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晚晴温州纪事-苏慧廉（完）

第二十章：外来宗教：基督教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1：15；提摩太前书6：15

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远比普通信徒通常所认为的要大得多，因为基督教的进程不能只以在册的皈依者多寡来估计。它有着个体的与集体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强烈的和普及的双重影响。我主耶稣基督灯的譬喻表现出他的教义普世性的影响，以及他的教义在信徒生命中的显现。蒙上帝挑选而启蒙别人，他们是教会里的“烛光”。他们被拣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正如灯被点燃不是为了自己而扩散光亮一样。所以，基督教的影响不仅仅在每个部落、每个国家拣选个人，我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记录簿上；而是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启发某个民族与信念，让人们不知不觉中接受它。

基督教新教教徒自1807年开始就将基督教介绍到中国，但他们忘记了在天主教与新教分裂之前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就已经在中国存在的历史。天主教徒也很健忘，他们很迟才回忆起并不是他们将基督教首先传入中国，因为在公元七世纪教会的聂斯托利教派就有数不清的信徒在中国，当五个世纪之后孟高维诺（John Montecorvino）到来时，他们的势力还很强大。

然而相当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远在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信徒进入中土之前，基督教作为一种未被认可的势力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存在多个世纪。已知很久以前基督教就已经传到了印度，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圣多玛是去印度宣教的使徒这一传统。佛教当时在它的发源地还是有些势力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中国的皇帝曾派人西去求法。就在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会”发生了巨大与革命性的变化。在那之前只存在一种希那衍（小乘）佛教；当时新产生的一种佛教派别是摩诃衍（大乘），根植于中国的就是这种佛教。这些术语意思分别是狭小之车乘、大车之乘，小乘只将少数人从此世的苦海渡往涅槃，而大乘却是被认为将众生渡往天堂而非毁灭之途。

那么佛教这种不一般的变革源于何处？李提摩太博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使我们确信，这种巨变的结果，“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而是根植于基督教的佛教。”他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基督教入华就这样发生了。在基督纪元之后的第一个世纪，马鸣（Ashvagosha）介绍了一种新的思想流派到佛教中来，称大乘佛教。根据中国与日本的佛教记载，前一种佛教流派—小乘—在衰败中。当大乘佛教被介绍过来后，它在中国与日本各地繁荣开来。现在大乘佛教的一些主要特性如下：信仰一个救世主；对这个救世主信仰超越一切；信仰一个没有轮回的天堂；信仰拯救他人努力的必要性。”

李提摩太认为：“中国佛教徒的著作称这个流派为＇不同＇的宗教。那些了解原始佛教的人们注意到这些教义与那些最初的教义有着怎样的不同。”“那些佛教徒的书自己说他们从西印度获得这些观点。”“整个事件的结论是救世主的观念被传布到印度，再通过印度传到中国与日本，在后来发展的佛教里是主要的力量，直到再一次与早期小乘佛教的教义吻合。所以在世界上上亿个佛教徒中，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是佛教徒，虽然他们披着袈裟，顶着佛教徒虚名，心里装的却是基督教的东西。”

在佛教的一个大本营—西藏，由宗喀巴领导的一个革命派别，于1450年左右接受了大乘佛教的教义，而且“采用了整个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一直延续到今日。因此“藏传佛教的＇教会＇有自己的教皇、枢机主教、总主教、主教、修道院、修士和修女”，他们有“婴儿施洗礼、坚信礼、祝圣与授权仪式，为死者举行的弥撒、连祷、圣歌、唱和，念珠、花冠、蜡烛和圣水，行列与朝圣，圣人的纪念日与禁食日等等”。

至于基督教对道教的影响，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就有一种新的高级的流派被一位称作吕洞宾的哲学家介绍进来。他在聂斯托利派基督徒（景教徒）中间长大，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革新了道教教义，把信徒从寻求长生不老引导到寻求灵魂天国中来。

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影响就没有必要再列举了。卡莱尔（Carlyle）曾说，“伊斯兰教可被理解为基督教的一种混乱形式”。混乱当然混乱，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倘若将旧约、新约的成分除去，伊斯兰教将成为什么样子呢？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么穆罕默德可能遇到了聂斯托利派的牧师，尽管不那么完整，那牧师教给了穆罕默德他所知晓的基督。无论如何，我们目前争论的目的就是要承认伊斯兰教最好的教义源自于基督教。

因此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基督教的教义对东方的宗教多多少少都有些革命性的影响，从而有理由期待某种程度上通往基督荣耀之道已经为那里人铺好。因为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半个真理是最大的谎言，那些相信上帝正指导世界从黑暗到光明的，必须感谢真理，即使那无知甚至野蛮的昏暗角落里发出的真理之光是如此地黯淡。十字架是基督教义的最高体现，因此无论我们在那里发现为了上帝和人类自觉受难，我们就会找到最高的真理。

但是福音书的成功决不仅限于对本土教派的影响上—那只是副产品。它有着更大的影响，对个人生活与品质的直接影响。据目前所知首次直接到达中国的使徒是那些早期的反对者，他们不满罗马教会对圣母玛利亚过度的崇拜，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通常称作聂斯托利派基督徒（景教徒）。早在公元六世纪时就有该教会的使团穿越中亚的旷野，到达当时中国的首都，他们受到来自宫廷里的接待，并被允许宣传他们的宗教。长达八个世纪，他们保持一种与主流教会分离状态，并不断发展，但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我们无法再见到他们了。他们是否失去了早期的信仰，是否像许多在东方的聂斯托利派教会一样，最终被吸纳进佛教、伊斯兰教或道教中，仅是一种推测；但作为一种分离的教会，他们则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

接下来来到中土的传教士是欧洲的神父们，后来的新教教徒声称是他们宗教的拓荒者，而今日的罗马天主教徒则认为是他们的，因为这些传教士是在大分裂前到来的。远东地区的人们对他们所传布的教义并非完全无知，因为聂斯托利派基督徒（景教徒）已经铺好了道路；但是鉴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府的容教政策，这些后来者却宁愿称他们的前辈为异端的、腐败的和有害的，他们没有为救赎异教徒求同存异，而是声称自己为帝国代祷者景教徒的竞争对手。

1269年孟高维诺是第一位到达中土的欧洲传教士。他穿过中亚广袤的土地，那时的欧洲刚刚经历鞑靼征服者可怕进攻的洗礼。到处是他们的破坏，渴望守卫他们新攫取的疆土，鞑靼人在撒拉逊人地盘上遭遇了新的敌人。他们准备与基督徒交朋友，达成共识，共同对付他们的新敌人。在这个幸运的时刻，孟高维诺来到大可汗的宫廷，受到欢迎，并被许可传布教义。他的投入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在当时的首都，他建成了两座教堂，“在那里他以天主教华丽的仪式举行弥撒。他训练一大群鞑靼人唱圣诗，皇帝变得喜欢来听它们了”。在1305年他写道：“我已经有十二年没有从罗马教廷或我们的修道会得到任何消息了，对西方所发生的事情我一无所知。”1308年另外三个传教士成功地到达他那里，到了1312年，又有三个被派了出来，他们都依靠皇帝的施舍生活。孟高维诺于1328年八十岁高龄时去世，“在他漫长而辛勤的传道生涯里，皈依了三万多名异教徒”。然而，他的成功几乎全在鞑靼人中间，当时他们在统治中国。在他去世后不久，鞑靼人就被赶下了台，在接下来的冲突与屠杀中，所有的传教士都失去了性命，他们勇敢点燃的火也被完全熄灭了。

天主教在华宣教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时期开始的。1552年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来到这个强大帝国的海岸。传教士再没有必要穿越那荒芜充满敌意的中亚土地，因为瓦斯科·达·迦马（Vasco de Gama）已经成功绕道好望角，葡萄牙人的影响渗透到远东地区。由于马六甲葡萄牙总督的妒忌阻碍了他的进程，沙勿略只能在那儿眺望着他双脚渴望踏上的海岸，直至他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上帝。

其他进入这些紧闭大门的尝试都做了，但都不成功。直到1582年利玛窦以不屈不挠的勇气与机敏，最终成功地为自己的教会打下基础，首先在广东省，之后在南京，后来在首都北京。作为一位典型的耶稣会士，他八面玲珑，有着娴熟的外交手腕与辞令。他通过进贡钟表、他所拥有的天文学知识，赢得皇帝本人的赏识。随着明朝的灭亡，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多亏了汤若望（Adam Schall）的努力，在华的天主教会才从崩溃的边缘保存下来。他通过自己的天文学知识与铸造大炮的技能，成了新一个朝代皇帝所喜欢的人，也就是说现在的清王朝，正像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后来所做的工作一样。

十七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有个很好的机会去赢得整个帝国，但是起初是有关上帝术语的翻译问题，在多个传道会里争执起来，接着是有关祖先敬拜的问题。这场争论牵涉到教皇与中国皇帝，最后教皇的教谕下来，直接反对康熙皇帝的统治，这对一个有势力的君主来说是个冒犯，干扰、迫害以及1724年的禁教接踵而至。从那时起直到1842年的《南京条约》，大多是中等程度的迫害，

. 但是尽管有许多困难，甚至危险，许多牧师还是偷偷地拜访信徒，使民众的信仰保持活力。直至1858年给予信仰自由的《天津条约》签署了，天主教会方能够公开宣称拥有一个总数达三十万信徒的团体。天主教传教团体1903至1904年的报告显示，有八十万三千个受洗教徒，三十万六千七百未受洗的新入教者，四十二个主教，一千零六十三名外籍传教士，四百九十三位任命的本土牧师。他们还有许多修女在工作，她们拥有许多价值不菲的财产。

新教教会直到1807年才进入中国，它也不会因长时间的拖延而受到严厉责备。对于罗马与世界来说，拯救了基督教从罗马天主教中分离；在此之后的两个世纪，都忙于重铸信条，忙于为逃出但未能摆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囚犯而努力。然后神学上的敌意（odium theologicum）在这段冷漠的时期有它自然的结果，人们需要一个卫斯理。我们现代的宣教工作应归于卫斯理，今日事实上整个世界变成了他的教区，尽管传道人会通过别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自己。

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在学习了语言、编撰词典之后，他最初的努力就是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我们不要以为他满足于隐遁的生活。正如所出现的机会、他所赞成的真理那样，他忠实地见证。

后来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同行加入进来。小册子印刷了出来，《圣经》出版了，处于内地的人们虽然被阻止门外，那些热心的人抓住每一个机会把这些书装入沿海贸易的船只，在多个停靠的港口分发，希望这印刷的书籍能够比那少数微弱的声音传布得更远。

上个世纪最初几个十年收效甚微，传教士死亡的人数要比他们所皈依的信徒多。他们前赴后继倒在传教的岗位上，只有神圣的希望照亮他的病榻，因为实际上的成果他看到的很少。1842年，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劳作，整个教会只有六个领圣餐者。我们不能知道人类那退化了的精神特性，对令人惊诧的历史之无知与掉以轻心，我们也不应该嘲笑传教冒险者的愚蠢，他们没有任何现世的优势可言；他们来到世界上最现实的一群人中间，带来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心甘情愿者，他们以如此少的东西赢得如此多的回报，很明显地彰显了上帝的智慧与神的大能。

逐渐地这儿一个那儿一位被真理的神奇指头引入生命的新天地中，在开放传教点、甚至内地福音传布的1858年条约签署前的五年，传教士的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二三十人，领圣餐者增至三百五十人。到了1877年第一次（新教）宣教大会召开时，领圣餐者已经增加到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五人，加上慕道者，实际人数应为该数字的三倍。考虑到在华新生教会遭受不断的抵制与残酷的迫害，这种发展已实属不易。

从那一天起基督教新教（在华）就没有走过回头路。甚至恶意的迫害只能增加我们信徒的真诚的分量，引导社会各阶层来咨询这新奇的教义。十三年之后的1890年第二次（新教）宣教大会召开时，领圣餐者已经近四万人（实际上是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七人）。

最新的统计数字还在计算中，虽然经历了1900年的庚子教难，基督教新教的殉道者在那可怕的一年估计有三万人。他们指出现在中国有近十五万的领圣餐者，这些数字，尽管令人鼓舞，但决不能代表整个的宣教工作进程。因为除了领圣餐者，我们还必须考虑大量的慕道者与年轻人，在这个国家我们发现至少有五十万新教教徒，他们所有的人定期参加礼拜。这是一个世纪的工作成果，最初也是最困难的。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还有大量的中国人，尽管他们还没有公开承认基督教，他们每天在中小学与大学里、在医院与诊所里、在城市与乡村教堂里接受启蒙，或通过传道人、叫卖《圣经》的小贩，或通过小册子与《圣经》，或通过高雅的文学与合格的杂志，但是最好的是由我主自己的光芒所点燃的生命之灯。

我们将艾德博士的话稍稍改动一下：“佛教花了三百年的时间才得到官方的承认，许多世纪以后普通民众才受其影响。”强有力的罗马天主教组织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到达现在的数字。“谁会说到新教传教的失败呢，在第一个世纪的工作他们就为基督教会收获了五十万名信徒”，尽管有公开的反教活动和秘密的诡计，尽管有掠夺、暴乱和残暴的行为，有暗杀与大屠杀，尽管有“那些他自己家里”人类最坏的敌人。

我们在温州的传教团在统计数字上有优势，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时间里，我们收获了二千二百个领圣餐者，六千个慕道者，加上孩童总数达一万个灵魂个原本生活在黑暗与死亡阴影中的民族，现在上帝永恒之光透过异教徒生命的黑暗与坟墓的阴森凄凉，亮起来了。

总而言之，基督教的成功不能用它所归信的信徒数目来衡量，它有远比狂热者之梦想更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体成员身上，而且改变了本土宗教信仰的信条。穆罕默德从基督那里收集了最佳的教义，现代佛教的最佳形式大乘佛教，已非本来意义上的佛教，而是模糊不清的基督教的一个阶段；道教，也许是中国最流行的宗教，也有了基督教化了的派别；而婆罗门教通过基督教之光主导性的影响，已经经历、现在仍在经历着革命性的变革。

也许是基督教真理的普世性使得世界上众多宗教流派内部演变与个体信徒转变一样，发生转向；也许这些宗教流派的最好代表将会从那里被传召过来，而偶像崇拜通过自然衰败的过程倒下。也许将会有圣灵的大量倾泻，偶像的庙堂随着巨大的革命变成上帝的圣殿。不管采取什么方式，结果总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成了人类的道德与精神之上帝，因为没有别的能如此值得尊敬和人类大脑能够想象出来的神灵超过他一上帝之子、人类之子、上帝之荣耀与人类之荣

让它成为我们足够的“召唤”：中国人不知道“上帝所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然而他们需要它；他没有听说过、很少经历过的“上帝里的欢乐”，实际上除了恐惧什么都还没有；他从未听说过的“上天注视的目光”2，没有直接的“天国的希望”，只有无尽的黑暗与惊恐的期待；他没有悲伤与亲人丧亡的安慰，没有祈祷的精神，没有快乐与力量的知识，没有精神上的伙伴和互助的团体。实际上，所有这些将宗教从一种磨难束缚改变成一种快乐荣耀的自由之无价的遗产，不管是关于此生还是来生的，他都没有一个。让这成为我们充分的召唤；我主的教导“当爱人如己”，成了我们莫大的激励，天国里的快乐则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

附录

（一）苏慧廉年表

1861年 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哈利法克斯（HaLifax，Yorkshire）城。

1878年 公会（English Methodist Free Church Mission）传教士李华庆（Rev. R. Inkermann Exley）在温州开教。

1882年11月受借我会派遣来温州传教。

1884年10月4日温州“甲申教案”爆发，原偕我会城西礼拜堂遭焚毁。1884年冬 与苏路熙（Lucy）结婚。

1891年 霍格（Hogg）加入苏慧廉在温州传教团，从事医疗传教工作。

1893年 独立翻译完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由大英海外圣经公会印刷出版。

1897年 在温州瓦市殿巷（现墨池小学校址）创办了定理医院（John Ding—ley），包莅茂（W. E. Plummer）取代霍格为住院医生；为温州第—所西医院。1906年医院扩建，在大简巷建起三层大楼的新医院，定理医院更名为白累德医院（Henry Blyth），即现在温州第二人民医院前身。

1898年 重建温州城西礼拜堂，苏慧廉撰写“重建圣殿记”。

1899年 《四千个常用汉字袖珍字典》首版发行，截止到1950年已经修订19版。

1900年 苏慧廉因处理“庚子教案”有功，被清政府赏封二品顶戴。

1901年7月 温州基督教会所设艺文学堂（现温州二中校址）开学。学堂由

1896年所办的“艺文书院”改建，苏慧廉兼任堂长。

1903年10月20日 艺文中学新校舍建成暨开学典礼，苏慧廉主持，当时的道、镇、府、县官员，经学大师孙论让、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达官名儒到场祝贺。英籍人士蔡博敏（T.W.Chapman）为校长。

1903年10月 驻上海的英国基督教会著名教士李提摩太来温考察教会及其所办医院、学校。

1904年 苏慧廉罗马字母译本《新约》由温州圣公会印书馆出版发行。

1905年 在温英教士苏慧廉之妻苏路熙在温州城西郊天灯巷住宅开办“艺文女学”，供教徒女儿读书，属“借我会”。

1906年出版《A Typical Mission in China》；1907年以“A Mission in China” 书名重新出版。

1907年7月 应李提摩太之邀，苏慧廉赴太原，出任山西国立大学堂西学总教习。

1910年英译《论语》（The Analects）在日本横滨出版，经过简化的“TheWorld Classics”，是由他的女儿谢福芸编辑整理，1937年起改由牛津大学出版发行。

1913年《中国儒道释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首版发行。 1914—1918年 任基督教青年会宗教工作主任干事。

1920年任牛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

1923年出版《李提摩太传》（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1925年受英国政府聘请，出任英中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并随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出版《中国与西方》（China and the West）。

1926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教授；《中国与英国》（China andEngland）出版。

1927年《中国简史》（A History of China）出版。

1930年英译《妙华莲华经》（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出版。

1931年妻子苏路熙去世。

1935年苏慧廉在英国去世。

1937年与何乐益共同编著的《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Chinese Buddhist Terms）出版。

1951年苏慧廉的遗著《明堂：中国早期君主政体研究》（The Hall of Light）由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G.F.Hudson）与苏氏女儿谢福芸共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