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基督教与美国文化之探讨

第四章：新的民主政体-A

神学及宗教上的变化

美国获得独立之后，教会之中及非基督徒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我们将对这些发展以时间的大致顺序作简单的描述，然后指出他们如何在教会和整个社会中凸显出来。

对基督教的拒绝

美国独立之后不久，美国人的灵性生活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十八世纪时崛起的自然神论（Deism）和唯一神论（Unitarianism）开始成熟，特别是在新英格兰。教堂的参与人数下降，大学的学生公开宣称信仰无神论，美国的公众事务沦为激烈的党派斗争。（但基督教信仰之变质并非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例如维吉尼亚州在一七八六至八七年间发生了一次大复兴）　

有些人相信美国人的基督教生命力之沉沦源自于全神贯注在政治上的解放，而非个人的圣洁、社会的道德改造、以及福音的传播。独立战争如同所有的战争一样，极大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的祷告专注在军事上的胜利，而非战胜他们生活中的罪。基督教的牧师注意到这个普遍的灵性衰落，将之归因于人们的心思被政治和投机生意（如新的土地之拍卖）所占据。

其它的人，包括本书作者，认为美国革命的属世注意力溯源于早先的基督教生命力之沦丧（见第三章）。若非「不信神」的种子在早于一七七六年的许多年前就撒播在知识分子之中，而在独立运动和战争期间开始结成异教信仰的果实，我们如何能解释独立之后如此巨大的脱离基督教正统信仰的现象？

因此，亚当斯（Adams）和杰弗逊（Jefferson）两位华盛顿（Washington）之后的总统拒绝基督教的正统信仰。他们不接受「整本圣经在每一部分都启示了真理」的主张，然而他们承认圣经在道德教导方面的卓越性。杰弗逊甚至制作了他自己的删减版新约全书，删除了当中几乎所有的关于耶稣神性的神迹故事和宣告，而保存了道德的教导。亚当斯、杰弗逊、以及其它类似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拋弃基督教的教义而保存其行为的准则，他们认为行为准则是基督教真正的核心与本质。

这解释了为何杰弗逊经常支持基督教教会，即使在他当总统之时。他批准专款支持牧师向印地安人传教，以使他们学习基督教伦理的教义。他希望他新成立的维吉尼亚大学能开其大门使神学生也可以就读。他和麦迪逊（Madison）致力于维吉尼亚州的宗教自由，意指所有的基督教宗派有自由传扬他们的见解而不受到政府的支持或妨碍。（他们不会核准像二十世纪末由最高法院带头的对基督教之攻击）　

尽管人们依然赞赏耶稣的道德教导，爱德门（Edermans）写道：「独立战争加速了启蒙运动价值观、自然神学、以及世俗想法之发展。虽然这种形式的宗教从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却于十八世纪末的二十年里，在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中受到极大的欢迎，也在大学学生之间引起相当程度知识上的风靡。」

然而，我们应注意到，几乎所有美国的自然神论者相信普遍真理，亦即可以客观地藉由理性获知的真理。他们提倡政治改革，基于一种「可以判断所有人类行为的客观标准」。并且，理性主义之大部分领袖都是具有高道德标准的诚实人，他们绝不会支持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或法纪荡然无存。

对神之主动恩典的拒绝

为「民主」（那时候称为「共和主义」）而战也在其它方面影响了教会。许多基督教牧师对加尔文教派有错误的见解，他们以为新的平等观念「推翻了『人并非在道德上有选择自由』的原罪观念」。如果所有的人都平等，神没有权力在他们当中作区别拣选一些人而不拣选其它人。此外，既然所有人都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这样宣称），「完全堕落」（我们都被罪所捆绑之思想）及「无条件的拣选」（神的拣选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任何事之教义）就必须也被拒绝接受。同样的也必须拒绝接受「有限的救赎」（基督只为被拣选的人代死之教导）、「不可抗拒之恩典」（神使我们从罪恶的意志中得自由以给予我们悔改和信心）、和「圣徒之坚持不懈」（藉由神的拣选和能力使我们得以保持至死的信心）。所有这些加尔文教派的教义都是「不民主的」，并且「污辱」了盛行的「人有无限的能力创造自己的未来」之观念。

换句话说，政治哲学和社会经验改变了基督教的神学。没有新的思想由圣经中被发现出来，反倒是自由思想的酒使人们对自己产生了无比的信心。他们已经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一般人现在还有什么其它办不到的事？美国人专注于英国国王和议会的罪，却因此忽视了自己的罪。他们忘了「赢得」独立是靠对法国的信任和神在关键时刻奇迹般的看顾，反而认为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对阶级权威的拒绝

法国大革命对许多美国人包括杰弗逊（Jefferson）来说，似乎预示着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纪元之到来。杰弗逊在一八零零年总统竞选成功，被一个牧师喻为「自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尽管福音派的提摩太.德瓦泰（Timothy Dwight）批评杰弗逊的非正统基督教观念。无数的基督徒把美国共和政体的形成视为「时代的新秩序」之开端，如同国徽上所宣示的。他们相信美国人已经藉由废除所有的社会阶级和引进彻底的民主，开展了一个新纪元。一些基督教传道人讲道时好象基督的再来即将发生，因为美国已经几乎建立了很久以前所预言的千年国度。

这些教会人士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和社会的束缚。一旦废除阶级差异，挣脱英国统治的枷锁，每个人就能完全自由，因此完全快乐。他们忘记耶稣的教训，我们都是「罪的奴隶」，只有对基督的真实信心才能使我们自由。在他们热衷于追求新平等之际，许多人也忘记圣经上所教导的在家庭里、教会里、以及整个社会里顺服权威。我们可以预料到，起初反抗英国政府滥用权威的行为发展成对所有权威的普遍抗拒。全面性反抗的种子已经被撒播，将在之后美国整个历史上长成苦涩的果实。

先验哲学论

十九世纪初叶也产生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新挑战者。我们已经看过，即使是福兰克林和杰弗逊也无法接受「一个伟大的钟表匠（造物者）上紧世界的发条后就退居去读好书，让世界自生自灭」的冰冷、机械式观念。（注：这是自然神论的观念）浪漫主义运动在欧洲已经式微，人们开始寻找一个较有感情，较参与人类事务的「神」。他们在美国人称呼为「先验哲学论」(Transcendental-ism）的学说中找到了「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了「它」。「先验哲学论」回复到黑格尔（Hegel）的思想以及更早之前柏拉图主要的泛神主义（Pantheism)。善于观察思想的人也会在这个运动中认出印度教信仰的影响。

「先验哲学论」跟随其欧洲的教师们，其教导为我们全都是「神」（事实上就是宇宙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承认一位有位格的创造者创造了世界并以智能、公义、和爱来治理它。「神」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当中。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辨识出他来，一旦我们辨识出他来，我们就会敬拜世界，以及敬拜人类为世界上神性的最高表现。如同爱默生（Emerson）写道：「我是神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人类身体之中有整体的灵魂—–一个永恒不朽的灵魂。」

因此，一种新的知识论崛起。人们不再像自然神论者让冰冷的理性指挥其生活，他们开始肯定有感情的世界并倚赖直觉。既然人可以藉由直觉天生地认识神和他的真理，圣经中所记载神的启示也就没有任何的需要。「先验哲学论者宣布他们不依靠任何真理的客观标准，把个人作为宗教中对或错的终极权威和判断。」一个人要发现真理，只要在他自己里面找即可。

因此，正统基督教被视为不过是「人类对智力之持续探索的一个阶段」而被拒绝了，即使是唯一神教派（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也不够彻底；所有有关历史的基督教教义都必须被重新检视（并且将被拋弃）。人类成为知识的来源及所有真理之声明的审判者。具有外在真理的自然神论（Deism）并不能满足先验哲学论者，他们以内在直觉和个人选择取代外在真理。此外，他们认为人类本质上是有神性的，因此良善而高贵，人类可以被完美化。再听听爱默生（Emerson）怎么说：「让人类抬头挺胸，靠自己的力量出发，拥有整个宇宙。」

颂扬个人造成对所有群体机构或组织的憎恶，人们应该由所有的组织中独立出来。因此梭罗（Thoreau，译注：「湖滨散记」的作者）退隐到华顿湖（Waldon Pond）去寻找快乐。在先验哲学论者眼中，政府与教会是要受攻击的，因为他们践踏个人的权利。教会对圣经的崇敬阻挠自由冥想，因此妨碍宗教进步。

像唯一神教派一样，先验哲学论大部分滋长于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之间。在新英格兰先验哲学论者猛烈地攻击基督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先验哲学论的人文主义无法容忍加尔文教派以神为中心的特性，在公理会（Congregational）的教会中，先验哲学论获致影响力，例如教会领袖们开始强调一个慈爱的神而淡化神的主权、神圣、和公义；耶稣基督之死；人的罪性；以及重生的必要性。这种相信人类之良善的信念助长了「民主」神学的发展，就如我们已经提过的。

先验哲学论者遵循黑格尔的辩证法，相信一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发展——就是后来达尔文称为「进化论」。他们相信人有能力变得更好，因此，先验哲学论者为五十年后的达尔文主义能被普遍接受铺了路。

我们将见到，先验哲学论的兴起转变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经由的是提供冲力给「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译注：杰克逊总统所提出的「更民主一点」之观念）、改革运动，和特别是「废除南方蓄奴」之活动。

反对「先验哲学论」

我们不可认为反基督教的思想如「先验哲学论」在美国社会的影响未受到争议，事实上，「先验哲学论」者遭受两个团体的反对。第一个团体并不真的持守福音神学，但他们赞同福音神学的社会性伦理。他们见到激进的民主哲学之兴起，忆起了法国革命的混乱与暴行。他们不想要这种无政府状态，而寻求一种有秩序的、和平的社会可以维持宪法，宪法本身则深受基督教原则的影响，如同我们已经看过的。

基督教神学

另一个团体则因为神学和哲学的理由抗拒「先验哲学论」。这些基督徒大部分是属于长老会，他们认为「先验哲学论」违反圣经对「人的罪性」和「需要神主权之恩典」之教导。他们无法接受那种促进当时的民主政治哲学和各种不同的改革运动之满怀希望的「平凡人」观点。这些长老会的人被称为旧派，以有别于由传统的长老会教义中分出来的新派。新派相信激进的改革，并认为教会应变得深入参与政治运动。旧派长老会的人大部分住在南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追溯这个事实所具有的影响。

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神学包含广大的多样性：宗教复兴派（Revivalist）之牧师和他们的支持者寻求实用的方式，美国因这些实用方式使而闻名（或恶名昭彰）。他们当中有些人想要拋弃教会几世纪以来累积的教导而回归到一个「原始的、新约式的」教义。既然他们认为过去十八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是一个压迫的记录，他们就视这一期间的教会历史为浪费时间。他们拒绝所有的教会传统而寻求回归到早期使徒时代教会之「纯净」。

其它人认为学术性的神学无法符合不属于教会的群众之需要。他们蔑视十几世纪以来辛勤努力的圣经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就，而相信最普通的门徒只要手中的一本圣经就可以不靠帮助而精通所有基督教信仰的要点。换句话说，他们采取宗教改革（Protestant）的原则，认为圣经能清楚而充分地使信仰达到极致，主张每个基督徒在理解神的话语上不需要帮助。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民主精神影响了其神学，不再尊敬过去神所重用的神学家，因此神学变的贫乏而肤浅。

如艾恩.莫瑞（Iain Murray）曾经写道的：「民主开始改变社会的整个方向，随着『个人判断的权力』之主张的提出，产生了一个新的信仰——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步上这条新路。普林斯顿神学院（今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的教授以学术性的讲道和文章来挑战这一股狂热。他们呼吁人们研读先祖的信仰和近代的思潮以发展出一个彻底的圣经世界观与生活观。他们当中最杰出的是查尔斯.哈吉（Charles Hodge)。他和其它人批评宗教复兴派之肤浅的讲道与情绪化，他们呼召一个比较根据圣经的布道法和基督徒生活。

崇拜美国

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人沉醉于独立战争之成功并充满了理想主义，他们开始崇拜自己和美国。他们把自己视为神的选民，把美国视为神拣选的国家。一个小说家Herman Melville写道：「我们美国人是被特别拣选的人，是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造出了世界自由的约柜（ark)。」从此以后，美国人陷入一种国家骄傲之中，确实地触怒了其它国家的人民。

持平地说，我们要承认一些美国人相信神给他们一个机会，把某些圣经原则付诸实现。他们看到其好的结果之后，自然地想要把这些成果与世界上其它的人分享。于是，他们把美国经验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传播出去。尽管这样的尝试具有危险，我们却不该忽视许多「美国式的使徒」的良好意图或他们造成的有益结果。

对蓄奴的批评

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基督徒就开始质疑蓄奴的合法性。贵格会（Quakers）长期以来认为蓄奴是一个违反圣经原则的行为，现在非贵格会的人也提出了抗议。非洲黑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黑人基督徒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爱你的邻舍如己」的圣经诫命攻击蓄奴的最根本基础，因为没有人想要被奴役。这样的推论将发展成成熟的运动，在下一代中解放所有的黑奴，但是像这一些的想法在「主流的」基督教教会中是反对英国专制暴政的一个好结果，以及基督徒在神的话与盛行的文化偏见冲突之下，仍然能听从神的话的一个标记。

政教分离

独立战争的一个主要的结果是使在美国的英国国教与政府分离，其它的教派随着时间在各州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因此，教会变成了一个完全志愿的机构，如同在新约时代一般。一般说来，虽然「志愿教会」带来一些我们在以下将看到的问题，这个发展鼓舞了基督教的运动。基督徒现在只能依靠传福音与行为来劝服人，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致力于宣讲福音及影响社会。严格地说，虽然这作法并非神学上的任何改变，教会由政府控制及支持中解脱出来在西欧却是新的观念。既然这个观念反映了一种对教会本质较清楚的了解，教会开始比以前更正常地发展。

志愿教会

当各州开始除去对较古老的宗派的正式支持之时，新的教会和宗派因此成长及扩散。一个人不但可以自由参加他喜欢的任何教会，他也可以创立一个教会。很快地美国成了各种不同新教派的孕育之地，有些持守正统信仰，有些则否。一个恶性循环产生了——每一个团体都宣称自己是正确的。一个认真追求真理的人可能听到许多彼此相争的宣称，广泛的多样性产生了怀疑——到底我们可能认识真理吗？这些彼此不同的传道人怎么有可能都是对的？一个结果是，具有，主动及独立思考能力的男女将拒绝现存的选择而组织他们自己的新团体，因此把混乱的情况弄得更复杂。

于是，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可以见到原有的宗派（如震教徒Shakers，主张共同生活、共产制、独身主义等之美国基督教的一派）之扩散，也见到其它新的宗派之形成，例如「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s)」、「摩门教（Mormons)」、「奥奈达教派（Oneida Community)」、「新和谐教派（New Harmony)」、「康宝来教派（Campbellites，后来称为「基督教」和「基督的使徒」)」。

宗教复兴和复兴主义

约翰生.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对假宗教经验的警告在美国这个新国家诞生之后被验证是正确的预言。牧师们对美国的宗教沉落感到失望，因此开始为宗教复兴而祷告及朝此方向作工。经过了一段时间，耶鲁大学的校长提摩太.德怀特（Timothy Dwight）作了一系列的讲道，引导耶鲁大学由无神论转变为基督教。然而，在其它地方的讲道并不像在之前的大复兴时代那样完全依据圣经；聚会在户外举行；狂烈和放纵的情绪表达变得司空见惯；群众可能逗留在聚会所几天甚至几星期；聚会的气氛可能像是嘉年华会而不像教会崇拜，卖酒的小贩穿梭在群众之间。

这些的聚会，以及在城市中由布道家如查尔士.芬尼（Charles Finney）所带领的布道会，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粗暴的拓荒者有时受到旅行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牧师们之讲道所感动，接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而变成庄重、勤劳工作、守法的公民；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城市居民身上。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中教会的成员增加了许多倍；有一些证据显示大形的布道会产生了这个惊人的成长。这许多的基督徒造成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非常「基督教化」的社会，如同我们将看到的。例如，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New York)，于一八二八年查尔士.芬尼的一场布道会之后，犯罪率减少了三分之二。酒馆、戏院、妓院、以及其它被认为是邪恶的场所在全国都关闭了。

然而，尽管有这些正面的结果，宗教复兴运动在当时受到许多的批评；近年来，这些的批评再度兴起并扩大。

在美国的教会历史上，未受过训练的基督徒现在头一次被鼓励畅所欲言，并被认真地看待其意见。有些人将此视为打破教会的阶级制度而欢迎之；其它人则认为教会在聚会中把过多的权力给予不通晓圣经的人。

另一方面，如同马克.诺（Mark Noll）和其它人所指出的，宗教复兴对美国基督教的神学与思想是一场灾难。旅行布道家们不是教导「神完整的劝告」，而是以立竿见影的效果为目标，所用的方式是古希腊修辞学家所称的哀婉法——只诉诸于内心感情，不诉诸于思想理性。他们经常未指出真实信仰与被改变的生命之间的关连，也就是一个人已经重生的唯一确证。他们不强调仔细研读圣经的必要性，却鼓励每个人分享其对神的见解。他们相信认真的学习会阻碍对神的爱，因此忽视对神学的沉思与研究。他们缺乏加尔文派所持「神之主权高于生活的一切」之观点，因此传讲某些人所称的「虔信派」基督教，专注在我对神的信心、我的感觉、及我的个人生活，但是很少提到神的话对整个社会的改造。

「宗教复兴」也并不一定造成圣洁的生活及较纯净的教会。许多人相信他们情绪化的「皈依经验」已经使他们与神和好，以一种错误的救赎保证，继续过着以前的生活。

简言之，宗教复兴运动反映也激励了一些在美国展露的新趋势：铲平权威；强调个人的感觉和意见而非仔细的研究所获致的思考结论：相信平凡人：大体上对人的看法乐观（因此强调「自由意志」和每个人有能力选择他是否要得救）；拒绝所有的传统（经常是基于无知，例如查尔士.芬尼（Charles Finney）从未读过西敏斯特信仰声明（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却指责加尔文教派）；急躁而想要立即的结果。这些特点从那时起就困扰美国的教会，也阻碍了海外福音工作的有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