我见过次数多得不计其数了），好似一个持原教旨主义信仰的牧师遇见一个不速之客，说圣经不过是许多好书之一而已。我只要说现在有一种建立在巩固基石上的教会就足够了。

无论如何，将《物种起源》当作许多好书中的一本，已经足够将参观博物馆的群众引入歧途了。一位为达尔文主义何无神论辩护又以思想清晰而著名的哲学家安东尼·弗卢后来解释说，这场插曲都肇因于“公仆”（指博物馆的科学家）的背信。因为他们有责任介绍已成立的真理，而不该传播非正统的意见使大众惶惑。他公开指责这些傲慢自负者，“滥用公共机构的资源，去向参观这些公共陈列的外行人，推销自己宠爱的理论（分支学说），好似它已被有资格判断的专家们所公认。而这些外行人大多数是无邪的青年”。

弗卢报告说，“这些讨厌的材料已逐渐被收回”。正如这段话暗示，博物馆已经在压力下投降了。博物馆的发言人致函《自然》周刊解释说，馆员避免以教条式介绍达尔文主义的企图不幸“给人的印象与目的相违”，录像片中说适者生存是一句空话的一段，已马上剪去，并将继续肃清其余的陈列。

当我1987年去该博物馆参观时，陈列已不再令观众感觉达尔文的理论尚有争论之余地了。例如在达尔文陈列厅入口处，那块写有“一个可能的解释”等词句的罪大恶极的广告牌，已被以下这段使人恢复信心的告示所取代：

当我们将自己与化石中的亲属相比较时，便会发觉人已经进化的证据。

达尔文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一种观点，就是一切生物，都经极长久的时间逐渐演变而来。

这便是我们说的进化。

许多人认为进化的理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冲突。

起初陈列“模棱两可的话”给人对达尔文主义有足够怀疑的印象，但没有清楚说出那可以怀疑的是什么。后来博物馆发言人在接受访问时解释说，那怀疑并不指化石中缺乏中间型生物，或在寒武纪初期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或解释遗传密码来源的困难，或育种实验中变化之限度，或“有希望之怪物”的争论，或间断平衡之争论，或剧变灭种之重要性。当初的陈列在有见识的批评家眼光中，已分明是一种掩饰，而非明白说出达尔文主义的难处。虽然如此，博物馆的发言人说，现在与20年前的进化陈列时已大不同了，当时的馆长（加万·德·比尔爵士）“写过一本小册子，提到今日进化已被接受为事实，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机制，别无其他。就他来说，重要的观念已经成立，没有再需要思考的余地了”。

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教育家向青年提出进化的证据时倾向于使用含糊之词，并非实际由于创造力者的反对。向易受影响的人讲授进化论，用可能引起怀疑的言语，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极愤怒的。例如解释间断平衡的辩论时，必会给怀疑者一个印象，即达尔文主义者无法从化石中找出广进化的证据，因而作不充分的辩解。不管专家怎样热烈坚持，他们只辩论进化的速度，而不关注进化是否真的发生了。但少数聪明的青年会觉悟，因为没有逐步递变的事实，进化可能缺乏证据。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讲授进化不是为鼓励未成熟的心灵或已成熟者去思考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其他可能性。

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不同的团体，包括创造论者以及一大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团体。70年代初期，创造论者说服州教育局采取“反教条政策”。但此后科学教育家进行反击，他们迫使教育局颁布明白条文，训令学校根据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解来讲授进化。

教育局在多次辩论之后，1989年初颁布了《讲授科学的政策宣言》（Policy Statement on the Teaching of Science）。虽然目的在于鼓励在课室及教科书中对进化有更多的讲解，但没有这样明白的说出。因为这些教育家要对科学作一笼统的宣言，而不承认进化论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包括宗教与哲学上的问题，与其他科学领域有异。

表面上，《政策宣言》是合理且宽宏大量的。开始说，科学是探究自然界可观察的事实，与可以试验的假设；不是研究神圣的创造、终极目的，或终极因由。这些非科学的题目该划归到文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中。《政策宣言》着重地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理解，而非强迫信仰，所以不论讲授科学或别的课题，都不该采用教条方式。《政策宣言》甚至重复说明信仰与理解的重要区别：“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公民，学生不必完全接受在自然科学课程中所讲解的一切，但必须明白科学思想中的重要线索，包括方法、事实、假设、理论以及定律”。

《政策宣言》又继续解释说，科学的事实、理论、或假设，都可以由试验而作取舍；这一点与信仰或教条有所区别，因为后者没有试验的标准，所以不能在科学课室中讨论。并且说，科学教师在职业上必须坚守科学阵地，应该将科学以外的课题敬重地请学生与家长或牧师讨论。

若不知道知识与信仰微妙差异的人，会以为《政策宣言》是保护相信创造论的学生的权益，假使他们“理解”进化论的话，可以质问它的真实性。这是误解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如果理解进化论而又真的不信是不可能的，好像理解算术而将二乘四作为七一样。对达尔文主义者而言，纯自然主义的进化是该学习的事实，并不是可以质询的见解。只要不影响他人，一个学生可以默默不信，但学生或教师都不得在课室中讨论不信的理论。

《政策宣言》不是为着保护异议者，而是在表面反对教条主义的教育系统中，为自然主义之进化作为事实讲授，作哲理上的辩护。这辩护认为科学因其方法的可靠性应受另眼看待。科学上的事实与理论不断受试验，哲学有或宗教教条“至少部分基于信仰，不受科学试验与反驳”。虽然促进信仰不符教育目标，推广知识却是教育责任。凡明白个中含义的人都知道，这些含糊的言词都为着这一点：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属于知识不属于信仰，所以反对的人是出于无知；消除无知才是教育所应有的目标。

继《政策宣言》之后的课程指导叫做《科学体制》（Science Framework）。《科学体制》告诉教科书的出版商，若要争取庞大的加州市场，必须怎样做。它口头说，教学必须使用非教条式原则，但却有明显的信号要求讲授进化，去说服学生相信正统的进化理论为目标。该理论的重大困难则被忽略或漠视了。又要求教师向学生重新肯定科学是可靠的，它是自我更正的事业；对进化论所谓根据科学的反驳已被科学团体考虑后而拒绝了，所以进化是“已被接受的科学事实”。

这些文件中的言词好似在蓄意隐瞒事实，而非表彰事实。例如《科学体制》没有承认科学无法证明随机的突变与选择怎能产生复杂的生物构造，反而将自然选择与适应作无谓的分别：

自然选择与适应是两个不同的观念。自然选择指适应环境的生物特征在后代中有更好的表现—–适应乃是生物因环境刺激的反应作用，由于自然选择而改变构造与行为。

对于古生物学家无法鉴定任何大类生物的祖先，便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抹煞了：“寻求彼此关系最近的种类生物进化的相互关系，重于寻求祖先。”关于广进化的速度颇为难堪的争论，也只用一句话掩饰：渐进的变化除了例外之处，是一般的规律。

虽然生物的改变是逐渐而经过极长久的时间，但有些生物巨大的改变，在地球历史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这包括进化、多样化，以及许多化石物种之灭绝。

最后，《科学体制》以图表说明细胞色素C系列中分歧的规律性。这所谓“分子时钟”的现象，与根据于自然选择的预测相反，所以需要发明另一个分子进化理论去解释。但《科学体制》却说，图表中显示氨基酸系列在分子进化中变化率的规律性，它的结果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测。

【注四：细胞色素C的图表曾使《体制》的作者非常难堪。因为发现其中排字上的错误，与创造论者所写的《谈人与熊猫》类似图表中的错误相同。面对证据，《体制》进化生物学部的负责人承认抄袭了创造论者的书，不过将所列的生物种次序倒置，其他部分一字不易照抄，而且没有核对其正确性。】

在《科学体制》的前言中，作者赞扬科学是一个“探求欢乐的无限旅程”，并强调激发学生进行科学探求的兴奋感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这兴奋的感觉却不可涉及进化的基本问题。他们可鼓励学生考虑从事生物工程事业，但解决进化之奥秘是不能的事，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坚持它根本没有奥秘。那“有趣的观念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只能谈细节了。

《科学体制》最可取之处，就是请教师及教科书的作者不要用一些言语来暗示科学理论要根据主观成分或信众的多寡而定。

不该对学生说，“许多科学家”这样想或那样想。科学并非由票数决定，而是由证据决定。也不该向学生说，“科学家相信”。科学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乃是有没有可受观察及客观理解的证据—–让学生知道在科学领域中的任何问题中，极不能因某重要人士如此说（权威）或因历来都是如此说法（传统）而决定。

但是《科学体制》马上自相矛盾，将“进化”仅含糊地指为“通过时间的变化”。因为含糊的观念是不能由观察与客观理性试验的。《科学体制》劝我们相信这含糊的观念，是因为许多科学家这样说：“进化是一个已被接受的科学解释，所以在科学家群体中，更甚于重力与电子流动的理论，不加争辩。”诉诸权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教育家们，不能公开揭示进化论乃至直截了当地基于《政策宣言》中所谓的哲学信条上。这信条是无法由科学方法试验与反驳的。

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相信，这宇宙是纯由物质因果运作的封闭系统；又相信对生物界奇妙的、好似为某些目的而设计的现象，科学该提供自然主义的解释。若是没有这些假设，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推论出各大类的生物都有共同祖先，或推论随机的突变与自然选择，能代替一位有智慧的设计者。这两个基本的信条都是不能试验的，所以根据《政策宣言》都不能在科学课堂中讨论。

发起在公立学校向学生进行灌输运动，可能是达尔文主义者战术的严重失策。过去，在中学教科书中进化论的材料较少，只是说许多科学家都相信它。大学生物专业的学生或研究生院的学生才严肃讨论进化的科学证据。许多外行的人很少有机会知道，多少哲学以科学的名义讲解。即便知道内情，也无法作有效的反抗。

达尔文主义者因为自己要求公立学校“多讲授进化论”而改变了这得意的情况。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公立学校应该竭力说服学生相信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要他们公正地指出使进化论难堪的证据。但在公立学校所作的是公众的事，即使创造论者也有权指出教科书或其他教材中的错误或含混躲闪之处。当局的压力可能一时有效，但坚决的反抗者终会说服大众，给他们对证据发言的机会。当圣经原教旨派以外的群众知道，达尔文主义者那样顽强地反抗一切对神的信仰，及达尔文主义极少科学证据，达尔文主义者会后悔脱离当初的掩护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