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深井之水

2、归属

早期基督教会的灵性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13:34-35

仅凭数字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不论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为数不多的人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早期基督教运动无疑就是如此。公元2世纪初，基督教会中的信徒人数在五万左右，大多数信徒居住在罗马帝国主要城市的中心地区。帝国总人口大约六千万，就此而论，基督徒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帝国中有些异教领袖却表示担忧——不论基督徒人数多么少，他们对社会却在产生显著的影响。

公元112年，位于今天土耳其中北部罗马两个行省——比希尼亚（Bithynia）和本都（Pontus）——的新任总督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62-113）给皇帝图拉真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付基督教运动不断加剧的威胁征求皇帝的意见。普林尼是一位罗马绅士，受过高等教育，家道殷实，颇具影响力。在接到总督任命状后，他立即动身去视察所辖行省，收集资料，多方调查观察，以便实施恰当的管理。他很快就发现基督教是他最大的难题之一。

普林尼听到的以及他随后在致皇帝的信中汇报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异教徒对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首先，他提到基督徒对罗马帝国的经济已经造成了危害。基督徒以耶稣为主、一心尊崇顺服耶稣，间接地破坏了异教的仪式。新近归信基督教的人已经放弃了到神庙敬拜，这导致了靠出售祭牲和其他祭品牟利之人收入的减少，商人们向普林尼抱怨说基督徒对他们的经济生活构成了威胁。

其次，普林尼控告基督徒组成了一个“政治团体”（political club），这是他所能找到的对基督教会最恰当的描述，因为教会正在吸引异教徒归信。基督徒正在传扬新的信息，照顾病人，组织社会活动，热情待客，安葬死者，帮助孤儿寡妇，为穷人募捐。当然，罗马帝国也存在一些异教徒组织的政治团体。但是，这些团体大多是地区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尽管可能会给帝国带来麻烦，但尊重罗马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帝国的宗教崇拜。基督教会却不同。像某种致命的病毒一样，基督教在跨地区传播，仿佛立志要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信仰。

第三，普林尼发现，基督教的信念和实践与罗马的文化标准大相径庭。普林尼逮捕了一些被指控为基督徒的人，希望对基督教运动有所了解。有些人否认了基督教信仰，另一些人承认信奉基督，并为此受苦。普林尼特别提到两位教会的女领袖，称她们为“仆人”或“牧者”（她们很可能是执事）。他对她们施刑，想从她们口中了解基督教运动的情况。他发现，女性在教会中可以担任领导职务，教会似乎欢迎各种各样的人加入。他也了解到，基督徒在清晨聚会，敬拜“基督，如同敬拜一位神祇”。鉴于敬拜神祇起源于异教，这一发现令普林尼大为惊讶。最后，普林尼观察到，基督徒遵守严格的道德规范，常常聚会领圣餐。

尽管普林尼相信压制得当就有可能挫败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还是无可否认。“这种迷信不仅传播到了城市，而且传播到了居民区和农村。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是能够制止，使一切回归正轨。”普林尼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似乎正在奏效。他试图迫使入狱的基督徒求告罗马众神的名，拿酒和香向图拉真的塑像献祭，辱骂基督的名，这些程序都是用来考验他们的宗教忠诚。有些人配合了，但很多人没有，这令普林尼大为恼火。“不论他们承认犯了哪种罪，我深信，他们这种执拗、这种不可改变的固执都应该受到惩罚。”

彼此相爱

显然，到公元2世纪初，基督教运动已经影响到异教文化。它给人一种归属感，这不是随时都能从传统的罗马组织机构中获得的，因此基督教赢得了声誉，这个声誉反映了新约中有关真教会的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基督废掉了过去存在于男人和女人、公民和野蛮人、奴隶和自由人，尤其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冤仇。在保罗那个时代，严格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自视高于外邦人一等，唯有他们得蒙神的恩惠——长子继承权、约、律法、土地、圣殿、应许，等等。对犹太群体而言，外邦人是外人，“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然而，当耶稣到来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基督拆毁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成就了和睦。基督的十字架让人们看到犹太教何以变得保守，没能实现神对它的旨意。十字架也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借基督的舍己牺牲表明两个群体谁也不比谁优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罪人，如今一同蒙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心灵破碎，如今同得基督医治；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为敌，如今相互为友。因此，外邦人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弗2:11-22）。

保罗自己的信仰历程说明了这点。他的犹太背景、所属教派、宗教成就曾经都使他觉得自己高外邦人一等，他已经到达了最高境界，从那里他可以自鸣得意地俯视芸芸众生。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但是，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的归信使他认识到，他如此引以为傲的这些宗教资格证书恰恰阻挡了他认识基督，他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给他带来他原以为自己拥有的属灵资产，实际上它们已经变成了属灵债务。“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3:4-8）

保罗的归信也改变了他对别人（包括他曾鄙视的外邦人）的看法。正如他在致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承认的，他曾经仅凭着“外貌”认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不属于他的教派，不信奉他的宗教，他就鄙视他们。他也凭着外貌认过基督，认为他危害到自己的传统，是个危险、自命不凡的家伙，冒充弥赛亚。但是，当保罗发现真正的耶稣是谁时，他不得不改变对所有其他人的看法。重要的不再是文化背景或宗教成就，而是认识基督。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6-17）

一个奇特的群体

早期教会在罗马世界稳步增长了三百多年，这部分是由于异教徒发现基督教传扬的信息以及它给人带来的归属感既独特又有吸引力。基督徒是奇特的一群人，这是他们自己的宣称，正如普林尼信中所表明的，异教徒也似乎认同这点。例如，《致丢格那妥书》［“Letter to Diognetus”，可能写于130年前后，皇帝哈德良（Hadrian）统治年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基督徒如何视自己不同于广大的异教世界。

“奇特的群体”这个身份可以有多种理解。一方面，基督徒看上去很平常，过着和普通罗马人一样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奇特到了醒目的地步，所以皇帝哈德良才会听说起他们，罗马帝国才会反对他们。简言之，基督徒不属于任何一个标准的类别，历史学家韦恩·米克斯（Wayne Meeks）将早期基督徒的身份界定为“两栖动物”——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基督徒的生活是两栖生活，既是在行将过去的旧天地里生活，同时又是在即将到来的新天地里生活。用圣经中几处经文来表达就是，他们是以寄居的客旅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致丢格那妥书”

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然而却像客旅。作为公民，他们与其他人享受同等待遇，然而却像外邦人那样忍受一切。对他们而言，每一个他乡都像是自己的本土，每一片本土都像是他乡。与所有人一样，他们结婚嫁娶，生儿育女，却不抛弃子孙。他们男女同领圣餐，却不淫乱、同床共寝。他们虽“在肉身活着”，却不“顺从身子的私欲”。他们在地上度日，却是天国的子民。他们遵守规定的律法，同时他们的生命却又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律法。他们爱众人，却遭众人的逼迫。他们默默无闻，被人定罪，被处死，却又享受复活的生命。他们贫穷，却使多人富足;样样缺乏，却身处丰盛;被羞辱，却在羞辱中得荣耀;遭毁谤，却被称义;受辱骂，却为人祝福;受侮辱，却报之尊重;行善，却被当作作恶者受罚。受惩罚时，他们欢喜快乐，仿佛借此得以复活。(《诚邀探索基督徒的灵性》)

在《致丢格那妥书》中，基督教护教学家极力向一个对基督教运动持怀疑态度、感到迷惑不解的世界进行解释，并为基督教辩护。此类书籍不只一本。同样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雅典哲学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列举了基督徒不同于帝国中其他人的一些特点。他特别指出，基督徒在忠诚、诚实、纯洁、知足、尊敬父母、爱邻人、善待陌生人、对逼迫的忍耐方面都是榜样。他们照顾孤儿寡妇，对奴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怜恤。“基督徒家中任何一个男女奴仆或受扶养者，主人都劝他们做基督徒，因为他爱他们。他们若真做了基督徒，就成了主人的兄弟，不受任何歧视。”同样，基督徒也往往通过舍己来服侍穷人。“基督徒中若有人生活上有缺乏，而其他人也没有多余的可以匀出来，他们就为这人禁食两三天，这样就可以供给穷人所需要的食物。”在对基督徒的“生活准则”进行了这段详细的长篇记叙后，阿里斯提得斯忍不住向皇帝指出，皇帝自己其实也不知不觉从基督教运动中深受裨益。他进一步说道，基督徒的行为促使了整个帝国的兴盛，“瞧，因为他们，善在世间源源不绝”。

这些究竟是准确的描述，还是夸大事实？将早期教会理想化，视之为教会的完美典范，这很容易。我们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哥林多教会问题重重，分裂，异端盛行，保罗致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提醒我们，早期基督教并非一切都很如愿。随后三百多年间的争论、分裂——毋庸说出现的各种怪事——进一步证明，教会从未出现过“黄金时代”。教会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将来也会这样。自从保罗最初写信劝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惩戒教会中的不法分子、弥合分裂、修正神学、为自己属灵的骄傲忏悔那个时代起，世俗、怯懦、讥诮、异端、愚蠢的行为就一直困扰着教会。

尽管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公元2世纪对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这些记叙是比较准确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尽管教会在早期大部分时间里都遭受逼迫，它提供的生命品质使之仍然吸引了异教徒的注意，教会的增长有目共睹。2世纪末的律师兼护教学家德尔图良以讽刺的口吻说到罗马的达官贵人对基督教会的成功忧心忡忡。谈到异教批评家时，他说：“人们叫嚷着说整个罗马帝国都被基督徒包围了：农村中有基督徒，居民区有基督徒，小岛上也有基督徒。男女老少，各个阶层甚至身居高位的人，都纷纷投奔基督教会。这些批评家哀叹，仿佛这是一场灾难。”德尔图良问道：不知他们是否想到，这么多人归信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也许确实是一件好事。

另外一个理由是，异教徒自己也注意到基督徒与众不同。晚至公元4世纪中期，异教皇帝朱利安（Julian）还抱怨说，基督徒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福利体系，异教徒帝国无法与之相比，因为与基督教的世界观不同，异教的世界观不能激励人们为大众的利益服务、牺牲。显然，他很嫉妒基督徒，但他对基督徒只有鄙视。在致一位朝廷官员的信中，他说：“我认为，就在穷人碰巧受到［异教］祭司的忽视和忽略时，那些不敬神的加利利人看到了这点，于是倾力行善。”又说：“那些不敬神的加利利人不仅帮助他们当中的穷人，还帮助我们的穷人。人人都看得出，我们的人民缺乏来自我们的帮助。”

一个欢迎的群体

基督教运动是如何产生归属感，使人们觉得自己也融入在内，受到关爱和照顾的？首先，基督教会欢迎外人，不论他们来自什么背景。这就跨越了性别、种族、阶级之间明显的界限，这界限是罗马帝国的典型特征。正如护教学家塔提安（Tatian）所说，教会似乎包括了每个人，不“分等级和外貌、贫富和教育、年龄和性别”。基督徒与家人、朋友、邻人、同事保持亲密的联系，这为基督教提供了大批潜在的归信者，这些人发现这场小小而又生机勃勃的运动非常有吸引力。基督徒大多生活在城市，与其他人在同一个市场做生意，从同一口井中打水，在同一家商店工作，住在同样类型的房子里。他们不靠有组织的集会、富有声望的布道家、开支庞大的项目来赢得信徒。实际上，基督徒保持低调，避免公众的注意。因此，教会是通过自然的人际关系网络吸引外人。

这种巧妙的吸纳新人的手段激怒了塞尔修斯这位尖刻的哲学家，他鄙视基督教，认为它缺乏文化修养，吸引的是下层民众。“他们自己承认这些人配得那位神。由此看来，他们想要说服、并且能够说服的只能是傻瓜、愚蠢之人、无耻之徒，只能是奴隶、女人和孩童。”塞尔修斯特别提到，基督徒不是通过在社会精英当中的公开辩论，而是通过在家中和工作单位默默的见证来赢得归信者。这让他觉得颇受挫折，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在私人住宅内，我们也看到羊毛工人、皮匠、洗衣工和最土里土气的乡巴佬。换在他们的长者和更聪明的主人面前，这些人压根儿都不敢张口。”

基督教运动对女性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在教会中她们获得了比在异教社会更高的地位。在罗马世界，男性多于女性，这种比例不平衡的原因很显然。罗马男人不太看重婚姻，如果婚姻不满意，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婚，丝毫不克制乱交行为。因为不希望有孩子拖累，他们常常强迫妇女——自己的妻子或情妇堕胎，导致了女性的死亡率高于男性。在他们看来，女孩不及男孩有价值，因此，他们也更倾向于遗弃女婴，从而导致女婴死亡。

基督教会却遵循另一种道德伦理，这给那些最受罗马不道德、不公义之害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督教的世界观谴责杀婴、堕胎、乱伦，反对婚姻不忠、离婚和一夫多妻。基督教会重视贞洁和婚姻，在这两点上对男女的要求平等。女信徒如果选择独身，就可以独身，不会失去在教会中的地位。女信徒结婚的年龄往往比异教的女性要晚，结婚时会得到教会的帮助，因为婚姻被视为对丈夫、妻子和教会的灵性皆有益处。与异教徒相比，基督徒女性的生育率要高，死亡率要低，这主要是由于基督徒女性在家庭中的待遇较高。不论结婚还是独身，女性都有机会在教会运用自己的恩赐。她们祷告、说预言、服侍穷人，也担任教会职务，尤其是执事。

早期基督教运动也重视家庭生活。公元2世纪护教学家德尔图良认为家庭就像一个小教会，他说：在好的基督徒婚姻中，夫妇应当“一起祷告，一起禁食，彼此教导、支持、劝勉”。他们也应当“分担彼此的苦难、所遭受的逼迫，分享彼此灵性的恢复”。基督徒将家庭生活看作一个崇高的呼召，他们有闲暇和动力去抚养孩子。德尔图良宣告：“对神的仆人而言，后裔无疑是必要的。”“对自己的救恩，我们已经很放心了，因此，我们有闲暇去抚养孩子！我们应该为自己寻找拖累，大多数外邦人都避免这种拖累，他们为法律所迫而生育，因为堕胎，他们的人口大大减少。”

教会也看顾寡妇的需要，视守寡为属灵呼召。例如，到公元250年，罗马教会有1500名“寡妇和穷人”在它的看顾之下；公元400年，君士坦丁堡教会向3000多名寡妇发放救济。此外，早期基督教运动也对小孩子表现出特别的关爱，认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能够反映耶稣的品格。教会领袖特别提到耶稣善待小孩子，这激励着他们去效仿。他们告诫信徒要谨防性虐待，强调要妥善照顾小孩子。他们也让小孩子参加崇拜，培养孩子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基督耶稣的精兵”），为孩子们的得救和成长殷勤地祷告。因为这些以及其他原因，教会证明了自己高度的包容性，将罗马世界忽视或剥削的人群都包括了进去，因而促进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基督教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教会也设立了很高的成员标准，因而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这更加增强了那种归属感，使人们觉得成为教会的一员确实具有实质意义。公元2世纪作家阿萨纳戈拉斯坚持认为，对末日审判的盼望使得基督徒必须为他们在世间每日的行为向神负责。他也认为，基督徒出色的道德操守直接归功于他们相信末日审判。“若不相信有一位神掌管着人类，我们会这样纯洁地生活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既然相信自己必须为此世的整个人生向创造我们和这个世界的神负责，就采取了一种节制、卑微、对人慷慨的生活方式。”阿萨纳戈拉斯推论说，基督徒的神观必定会影响他们对他人，甚至教外之人的看法。他提出，基督徒崇拜的神是三中的一（one in community），是“圣父与圣子和圣灵的团契”，因而是“存在于此三之间”的统一体。基督徒相信，神的根本属性是爱，因为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神是一个完美的群体。通过基督救赎的工作和圣灵内住在人里面的能力，神的子民被赋予了特权，属于这个群体。这种爱的体验促使早期的基督徒与他人去分享这种爱。“我们不但学会了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要控告那些抢劫掠夺我们之人，而且学会了当有人打我们右脸时，将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我们的里衣时，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殉道者查士丁起初是异教徒、哲学家，基督徒高尚的行为深深打动了他。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异教徒的生活方式对比太明显，不容忽视，这种对比在吸引他进入基督教会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曾经以奸淫为乐的人，现在单单以节欲为乐；曾经运用魔术之人，现在已将自己全身心地献给了自有永有的良善的神；我们这些曾经对生财之道乐此不疲的人，现在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纳入公共资金，与每一位有需要的人共享。

与大多数古代宗教所表现的不同，教会并没有试图将宗教仪式与大众的行为分开。基督教信仰要求信徒将整个生命都交给神。韦恩·米克斯说：“这是基督教运动与其他宗教崇拜最明显的区别所在，那些宗教崇拜更容易切合罗马世界对‘宗教’通常的期望。基督徒的实践不局限于神圣时刻和社会场所——圣坛、圣餐礼、列队行进赞美诗等等，基督徒的实践对于一个具有独特的自我意识的群体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基督徒相信世界上一切的善均由神所造，但是这个善的世界已经堕落。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来救赎这个堕落的世界，使之归正，其中包括生活中最平常、最常规之事，诸如婚姻、家庭、管理金钱、对待朋友和仇敌、每日的行为，等等。

不安定世界中的安定

其次，基督教会带来了一种高度的社会稳定感，这也吸引了生活在一个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会陷入混乱的世界中的人们的注意。在古罗马世界，基督教最初是一种城市运动。今天的西方人很难想象那些城市是什么样子。以公元100年（叙利亚的）安提阿为例。安提阿当时的人口大约是150000人，据估计，人口密度为每英亩117人，超过了今天曼哈顿岛的人口密度。此外，安提阿最高的建筑不超过三层，而现代城市的建筑可以超过五十层。实际上，安提阿的人口密度可能比估计的更大，因为整个城市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地产是公共建筑，如纪念碑、神殿等。富人的房子较大，有正厅或中庭，但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位于建筑的第二、第三层的小单间里。这些公寓没有烟囱，没有室内管道，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火盆用来烤火和烧饭，大小便用便壶和坑厕。

罗马帝国的人口也在不断地流动。帝国建立了经济和政治秩序，使用统一的货币和语言（希腊语），为勤劳的人提供新的商业机会。地方的传统和习俗逐渐让位于一种正在兴起的地中海文化，这种文化为贸易、旅行提供了空间，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受益者。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说，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从对当地城镇的忠诚及义务中解脱出来，成为了“世界公民”，尽管很多人似乎觉得这个世界冷冰冰、很孤独。

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安提阿这类城市处于陷入社会混乱的边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新来乍到，他们大多来自不同的族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来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些大城市定居下来时，他们通常都能找到自己同族的人，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除了加剧民族间的对立外，起不到什么作用。例如在安提阿，能明确区分的族群有十八个，这些族群在安提阿各自立桩标出自己的区域，以制造一种归属感，尽管这种归属感一向都很脆弱。在一个饱受高流动率、疾病、犯罪、各种灾难之苦的城市，新来乍到的人很难附属于某个群体。实际上，安提阿在六百年间就遭受了41次各种各样的自然灾难，这些灾难导致了死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和社会的不安定。

新兴的基督教运动在这样一种不安定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对那些涌入城市的外来人而言，教会就像家。教会欢迎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传讲一种容易明白——与其说复杂，不如说“适中”——的信息，这个信息吸引了那些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不能理解深邃奥秘的人。基督教会也提供了一系列的社会服务，关心孤儿寡妇，探视囚犯，向穷人发放食品，看护病人，埋葬死者。教会里的信徒慷慨捐赠，支持这种种的事工。彼得·布朗说：“基督教的吸引力仍在于它根本的群体感：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一个人可以从一个冷冰冰的大世界落入一个小群体，这个群体的要求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是清楚明白的。”

这种博爱的行为与异教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基督徒和异教徒在这点上的区别变得越发明显。罗马文化强调互惠，因此，帮助穷人与无家可归的人绝对不是罗马的道德准则。而基督徒基于一种爱的伦理，强调自己的管家身份与博爱。在谈到基督徒对正义事业的贡献时，德尔图良说：

相反，他们却将自己的钱财用于为穷人提供食物，埋葬死者，帮助那些失去父母而没有生活来源的孩童……失事船只上的水手、卖苦力的矿工或流放到孤岛或蹲监狱的囚犯——前提条件是他们因承认神的名受苦。这使得那些人通过认信基督教成为受益者。但是，在有些人眼里，即便这种充满爱心的行为也在我们身上打上了耻辱的烙印。他们说：“瞧，他们多么彼此相爱。”……“看，他们随时准备为彼此舍命。”

这种生命品质给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深深吸引了他们，因为他们看到属于一个稳定群体的好处。这有助于减轻城市中社会的张力，提高每个人的生命品质。

社会危机

• 在严重的危机期间教会关心人们。罗马世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不时经历巨大的灾难，最严重的是两场席卷整个帝国的瘟疫，分别爆发于公元165年和公元250年。精确的死亡人数很难确定，学者们估计在每场瘟疫中死亡人数都达到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第二场瘟疫爆发的高峰期，罗马城里每天都有几千人死亡。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些城市沦为荒场，军事作战只得停止。这考验了罗马帝国的勇气，也考验了基督徒的信心。亚历山大的主教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在一封写于复活节的信中说：“突然冒出这种疾病，比一切可怕之事都更可怕，……比一切灾难都更令人恐慌。”
• 这场瘟疫使异教徒和基督徒都深受折磨，但正如观察者注意到的，两个群体的反应明显不同。基督教的世界观为这场灾难提供了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解释。主教们特别利用自己的讲坛回答棘手的问题，提供安慰和希望，他们讲道的主题包括神的主权、耶稣的受难、最后的审判、死人复活等。他们也将瘟疫理解为来自神的考验。公元250年瘟疫爆发时，迦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问会众，他们对瘟疫的受害者是否也愿意表现出像神对待最不配的罪人那样的慷慨。

神不断地让他的太阳升起，降下甘霖来滋润种子，所有这些慈爱都不仅仅施给他自己的朋友。任何一个宣称是神的儿女的人难道不应该效法他的天父？我们与自己的出身相称，这是合宜的；那些在神里面显然已经重生的人不应当堕落。相反，作为儿子，一个好父亲的后代应当证明自己效法了父亲的善。

然而，基督教信仰不仅仅停留于从神学的角度对瘟疫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也产生了实际的不同，理论仿佛在实践中找到了自己完美的伴侣。总的来说，基督徒勇敢地面对瘟疫，看护病人，埋葬死者。他们相信，虽然自己不配，神仍然爱自己，正因如此，他们也有义务去爱他人。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的区别再次变得明显。“基督徒认为，因为神爱人，自己若不彼此相爱便不能令神喜悦。这种观念对异教来说同样陌生。实际上，由于神透过舍己表明了自己的爱，人也必须透过为彼此的舍己表明自己的爱。”亚历山大的主教狄奥尼修斯用感人的笔墨描述了基督徒为病人和临终之人作出的牺牲。他说：基督徒“表现出了无限的爱与忠诚，从来不遗余力，只考虑他人。他们不顾危险，看护病人，关注病人的每一点需要，在基督里照顾病人，安详喜乐地和病人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基督徒很快发现，不论他们的行为多么像基督，他们也无法逃脱已经夺去了其他人生命的那个命运。

狄奥尼修斯从基督舍己的角度诠释了他们舍己的死亡。实际上，有些病人康复了，而照料他们的人却死了。所以，狄奥尼修斯推论说，也许那些照料者代替了他们受苦，代替幸存者而死。不论狄奥尼修斯的神学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看多么错误，它一定产生了某种影响。

他们被别人感染了疾病，将邻舍的病招到自己身上，欣然地接受自己的痛苦。很多人在看护别人、治愈别人的同时，将死亡转移到自己身上，代替了别人而死，从而将“我为你在所不辞”这一常见的空洞客套变为了事实。

狄奥尼修斯也提到基督徒埋葬死者，他们先洗净死者的身体，再用丧服裹起来，表现出极大的温柔。这些行动再次将基督徒与异教徒区别开来，因为异教徒不会与死者发生任何瓜葛。“异教徒的行为方式截然相反。在疾病初露端倪之时，他们就将患者推开，逃离自己最亲爱的人，趁他们未死之先把他们扔到路上，视未掩埋的尸体为尘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基督徒更乐意面对致命的传染，他们在瘟疫中的幸存率却高于异教徒。原因何在？首先是因为他们照料病人。即便无法获得真正的治病良方，这种照料也保证了患者有较高的存活率。喝肉汤、冷敷前额、轻轻地按摩后背、换床褥、爱心朋友的探望等，这些基本的护理照料增强了患者的力量，至少帮助一部分人战胜了疾病。其次，幸存下来的基督徒有了免疫力，成为健康的人，不再受到瘟疫的威胁，这又提供了看护人手。这些幸存者随时可以帮助病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存活率。最后一个原因是基督徒相信、祈求神迹，也经历到神迹。奇迹般的医治和驱魔常常出现，给异教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将这些能力的彰显看作是一种证明，证明基督徒的神是真实的，这“实实在在、鲜活地显明基督徒的守护者——他的能力高于一切”。

牧者关怀

最后一点，牧者帮助营造了一种归属感，这是通过他们扮演牧羊人的角色、为信徒从出生到去世提供自始至终的关怀实现的。异教世界中没有与牧者对等的角色（犹太教的拉比是唯一的例外）。牧者从事“灵魂医治”的工作（这是当时的称谓），帮助信徒在信心上长进。异教徒的祭司、邪教领袖主持各种宗教仪式，或传授艰深晦涩的“奥秘”，与他们不同，基督教的牧者则关心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努力在信与行、宗教与生活之间实现完美的统一。他们教授圣经、探访病人、为穷人提供衣食、安慰苦恼的人、保持教会合一、主持圣礼、惩戒教会中犯错误的信徒。

公元4世纪末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俨然以父母的口吻说到，要想对每一位信徒有同等的爱，牧者就必须对每一位信徒有独特的爱。“以一种方式对待所有的信徒，就如同医生用同样的方式治疗所有的患者一样，是不可能的。”公元3世纪伟大的导师奥利金（Origen）说：牧者被呼召，是要做信徒的“教师、向导和朋友”。牧者的工作取决于树立良好的榜样，或证明他的“完全”（即信心的成熟），因为，他自己的生命中尚且缺乏的东西，他如何能够在他人的生命中培育？“没有属灵的帮助者，没有一个完全之人做你活生生的榜样，没有他充满爱心的参与，你在道德上就不会进步。”公元4世纪的主教纳西盎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补充说：“一个人在洁净别人之前，自己必须被洁净；自己变得智慧，方有可能使别人智慧；自己变得光明，才能给别人带来光明；自己亲近神，才能领别人亲近神。”

牧者也主持教会的敬拜生活。到公元2世纪中叶时，牧者已经沿袭一套固定的敬拜礼仪。星期日，他们召聚信徒敬拜，敬拜活动通常在宽敞的屋子中举行。他们读“使徒回忆录”，讲道，带领教会唱诗、公祷，然后与信仰忠贞的人一起擘饼领杯。他们也收取奉献，任命执事分配这些奉献，以供应“孤儿寡妇、因病或其他原因穷乏之人、下监之人、旅居的异乡人”，执事成了“一切穷乏之人的保护者”。

牧者让新信徒参加培训课程，预备成为教会成员。罗马的希波律坨（Hippolytus of Rome，170-236）于215年写作了《论使徒传统》（On the Apostolic Tradition），目的是提供指南，指导主教、长老向新信徒教授信仰的根本内容。课程期限长达三年。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大多数的早期教父——例如，奥利金、约翰·克里索斯托、希坡的奥古斯丁、耶路撒冷的提阿非罗（Theophilus）——都教授了这些课程，表明新信徒的教导工作是如此重要，只有受过最好训练的牧者才有资格承担这份责任。这些伟大的主教和教师们运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培训慕道友和信徒。例如，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里尔（Cyril）就利用信经作为授课大纲。他对学生说：“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诵读信经时，你们只是听，并且把它记住。在适当的时候，信经中的每一条你们都能从圣经中一一得到证据……正如一粒小小的谷物种子，其胚胎中孕育着无数未来的枝条，同样，信经也是在几句话当中包含了旧约和新约中所有的宗教知识。

这些指南也为基督教会提供了道德教导。《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就是一本这类的指南，其中说道：“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生命之道，一条是死亡之道，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区别。”该书遵循新约的准则，强调爱、谦卑、慷慨大方这类的美德。

不要做一个索取时伸手、给予时闭手之人。你的劳动若带来收入，你就应当为自己各样的罪付一份赎价。给予时不要犹豫，也不要勉强……不要拒绝帮助穷乏之人，而要将一切与弟兄分享，不要称任何东西为自己的。因为，如果永恒之物你们都共享，暂时之物你们应该与何其多的人共享呢？

这类的道德教导旨在通过树立明确的道德边界，保护信徒群体免受异教文化的影响。例如，希坡律坨就规定禁止基督徒从事某些职业——卖淫、雕刻偶像、演艺、教授“世俗知识”，当刽子手、魔术师、占星家、驾驶战车者、军队司令官等。

牧者和神学家也仔细审查流行的娱乐形式。倘若说存在道德严格主义者的话，德尔图良就是一位，他以令人难以接受的诚实抨击了“娱乐表演”（The Shows），告诫信众面临的道德危险。德尔图良虽然倾向于采取极端的立场，但在基督教会如何看待古代世界的不道德问题上，他的确反映了一个普遍一致的观点（不论这个观点如何被夸大）。基督徒与文化保持距离，这有时候使得他们为影响文化所作的努力不甚成功。因此，德尔图良用“煽动”、“激发”、“刺激”这类词来描述这些流行的娱乐形式如何在人们心中激起不敬虔的情感。“看看涌往马戏团的那些众人，看看他们那已被激起的强烈情感！他们已经骚动起来，已经因为歇斯底里而盲目，已经为自己的赌注焦虑不安了！”在听起来仿佛是在描述现代体育赛事中行为的一段话中，德尔图良写道：“有集体发疯的齐声呼喊……然后，有咒骂和讥笑——毫无真正理由的仇恨；有阵阵大声的喝彩——毫无值得喝彩之事！”德尔图良用了这样一个精辟的文字游戏作结：“但愿我们和这些邪恶之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尽管这一愿望不可能实现，但即便现在，我们也已经在属世之事上与他们分别开来。因为，世界属于神，世俗却属于魔鬼（the world is Gods,But the worldly is the devil’s）。”

最后一点，牧者为教会主持圣礼，培养会众的信心。牧者视主持圣礼为自己首要的责任之一，因为他们相信神借圣礼赐下恩典。洗礼尤其起到一种重要的过渡仪式的作用，象征着信徒与世界明确的决裂，融入基督教大家庭。牧者要求准备受洗者作一个正式的信仰告白，并且甘愿接受道德的检查。在确信对方为自己的罪忏悔、明白了基督教信仰、信靠基督、决心遵从基督的命令时，牧者就履行一个为期四天的仪式，仪式以复活节早晨的洗礼这一圣礼告终。为受洗者涂油、按手祷告、驱逐可能正在折磨着他们的魔鬼，都是洗礼仪式的一部分。施洗之后，牧者为他们穿上白袍，欢喜快乐地欢迎他们加入教会，然后鼓励他们遵循严格的灵性操练惯例。这个惯例包括安息日崇拜，各种各样的斋戒，在每天的第三、第六、第九个时辰私祷，与基督徒弟兄姐妹定期聚会等等。与其他信徒的团契可以保护新信徒，使他们免于向流行文化的罪恶投降妥协，“与教会一起祷告之后，他就能够远离当下的罪恶”。

教会的见证

今天，至少在美国，我们生活的环境与以上描述的似乎相差甚远。美国基督徒享有特权，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身为基督徒，我们享有种种文化特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被这些特权宠坏了。我们人数众多，能够获得权力，在文化上产生影响。我们也拥有大量金钱，因而能够建立宏伟的教堂，出版成千上万的书籍，经营电台、电视台，开办基督教学校和医院。我们也有机会强健我们的宗教和政治肌肉，我们投票选举候选人担任官职，游说议会和白宫，成立非营利机构来促进我们喜爱的种种事业，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从事谋求共同之善的职业。

然而，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基本真理，即，神呼召教会成为身心破碎之人在其中能够有归属感的群体。教会宣讲的信息十分重要，因为它传扬的真理是福音宝贵、永恒的信息。但是，教会的“团契生活”（朋霍费尔的用语）同样重要，因为，这样的群体是一个明证，证明福音仍然有能力改变人们的生命、愈合分裂、为漂泊之人提供一种归属感。世界渴望听到福音，也希望看到福音落实在行动中。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第三世界的基督徒，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逼迫之下的基督徒，他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们形成了更加接近早期教会的信仰群体，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西方的基督徒。

在早年的教牧生涯中，我担任南加利福尼亚以马内利改革宗教会的助理牧师。那不是一个“成功的”教会（我们所谓的“成功”往往指的是有巨额预算，以消费者为导向，有各种各样的项目为动力）。牧师哈罗德·科弗（Harold Korver）没有出版过任何书籍，他的事工也不会引起任何基督教杂志的瞩目。教堂也谈不上是建筑方面的杰作，教会也正如其低收入、多种族的会众一样普通。然而，不管多么不完美，这个中型的教会仍然体现了教会应有的面目，从事教会应当从事的工作。会众中有人说英语，也有人说西班牙语；有人开宝马，也有人开破旧的维加斯；有人穿西服，也有人穿牛仔裤；有人拿高薪，也有人挣小钱，甚至一分钱不挣；若论工作，有人当行政主管，有人当教师、秘书、销售员、门卫。教会为整个群体的需要服务，即便这样的服务没有带来任何人数增长和名声扩大这方面的回报。教会举行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崇拜，为失业者开设计算机课程，为儿童提供放学后托管，为无钱加入健身俱乐部的人组建篮球队，开设婚前和婚姻教育课程，为会众提供心理咨询。教会最新的一个项目是在洛杉矶地区一些最贫困的居民点成立一系列的家庭教会，为无力购买医疗保险的人开办一所医院。这间教会在它所处世界的这个小小角落发挥着盐、酵和光的作用。

教会能够复兴吗？我们应当相信它能，因为它是神的教会，拥有伟大的历史。我们对早期教会的认识可以指向那个方向。首先，今天的教会可以努力变得像早期教会那样包容，欢迎每个人进入信徒的群体，这个群体之所以聚在一起只因耶稣基督。教会不是——也不应该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一个职能部门，不是没有高尔夫球场的乡村俱乐部，或没有游泳池的健身俱乐部，也不是举办摇滚乐、乡村音乐或古典音乐会的会场，甚至不是治疗医师的诊所或灵命十二阶的康复所。教会是罪人组成的群体，这些罪人借耶稣基督已经寻找到了救恩。他们视彼此为成圣中的圣徒，彼此深深地相爱。他们通过言语和行动宣告，神计划借耶稣基督使整个世界与自己和好。

上周我们当地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到一间最近乔迁新居的教会。令人惊讶的是，文章的重点不是谈教会的新居，而是谈教会的事工。文章讲述了教会中一位信徒——克丽·塞兹（Kerry Sides）的故事，以此为例说明是什么使得这间教会如此成功、有吸引力。塞兹曾经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吸食美沙酮成瘾。有一天她去了教会，这是她抱的最后一个希望，她极其渴望遇见某个人能够帮助她。她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主任牧师乔·威特沃（Joe Wittwer），乔热情地和她打招呼，问她有什么需要。她立即得到了帮助。随后她开始参加主日崇拜，因为她听得懂牧师宣讲的简明的圣经信息，而且也能够付诸实践。她在教会中也找到了群体，她告诉记者：“自第一天起，他们就关心我。”就在几个月前，塞兹被诊断患有癌症，她的“生命团体”的成员供给她每日的饮食，也看顾她的其他需要，如交通等。“他们是我最大的拉拉队队长，我什么都可以指望他们，这种关系是我人生中一直渴望拥有的。”难怪塞兹成为了教会中一名活跃分子。

其次，像瘟疫肆虐罗马世界时的早期教会那样，今天的教会可以以爱心和行动来回应灾难性的痛苦。今日世界从来不缺乏展现爱心的机会：自然灾难、种族灭绝、流行疾病、大量的贫穷，这些似乎已成为定例，而非例外。世界上没有哪个群体具备像教会那样的网络、资源、机构和动力。教会的影响无处不及，教会掌管着数以百计的慈善机构，为有需要之人提供大量各种各样的服务，教会相信的信息和生命之道是世界所缺乏、所需要的。教会从未有过这样的机遇，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目前教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她的自我满足和自身的世俗。

在此，教会领袖必须承担起责任，不是去多做事情，而是去少做事情。他们必须放弃在大社会中发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欲望，而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使教会成为一个给人以归属感的群体。教会领袖蒙召服事教会，教会反过来蒙召服事世界。哈罗德·科弗已经在同一间教会服事了35年，为几百名信徒施洗、证婚、主持追思礼拜，一年到头在教会讲道，照顾病人，处理各种各样所能想象的危机，鼓励、勇敢地面对难以捉摸的信徒，开创了很多项目以满足实际的需要。最重要的是，他呼召人成为门徒，呼召教会成为一个使他人有归属感的群体。教会兴旺的原因不在于他，而在于会众。他们看到了自己教会的异象，哈罗德只是将教会指向了正确的方向。教会一旦开始运作起来，就绝不会折回。

讨论问题

1.你曾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归属感吗?描述一下那种感受。

2.早期基督教会在古代世界是如何提供归属感的?

3.什么使得基督教会对罗马世界的异教徒产生了如此的吸引力?

4.对生活在现代世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什么会使基督教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

5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很难提供那样一种带来归属感的群体?

6.要成为那样一种群体，你的教会能做些什么?

阅读书目

1.Brown,Peter.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AD150-750.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

71.一本优秀的著作，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基督教从中发展起来的那个世界。

2.Hippolytus.On the Apostolic Tradition.Crestwo od,N.Y.: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2001.关于早期教会生活的一份珍贵资料，写于215年。

3.Richardson,Cyril C.ed.Early Christian Fathers.New York:Touchstone1996.早期基督教作家(例如，阿萨纳戈拉斯、殉道者查士丁）的原始著作集。4.Stark,Rodney.The Rise of Christian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早期基督教运动如何以及为何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