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戴德生自传

呼召往汕头

我们被迫离开乌镇，回到上海后，遇到一位在汕头做生意的基督徒船长，他在我们面前一再强调那地方的需要，并且说到有英国商人在那儿贩卖鸦片、奴隶，但却无英国宣教士传讲福音。神的灵感动我，使我觉得是祂的呼召；但数天下来，我仍是不能顺服这呼召。我从没有遇上一位像宾惠廉先生那样属灵的父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样圣洁快乐的团契生活；我对自己说，这决不是神的旨意，要叫我们分离。

一天晚上，我们造访罗尔牧师的家。用过茶后，罗夫人为我们弹唱一曲，名叫“传道人的呼召”，我大受感动。回去后，我满脸泪水的告诉宾先生，主如何引导我，而我怎样抗拒，不愿意离开他，独自前往这新工场。宾氏听时，神色十分诧异，看来只觉快乐，没有一点难过；他随即回答说，在同一晚上，主也呼召他到汕头去，他当时只觉得一点惋惜，那就是要和我分手。将汕头的需要，带到我和宾先生跟前的基督徒朋友包华士船长，听见我们决定前往那里传道时，真是大喜过望，欣然答允免费给我们乘搭他的船去汕头。

我们在汕头所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以程度之严重、发生的频繁而言，我们以前在别处的工作，便显得安全和轻省了。广东人对外国人的憎恨和鄙视，简直刻骨铭心，“洋鬼”、“洋狗”或“洋猪”乃是最常见的称谓。但这一切却使我与主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切交通，祂也曾被人鄙视和弃绝。探访村落，随时都有被绑票胁持，要求赎金的危险，村民一般称这一带为“没有王法”之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神往往彰显了祂照顾保守的大能。过了四个月，本地一名官员生病，当地的医师尽皆束手无策。这官员后来听闻某人说起，谓曾经得我医治，颇见成效，于是便向我们求助。神赐福我所用的药物，这官员康复了；在感激之余，便协助我们租下整幢房屋作医院和药房，而我就回上海去取存放在朋友处的药物和手术器具。

当我回上海而不在汕头的期间，有一晚，一批强盗闯进宾先生的寓所，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惟独不带走任何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第二天清早，他们给敲门声惊醒，原来村民来要买书。到了早餐时间，他们不但有足够的现金可以购买食物，并且有路费可供其中一人前往附近的双岛，去取得接济。买书者络绎不断，使留下来的人一无所缺；但到了第三日，一本书也卖不出去。正当卖书得来的钱刚好用尽，去的人却带着供应回来。

人意不如神意

我在抵达上海以后，才发觉以前寄存药物和器具的房舍已遭大火焚毁，所有药物和大部份的器具已荡然无存。药物在上海非常昂贵，而我身边的钱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赴宁波去找属同一传道会的巴格尔医生，求他帮助。我原预期事情顺利办妥后，很快便能回到汕头，与所敬爱的朋友宾先生相聚一起，在那里展开工作，神却有别的安排。途中，全部行李给仆人窃走逃离，我还以为彼此失去连络，到处打听仆人和挑夫，历尽艰险，延误行程。

等到事情办妥后，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征兆已显，南方大部份的宣教活动已遭禁止，宾先生也来信劝止我回到汕头。几个月来在汕头一带地方的工作，的确烙有神赐福的印记；但神的意思并没有叫我们任何一人留在那里，收取庄稼。宾先生不久也被中国官员逮捕，并且下在监里。神的引导实在十分奇妙，祂首先阻止我重返汕头，然后引领我在宁波安顿下来，并且使宁波成为我日后工作的中心。

我抵达宁波时是一八五六年深秋。一八五七年是动乱的一年，当在宁波的广东人获悉英舰炮轰广州的可怕消息后，他们愤慨和暴怒的情绪就像怒潮般席卷一切。他们立即着手计划袭击城里和附近外国人的居所，这计划也取得了道台的准许，但外国人却完全蒙在鼓里。碰巧在这群策划屠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朋友是在宣教士的家里工作；他担心他朋友的安全，因此便警告他，促他不要给外国人做事。这仆人把事情透露给他的主人知道，我们才晓得自己已身在险境，便聚集祷告，寻求至高者的保护。

当我们在祷告之际，主已开始动工。祂带领一位较低级的官员——宁波海关监督，往见道台，与他力争，说这种愚蠢的作法，必带来滔天大祸，引致其它各地的外国军队进侵，把全城夷为平地，涂炭生灵。最后道台收回成命，命令广东人不可发动攻击。这正好发生在我们寻求神庇佑的那一个晚上。

在宁波的第一个果子

有一次，我正在传讲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一中年人站起来，在他的同胞面前见证他在福音大能里的信心。“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真理，”他诚恳地说：“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亦一直在寻找，但却没有找到。我曾经远近寻访，却一无所得。在儒、佛、道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但今天晚上，我从听闻的福音当中，终于得到安息。自此以后，我是耶稣的信徒了。”

这人是宁波改革派佛教徒中一名居领导地位的执事。在他归信救主后不久，他以前所主理的佛教团体有一个聚会。我陪同他到达会场，他就在他以前的信众面前，见证信主后所得到的平安。不久之后，他以前一位朋友也悔改归主，接受洗礼。他们二人，从此长期不断地向人传讲这大喜的福音，直至离世。

在他悔改后数天晚上，他问起福音在英国传了多久。我告诉他，我们听闻这福音已有数百年了。“什么！”他惊讶万分地说道：“怎么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要寻找真理，我的父亲花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死的时候仍一无所得。啊！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按时的供应

就在我到达宁波的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我跟中国布道会的关系；布道会给我薪俸，使我生活用度没有缺乏，但布道会本身却常常欠债。可以说，我所收到的薪金，往往是布道会借贷得来的。据我看来，神的工作若因为经济问题，难以继续的话，那准是这工作已到了一个地步，或发展至一个特别的阶段，或是已到了一个时候，不再是神所要的工作了。为免良心不安，我写了封信，要求从明年起辞职。

我所作的决定，在信心上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考验。我完全不肯定神要我替祂作些什么，又或者祂会否满足我的需要，好叫我能够像以往般工作下去。我没有期待朋友来帮助我，也不晓得神会透过什么途径来帮助我；只要祂给我最低限度的供应，叫我能够养活自己，我便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不信的人传讲福音。假如这不是祂的旨意，我打算什么工也去作，以养活自己，然后把剩余的时间全部腾出来，从事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作。

至于神如何祝福带领我、供应我，我永远也不能尽说。偶然经费上发生困难，总是因为要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使濒死的人得到希望；至于个人需用方面，却从未有过欠缺。在我到达宁波后一年，我曾服事一位患上严重天花的美国牧师，之后，本应把服事病人期间所穿过的衣服烧掉，以免把病传染别人。但当时手头上的钱却不够我添购新的衣服，我惟有祷告。主答应我的祈求，使我出乎意外地获得失落已久的一箱衣服。这箱衣服是我在前年初夏离开汕头远赴上海时，留给宾牧师看管的。这批衣物及时到达，无论在时间和意义上，都叫我对父神的供应有一番甘甜的体验。

我们每天给穷人派发早餐(主日除外)，平均约七十人份。有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备了明天的食用之后，手上已不名一文。我们不晓得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星期一的需要，但在我们的壁炉上却挂着一幅中文对联——“以便以谢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主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就在那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张二百十四元的支票。星期一早上，贫民照常来吃早餐，因为我们深知这是神的工作，神必预备，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要来。

又有一次，我们身上只有一文钱。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难处告诉主，祂听取我的祷告，救助我们脱离困境；还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神、又愿意事奉祂的人不至于羞愧。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一九五八年，我和所爱的妻子结婚。她不但是神赐给我的宝贵恩惠，她也是许多人的祝福。在那十二年里，她把生命呈献给爱她的人和中国。一九五九年初，我挚爱的妻子染病，身体十分虚弱；到了最后，看来已没有复原的希望。我试过一切方法，但都没有果效，负责诊治的巴格尔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生命正迅速消逝，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就在我同宣教士们为我妻子祷告的那一刻，我想起一个尚未援用的治疗方法，就离家到巴格尔医生处商量，他也赞同我提议的方法，可是回到家里一看，病人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之下，病情竟大见好转。枯槁憔悴的面孔，已转为安静舒适的睡容，且不见有任何不利的病征阻碍病人康复。

同年秋天，巴格尔医生的妻子遽然离世。因需立即把他那失去母亲的儿女送回国去，就要求我接办他的宁波福音医院。经过几天等候神的引导，我就接受了巴格尔医生的交托。一向以来，医院的经费都是从巴格尔医生诊治外国人所得的医药费而来的，他离去后这收入来源便告中断。但主预知我们的需要，医院的经费正络绎于途。就在快面临山穷水尽之际，我收到朋友自英国寄来的信，当中附有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朋友在信中谓他最近丧父，得了一份遗产，他决定不将这笔钱花在生活享受上，而愿意用在主的圣工上。他先寄上五十镑，全由我决定它的用途。他只需要知道这些钱是如何运用，以及是否再有别的需要。

主不只在经费上听我们的祷告，许多病人的生命都得蒙救治，看来全无希望的病居然医好了，一些严重而危险的手术也成功了。神又赐下远比这些更为永久的福气。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在九个月中，医院里有十六位病人接受了主，登记加入宁波教会的有三十人。

创立中华内地会

照料医院的责任，加上我其它的传道工作，使我的身体和心灵长期劳累，健康迅速地衰退下去，不得不返回英国疗病。在我来说，因为健康不佳而要放弃在中国为神工作的机会，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更何况工作刚刚比以往更有果效，突然要离开宁波那一小群极需照顾和教导的基督徒，心内倍添愁烦。我的忧伤并没有因为返抵英国而减少，因为医疗报告显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我不可能重返中国。我当时一点也不晓得，神要我与中国作长久的分离，乃是必须的；身在宁波的时候，四周的呼求压得我透不过气，叫我无从想及中国内地其它地区有着更大的需要！在英国的数年间，我每天注视着挂在书房墙上的巨大地图，辽阔的中国内地，以及我曾经为主工作的小小地方，都与我同样接近。祷告是唯一可以减轻我内心重担的方法。

在这数年间，我也有更多时间深入研读圣经。如今我才明白，若没有在这些日子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以我当时的属灵基础，实在无法成立像中华内地会那样的宣教组织。

数月来恳切的祷告，以及经历过无数次的徒劳和失败，我深信要推行中国内地的宣教工作，急需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当时中国内地有十一个省份没有宣教士，我求主每一省派遣二人前去，另加上二人往蒙古，我求主一共差遣二十四名同工到中国去。我不断为此祷告，很快便有不少年青人愿意献身宣教。神在我家附近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使他们能住在一起，接受训练，以投身于传福音的工作。

第一批传教士成行

一八六五年，中华内地会宣告成立。捐款源源而来，超过所需要的数额，我们甚至印了一张通启，让大家知道一切开支所需，已蒙听人祷告的神赐给我们了。

有一次，我获邀前往一处村落讲道，内容是有关中国宣教。我答应了，条件是不收捐献，并要求刊登在节目单上。负责邀请我的先生在聚会中任主席，他说从来未有遇见这种要求；但他终于答应了。会中，靠着一张大地图之助，我陈述了中国的地理和人口分布情形，以及这国家对福音的极度需要，许多人明显地受了感动。

聚会结束的时候，主席说应我所请，节目单上声言不收捐献，但他感到许多与会人士，如果没机会为这善工奉献一点金钱，他们必会十分难过，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不收捐献只是我个人的意愿，我不应违背众人的心意。但我却恳请他们持守我们的协议，并且指出我不收捐献的理由，就是不想与会的人士，基于一时的情绪，就当时的方便而奉献；我建议他们回到家里，细细思量中国迫切的需要，然后求问神到底要他们作什么。经过思虑和祷告后，如果觉得神只需要他们在金钱上奉献，那么他们可以把金钱捐献给任何在中国宣教的传道会，或将它寄到我们在伦敦的办事处。但很多时候，神所要的并不是金钱的奉献，而是要他们献身于神在外地的工作；或是要他把比金钱远为贵重的子女，奉献给神的工作。

次日早餐时候，主人稍迟才来到，并且承认他昨夜睡得不大安宁。他说：“戴先生，我想了整晚，昨天我以为你对收捐的观念是错误的，现在我承认我的看法改变了。昨晚当我想及无数中国灵魂像流水般向着黑暗涌进去，我只能像你所提议的喊道：‘主啊！你要我作什么？’我想我已得到祂的引导，这里便是了。”他交给我一张五百镑的支票，又说假使昨天收捐的话，他只打算捐出数镑，但经过一夜的祷告，他便献上这张支票。不用说，我对这份厚礼感到十分惊奇和感谢。用早餐时，我又收到一封由奇力马田公司寄来的信，通知我可将“兰茂尔号”的客舱全部包给内地会。我立刻跑到船上去，看见一切都合适，就订了下来。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坐“兰茂尔号”启航到中国去。同行的有十六名传教士。于是内地会的工作正式展开了。

——戴德生

中华内地会历史年表

1860 年代

1860 年 7 月 18 日，戴德生从上海启程回英国，11 月 20 日抵达泰晤士河口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1862 年 1 月 8 日，戴德生以“宁波差会”名义招募的传教士宓道生，启程前往中国创立宁波传教站

1862 年 7 月，戴德生获得外科医生证书

1865 年 6 月 25 日，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中国内地会”

1865 年 10 月，戴德生在伦敦出版《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1866 年 3 月 12 日，内地会在伦敦出版第一期会刊

1866 年 5 月 26 日，以内地会名义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戴德生的率领下，乘坐“兰茂尔”（Lammermuir）号船，启程前往中国，9 月 30 日抵达上海。

1866 年 12 月，“兰茂尔号船传教团”（the Lammermuir Party）抵达杭州清泰门新开弄（新巷）1 号

1866 年 浙江 : 杭州 (戴德生建立传教总部)

1866 年 浙江 : 奉化 甘比治（George Crombie） 建立传教站。

1866 年 浙江 : 绍兴 范明德（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妻子 Ann 建立传教站。

1867 年 浙江 : 萧山 倪义来夫妇（Lewis & Eliza Nicol）, 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 (missionary)）建立传教站。

1867 年 浙江 : John Sell 死于天花

1867 年 浙江 : 杭州: 戴德生的长女 Grace Dyer Taylor 死于脑膜炎

1867 年 浙江 : 台州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 Josiah Jackson 建立传教站。

1867 年 江苏 : 南京 童跟福（George Duncan） 建立传教站。

1868 年 江苏 : 扬州 戴德生建立传教站。同年 8 月 22 日，扬州教案

1868 年 浙江 : 湖州 麦克悌（John McCarthy ）建立传教站。

1869 年 安徽 : 安庆 宓道生, 卫养生建立传教站。同年 11 月 3 日发生安庆教案。

1869 年 江西 : 九江 高学海（John Edwin Cardwell）夫妇建立传教站。

1870 年代

1870 年 7 月 23 日，”差会的母亲”戴德生师母玛利亚（Maria Jane Dyer）在江苏镇江去世。

1871 年 11 月，福珍妮嫁给戴德生。

1871 年-1875 年 江西 : 大姑塘镇（今九江庐山区姑塘镇） 高学海夫妇建立传教站。

1874 年 湖北 : 武昌 戴德生和祝名扬（Charles Henry Judd）建立传教站。1875 年 1 月 《招募 18 个同工》在伦敦出版

1875 年 7 月，《China’s Millions》第一期在伦敦出版

1875 年 河南 : 戴亨利（Henry Taylor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该省是中国未听见过福音的 9 个省份之一。

1875 年 湖南 : 祝名扬和都夭德（Adam C. Dorward）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后来在 1880-1882 年，二人旅行 1500 英里穿越中国

1876 年 山西 :  秀耀春（Francis James (missionary)）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开始救济“丁戊年华北大饥荒”的难民

1876 年 陕西 :  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金辅仁（George King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1876 年 甘肃 :  义世敦（George F. Easton）和巴格道（George Parker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1876 年 四川 : 贾美仁（James Camer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George Nicoll 在巡回布道之后定居此处。

1877 年 贵州 : 祝名扬和包兰顿（James F. Broumton）是该省最早的新教巡回传教士。包兰顿 later pioneered 在少数民族苗族和彝族中工作。

1877 年 广西 : Edward Fishe 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同年去世。

1877 年 云南 : 麦克悌从镇江徒步旅行，经过汉口、四川、贵州和云南到缅甸八莫； 履行持续 7 个月，沿途传道。他是最早进入云南的新教传教士。

1877 年 西藏 : 贾美仁从重庆步行到巴塘，第一个传福音给藏人。然后他去了大理和八莫，又经过广东回到重庆，行程遍及当时中国 18 个省份中的 17 个。

1878 年山西 : 福珍尼 Jennie Taylor (Jane Elizabeth Faulding)是最早在中国内地

旅行的女性传教士。

1879 年陕西: 金辅仁和 Emily Snow King 是第一对迁入汉中的传教士夫妇

1879 年 四川 : M. A. Howland Nicoll 是第一名住进重庆的女性传教士

1880 年代

1880 年山西: Harold A. Schofield 在太原开办内地会第一所医院。1880 年 甘肃: Elizabeth Wils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女传教士1880 年 贵州 : George Clarke (missionary) 和妻子 Fanny 定居该省

1881 年 云南 : 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 Henry Soltau 在 86 天中徒步旅行了 1900 英里，从八莫、昆明、重庆、武昌到上海，从西向东穿越中国。

1881 年 云南 : George and Fanny Clarke settle to work in 大理.

1881 年 山东 : 芝罘学校在烟台开办(最初称为 “The 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

1885 年 3 月 3 日，“剑桥七杰”抵达中国

1887 年，派出“一百名同工”来华

1888 年，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创办《National Righteousness》: 一份宣传戒毒的期刊

1888 年 10 月 30 日，第一批内地会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上海

1890 年代

1890 年，戴德生在虹口区吴淞路 9 号正式建立内地会第一个总部大楼，可供 300

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购屋经费由荣晃熙(Archibald Orr Ewing,1857~1930)捐献。1890 年，第一批澳大利亚传教士抵达

1894 年甲午战争，稻惟德在烟台参加红十字救助伤员的工作。

1895 年，Newington Green office Headquarters 伦敦

1900 年代

在 1900 年的义和团事变中，有 58 名内地会传教士和 21 名他们的孩子被杀害（见义和团教案中内地会殉道者名单）。

1901 年，戴德生拒绝接受清政府对财产和生命损失的赔偿，展示‘基督的温柔和良善’

1901 年，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被指定为代理总监督1902 年，杭州崇一堂落成。

1902 年 11 月，戴德生辞去内地会总监督

1905 年 6 月 3 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

1906 年，胡进洁（Sir George W. Hunter）进入新疆迪化传教

1908 年，慈禧太后去世，内地会向 江苏, 安徽和河南派遣洪水和饥荒慰问团队

1910 年代

1910 年，J. O. Fraser 抵达中国

云南西部部落地区有了 60,000 名基督徒

1911 年，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在戒毒运动成功后去世。（第一届世界戒

毒大会于 1909 年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海班明是大会主席。）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

1912 年，内地会传道员超过 1000 人, 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

1920 年代

中国内战（Chinese Civil War）和非基督教运动迫使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暂时撤退1927 年-1932 年，何斯德发起 200 人专案活动，援助内地宣教运动，从 1200 名申

请人中挑选了共计 203 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1929 年 39 人，1930 年 47 人，1931

年 117 人）

1930 年代

1930 年，总部迁往上海新闸路 1531 号，有行政管理大楼、传教士公寓、同工宿舍、礼拜堂、招待所。

1934 年 10 月 1 日，薄复礼牧师在贵州被迷路的红军抓到，随肖克和贺龙的部队长

征达 560 天，经过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 5 省，行程达一万公里，1936 年 4 月在云南被释放。11 月，他将在红军中的经历出书——《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中文名《红军长征秘闻录》），是西方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专著。

1934 年 12 月 8 日，200 人专案中的师达能牧师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在皖南旌德县被红军绑票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许多传教士到更偏僻的内陆 – 或被日本人投入狱中，直到战争

结束

1940 年代

1942 年 11 月，位于烟台的传教士子弟学校芝罘学校被关闭，所有学生和职员被日军关进集中营。

1945 年 8 月，芝罘学校被美国伞兵解救。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年代

1951 年， 三自爱国运动，政府控制教会。”三自宣言”发表以后，内地会开始撤退

传教士，到 1953 年撤退完毕。所有传教士重新部署在东亚其他地区。

1951 年 11 月，在新加坡建立新总部，机构名称也改为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60 年代

1964 年，中国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文化大革命 1966 年-1972 年: 取缔包括三自爱国运动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活动在泰国农村的医疗工作开始