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十五章：事工如麻

马礼逊虽然把宣教事工的重心放在文字出版上，但他也深知还有比文字传播更立即、更能打动人心的宣教手段，那就是医疗。他刚到中国时就曾写信给伦敦会，建议他们可以差派一位医疗宣教士来，因为「在广州，医生是最不容易引起中国人注意的最佳人选，船上需要医生，在洋行里医生也是必需的」。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被接受，但马礼逊却意外地和人合伙开起诊所，奇妙地直接参与了医疗宣教的事工。

东印度公司历任驻华医生，从最早的皮尔逊、李文斯顿，到晚期的郭雷枢（Dr-Colledge），都和马礼逊有很好的交情，他们不只关心马礼逊及家人的健康，也很支持他的服事。其中李文斯顿对中医和中药很感兴趣，也有心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他看不懂中文，常常拿着相关的中文书籍和资料向马礼逊请教，马礼逊为了替他解惑，研究起《本草纲目》来。一八二0年，马礼逊和李文斯顿在澳门合开了一间专为贫民看病的诊所，聘请一名中医和药剂师协助看诊。马礼逊每天早上都会在诊所待一、二个小时，招呼病人及协助李文斯顿。诊所在设立的短短几个月内，就治愈了三百名病人，建立起口碑，逐步改变中国人对西医的偏见，从最初的排斥和拒绝转为观望和接纳。令人遗憾的是，这间诊所在一八二五年李文斯顿病逝后被迫关闭，当时马礼逊人在英国休假。

虽然马礼逊的目标是向中国人传福音，但他也很关心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尤其是暂时停留在港埠的二千多名船员。鉴于英国船员酗酒滋事、因为细故与中国人争吵之事时有所闻，一八二二年九月他发表了一封给英国船员的公开信，言辞恺切地请求这些出生在基督教国家的人，在异教国家更要自重自爱，持守信仰，与人和睦相处。在一篇名为「改善在华船员道德及其生活条件之建议」的文章中，马礼逊除了建议开办水上医院，来照顾一些必须隔离的患病船员外，也提出设立水上礼拜堂的构想。后来东印度公司果真从善如流，成立了水上礼拜堂。

此外，马礼逊也致力于提升在华外国人的信仰及道德生活。虽然他所属的东印度公司自一七七三年起就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从中获取暴利，但马礼逊个人并不支持这样的行为，对于少数英国船只不顾中国政府禁令，擅自走私鸦片的行为，他更是提出谴责，他认为「这种非法买卖，对于英国的国旗或基督教国家的国格而言，都是极端可耻的」。

一八二二年十月，马礼逊联合几位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欧美基督徒发表了一封给侨居广州的外国基督徒的公开信，他引用《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邀请大家向中国人行善，为中国人的灵命祈求，并建议在广州建立一所礼拜堂，让外国基督徒可以在这里敬拜。但谁也没料到这个构想还没付诸实现，广州就经历一场浩劫！

十一月一日星期五晚上七点钟左右，十三行北方大约半英里的一家中国糕饼店突然起火，由于街道狭窄、缺乏训练有素的消防人员及妥善的救火设备，加上地方当局并未积极救灾，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殃及外国商馆，外商们连夜抢救重要文件及财物，将它们运上中国民船。

马礼逊在给斯当东爵士的信上，对这场大火有很生动的描述：

「—–破晓前，甚至更早，我紧急用中文写信向总督府求援，请求派军警来拆除危险的房屋，并平息乱事。我写了两封公开的求援信，请人分别送给两个不同方向的中国官员，而自己也带了一封密封的信直接送交在城门口的两广总督。但信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后总督还说，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求援信。

到了礼拜六早上大约八点钟，强劲的东北风使火焰快速延烧到十三行。不管怎么努力地救火，都无法消灭大火的破坏威力。火势扩大造成的火海和漫漫烟尘，以及房屋倒塌的危险，迫使我们迅速撤离到江边。

这时吹起东风，火势延烧到中国街、河岸—–可以烧的全烧光了，火才止住，数千间房屋和商号付之一炬，有数十名中国百姓被烧死。

在礼拜六晚间，厄斯金、威廉爵士、威斯帝船长和印度来的拉塞福先生，及我，全都缩成一团，躲在卓芒德船长租来的民船里，大家又饿又累，而且头痛得厉害，船舱里堆满他抢救出来的东西。这天夜里，火势自东及西延绵约有一英里半。整个火场乱七八糟，有不少土匪趁火打劫，人们深受其苦，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凄惨无比、令人难忘的火海图。深夜听到的最后巨响是，荷兰商馆大阳台的倒塌声。

礼拜天，也就是十一月三日，清晨太阳刚升起时，我们这些被大火烧怕了的外国人，看到的景象是所有的外国商馆都沦为废墟了，不少地方还在燃烧，冒着浓烟——这是一幅令人伤心的画面。

英国商馆的大阳台是在礼拜天上午八点或九点最后倒塌的。这场大火是满族征服中国后，上帝给予这座富有、放荡的广州城的一次最大的惩罚，其严重程度不亚于1666年伦敦发生的那场大火。」

这场大火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至少有五万人无家可归，光是东印度公司的损失就高达一百万英镑。当然马礼逊个人的损失也不小，大半的财物都被烧毁，为马六甲印行《新约圣经》所准备的价值一百英镑的纸张也付之一炬。物质的损失固然令他难过，但更令他遗憾且寒心的是，亲眼目睹人性的败坏：一些中国船夫藉机哄抬船价，少数不肖之徒趁火打劫，自私的中国官吏及商人不愿对无家可归、又饿又累的外国人或本地人伸出援手——。所幸大部分的中国仆人及助手都忠心乐意地协助他们的外国主人抢救财物及善后。经过这事，马礼逊越发感觉到中国人需要福音的喂养。

大火过后十天，马礼逊在一间中国工厂里，撰写给伦敦会的报告，题为《中国宣教事工前十五周年的回顾》。缩在杂乱的角落里，回想这十五年的进展和变化，马礼逊百感交集，在报告中他回应了一个不少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这十五年里，你为福音的广传做了哪些事？」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他常常在想的，他从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也时时提醒自己：全能的上帝乐意使用一些渐进的手段，来达到最终的目的。

伦敦会刚开始向中国宣教时，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对中文的掌握，可说居于欧洲文明国家之末，但十五年后的今天，马礼逊撒下的中文学习种子已开花结果，尤其在东印度公司强势的经济动机导引下，英国对中文知识的掌握已遥遥领先欧洲各国。在欧洲，马礼逊不只是一位远在东方传福音的斗士，也是西方社会眼中卓然有成的汉学家。

在他来华十年，即1817年底，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赠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中文传播及宣教上的贡献。跟他同时期的德国汉学家蒙塔奇博士（Dr-Montuccl）这样称许他：「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在这十年所出版的多种有关中文的书籍，远比过去一百年宣教士们所印行的著作和报告，对欧洲的中文学习者更有帮助。」马礼逊之所以勤于撰述，多多少少是因为他亲身体会自我摸索学习的辛苦，知道多么需要有好的中文学习教材。在这篇回顾报告中，他提到英华书院的成立，促成加尔各答的雪兰坡书院和英国国教 派传教学院的成立，而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成功，也刺激葡萄牙新政府设立自己的印 刷所，并印行中国新闻。这一切的发展都对基督教的传播很有利。他感慨地写着：

「当伦敦会的仆人初到中国之时，在这里的英国人并没有牧师。米怜博士率先在广州他的房间里向几位聚在那里的英国人讲道。后来我也在澳门讲过几次道一一而现在在中国——马夏尔尼（Lord Macartney）大使不敢冒险带牧师随团出使的地方，在主日已经有英国当局封立的牧师固定主持礼拜了……。

现在已经有几位中国人对上帝的真道有些概念了。福音的种子撒下去了——我相信也已经生根了。愿圣灵浇灌它，让它成长苗壮，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

米怜博士虽然过世了，但他生前撰写的中文劝世小册和乡村布道集，至今仍在教导着中国的教义诘问者和答问者——包括传道人和初信者。

《新约圣经》，关于我们救主所立的新约的书，已经送到一些中国人的手上，用他们的母语对他们述说『神奇妙的作为』。

现在在爪哇、槟榔屿和新加坡都有会说中文的宣教士。以上是我对『你究竟做了哪些事？』的简单回答。愿上帝原谅我们做得不完全的地方，『使祂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愿他们很快就知道，祂是主—耶和华我们的义。祂是唯一的神，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1823年一月十七日，马礼逊前往马六甲处理米怜遗留下来的工作。这是他来到中国十五年来第一次离开中国的土地，心中自是感慨万千。自从米怜过世后，马六甲布道站的同工就面临极大的考验，尤其是中文部的工作一时呈现群龙无首的局面，让马礼逊一度想迁往马六甲。但是他又放心不下中国的禾场，想到撒下去的福音种子已经萌芽，一旦离开，幼苗恐将缺少人的浇灌而枯萎，所以最后他还是决定坚守在中国。

一月二十九日，马礼逊抵达新加坡，接着前往马来群岛上一处新成立的英国人定居地，受到总督莱弗士（Thomas Stamford Raitles）爵士的热情款待。两人志趣相投，对增进殖民地和马来群岛人民的福祉都充满使命感，莱弗士提议设立新加坡学院，教授马六甲英华书院所没有的学科，日后将英华书院并入新加坡学院，马礼逊不仅同意，还捐出一千五百银元，因而被任命为副总裁。

二月四日，马礼逊来到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地马六甲，原先他还在担心这里的事工会因为米怜的过世而停摆，当他看见一切仍旧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感到相当欣慰。在日记上他这样写着：

「英华书院和当地的学生让我非常满意，这些华人青年们已能按照路德的调子唱第一百首赞美诗了。它的中文歌词是我以前的助手高先生作的。看到我亲爱的威廉充分利用我的中文藏书和我所捐助的款项，还有官方也没有干预信仰自由，我觉得很开心。喔，我是多么地高兴啊！」

此后几个月他就轮流在马六甲和新加坡居住，除了协助英华书院的中文教学工作、主持礼拜、编译外，也积极参与新加坡学院的筹备，一直待到八月初才返回澳门。

对马礼逊而言，1823年另一件值得记念的大事是，历时十六年之久编纂的《华英字典》全部出齐，这是他在汉学研究上最重要的成果。这部《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中英文字典，共有六大卷，厚达四五九五页，罗列了四万个中文字，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律令、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堪称是一部实用的中国百科全书。在斯当东的居中协调下，这部字典的印刷经费全由东印度公司负担，一共印了七百五十套，公司留下一百套，其余都送给马礼逊。马礼逊将其中一部分赠送给教会、亲友，剩下的交由英国、法国、印度、马六甲、澳门等地的书店或友人以每套二十英镑的定价销售。后来这部字典还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

看见各项事工都稳定地发展，马礼逊决定暂时卸下工作，回英国探亲。他向东印度公司提出返乡休假的申请，获得了批准，随即在同年十二月初搭乘公司所属的「滑铁卢号」（Waterloo）返回英国。

离家十六年后第一次回国，令马礼逊雀跃万分，也感触良多。当年那个满怀宣教热情、牙牙学中文的年轻人，如今已届中年，对中文早已驾轻就熟了，然而听闻福音的中国人仍是少之又少。更令他遗憾的是，回英国期间没有人接续他在广州或澳门的宣教工作。他只得私底下按立跟他共事八年的梁发为传道人。对梁发来说，这是一大考验，也是学习服事上帝的好机会。

梁发从被按立那天开始，直到1855年逝世为止，一直支领伦敦会的薪水，先后写了十多本福音小册及布道书籍，还亲自雕版印刷，前往内地散发。他在1832年撰写的《劝世良言》，启发了屡试不第的秀才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及太平天国，写下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教合一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