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回首百年殉道血
第二章
基督教及罗马天主教之分别
清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一样是「洋人」，并无分别。事实上，他们不仅属不同国家，还来自相距甚远的不同大陆，如欧洲及美洲！同样的，在义和团事件中，把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看作同是一样的「教士」及「教民」，一律加以杀害，对基督教来说，也真是殃及池鱼之灾。
（一）清代人不晓得辨别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
*清大臣袁昶奏稿
据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之《义和团》第四册，有＜袁昶奏稿＞内载「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庚子六月中会许侍郎上）：
「且泰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传天主教者曰神父，传耶稣教者曰牧师，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獮薙为快。—–
*历史学家之记载
1931年，由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陈捷撰述之《义和团运动史》中陈述，自明朝万历年间（1580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抵广东，首先把罗马天主教传到中国。其后因罗马教皇干涉教徒祭祖之事，遂被清朝严禁。到了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订立后，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惟法国在中国无大的商业利益，却重视天主教传教事业，故援例以请，便在1844年，订立中法黄埔条约。在书写条约的条文上，该书记载了中法外交上的一宗悬案：
「时有一法教士，随使为翻译官，于华文中私窜入『法国教士又得在各省任意购赁地段建筑房屋』数语。吾国政府事后知之，已不及更正。外人既以兵舰之力，欺蒙之术，攫得传教之权；于是从事于侦探政俗，干涉法案，藐视官长，欺侮平民诸举动。….
咸丰八年（即1858年），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处治法国马神父；法领事诉于京师，褫鸣凤职。同治元年（即1862年），湖南、江西拆毁教堂，知县皆革职，并勒限赔修，严惩祸首。贵州杀害教士文乃尔等，巡抚田兴恕至于遣戍。六年（即1867年）及八年（即1869年），四川殴毙教士冯弼乐、李国两案，皆惩犯偿银；而教民杀死平民，及奸掳焚杀首恶王学鼎、张添兴等终不到褫案。其司铎覃辅臣，纠众杀毙人民赵永林等二百余名，地方官不能查办。官吏愈畏缩，教士愈强横，人民亦遂愈忿怒，仇教之事，遂纷然以起。
同治八年四月，天津（作者按：即著名之天津教案）—–人民奋起，殴死丰大业（法领事），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杀伤教民及贞女数十人。法人藉端要挟，联合英美，挟兵力以迫政府。政府大惧，乃遣崇厚赴法为道歉使，赔修教堂，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充军，滋事人犯正法者二十，军徙者二十五。是役也，法重情轻，论者冤之。而天津附近地方见闻较切者，尤忿激焉。—–（作者按：以上所提之教案，均是清朝与罗马天主教诉讼的，完全与基督教无关。）
惟耶稣教（即基督教）教士，素甚和平，然在庚子年间，亦与天主教同受其祸；则又因吾国人当时，尚不辨天主、耶稣之分为两家故也。」
*一个实例
当山西省潞安宣教士盖落洼牧师（Rev.A.E.Glover）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避难逃亡时，被误认为罗马天主教教士，几乎丧命，幸盖牧师说服他们（笔者按：盖牧师最大的说服力，可能就是他有妻子儿女同行，与罗马天主教教士独身不同。）因他是基督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最终才逃离毒手。（请参閲第六章第十六节）
（二）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来华宣教时间上之分别
*早期历史学家之记载
1954年，黄大受着之《中国近代史》下册，有这样的记载：
「自从康熙末年上谕禁止西人传教，传教事业的发展，渐趋停顿，但仍有教士在内地暗中传教。—–1723年（雍正元年），适巧有教士参与八卦教的阴谋嫌疑，闽浙总督满宝奏请放逐外人，并禁止各色人等相教。同时（罗马天主教）教皇也有解散耶稣会的命令，因而在中国有一百九十年历史和二十万信徒的耶稣会天主教，遂告结束。耶稣会虽已结束，但别派天主教，仍能继续活动，如拉维利司派（Lazarist）的在河南、蒙古、江西、浙江、河北的一大部分，佛兰西司可派（Franciscan）的在陕西、山西、山东和两湖，密西翁司派（Missions）的在四川、贵州、西藏、云南、两广和东北，多美尼可派（Dominican）的在福建，葡萄牙教会的在澳门。世宗死后，仁宗嘉庆朝，对传教事业，继续压抑，但民间仍无法禁绝。1814年（嘉庆十九年），密西翁司派的铁夫力，在四川被杀，1820年，拉维利司派的古力，在湖北被杀，1840年（道光二十年），拉维利司派的波尔波依，又在湖北被杀，曾受洗礼的中国人，也被杀不少。这时，欧洲各国，因为内部多事，无暇顾及在华的传教事业。
首先传入基督教到中国的，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他在1807年（嘉庆十二年）到中国。当时从英国来中国，只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英国人反对马礼逊到中国来传教，怕他影响商务，不准他买票登轮。他只好乘轮到美国，经过美国国务卿马第孙（Madison）介绍美国驻中国领事，从美国到澳门。跟着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叫士丹顿的，到达广州。在他没有到中国以前，曾经得到一个中国人名叫容三德的，教他中文华语，又在伦敦博物院里得着一本汉译圣经，他亲手抄了三十页，容三德帮他抄到希伯来书为止，他把详稿带到中国，作为翻译圣经的依据，在广州从事翻译圣经。当时中国禁止传教，官吏对付外人严厉得很，布道传教，很不方便；他在1812年退到澳门，澳门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天主教对他所译的书，看成邪说，全部烧毁。他又回到广州，襄助商务，白天办公，晚上传教著书，他所著的小册子，有神道论赎救世总说、问答浅注耶稣救法—–
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基督教也继起直追，从马礼逊来华以后，伦敦会继续派遣教士来华；米怜到广东，麦都思到上海，米怜的儿子米利尼到宁波，杨格非到武汉天津，艾约瑟到烟台和北京，基督教于是从广东推广到北方。李雅各曾经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
*近代历史学家之记载
1987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徐绪典，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中，有一篇论文＜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轨迹＞谈及早期天主教：
「宗教的传播，属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它不仅传播了宗教，而且带来了异国的文化。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对外来宗教的传播是宽容的，甚至是欢迎的。远的不说，明末清初，西方的天主教就曾在中国传播，当时全国十三省三十余处都设有教堂，北京一地就有三堂。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利马宝、汤若望等从欧洲引进科学历法、军器和水利学。他们供职于朝廷，并和朝中士大夫建立了友谊—–」
徐绪典教授在他1984年的另一本作品《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有另一篇论文＜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也谈及山东省之天主教和基督教：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向全球各国传播天主教，并领导各地的教会。—–
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主要依靠派往各地的『修会』来进行。所谓『修会』是罗马教皇批准建立的僧侣组织。天主教各修会，同受教皇领导，但组织上又各自独立。—–修会的传教士经常由一个国家为主。修会活动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各国政府，另一部分来自教会各项收入—–
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修会来山东传教的有方济各会（Franciscans）、多明我会（Dominicans）和耶稣会（Jesuits）。耶稣会、方济各会都受葡萄牙帝国的保护，通过澳门向山东派遣传教士。多明我会则以西班牙帝国为后盾，通过菲律宾向福建省派遣传教士，再由福建进入山东—–
早在十四世纪初叶，天主教已经在山东传教。十八世纪中，山东全省天主教属于方济各会。—–天主教会以临清为中心，向东昌、堂邑、荏平—–阳谷等县发展。十八世纪末，清政府禁止天主教的传播，于是教堂关闭，外国传教士撤离，信徒大量减少。但是，阳谷县的坡理村仍然一直保留下来天主教的组织—–
基督教来我国的时间较晚，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各差会才从登州进入山东各地。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南浸信会、北长老会，英国的浸礼会、圣道公会等等差会，先后来山东传教。七十年代又有英国圣公会，美国的美以美会。八十年代增加了美国公理会，英国内地会、弟兄会。九十年代新到的差会有瑞典浸会，德国的信义会，美国的自立浸会。这十二个差会遍布全山东省，山东十府，只曹州府没有差会—–」
（三）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教案上之分别
据郭廷以着《近代中国史纲》所载，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中英签署了南京条约，1843年7月中英公布五口通商章程，随即引起中美在1844年7月，于澳门签署望厦条约，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同年10月，中法在广州签署黄埔条约，是为中法五口贸易章程，与美国的条约一样，唯一加上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然而在中法条约中，对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两广总督耆英宣布。法使刺萼（Theodore de Lagrene）尼坚持必须咨行各省，释放从前习教办罪之人，准其建造教堂聚会，进而定要上谕公开宣示，将康熙年间的天主堂还给习教之人。清廷在1846年2月，终于依从刺萼尼的条件办理。天主教既然开禁，基督教随之照行，因为英、美条约均有最惠国条款。不幸得很，从此便到处发生教案了。
*教案发生的分析
黄大受着之《中国近代史》下册，有这样的分析：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过去传教的情形和环境，有的改变或消灭了，新的困难接踵而生，所以教案愈来愈多，范围愈来愈广，到同治光绪两朝，几乎年年到处发生教案，直到义和团事件发生，才是民教冲突的最高潮。至于教案的发生，大部分与天主教有关，基督教较少，因为基督教教士，多属英美国人，比较注重商业，较少政治野心；教士的工作，尚注重沟通民众情感，以利推销。天主教教士则不然，他们的宗教色彩最浓，极富于排他性，不易与人相合。」
*清代名臣曾国藩之奏疏
1947年王文杰所着之《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有一分题「近世教案的起因」，提及1870年曾国藩查办及处理天津教案后，其奏文节录如下：
「—–惟天主教屡滋事端—–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门，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燄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惟和约记载中国人民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者也，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而去。—–」
所提之天津、酉阳、贵州三个教案，都是与天主教发生冲突所致，按黄大受着之《中国近代史》下册，依其发生日期和结案，加以叙述，略举如下，以见一斑：
1．贵州教案即贵州青岩开州教案，是外国教士入内地置地传教后首宗教案。因贵州主教胡缚理（LouisFaurie）和地方官分庭抗礼，提督田兴恕和巡抚何冠英公开反教。1861年6月，田兴恕指使团务道赵畏三委员陶金南等四人，烧毁贵阳南面青岩镇晁家关教会学堂，四教民被杀。法使与两广总督劳崇光谈妥赔偿各条件，但新任巡抚韩超不履行。凑巧1862年2月是阴历上元节，开州俗例祭赛龙灯，教民拒不参加，引起团民包围教民住宅，欲行捆杀。团首周国璋将经过报告开州知州戴鹿芝，在戴鹿芝命令下，法教士文乃耳（Jean—Pierre Neel），教堂教师二人，教民一人，和妇人一人，都被捉住，四日后用极刑处死。几经交涉，至1863年12月结案，田兴恕发往新疆充当苦差，韩超交部议处，何冠英、戴鹿芝、赵畏三等已死免议；缪焕章（作书宣传反教）已另案革职，永不叙用；田兴恕公廨拨为教堂；青岩开州两案，各赔银六千两。
2.酉阳教案发生于川黔湘三省交界的酉阳州，先后发生两次严重教案。首次是于1865年初，有富绅张佩超率领数百人，抢掠及火烧教民房屋。至1866年，川东主教范若瑟（Desfleches）报告，酉阳彭水邺都三属教民，被抢者二千七百家，财产损失值二十多万两。另外又在1865年8月底，打死法国教士玛弼乐（Mabileau）,清廷将酉阳州知州董贻清及署理邓清涛革去顶戴，勒限拿犯。弄到1866年8月结案，将冉老五正法，宋学茂、傅六仕等拟技，由酉阳绅民公筹银八万两赔款，张佩超及子玉光羁押重庆，后认罚银二万两出狱。
3，第二次酉阳教案是教案中仅见的大规模民教相斗。先在1868年12月，民团杀教民刘志荣及其他九家教民，旋有教民龙秀元捆殴何彩之母，又逼勒朱永泰退婚等，何彩等心怀不平，合伙在1869年1月，进酉阳城焚毁教堂，救武生杨庭桢出狱，共同打教，杀死法国教士李国（Jean Francois Rigaud），烧死教民数十人，但民团和民众死二十四人，伤四十四人。2月在张佩超唆使之下，他们又在城厢内外搜杀教民，肆行焚掠，同时州属纸房溪教堂覃教士辅臣（四川人）率领匪徒，攻打团民，团民被杀男百二十一人，女二十四人，轻重伤者七百人，房屋烧掉一百零五所。酉阳州知州胡坼被革职，新任田秀栗派员解散团民，遣逐匪徒。又商令覃辅臣拆毁教堂炮台和附近塞堡，民教冲突，才告停止。
4．天津教案发生于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天主教仁慈堂前，法国领事丰大业（H.V.Fontanier）和他的秘书长西蒙（Simon）向群众开枪，被暴众将二人打死，不但如此，暴众将教堂和仁慈堂烧掉，别处的讲书堂领事署，也遭拆毁。教士女修士仆人等五十多人被杀，内有法国十三人，俄国三人，比国二人，意大利、爱尔兰各一人，余为中国人，掠去财物，英美教士住宅，也遭波及。这样引起了七国驻中国公使，为外人安全，联合照会总理衙门，清廷也以事态严重，请曾国藩扶病出来查办。幸好八月中旬发生普法战争，法军大败，无武力再东来侵中国，故没有引起战争。到了10月5日才结案，把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滋事人犯二十名正法，二十五名充军，赔补银二十一万两，另死者恤银二十五万五千两，俄国恤银三万两，英国赔偿和恤银二千五百两，美国赔偿费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并派通商大臣崇厚赴法致歉了事。
*近代中国历史学家之评论
郭廷以着之《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有谈论「教案叠起」一分段，节录如下：
「在自强运动的推进期间，中国连续不断地遇到外来的困扰。首为教案，十之八九与天主教有关。中国重开教禁是出于无奈。天主教士以往活动对象为官绅士大夫，现在转向庶民。可能是因为他们受过一百余年的委屈，如今时异势移，西方在中国的声威，与往日大为不同，不免趾高气扬—–
早年天主教之所以频遭攻诋，以致被禁，不外政治的猜忌，名教礼俗的凿枘，今则又加以实际的利害冲突。过去反教者多为官绅士大夫，今则又加以平民。….
一般人民仇教的最大原因，为教士的横行霸道，教民助纣为虐。…
来华历史较短的基督教教士行事，与天主教教士不同。他们为数不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不足二百人，七十年代，为数四百余人，仍集中于通商口岸，侧重文字宣传，信徒约有数千。1866年，英国教士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创立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为基督教开一新纪元。他个人生活俭朴，刻苦耐劳，组织不分派别国籍，十年之间，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均有会所-渐及其他各省，教徒增至一万三千人。
民教冲突之事，自1861年至1870年，十年之间，不下数十起，遍及十余省，几悉与天主教有关。以贵州、江西、四川、天津诸案为最严重。—–」
*例子——《义和团大辞典》教案之统计
据黄大受着之《中国近代史》下册，提及：「吴盛德、陈增辉合编教案史料编目一书，列有大小教案名目三百数十件，这数目可能仍有遗漏，但可见近代教案之多了。」
按1995年出版，廖一中主编之《义和团大辞典》，由1897年至1902年五年内，共列出144宗天主教和基督教之教案，其中清楚地单属基督教的，只有18宗，约占13％而已。
*最大的一宗教案—义和团事件
在义和团这最大的一宗教案中，中西信徒伤亡人数如下：
据陈捷撰述之《义和团运动史》中记载：「是役也，西人之死于难者，天主教主教五人，教士三十人；耶稣教士一百八十六人。华教徒之死难者，达二万余人云。」这数字与黄大受着之《中国近代史》下册所载相同。另据在天津宣教之伦敦会贝师母＊（Mrs.Mary I.Bryson）1904年所出版的Cross and Crown，Stories of the Chinese Martyrs《遇难录》，该书指出有超过五千名华人基督徒殉道，就以直隶一省来算，约有1150人，其中包括超过四百名伦敦会的华人信徒，至于罗马天主教徒，则有超过二万以上华人殉道。
（注）＊是作者音译之名，因无法找到中文名字。其他无＊者之宣教士，均是他们在中国时用的真正中文名字。
又据耶鲁大学历史教授Latourette所着之A History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一书中所载：「天主教西方圣职人员有45人遇害，其中包括5名主教，华人天主教徒被杀数目不详，大约超过三万人。至于基督教西方传教士，遇害之成人有134或135人，儿童有52或53名，合计共186或188名，华人基督徒伤亡数字也不详，但引自《教务杂志》所载有（Chinese Recorder）1912人，包括3名蒙古人。」
又据1901年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所载：「殉道的传教士及家眷，计男58名，女77名和儿童53名，共有188人（请参閲第八章第三节）。就国籍计算，则有100名英国人（包括澳洲人和纽西兰人），56名瑞典人（包括美籍瑞典人和美籍丹麦人），和32名美国人（包括加拿大人）。而罗马天主教之殉道者，则有男35名和女9名，共计44人，国籍计则有25名法国人，5名意大利人，5名荷兰人，5名比利时人，3名德国人和1名美国人。」
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久，就深入内地传教，前后不过是五十年左右而已。因此，他们分布地区很广，并且深入民间。当事发时，没有官府的保护，便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一些忠心的仆人和信徒协助他们逃亡，把他们留下的遗信、遗言，以及他们遇害的经过，存留到今天。但其中也有不少与他们同时殉道，以致没有留下记录。
今天我们看到的数字，基督教传教士的伤亡率，远远超过罗马天主教教士。而华人信徒却是天主教徒占大部分，因天主教在华传教已有数百年之久，人数远比基督徒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