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主日简史

第七章、基督徒敬拜的变化

传统的延续

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历史虽非本书写作的目的，但因为绝大多数公共敬拜都在周日举行，我们就有必要大致了解，始于君士坦丁的那些新政策给基督教敬拜仪式带来的变化。

新法令对敬拜的影响有一个过程，礼拜仪式在此期间变得愈发复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初期基督教的敬拜缺乏仪式或象征（symbol）（许多人受清教徒影响而产生如此误解）。在叙利亚的杜拉欧洛普斯（Dura-Europos）发现的废墟是现存最古老的教堂遗址。内部画满了有关圣经故事的壁画，比如亚当夏娃、洪水、好牧人、耶稣行神迹与耶稣复活等故事。根据《十二使徒遗训》的记载，早在那时，敬拜的规矩（orders of worship）就开始出现了。并且似乎从一开始，敬拜就趋向于按照某种固定的仪式进行，与其对应的用词也趋于统一。比如，希坡律陀（Hippolytus）描述的受洗规矩就十分复杂。在诸多细节中，我们知道预备受洗之人要在七日的第六日禁食。到了第七日（安息日），主教便把他们招聚在一处，命他们跪下，为各人按手做洁净的祷告，朝他们脸上吹气，还要在他们额头、耳朵和鼻子上作印的记号，然后命他们起身，整夜警醒。到第二日（主日），集体在水边祷告后，洗礼便开始了。有两种不同的盛油容器（分别是“感恩油”与“驱魔油”）。牧师与执事在礼仪中都有特定的职能。每位受洗之人必须各自宣告离弃撒旦与罪恶，然后赤身进入水中。在受洗过程中，受洗者必须宣信如我们今天所知的《使徒信经》一类形式的信经。之后受膏，受洗者再次穿戴整齐，然后与会众一起参加另一系列的仪式。希坡律陀对这些仪式有详细的描述。

因此，依据现存的文献和考古证据认为君士坦丁时期之前的基督教敬拜十分简单、毫无装饰、不按仪式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象征（symbols）和仪式。这些象征和仪式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所行之事锦上添花，而是超越事件本身，指向这些事件与庆祝背后的重要意义。正如格列高利·迪克斯（Gregory Dix）所写：“有关圣餐庆祝仪式的早期证据表明，此类仪式虽并不简略，却非常直白。”另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君士坦丁时期之前，人们也努力遵循一定的敬拜规则。各地之间虽并不统一，但也很相似。有关“过第14日之人”的争论便是敬拜发展过程的明证：各教会仪式各异，皆自称历史悠久。随着教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虽引发了不少激烈的争论，但人们还是竭力消除分歧、追求统一。一般的敬拜礼仪情况与此相似。关于保存下来的君士坦丁之前、君士坦丁初期和之后的各类敬拜规矩之间的关系有诸多讨论，但本书暂不多议。

@1Gregory Dix,The Shape of the Liturgy(Westminster:Dacre Press,1945),141.

纵观各类文献，我们清楚地发现，各地虽存在重大差异，但人们也试图消除差异，追求某种通用的礼拜仪式程序。然而结果并不圆满，因为研究敬拜的史学家发现了数种不同的礼仪传统，如叙利亚式、拜占庭式、罗马式与高卢式等。不过即便如此，这些不同仪式之间依然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说明君士坦丁之后的仪式不是全新的创造，而是对早期敬拜仪式的系列改良（有许多改良相当激进，影响广泛）。

新建筑与新会众

除了停止迫害基督徒，主日成为休息日这两点变化之外，许多基督徒还注意到，在君士坦丁之后，许多华丽的新建筑被用作敬拜场所。在此之前，基督徒通常在家中或墓地（如罗马地下墓穴）聚会。到第3世纪，基督徒常改建私人住所为敬拜场所，如之前提到的杜拉欧洛普斯（Dura-Europos）地区的教堂遗址。但如今，在君士坦丁及其家族、继承人的庇护之下，出现了许多专门用来敬拜的建筑物。通常这些建筑物的建造是按照早期罗马公共建筑的基本形式，传统上称为“巴西利卡大教堂”（basilicas，一种长方形大教堂），因为它们属于皇帝（basileus）或国王。到第4世纪，这类“大教堂”通常拥有一个中殿（centralnave），通过数排圆柱与外廊分开。教堂一端为前院（atrium，也称中庭），另一端为后殿（apse，祭坛就置于此处）。后殿两侧的走廊使教堂的形状呈十字形。通常在祭坛前面、离人较近的地方设置讲台，为读经与解经之处。这些大教堂”大部分相对简约，但有些也比较奢华。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教堂都比君士坦丁之前的敬拜场所大了许多。

这些大教堂不仅仅是一种奢华的摆设，更成为一种必需品。在各皇帝与那些受万人敬仰的谋士们的带领下，要求受洗的人蜂拥而至。虽然对受洗人数有多种不同的估算方式，但是学者们都认为，在君士坦丁与李锡尼（Licinius）终止了对基督徒的迫害时，整个罗马帝国只有极少数的人受洗。然而70年后，这个国家中大部分非犹太人都已受洗。最终，原来的宗教被称为“异教”（paganism）。因为它是在乡村的民间被保留下来，这个乡村名叫pagani，因此被称为paganism。

如此大规模的人数增长给教会带来诸多影响。早期预备受洗之人需要准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已然不可能了。要求加入教会的人如此之多，以致教师人数供不应求，结果就大大缩短了受洗的预备时间——慕道期。在迫害终止的几年前，教会在西班牙宗教会议上规定：慕道期必须持续两年时间（Synod of Elvira，canon42）。3但随着儿童受洗人数的与日俱增，这个期限逐渐缩短。公元506年，在现今法国南部的阿格德（Agde）会议上，教会规定，若犹太人想要成为基督徒，须按慕道者的规矩而行，要预备8个月。4不久后，预备期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只有当归信者来自犹太教或来自罗马帝国边界以外的宣教边区，才要求他们在受洗之前接受简短的预备。

@2如优西比乌描述的由君士坦丁下令在圣墓之地所建的巴西利卡大教堂。Life of Constantine3.29-40．

@3编注：埃尔韦拉会议（Synod of Elvira）是第四世纪初期的一次教会会议，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306年。这次会议的主要事项是制定了对离道判教者和淫乱者的惩罚。第33条决议是对所有神职人员的节欲的规定，并以革除圣职为惩罚。有几条决议甚至规定了终生逐出教会，至死也不能回到教会。

@4编注：阿格德会议（the Council of Agde）制定了47条决议，对神职人员独身、法定按立年龄、主教与牧区议会之间的关系、教会财产、公共安全、信徒信仰上的责任等做出了相关规定。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周日的敬拜。在早期，教导与祷告结束之后，慕道者就离开了，因为圣餐聚会只限于已受洗之人。这个习惯在君士坦丁之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如前文所述，在君士坦丁后又过了半个世纪，老底嘉会议（theSynod of Laodicea）仍继承古老的传统。但很快教会里每个人都接受了洗礼，几乎不存在任何慕道者。因此，慕道者先行离开的这一环节也就消失了。

同时，敬拜仪式很快变得更加精彩复杂。这从神职人员的礼服上便可见一斑。在君士坦丁之前的一个世纪，有人批判特土良对知名的罗马宽袍（toga）弃而不用，反而使用相对朴素的披肩斗篷（pallium）。特土良就此作了简短的回应。他认为，罗马宽袍是罗马征服行为与权利的象征，而披肩斗篷的简朴性更适合基督徒。他总结道：“披肩斗篷啊，你当欢喜快乐，既然你成为基督教圣袍，就因更美的哲学而备受尊荣。”（On the Pallium6）在君士坦丁一百年以后的公元428年，教皇塞莱斯廷（Celestine）指责今天法国南部地区的主教们，责怪他们给不同的神职人员配置不同的服饰5。然而，塞莱斯廷的指责毫无果效，因为那时各地教会都已开始使用特殊的服饰，用于象征特殊的级别与不同等级的权利。因此，圣袍套装就变得十分复杂。从头饰到鞋子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大部分象征意义都与普通信徒需要表达的敬意相关。6

@5Philip Jaffe,ed.,Regesta pontifcum romanorum(Leipzig,1885),369.

@6对这方面的总结论述，参看L．Duchesne，Christian Worship：Its Origin and Evolution(London:SPCK,1927),379-98.

仪式的器皿、手势也情况类似。音乐尤其如此，因其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需要诗班专门演唱，会众只需负责聆听与欣赏。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仪式对多数会众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因其被赋予了如此神秘的力量，以至于就算只是在场观望，也是十分敬虔的行为。

盛大的圣餐仪式成为大部分人生活的高潮。一直以来，圣餐作为一场庆典给这个痛苦与绝望的世界带来盼望。虽然生活单调乏味，但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人们庆祝神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受死并复活，赐他们充满盼望的未来，是多么令人欣喜与激动的一件事啊！

然而，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认为基督教的敬拜应当抑制这种欢乐的气氛，而采用悲哀的情绪。我们将在另一章专门探讨这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