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信仰与财富

工业

工业是罗马帝国的第二财富来源。许多工业持续了几个世纪，一些小规模的工业由店主亲自经营，或许他的家人、奴隶也会助一臂之力，帮忙制造，然后出售。随着庞贝古城出土，许多店铺也井然有序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计有制造商、零售商及住家等各个不同的区域。

第一世纪的帝国工业为了因应开拓市场、建立新城市、建设旧城市等国策而有长足的进步。开拓市场的结果，是造就工业专业化及产生更大的工厂，而能够大量生产；考据陶器上的图章，学者相信有些店家必须雇用数百名的工人，才能应付远在数百哩之外的市场需要。在高卢，有一家店叫毕士提，专门大量生产陶制小型雕像；玻璃制造商方汀南经营了一个企业，推测应雇有几百名员工，以及为数甚多的连锁店和商业代表；在意大利则有西波里士所出品的水壶与平盘，到莱茵河下游都还可以发现其产品，甚至远抵比利时，与比利时人欧希萨精心制作青铜别针的销售路线正好相反。19至于其他工业产品则未能持久保留，譬如纺织业，或许其市场也曾扩展到其他工业所有的规模，举个例子来说，众所周知的马耳他布，就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布料，而且这种布料曾经销路甚广。

新增的城市及其大小，对工业成长有极大的助益。的确，罗马帝国大部分的工业活动都与建筑有关。当全体国民的生活进展到城市化的最高峰时，帝国政府就乐于建立新城市，而旧城市的市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是，增进公共设施及私有建设。就整个西部省份而言，石头成为富裕家族建筑的上选材料，所以大量开采制造的结果，沿途的水路、陆路，都因运送这些雕凿的石头到目的地而繁忙不已。此外，没有两个石头是相同的，如果有人选购黄色大理石，最好到北非的士密图石矿区去找；若是需要红色大理石，就去安思麦拉；倘使选定的是绿色斑岩石，不妨到希腊的某些地区去，很可能在那里找得到；此外，埃及盛产红色斑岩石和花岗石：至于质地最佳的紫蓝色花岗石，首推富来斯堡。整块的大理石或其他材质的石块，通常用作建筑的正面或是廊柱，而小块岩石则适用于作工较为精致的镶嵌部分。

正当这些富豪差人到远方的石矿区寻找他们梦寐以求的建筑材质时，一般人则想必对在邻近地区所能得到的石头感到满意，于是成百个采石矿，虽然不及上述地区来得声名远播，所出产的各类大理石、花岗石以及莱姆石，足以吸引无数石匠、工程人员和各种工匠到此工作。20

大多数的采石矿和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铅矿，还有锡矿，都是国营企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方演说家希芮德安提斯，他就在潘塔立克山独立经营了一座采石场，专门出产大理石；2除了这些例外，所有的矿藏资源都由皇室中世袭官员经营管理，因此这些矿藏简直就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在世袭官员的监督之下，另有一些官员负责经营一些特定的矿藏或采石矿，所以提炼石头或矿藏中精华的工作，可以说全在这些皇室官员的督导下完成：至于其他的矿藏，或者是整个矿区，或者是部分矿区，租给企业家经营，由企业家负责完成提炼的工作。当然大部分粗重的劳力工作都由奴隶承担，在皇室经营的矿区里，雇用了一批罪犯——有一些是不肯否定自己信仰的基督徒——从事另一部分劳力工作。后来，这些在技术上自由，却缺乏人身自由的农民，渐渐的取代了矿区里的奴隶，就像他们在农业方面的情况一样。

贸易

国外贸易并不是罗马帝国的财富来源，虽然外贸曾为上层阶级提供很多奢侈品。大部分越过帝国边境的贸易都属奢侈品的生意范围。丝从中国进口，象牙来自非洲，伊索匹亚及印度盛产珍贵的木材。22在民生必需品中，最重要的外贸首推引进南俄的小麦，和伊朗的铁。由于罗马帝国缺乏这类的出产，所以这些贸易伙伴一致希望帝国在购买大部分物资时，能够支付珍贵的金属，除了珍贵的金属之外，对印度的主要输出品尚有铜、锡、铅和酒，这些条件往往造成贸易上悬殊的逆差。

反观国内贸易，在经济活动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大多数的贸易都以罗马为马首是瞻，因为只有罗马才能够付得起各省产品的货物税。渐渐的，贸易在各省开始萌芽，为了支持罗马，贸易受到一些限制。比方说，除了罗马，埃及不得将小麦输出到任何地方，然而一般而言，货物的自由运送在各省之中促进贸易成长，至终大半也会绕过罗马与意大利。非洲出产小麦、油、亚麻、羊毛和木材；仅输出小麦到罗马的埃及，也盛产亚麻、纸草、布类与玻璃器皿；叙利亚以木材、酒和布闻名于世；小亚细亚则有酒、皮草、布类和著名的普高蒙羊皮纸；至于希腊，虽然土壤贫瘠，却有傲视群伦的大理石；高卢出售酒类、皮革、香肠和布匹。奴隶——有些来自国内，有些则来自国外——往往是从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被带到各省去。

贸易之所以会发达，是因为罗马帝国架设了密集完善的公路网。其中有公路从埃及直达北非；另有三线公路从西班牙穿越庇里牛斯山脉，进入高卢，之后可循数条路线抵达莱茵河，或是横跨南高卢到罗马；公路还能由罗马北上，横越阿尔卑斯山脉上大部分的山路；有些公路西行可抵多瑙河流域诸省份，再到巴尔干半岛，从那里可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横渡之后，即进入小亚细亚，继续往东走就到了幼发拉底河及巴比伦。另有公路从小亚细亚的沿海南行，直通埃及。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公路，与许许多多道路相连接，通到各大城市、河流及港口。

可是这些著名的公路，却远不如水路那么重要。公路最主要的用途是军队移防及军需补给，另一用途是补水路交通无法到达之不足；此外，旅行商队通常是走公路把奢侈品从东方带回西方，但是绝大多数的贸易走的依然是水路。的确，从帝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使用牛车载着重货，沿着山路，千山万水逦迤而来，所费远比行船要昂贵许多！

自然的，最重要的水路，当推地中海航线了。23在共和国结束之前不久，庞培大将肃清海盗后，地中海遂成为旅行和一般交通安全的方式，因为地中海的气候和海岸为人所熟悉，船员喜欢海岸在视线范围之内的时候行船，这总是在白天，秋冬季节天候不佳，有碍船只行走。从罗马到亚历山大城，如果在白天紧靠着海岸，扬帆全速前进，约六个月可达。曾经有个旅人被迫在亚历山大城苦等六个月，直到恶劣的天候过去，才再扬帆起程，回程依然需要再六个月。这仍然是长途运送货物最经济划算的方法，尤其是大宗物资或沉重物品，如：小麦、木材等。

到了海的尽头，就有河流衔接，不仅仅是尼罗河、莱茵河及多瑙河，而且有一些较小的河川，像隆河、波河、塞纳河都是贸易的主要干线。当时新兴的城市大多建在这些河流的两岸，随着「罗马政权下的和平」出现，许多原先建筑在山巅的城市，渐渐移到水涯，和不列颠的贸易，就是靠着高卢境内的水系发展起来的。

税收

虽然当时的贸易并未管制，但是却要缴纳许多税款（por——toria）。一个货品跨越过省界，就必须付关税，关税并不算太高，范围约在百分之二到五之间，然而有些城市沿途征收过桥费和隘口费，税收加上类似的规费，再加上地上的运输，如此就所费不赀了，这导致商人尽可能的走地中海港口的航线。

税收始终都是罗马帝国的一大难题，那是因为古代的国家坚信自由与税收是互相牴触的。共和国时代初期，每当遇到紧急事件，诸如战争爆发，罗马公民就得缴税，不过若是战利品丰收，就可以退税给大家。主前第一世纪，帝国从各省涌进来大量财富，也就不必征收公民税款了。24

当代的富豪为了表示效忠国家，不是缴税，而是自愿进贡，即使有时候这些贡品的确反应出国家的真实需要，但大多是这些富豪一时兴起的决定。罗马与其他城市的人民往往会立个纪念碑或者公共建筑来显扬他们。这些富豪常会出资开个奢华的宴会或是展示会，以骄其世人；2对国家自愿进贡的传统，成为众所周知的「获利主义」，对皇帝而言，造成愈来愈沉重的负担，身为罗马的第一公民，众目睽睽，都指望皇帝能提供比任何人更奢华绚丽、价值连城的东西来，其他的城市和军方，对他也有同样的期待。这样，对国家而言，就需要有新的收入来源。

为了常备军和剧增的官僚制度，国家的岁入需要有新的来源，于是奥古士都实施一连串向罗马公民课征的交易税。他征收百分之五的遗产税，另有销售税，税率视情况变动，还有课征贩奴税百分之四。

然而这些税并不能平衡国家庞大的支出，显然最大宗的收入来源是国家的产业和垄断事业——土地、矿藏、采石场——以及各省的税收。各省收税情况不同，但一般而言，他们课征两种税-产业税（tributum soli）及人头税（tribu-tum capitis），顾名思义便知税收的含义。这是罗马人赢得胜利的报偿，被征服的土地、被掳获的人民，都必须向护民官付税致敬。虽说政府官员曾努力要使税制统一，但从大多数的例子看，罗马人根本就是萧规曹随，沿用征服之地原有的税务制度，偶有一些调整而已。举个例子，犹大地的塞鲁思迪，征收谷类的税率是总收入的三分之一，26后来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降减为四分之一，除此之外，人民还要负担其他的税收，这些税务包括地方政府、市政府以及宗教当局；同时所有在犹大地的犹太人，不但要缴土地税捐，每年还要付半客舍勒的圣殿税。”7正因税赋频繁，罗马总是随时做好征税的准备，即使他们原先的目的已经达到，还是继续课税，最典型的例子是维斯帕先（Vespasian）皇帝，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之后，他仍坚持犹太人必须缴纳半客舍勒的圣殿税给罗马政府。28

共和国时代和帝国初年，大部分的税收工作都由专人办理，他们就是人尽皆知的「税吏」。2由于相当的资金是必要的，所以大多数的税吏机关成为特权阶级里的有钱人，投资于课征机关，并与政府订约提高某一地区的税额，并赚取手续费，当然这些钱只是他们谋取利润的一部分。因为还有许多农产品税，不是以现金缴交，而是以货物代替，税吏占此公务之便，因再转售获利，或囤积物资待价而沽，一旦物价上扬，立刻转手出售，于是大蒙其利。30他们并在中央政府任职，官拜各省的财务代理，因为长袖善舞，他们调动手里的物资与资金，以支付薪金、供给军需等支出，因以上种种全是纸上交易，如此便节省了大笔的费用，和运送货物的危险。

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税吏就顺理成章的代表政府管理公共事业，并提供邮递服务，自然这不是无偿的免费服务。如果有个农夫缴不起税捐，税吏常会借钱给他，利息年利率从百分之十二到四十八不等，这类贷款会因为利息与税额累进而快速增加，造成付不出贷款，田地惨遭税吏没收。除了这些合法图利伎俩，有些税吏还仗势欺压纳税人的无知无告、无权无势，经常高估他们应付的税额，却又低估他们的供给。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书里对税吏的描绘总是那么负面，而税吏的形象也深植于罗马各省下层社会人民的心中。

共和国时代，元老院通过一些法案试图阻止税吏滥权，可惜效果不彰，理由是政府大部分的税收都必须仰仗税吏；而各省税吏也要和省长与其他高官瓜分民脂民膏，在如此狼狈为奸的情况下，阻止滥权的法案形同虚设。

奥古士都与早期皇帝，都曾就税捐采取管理措施。在埃及、罗马赢得的一个省份，奥古士都遂指派政府代表仔细稽核农业税收的工作；在别的地区，他设立官位直属中央，专司直接税的课征。这在亚洲的实际课税虽然降低了三分之一，但是并未影响到政府的整个税收收入。随着政府课税的能力增加，农业税收的角色逐渐下降，甚至从各省，除了北非外，退隐消失。3是奥古士都开始亲自督导税收，但仅雇用少数税务人员；不过五十年后，革老丢（Claudius）皇帝设置管理帝国财政事务的办公室，到了第二世纪下半叶，已成了政府大官僚机构，层级分明，就像今日的文官一样。32从那时候起，这个官职就不停的扩展，原因是官吏腐败，就设立更多的官员来掌控他们，如此循环，大概从加利古勒（Caracalla）在位期间到第五世纪，官员已经增加到原有的一百倍，即从三十人增加到三千五百人。33

政府为了要明白税收来源，需要人口、牲畜和土地持有的统计资料，于是开始定期户口普查，起先是每五年普查一次，后来改成每十五年一次。凯撒大帝举行大规模的丈量、评估和登记等计划，举凡所有的不动产、各项财产都包括在内，这个计划前后历经了二十五年才完成，之后必须经常校正。其项目包括所有的土地都须依照使用情形（牧场、林场、葡萄园、榖类）而分类，同时所有的建筑物，无论在乡间或是在城市（包括家具的价值）、奴隶、现金及其他的资产，均需估算。纳税人须负责申报及估算他们所有物的价值，当然这些都必须在政府的督导掌控之下进行。

尽管这些精密的丈量事关重大，但是罗马帝国并不编制预算，帝国初期习惯的保有几个来源不同的国库，依其收入及支出的目的再扩张。比方说，有一个国库由元老院掌管、经营，4后来奥古士都为了军队增设国库，供给军需。Fisci这个字的原意是「篮子」——在政府的管理下，运用一些不放在一处的基金之意。第一世纪中，各个省份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篮子」（可动用的基金），正如犹大省为不同的项目所定的人头税一样。35慢慢的，「篮子」的意义趋向模糊，直到皇帝的世袭遗产也被视为「篮子」的一部分，同时皇帝对国家的财产有绝对的掌控权，就像运用他自己的财富一样，至此「篮子」的定义才鲜明起来。

观点综览

庞大的帝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究竟谁是当代制度的大赢家？谁又是牺牲者？那是一个贫穷还是富足的时代？财货与权力如何分配？谁支持国家机构的运作？有没有社会阶层移动的可能性？

这些问题提出后，矛盾的报告就开始出现了。就某一方面来说，有些人使我们相信那段时间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一个富足丰饶的世代，几乎所有的物质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在这个时代中，即使老百姓也颂扬、爱戴他们的统治者。的确，帝国结束了很久之后，最有名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就曾为第二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写下一篇热情洋溢的赞美文字：

若要一个人为世界历史选定一段世人过得最幸福、富庶的日子，毫无疑问的，他会选择从多米田驾崩，到柯蒙德斯（Commodus）登基的这段时间。罗马帝国在势力最大的时候，是由绝对的政权所统治，并由道德和智慧所引导，军队连续受到四位坚定而温和的皇帝统领，四位皇帝的特质与权力，赢得世人由衷的景仰。自诺萨瓦（Nerva）以降，图雷真（Trajan）、海仲恩和安东尼（Antonines）都悉心的保留了民政的风格，这些皇帝崇尚自由的形象，而且乐于被视为负责的执法者。36

许多当代的人，也对罗马及其统治有着积极正面的看法，最令人动容的表达是雅里斯底德（Aelius Aristides）那篇＜致罗马＞的演讲。雅里斯底德当时年仅二十五、六，却已是家喻户晓的演说家，发表「致罗马」的场合相当庄严隆重，正值罗马欢庆八百九十六周年的国庆大典，地点可能在海仲恩皇帝所建的雅典神殿，但举行庆典的时候，海仲恩已经过世了，3当时被邀请的对象是帝国中的权贵之士，诸如：雅里斯底德曾经师事过的老师，凯地亚欧城的亚历山大和阿蒂卡斯。亚历山大对皇室极具影响力，我们已经认识希芮德安提斯，就是在潘塔立克山独立经营大理石采石场的那位富商。至于还有谁出席这场盛会？最有可能的是安东尼皮斯皇帝。总而言之，这些慎选出来的嘉宾，都是当代文艺精英，他们最心仪的娱乐就是听演讲，同时也把敬意与金钱堆砌在演说家的脚前。

演说家雅里斯底德崛起于土耳其西部的士每拿，他无意告诉听众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当时基本的演讲技巧重在娱乐，而非教导，听众期待他们心目中的明星能模仿五、六个世纪以前的著名希腊演说家的风格，并且发扬光大。演说家以希腊文演讲——即使希腊文是在罗马学的——当然还仿效希腊文里复杂的文字规则，这都是听众能够意识到的，却让现代学者备感挫折。

雅里斯底德一开始就依照惯例对众神表达他的敬虔与谦卑，之后他说，称扬罗马的任务远非文字所能及：

所有的人起来高声赞扬你的城市，不停的唱和！然而他们的心意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的静默一点不能增加或减少对她的礼赞，更无法改变你对她的认识，他们的赞美之所以不能表达心意于万一，乃是因为他们的颂辞无法精确的抒发其仰慕之情，罗马，竟然发现连修辞学也不能达到所要的目标，对于罗马，不可能正确的提及她，也不可能精准的看清她。38

全世界的货物都集中到罗马，正如河川汇集到海洋一样，因为「倾斜成坡的陆地环绕着罗马，充分的提供她之所需」。39从希腊、阿拉伯、印度以及地球的各个角落，货物都流向罗马，在罗马「万商云集，贸易、航运、农业、冶金、美术、工艺，凡存在或有过的东西，没有在罗马这里看不到的」。40

随后，雅里斯底德加入一个讨论，为什么在罗马以前的伟大政权都不能带给世人丰盛幸福的生活如他所归功于罗马的！波斯暴政意味着即百姓惟恐因为有富足的生活，而招暴君嫉妒，「孩子的容貌是父母的恶梦；妻子的美丽是丈夫的梦魇，并不是他犯下什么淘天大错，而是在财富上富可敌国，往往注定要走向灭亡」。“亚历山大亦然，因为他不只是个统治者，更正确的说是个征服者，「他宁可拥有一个王国，而不只徒有君王的架势」。42

比较起来，在罗马帝国里有不同的统治秩序。雅里斯底德向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致敬：「红海、尼罗河大瀑布和眉欧提斯湖，之前我们就说过它们是地球的边界，现在就如你们罗马城里房屋中庭的四面墻一般。」43但是他最仰慕的是这块帝国的秩序，「因为罗马帝国的完美甚宝贵，远远的超过她周遭的美地」。44

雅里斯底德明白罗马帝国和前期政权有着极大的不同。罗马统治百姓，却不奴役人民，「在所有缔造帝国的人当中，惟有你统治自由的百姓」。45透过已经存在帝国中井井有条的秩序，自由已然成为可能，所以政府首长们明白他们也曾被别的政权统治过，而不敢像波斯独裁暴君那样的压搾百姓。秩序造就了正义的黄金时代：

世上有许多可以相等并存的事物，举凡伟人的丰盛荣美与谦逊温和，昏昧与灿烂，穷人与富者，平民与贵族—–皇帝使期待的公义足以为表彰，正如使船扬帆待发的和风，一路相伴令人舒爽，并非富人可以多取，穷人就必须少得，人人在世相通，利益均等。46

同时，黄金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仅是罗马人，而是整个人类！因为罗马公民权可以让配得的人拥有：

你在任何地方都核准你的公民权，或者认可你的亲属关系，只要拥有世间常为人称道的天分，如：勇气、领袖能力即可成为罗马公民，其余没有这些先天条件的人，就只能臣服在你的霸权之下，听命于你—–这就像海洋，从海湾里汇集许多河流，收纳、包容它们与海合而为一，或进或出，总像原本就是一体的样子，所以这个城市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就像大海收纳河川一样。47

其实一纸「罗马公民」并没有多么不得了的价值；只不过罗马政府广泛批准公民权罢了。结果，每一个城市都有许多罗马公民，不论贫富，都受惠于福利制度，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人民享受着史无前例的繁荣富庶：

海岸线和内陆到处都是城市，有些是新建的，其他的在你的督导之下扩建—–健身房、喷水池、纪念碑、神庙、工厂、学校在各处林立，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文明世界以灾病为开始，后来引进正确的知识才成为健康的国家—–于是庆典像一把终夜不灭的圣火，永不停息，而且不断的转移庆典的地点和庆祝的人群，但不管怎样，欢庆的仪式总是在某个地方继续着，所以我们有权怜悯不属你直辖的苍生百姓，因为他们竟没有这样的福分。49

我们没有找到听众有什么反应的任何文献，仅知《演讲》一书被子孙妥善保存，并知道作者极孚众望，在当时名气响亮。总而言之，这篇演讲并未告诉罗马人以前他们不知道或不相信的事情，因为它只是措辞典雅的解释罗马帝国曾拥有的意识形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