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叛教者

第三部、跟随者

张家父子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秋天，我见到了文德里张家的儿子，张茂良。

那时，我刚信上帝，而我的丈夫还在将信将疑中。一九九九年，在美国圣地雅哥这个极美丽的海滨城市，有个大型的福音聚会“CHINA1999”。那个大会是美国几个教会联合举办的，但我在聚会中认识了许多中国人，这些人中至少有五六位对我以后的信仰人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其中原本是不会有张茂良这个老人的，因为他不是讲员，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完全不知道他。他独自来到会场中，只是在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坐着，却正好被我“发现”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无法长时间坐着听讲的“坏学生”，总是坐在课堂或会场的后面，以便眼睛可以东张西望，心思也可以东游西逛。于是，我就看见了他。

会场里很少有老人，每个老人大都被慎重地介绍过，都是属灵前辈。唯有这个老人坐在那里，前前后后没有一个人介绍他。当我看见他时，我才依稀想起之前好像就有这个人的存在，但人群，甚至是时空似乎都忽略了他，他显然也不是某个学子的祖父，他好像与谁都不相干。

从我的眼睛真正“发现”他的那一秒开始，就很难离开他，因为他平静、祥和的面孔，和他放松、静态的身姿，都仿佛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他，是个有故事的人。这大大地引发了我这个写故事的人的兴趣。

我的眼睛一直跟随着他，寻找可以结识他的机会，我相信他是感觉到的，但他却没有给我一个接纳的眼神，甚至我感到他拒绝我的探究。当他离开人群，独自向海边走去时，我也从人群中遛出来，跟上了他，并回头用眼神制止丈夫跟过来。

这个老人的身材偏高，身板很宽，近乎正方的国字脸上，残留着岁月抺不去的正直与单纯，我猜他属于一点一划，比较较真的人。

我跟在他身后走了挺长一段路，离开了草坪上的人群，穿过了一小排高高的棕榈树，越过一条灰白的营区内的水泥路面，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不算宽的海滩沙地……

秋已经深了，虽然是圣地雅哥，海风也已凉了。海滩上没什么人，海里更是一个人都没有，灰蓝的海面，一排排浪涌过来，起初看是不规则的，看一会、听一会就发现它们是很规则的。

夕阳仍将一团团艳丽热情的红云抛向大海。这次，大海却不接受，红云像棉絮般翻动着浮在海面上，海仍是冷冷静静的、越来越深的灰蓝。这让我想起上海春天的大马路，无论柳絮如何飞舞满天的浪漫，无论她们如何像现在的夕阳般堆聚在地上，大马路却总是毫不受扰地沉默着，拒绝情感的渗透。

您是来参加聚会的吗？

我不得不用一句毫无意义的问话，来将老人隔在我们中间的墙刺穿。

不是，这是为你们年轻学生开的聚会，我是个将近八十的老人了……

在他的尾音里我听出了回忆，还有这回忆所包含着的很复杂的感情。

您也信耶稣吗？

信的。

他回头看着我，语气里有一种极朴实的温暖。停了停，又补充说：

很小的时候就信了……

1、

张茂良的记忆是从他三岁开始的。那时，他已经会唱许多首赞美诗，也学会祷告了。张茂良的父亲张恩荣是个传道人，他很慎重地将家里饭前的感恩谢饭祷告，交给这个三岁的小儿子负责。

小茂良将这事看得很神圣，每天都在小脑子里想词儿，要为每个人，每个菜来谢谢天父爸爸。于是，一天三顿吃饭的时候，就是这个顽皮的小东西最安静、“严肃”的时候。妈妈一方面对小茂良从不浪费食物，吃什么都很珍惜很认真而开心，觉得丈夫这个点子真不错。另一方面却心疼他才三岁就要动脑子，于是她就教了他一首谢饭感恩歌：

感谢慈悲天上父，

赏赐饮食养我们，

恳求耶稣教我们，

自己有的分给人。

阿们！

这首“谢饭歌”只有四句话，小茂良很快就唱熟了，甚至熟到想也不用想就唱完了，饭前祷告这件事渐渐就变了味。有客人时，就成了传道人儿子小茂良的表演；没客人时，小家伙甚至只是含含混混地哼一遍就算完事。父亲对此开始觉得不妥，要他自己祷告。可是母亲拦着，坚持说唱歌就是祷告。于是小茂良仍然以“谢饭歌”代替祷告，有时他唱完后也会加几句祷告，但那通常是有“求”于父亲的时候。

那时，他们家住在杭州清波门真神堂的第三进房里。

第一进房是礼拜堂，管风琴的声音将平常的红砖房融化了真实的样子，让人踏进去就象是踏入了一片海，天就在头上，天也在脚下。红砖砌成的钟楼上，十字架高高地立着，睁着怜悯的眼睛，看着绵延的民居、网织的街道、和蚂蚁般的人群。

钟声间隔着飞出去，没有人懂得它们，没有人因此而儆醒，更不会有人伫立祷告。即便有人注意到了它们，也只是把这钟声当成天空上的鸟儿，最多是有点洋派的海鸟吧。

这是西风渐入的杭州，教堂的钟声在城市民居中，与山间寺庙的钟声呼应着。

第二进房是惠中女校和宿舍，教会学校的女生面孔和神态都天使般朴素，但她们的齐耳短发、露出小臂小腿的白衣黑裙，让她们在三十年代的杭州成了一道风景，总有些男人甚至是女人，直接或稍加掩饰地向二进院里张望，想看看她们的“闺房”。

第三进房就是传道人张恩荣的家了。建教堂的西人传教士恩泉师母常来，杭州当地和全国各地的中国传道人、西方传教士也常来他们家，大家都很喜欢四岁的小茂良，特别喜欢听他唱“谢饭歌”，并没有人在意父亲张恩荣的担忧。

他们总是问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小茂良就会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大起来，像爸爸一样做传道。大家就会齐声称赞他，父亲在一旁也是一脸的欣慰与满足，唯有妈妈的笑意中夹着无奈的忧愁。

她的内心实在是不愿意儿子也像丈夫一样，走上这条穷传道的路，何况是那么小就开始。但这心思是说不出来的，甚至不能理所当然地在心里存着，毕竟在儿子出生才第八天，她就抱着他，跟在丈夫身后，去医院给他做了割礼，把他献给了上帝。一切早就定了，她又能说什么？

张恩荣出生在绍兴的一个鞋匠家里，因为子女多，家里就格外贫寒。小脚的母亲和许多江浙女人一样，靠着一根绣花针支撑着家里一多半的日常开支。除了长孙，其他孩子是没书念的，无论爱读书的恩荣如何哭求，他还是被送到了一个外国人家里当小弟。

他跑回家，大哭着不愿当佣人，要去当学生，并表示自己会比哥哥读得好，结果却遭到了祖母的一顿打骂。父亲不在家，就是在家他也只会低着头沉默。内院绣花的母亲在整个打骂的过程中连头都没抬。小恩荣跑出这个家时，心里就与这个家彻底断绝了。

上帝仿佛是听到了这个男孩心里的哭泣，他当小弟的主人家是外国传教士，知道他想读书后，就将他送进绍兴唯一的西方传教士办的中学读书。

中学毕业后，他成了教员。没有了家，他就想着要为自己多多赚钱，他在城东、城西两个学校教课，每天疲于奔命。张恩荣从小缺乏营养，加上用功读书，他年纪轻轻就有点病弱，细细长长的身材像根豆芽菜。

好在不久他就听说上海邮政总局要招考邮务员，他读的是教会学校，英文很好，中英文字写得都很好，他就顺利地被录取了。过了两年，当上了分局的局长，邮局是英国人办的，工资很高。又一年，他经人介绍娶到了绍兴基督教内地会的教友费小姐。费小姐是个才女，不仅会英文，还能读罗马文的《圣经》。

新婚夫妇日子过得很好，张恩荣每月的薪水有八十几银元，而两人的开支十个银元就足够了。可惜两年后，他却意外染了伤寒，病得很重，三个星期高烧不退，中医西医看了无数，医士们都不肯再接这个病人，只嘱咐他吃点好的，好好休息，意思也就是等死。

人到这个时候也就只有求上帝了，费小姐当了张夫人后再也没去过教堂，也没有祷告过，这时才跪下来为丈夫求她的神。长久不祷告便觉得与上帝不太通了，心里祷告着，却没底气，像是对着空气在说话。

张恩荣躺在那里气若游丝，但实在是不甘心死的。他想起曾去上海圣公会的圣保罗教堂里听过唱诗，感觉很有神的同在，想着大教堂大牧师祷告总是能更有能力吧，就让妻子去请个牧师来为自己祷告。

妻子跑去了，却找不到牧师，而是遇到了一个美国人，他不是西国传教士，只是个《圣经》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他一听就说请张太太等一下，转身跑开了。她以为他是帮忙去找牧师或传教士，谁知几分钟后他竟然带着铺盖站在她面前。他说要去为张恩荣祷告，住在他屋里，一直祷告到他好起来。

张太太一边跟着他走出了礼拜堂，一边仍四下张望着，希望看见个牧师。她是没法相信这个排字工的，但他的信心和他的热诚却让她无法拒绝他。排字工到了张家，自己先跪下来祷告，宽厚的背伏着，让躺在床上的张恩荣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他看着那宽宽的背，像是看见了一个避难的屋顶，一个怀抱般的家，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当排字工起身来握着他的手，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救主时，他立刻就答应了。他想接受上帝的救恩总是没错的，对于现在的自己甚至是必须的，好了故然是好，好不了走了，在天上也还可以有个家。

张恩荣接受耶稣后，自己又加了一条，他对上帝说，如果他医好了他的病，他就将自己全部献上做传道人。他为什么要加这条，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还是有点交换的心，谁也不知道，但上帝听了这话。第二天早上，他的热度全退了。

拉开窗帘看见晨光时，张恩荣像个重新活过来的人，他心里像是要飞出一群群鸽子般的笑声。回头拉开一个个抽屉找《圣经》，但《圣经》没找到，却找到了一把木头手枪。手枪做得很粗糙，用墨水涂黑的。他对着这把枪，跌坐在了地上，嚎啕痛哭起来。

哭声吵醒了排字工，他见他已经自己离开了床，心里很惊讶，见他大哭就更惊讶。

你怎么了？哦，神迹，要哭的。

排字工的中文并不是太好，他拍了拍他的肩，表示理解。

你好了。我走了。要上班。

他说着就回身收拾了铺盖准备走。

这么多年，我，我都想着要买把真枪。

张恩荣说，他很怕他现在离开，怕他走出门去，只留下自己。

真枪？For What？

他在门口，回过头来。

杀一个人！

张恩荣的声音剧烈地颤抖着。

谁？

我，我祖母。他放声地哭了。她不让我读书……

张恩荣像是回到了孩子的时候，他好像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畅畅快快地哭过。他想着自己在上海这么高的薪水，却一分钱也不肯寄回去赡养老人……

她不让读，上帝让读，天父的心是好的。你读了英文，工作好。感谢主！

排字工说着，又怕他不明白，就用英文重复着一个旧约人物的名字“Joseph”，张恩荣读过《圣经》，对当上埃及宰相的以色列祖先约瑟当然不陌生，他知道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要像约瑟那样来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亲人。

约瑟的哥哥们出于嫉妒将他卖给人，带到埃及去当奴隶，后来约瑟却对他们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安慰惊怕的哥哥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那天，排字工走后，张恩荣翻开《圣经》，把约瑟的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开始对中国人的“宿命”有了新的认识。傍晚的时候，他对太太说，我是要顺服上帝对我的“命定”的，太太含着泪点头，丈夫刚刚得了上帝的救命之恩，献身当传道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张恩荣写信回绍兴老家道歉，家里人听说他信了耶稣，就不高兴。因为那时人们都认为信了洋教的人就不是中国人了，不会再孝敬长辈，连百年后都无法指望他们披麻戴孝地送终，逢年过节也得不着他们磕头跪拜……

不过张恩荣原本就不回家，这次来信附了钱，还说要养他们的老，月月寄钱来。看在钱的份上，他们觉得他信上帝也还不错，生前的养生总归要比死后的丧葬更迫在眉睫。

张恩荣出生寒苦，原本是最在乎钱的，即使钱再多，心里也觉得没有安全感，总是恨不得立刻存出一二辈子用的钱来。但信主后，他一下子好像忘了赚钱存钱的事，碰到人就传福音，说上帝是如何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他向邮局的总稽查传，也向邮递员传。坐人力车时也向车夫传，到地方下车后，要二角，给四角，总是竭力地劝他信耶稣。

回家在门口看见乞丐，他也向他们传，若有人表示愿意信，他就不仅给钱还请人进家来，洗澡、吃饭，并给他新衣服。不过饭也不能白吃，要耐心地听他讲耶稣。有个乞丐骗了他三次，每次都是过了几个星期，钱用光了，新衣服当掉了，又到他家门口来。他却还是帮他，给他讲耶稣。于是，知道的人就都笑他信迷掉了，太太也不免脸上有了不悦。

不过，张太太虽然知书达理、读过洋学堂，却很传统，心里有不满也不会说，一切都听丈夫的。她心里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丈夫真的扔下这么好的差事，去当穷传道。好在丈夫病好了以后没再提这事，想想，舍点财、热心传福音、做见证、聚会、帮助人，应该也就对上帝这救命之恩有个交代了。

不过，上帝却没有忘记张恩荣的承诺，就在他平步青云，从二等局长升到一等局长，薪水也一加再加时，神的呼召就临到了，要他实现诺言，出来做传道。张恩荣自然是不肯，连平日不发表意见的太太也在枕旁嘀咕说，哪有这么傻的人，丢掉金饭碗去做穷传道的？他俩商量了觉得，不如我们多捐点钱，供没有差事干的人当传道，不是两全其美吗？

可是没过多久，因为他刚刚升任一等局长，力图表现，身体没恢复好就操劳过度，于是患了初期的肺病和神经衰弱症。这下，他什么都做不成了，被送进了肺病疗养院。他看着一个个比他年轻，身体看上去比他白胖的人，也都陆续被送到了太平间，这才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想起这话，他就哭了，一个人对着空空荡荡的疗养院的长廊哭。哭完了，他对上帝说，你若要我放下工作出来当传道，你至少要让我的太太愿意，你还要给我个去处，不然，我去哪里当传道呢？

几天后，太太来疗养院看他。他说上帝呼召自己，要放下工作当传道人。见太太低着头没出声，就说自己若再硬着颈项，只怕也要被送进太平间去。女人就惊慌了，抬头很肯定地说，如果真是神召你，你就出来做主的工吧，将来就是讨饭，我也总归是跟着你的。

那以后，他的身体就渐渐好了起来。

疗养院的一个西国传教士去杭州拜访恩泉师母，听她说盖好了礼拜堂，就缺个中国的传道人，便说起了张恩荣。一封邀请信就让他们一家离开上海，在杭州清波门礼拜堂后面的第三进里安了家。

上帝也实在是有怜悯，仿佛是知道从小吃苦的他最怕挨饿，所以等他离开邮局时，正好已经做了十二年，可以拿到一千多银元的养老金，加上平时的积蓄，他把钱长期存在银行里，每个月一家人就可以靠银行利息生活。虽然生活过得很紧巴，但他已经很满足、很感恩了，毕竟全家有了着落，还能时常省出点钱来接待外地来的基督徒，或是帮补有缺乏的人。

张恩荣从一九二三年奉献做传道到一九四三年，二十年中他没有拿过教会的工资。到了抗战时期，货币大贬值，通货澎胀，银行里的积蓄一下子挥发掉了大半。眼看着无以为继，日子过不下去了，却正好大女儿已经可以出去工作，贴补家用。到了四三年，儿子茂良大学毕业，也可以自己挣钱了。

2、

搬到杭州当了传道人的第二年，张恩荣和太太去上海江湾基督徒查经祈祷处，听余天慈小姐讲道。去的人很多，他们就在那里认识了王慕真。

王慕真那时才二十多数，布道已经大有能力。后来有一次，李夜声去杭州，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李述先，他在礼拜堂讲道，王慕真就邀请他们一同去听。李述先讲道非常与众不同，虽然才二十出头，对《圣经》的讲解却很独到，有开启，有亮光。

许多公会的老牧师也都去听，听完后都说这个青年传道人前途无可限量，上帝要大用他。张恩荣就在那次认识了他，并且把老牧师们说的话记在了心里。后来，一遇到在解经或神学上的问题，他就会给他写信，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但切中要害，让他释怀。渐渐地，虽然李夜声比他小好多岁，他却诚心诚意地在心里视他为属灵的导师了。

一九二八年，王慕真来杭州告诉他们李夜声的病情，请求他为了文德里的基督徒聚会处，也是为了李夜声，搬到上海去照顾他。张恩荣一点犹豫也没有地同意了，他觉得是上帝听了自己的祷告。一方面，自己也可以脱离西方差会，避开渐渐与恩泉师母间生出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很感恩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了解这个上帝大用的年轻人。

小茂良到上海后就进了小学，之后又升了中学。到一九三四年，他十二岁，见姐姐得救要受浸了，就也要受浸。父亲却说他没有改变，不能受浸。他便哭了，说，自己还没得救，那么如果今天死了，就要到地狱里去了。

父亲听着心里震动，虽然儿子极调皮，并且有点虚荣，但却真的那么相信灵魂的得救。想想就是受浸的大人们又有多少是真正打心眼里着急，怕晚一天就会跌入地狱的？但他还是让儿子自己去向上帝祷告，让天上父爸爸来帮他改掉身上的坏毛病。

小茂良就去用劲地祷告，一二个月过去了，却什么也没发生，他还是忍不住地顽皮、闯祸、撒谎、不顺服父母。于是他就泄了气，对父亲说，得救比上天还要难！我祷告了这么久，神都没有听我祷告。

父亲用《圣经》的话回答他，叩门的，必给他开门。你的祷告，神一定听的，你不用着急。

又过了一阵，一次父亲和他一起灵修祷告，突然上帝的灵就让他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前他曾偷过父亲一块银元。圣灵要他向父亲认罪，并赔偿这一块银元。

张茂良从小就喜欢集邮，父母给他的零用钱，他都积蓄下来买邮票。铜仁路口有间俄国女人开的邮票店，他放学回家正好路过，常常会进去看看。一次，他看到一套很漂亮的邮票，但价钱很贵，要一块银元。茂良的零用钱没那么多，买不起，但又眼馋心痒得忍不住。他突然想到新年时，自己收到过用红纸包的一块银元，父亲放在柜子最上面的一只抽斗里。他终于想办法趁父亲有一次没把柜子上锁，就将那一块银元偷了出来，买下了这套让他心里像猫抓般痒痒的邮票。

现在上帝提醒他这事，要他认罪悔改，还要赔这一块钱。他有点不乐意，心想这是我的钱，不能算偷的。但神圣洁的灵却不放过他这个小小少年。又说，是你的钱，为什么你要偷偷拿？你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告诉过父亲呢？而且你还撒谎。他这下就哑了口，只好认了这罪。

这个口子一开，面前的墙就崩塌了，他一下子看见了自己的许多过犯，他就抱着爸爸哭了，说，对不起，我偷了你的钱。

从那次认罪开始，小茂良认了一个月的罪，去一个个赔理道歉，想方设法地赔偿被他弄坏弄丢的东西……到那年秋天的时候，父亲终于同意他接受浸礼，正式成为基督徒。成了基督徒后，小茂良突然像是变了个人，再也不瞎闹了，反而是积极地找活干，每个主日都是一大早就去摆凳子，当小招待。

小茂良从小就在文德里的儿童训蒙组受教，教导儿童和青少年的王慕真孃孃很喜欢他。无论是过去在杭州，还是现在在文德里，他们家总是有很多牧师和传道人来访，甚至是借住，文德里的一个长老康慕灵就住在他们家的亭子间。

康长老原来是公会一个大牧师的儿子，人长得仪表堂堂，普通话说得像播音员，不仅标准，而且有磁性。他听了李夜声的讲道，接受了他的神学和建立地方教会的理念，就毅然放弃了在公会里当大牧师的好前程，来文德里跟随李夜声，建设符合《圣经》的、中国人自己的、不分宗派的、一城一处的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他们并不叫这个聚会的地方为“教会”，而是就称为聚会处。但虽然他们这么自称，外面的人看他们却是一个新的宗派，称他们为“地方教会”。

张茂良虽然从小在文德里长大，却并不像大多数文德里聚会处的人那样有优越感，也不觉得只有他们这群人才是得救的，他甚至常常悄悄跑去听公会组织的布道会和奋兴培灵会，并觉得很有得着。

他虽然不明白康慕灵为什么要离开父母所在的教会，但他非常高兴他能来文德里。这个年纪不老的长老几乎夺了他的心，他喜欢他文词优美的祷告，喜欢他谦和的笑容和身姿，特别是喜欢他动人心魄的讲道，就连他夹着《圣经》上台的姿式，都是那么地与众不同……

特别是在他高中毕业是否继续上大学的事上，他觉得他比自己的爸爸更知心、更温和。父亲张恩荣执意要他出去找工作，像姐姐一样赚钱贴补家用。但张茂良很喜欢读书，他一心要读大学，他不理解为什么少年时为了读书不惜一切代价的父亲，今天却不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读大学。

他们父子为此闹翻了，虽然没有大吵，但他不想和父亲说话。住在他们家的康慕灵一直劝张恩荣让孩子读书，读书总是好的。但不管他怎么劝，张恩荣就是不说话，也不解释为什么他不想让儿子读书。这让茂良更是觉得父亲不可理喻，或者就是他根本不爱自己。

那天，他们父子又吵了起来。所谓吵，其实就只有张茂良一个人在大声地嚷嚷。

你为什么不让我读书？你是我亲生阿爸吗？

……

当年你要读书，你服事的主人家还送你去读呢！你就把你儿子当个小男佣吧！

……

你是传道人，你不是总是祷告，总是最听上帝的话吗？是上帝让你不允许我去读书的？

……

你是个父亲，连亲生儿子要读大学都不让，你就知道要我去工作，你就知道钱、钱……

张茂良从小就伶牙俐齿，特别能说，这次一来是气愤，一来也是觉得自己完全占着理，对着父亲一股脑儿地把话甩过去。父亲张恩荣却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康慕灵听见了从楼上急急地下来，从旁劝道，恩荣，孩子要读书也是好事啊，有学问了才能更好地服事主嘛！虽然日子紧一点，总也不能耽误了孩子……

他一劝，张恩荣铁青的脸立时涨红了，回头看了他一眼，却又低下头去，仍是一声不吭。康慕灵有点尴尬，就说正好有点事要处理，对茂良说不可以这样和父亲说话，然后自己出去了。

茂良见康叔叔都劝不动父亲，心里的委屈就近乎绝望了，嘴里一边急不择言地质问父亲，一边拿眼睛去看母亲。母亲坐在一边，手里做着针线活，和往常一样听着他们的争吵，只是把头低得更低。茂良看到她红红的眼圈，心里反倒恨她无能，竟不肯帮儿子说句话。

那天晚上，母亲来到儿子的房间，他已经睡了，正翻来覆去地自怨自艾着，见母亲进来，就翻个身，脸朝着墙，不愿理她。母亲在床沿坐下，明知他没睡着，还是习惯性地帮他掖掖被子。

她的手就留在了被子上，感受着儿子已经像个男子汉的宽肩厚背，心里涌着说不出的千般滋味。她低低地抽泣，手也抖个不停。

张茂良对母亲的手和她的哭都很不耐烦。心想，你若爱我，就该像个母亲那样为儿子争取！明明那个男人错了，女人也要顺服吗？你既然要做那个人的顺服的好妻子，你就做不了一个好妈妈！

……

张茂良终于忍不住，翻身掀了被子，也掀掉了那只颤抖的手，坐起来说：

你在我这哭有用吗？不如你去他那里哭，求他让你的儿子去读书！他当年不想当男佣，要读书求前途。我今天也不想去工作，我也要读书！为什么不让我读书？姐姐不是在工作吗？我们家不是还有钱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吗？那就先帮帮自己的儿子吧！……

张茂良说着也哭了起来。

母亲却突然收了泪，正了正脸色说：

儿啊，你要读书，爸妈当然希望让你读。但你想想姐姐多少岁了？她一直做工贴补家用，她不嫁人吗？你为了读书，就忍心再耽误姐姐那么多年？你怎么那么自私？你是儿子，是男人，养家难道不应该是男人的事？……供你高中毕业了，父母的义务尽到了，你就该自己养活自己。

爸爸当年不是存下了退休金？说是够吃一辈子，还，还差这几年？

茂良想到姐姐，声音开始有点虚了，但他心里实在是太想读书了。

这些年战争已经让银行的存款几乎蒸发没了……感谢主，还有一点换成了美金，保了值。但那点利息远远不够家用啊，何况你要上大学？

母亲的声音轻了许多，声音里飘着一丝无奈。茂良看了她一眼，她圆团团的脸有点黄，有点微微的浮肿，心里不由地想起照片上新婚时的父母，还有自己百日时的全家福……那些时光他们家是福裕的、完美的，姐姐有时会回忆自己童年时候的生活，小茂良没什么记忆，反而常常批评她“爱世界”“不属灵”。

此刻，他心中却不由地飘过一个念头，嘴里就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如果爸爸没有出来当传道，还是邮电局长呢？

母亲在这句问话前沉默了一会，她的目光直直地望着前方，仿佛是把这一生在心里回放了一遍。

那也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我们还活着吗？若上帝没有救你父亲的命，又哪有你？更别说上大学了。你不也从小就说要像爸爸那样当传道吗？

我？那至少我们家别再接济别人了……

不是别人，那些都是主里的家人。何况……每次也只是一点点的救急，救命不比你上大学重要？

……

那晚，他们母子谈了很多。张茂良从来没有想到总是一言不发、低眉顺目的母亲能讲出这么多话。她的话里并无多少大道理，语气也没有加强，却让他无言以对。天亮后，在早餐桌上，他对父亲说，我不念大学了。

父亲却改变了主意，同意他去念大学了。后来他才知道，那晚姐姐去找了父亲，她说做工不会影响自己嫁人，真爱上她的人，也会愿意帮她一起养父母亲的。何况，她不想嫁给世俗的人，她要嫁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弟兄。

康慕灵有个学生是东吴大学毕业的，东吴大学本来在苏州，抗战期间迁来了上海。经他介绍，张茂良就进了东吴大学的化学系预科班学习，但很快就听别人说化学系毕业将来会进药厂作化学师，化学毒性多，容易中毒。

父亲就有点紧张，劝他还是换系，他就改读了经济系。想着经济系毕业后，海关、邮政、银行都可去报考，也可以在商行作会计等。抗日战争期间东吴大学迁往内地，经济系却留在了上海，改为勤学补习班，借了北京西路一个中学的楼上上课，张茂良也就因此没有离开上海。

四二年，文德里聚会处起了风波，具体情况张茂良并不知情，作为长老和重要同工的父亲张恩荣和康慕灵叔叔，两个人每天脸上都是阴云密布，但他们在家里一句也不多说。

不久，教会里的几位重要负责弟兄和同工纷纷离开了上海。李如是和赵心洁回了无锡，福音书房关了门。王孃孃去了杭州。黄愚志回了江西。最让张茂良不舍的是康长老也离开上海去莫干山休养了。

文德里一下子冷清了。那段时间，原本不常来的于华恩长老常常来他们家，和父亲窃窃私语，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张茂良听到大家都在议论李弟兄办生化厂的事，听说是因为他办生化厂，不专心传道事奉，教会停了他的讲道。

对此，年轻的他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若是教会有钱，当然李弟兄不用去办厂。可是他每天都看着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各地来的传道们日子过得那么困难，有的生了病都没钱医，孩子也读不了书。难道传道人就不是人？传道人的家人就不该过上至少是温饱的日子？

当他看见文德里那些有钱的会友侃侃而谈圣洁服事，评说传道人应当圣俗分开时，他忍不住忿忿不平地在家里发牢骚，骂他们是宗教徒、假冒伪善的人。父亲听见了却制止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当传道是上帝的拣选，也是人的自愿。

四二年也正值上海沦陷期，市面混乱，上海物价飞涨，家中生活十分困难，能拿上桌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父亲不得不和儿子说，无法再支付他的学费，让他找工作，半工半读。

张茂良拼了命，把四年的课程三年就读完了。第二年，张茂良毕业了。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与人合伙开过西药行，办过广告公司，当过会计，干过推销，他一心想赚钱养家，想成功，早就忘了童年时想当传道人的志愿。

他赚了又赔了，经历了许多的危险和引诱，发财的心终于渐渐地死了。

当他总算在一个工厂里，从会计升到副经理，准备积存点钱结婚过日子时，四八年，李夜声回到上海，恢复了在聚会处的领袖地位。文德里聚会处大复兴，人数从几百人一下子扩增到数千人，其中一大批是青年学生。张茂良的心也再一次被上帝抓住。

一次听道时，他突然发觉自己离神已经那么地远，在世界和金钱的海洋里他努力地拼搏了五年，有时好像是得意地乘风破浪，但在下一分钟就遭灭顶之灾。即便现在平稳了，渴求的也不过是存点钱过日子，好像人生已经成了只是为活着而活着。他决心再一次将自己交出来，将自己的人生和职业都交给上帝。当他和父亲分享这个心思时，父亲的眼圈也红了。

张恩荣向儿子认罪，说这些年自己没有阻止儿子在世界上打滚，甚至心里期待他在世界上成功，希望他有份好工作，生活得好，这实在也是自己心里的软弱。自己看着飞快消失的存款，心里没了依靠，虽然自己不敢离开传道的职份，但潜意识中却不希望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那天，圣人般高不可攀的张长老，在儿子面前突然成了一个可触、可摸、可理解的父亲。他和他一起祷告时，哭着向主承认，有段时间自己甚至是后悔的，是想回头去当邮局局长的，只是离开得久了，加上人事变迁，自己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是上帝关了自己的门，才使自己没有离开神。

父亲说，当年上帝出于怜悯，让他有一笔存款。今天上帝终于拿去了这笔钱，让他能够真正不是依靠眼见的财物，而是依靠眼不见的信心。这对传道人来说是必过的一关，而同时，对于从小受穷，没有安全感的他来说，是一种医治和释放。人的才能和财务可以成为人的依靠，但同时，也就成了人的捆绑和囚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